司汤达编著的《红与黑》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是小业主的儿子，自幼聪颖好学。19岁那年，凭着聪明才智，于连到市长家做了一名家庭教师。但急于借助权势高攀的他与市长夫人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后被迫离开小城，去了神学院学习。后经举荐，来到巴黎拉莫尔侯爵家当私人秘书。于连出众的才华不仅得到了侯爵的赏识和重用，同时还博得了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好感。就在于连将与玛蒂尔德结婚的时候，在教会的策划下，市长夫人的揭发信使他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于连在气愤之下，开枪击伤市长夫人，因而被送上了断头台。

《红与黑》由司汤达编著。

译本序

出版者告读者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长

 第三章 穷人的财产

 第四章 父与子

 第五章 谈判

 第六章 烦闷

 第七章 亲和力

 第八章 小事件

 第九章 乡下的一个夜晚

 第十章 心比天高，禄如纸薄

 第十一章 一个晚上

 第十二章 旅行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第十五章 鸡啼

 第十六章 第二天

 第十七章 市长第一助理

 第十八章 国王在维里埃尔

 第十九章 思想使人痛苦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和主人的对话

 第二十二章 1830年的作风

 第二十三章 一位官员的忧愁

 第二十四章 省会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 人世间，或富人所缺少者

 第二十七章 人生的初步经验

 第二十八章 迎圣体

 第二十九章 第一次提升

 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的人

下卷

 第一章 乡村的快乐

 第二章 初入上流社会

 第三章 最初的几步

 第四章 拉莫尔府

 第五章 敏感和一位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第七章 痛风病发作

 第八章 哪一种勋章使人与众不同

 第九章 舞会

 第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第十一章 年轻姑娘的威力

 第十二章 他会是一个丹东吗？

 第十三章 阴谋

 第十四章 年轻姑娘的思想

 第十五章 这是阴谋吗？

 第十六章 深夜一点钟

 第十七章 古剑

 第十八章 残酷的时刻

 第十九章 滑稽歌剧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第二十二章 ‘讨论

 第二十三章 教士·树林·自由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 道德高尚的女人的职责

 第二十六章 道德的爱情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最好职位

 第二十八章 曼侬·莱斯戈

 第二十九章 烦闷

 第三十章 喜歌剧院包厢

 第三十一章 使她害怕

 第三十二章 老虎

 第三十三章 软弱的苦痛

 第三十四章 有才智的人

 第三十五章 暴风雨

 第三十六章 悲惨的详情细节

 第三十七章 主塔楼

 第三十八章 有权势的人

 第三十九章 阴谋

 第四十章 平静

 第四十一章 审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附录

 一 关于《红与黑》

 二 安托万·贝尔德案件及死刑执行

“以上就是把贝尔德送上这个法庭的重大罪行。”检察长先生继续说，“各位陪审官先生，我们本来可以不用传讯证人来证实被告本人已经承认的事实，但是我们出于对不可以光凭本人口供定罪的这个仁慈的准则的尊重，还是传讯证人。你们的职责，正如我们的职责一样，将限于根据主要的事实让这些证人来证实被告的供词。

“但是另外有一件具有无比重要性的事，将引起我们的关注，唤起你们的深思。像这样残酷的一桩罪行，如果它不用你们每天都有机会研究其致命力量的那些狂热的热情来解释，那它只可能是可怕的精神错乱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它是在怎样一种心理状态下设想出来以及付诸实施的。在它之前的行为以及为它做准备的那些行为里，甚至在执行中，被告是不是不再具有充分的理智，至少是不是具有一个受到强烈热情摆布的人所能存在的理智。

“通奸、受到鄙视、坚信米肖夫人与他的受辱，以及堵住他敢于希望从事的职业的大门的那些障碍，绝不是没有关系，对报复的渴望，这些就是在通常起诉方式中通过谋杀、渎圣和自杀表现出来的这种疯狂仇恨，这种狂暴的绝望的原因。

“罪行的骇人听闻足以吸引住你们的注意力，但是，你们的关切，诸位陪审官先生，将被更强有力地激发起来，因为你们需要在你们完全确信罪行是故意的，是长时间预谋的结果的情况下，才能宣告死刑判决。”

接下来是听取证人陈述。

四个人被传讯来证明7月22日事件十分具体的情况。其中三个人说，贝尔德在整个做弥撒期间，一直到领圣体都站着，没有跪下，他的举止和脸上的神色是平静的。人们看见他突然从衣服里面掏出一把手枪，朝米肖夫人开枪。

布朗格的外科医生兼市长助理莫兰先生，听到第一声枪响，急忙从廊台下来，紧接着又传来两声枪响。教堂里一片混乱，他在混乱中看见贝尔德脸上沾满从他伤口喷出来以及从嘴里吐出来的血，可怕极了。他连忙把他带走，给他进行急救包扎。但是很快地有人过来请他去救第二个受害者，就是米肖夫人，受到了致命伤。她被人抬回家，昏迷不醒，周身冰凉。好不容易才使她苏醒过来，她犹豫再三，最后才同意动手术取出子弹。但是在这个痛苦的手术做完以后，外科医生发现还有第二颗子弹，这颗子弹一直深入到上腹部，同样也必须取出来。

贝尔德承认让他看的手枪是他的。他毫不激动地指出大的一把是他用来对付米肖夫人的。

庭长先生：“什么动机会促使您犯这桩罪行？”

贝尔德：“两种折磨我已经有四年之久的热情：爱情和嫉妒。”

检察长先生为了弄清预谋经过，要确定罪行的蓄谋时间。“被告，”他说，“我通知您，您对直到现在为止受到的审讯答辩，可以说是无效的。您可能弄错，或者是想欺骗人。不要紧，您的答辩仍然是自由的，因此我问您，您在什么时候定下杀死米肖夫人的计划？”

贝尔德略微犹豫以后，把他的决定往上推到他去里昂买手枪的那趟旅行期间。“不过，”他补充说，“一直到最后一瞬间，我还在犹豫不决，是不是执行。我不断地在单独一个人自杀的想法和让米肖夫人跟我一同毁灭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他承认他是临动身到布朗格来时在莫雷斯台尔给手枪装的子弹。

检察长先生：“在从莫雷斯台尔到布朗格的这段路程中，还有一直到您向米肖夫人开枪的这段时间里，您的心里有哪些想法，哪些感觉？被告，我们并不想骗您上当。我要把我问您的问题的目的告诉您：您的精神在我向您谈到的这段时间里一点也没有错乱吗？”

贝尔德：“我是那样地发狂，甚至连一条我走过多少次的路只勉强认得。我差点儿没有能够走过架在这条路上的一座桥，因为我的视觉是那么模糊！站在米肖夫人的长椅后面，离她那么近，我的思想乱如麻，理不出一个头绪。我不知道我是在哪里，现在和过去对我来说混在一起，甚至我的存在我觉得像是一场梦。有一些时刻，我的所有那些想法减少到了只剩下自杀一种想法。但是到最后我想象到了米肖夫人委身于另外一个人，于是疯狂的怒火控制了我，我再也身不由己了，用手枪瞄准了米肖夫人。但是直到那时以前，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去执行自己的致命的决定。我看见米肖夫人和另外一位夫人走进教堂，在发现我以后，她跟这位夫人低声说话，好像是在考虑离开。这时候我十分明确地觉得，她要是打定主意离开，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把两把手枪都转过来对付我自己，但是她的坏命运和我的坏命运要她留下来……”

检察长先生：“您对您做的事感到后悔过吗？”

贝尔德：“我的头一个念头是急于打听米肖夫人的情况。为了能确知她没有受到致命伤，我可以献出我剩下来的生命。”P408-409

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而又公正的。

1830年11月15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在毗邻的德国和遥远的俄罗斯立即引起两位文学天才的注目。耋老的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称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青年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2)。

而在本国，《红与黑》却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韦讥讽作家笔下的人物尽是些“机器人”，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的残忍”。公众对这部小说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750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几百册，便被束之高阁。

这正是司汤达在世时整个文学际遇的一个缩影：他所写的30部著作，只出版了14部，而且大部分长期躺在书店的架子上；只有巴尔扎克为他的《巴马修道院》写过一部题为《亨利·贝尔》的专论，发表了有分量的赞许。

但是，司汤达最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一再坚称：“我将在1880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1900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1935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历史实际上绰绰有余地兑现了这些预言。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泰纳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司汤达早已赢得他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以《红与黑》为最高代表的他的一些杰作，早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对《红与黑》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强劲的生命力，中国读者更是深有感触。在我国，它虽几度遭到非科学的对待，然而人们对它的喜爱并未稍减。现在这个更加完美的中译本的应运而生，可以说是又一个佐证。

司汤达在为《红与黑》初版所写的“出版者告读者”中声称，他的这部作品“是在1827年写的”，“在7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已经作好了出版的准备工作”。这句话只有一半真实。我们知道，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司汤达，对一切都心存疑窦，因此处处设防，养成了掩掩藏藏的习惯。为了能在作品和书信中畅所欲言而又避免警察和检查当局的纠缠，他使用的笔名有40来个，落款达70种之多。他最常用的笔名“司汤达”，几乎代替了他的真实姓名玛丽一亨利·贝尔。在《红与黑》写作年代上，他同样真真假假。今天已经证实，虽然确如他所说，《红与黑》在1830年7月已准备好发表——有他这年5月与出版商签订的合同为证；但它的写作年代却在1829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大约半年时间；至于小说的构思，则最早只能始于1828年，因为是1827年12月28日至31日的几期《法庭公报》，向作者启示了未来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雏形。

对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社会的各种文献嗜之为癖的司汤达，是《法庭公报》的热心读者。1828年初的一天，上述几期《法庭公报》对伊泽尔省重罪法院正在审理的一桩刑事案件的报道映入他的眼帘。那案情大致是这样的：现年25岁的安托万·贝尔德是布朗格村一个马掌匠的儿子。他身体孱弱，不适合体力劳动，但在学习方面却颇有天分，村里好几位头面人物便设法帮助他进身教会。当地的本堂神父收留了他，教他学文化。1818年，他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市的小修院。1822年，他因患病而中断学习，经那位本堂神父介绍，受雇为米肖先生的一个儿子的家庭教师。我们从报道中看到，年轻的家庭教师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和比他年长11岁的米肖夫人发生恋情，因而米肖先生把他扫地出门。此后，他两次找到工作，可是不久都被辞退。他重又寻求走教会的道路。也均遭拒绝。他把自己的厄运归罪于米肖夫妇。1827年7月的一个星期日，他潜入布朗格村的教堂，先向米肖夫人，后向自己开枪，两人都重伤倒在血泊中。

发生在家乡的这桩未遂事件，引起司汤达浓厚的兴趣。他绝不以为贝尔德对米肖夫人的爱情有什么大逆不道。在与贝尔德相仿的年龄，他也怀着同样的渴望：“我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强烈地盼望这两种东西，而且配得上它们。”不仅如此，他还曾对实现这种渴望信心十足：“伟大的热情能战胜一切。因此，我可以说，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在仰赖出身而得以享受荣华富贵的上层阶级青年身上已丧失殆尽，司汤达却仿佛在贝尔德这样的下层青年中发现了他所赞赏的这种品质。在谈到当时发生的一起类似案件时，他再清楚不过地写下了自己的这一见解。一个名叫拉法格的青年细木工，杀死了他的门第高贵的情妇。司汤达在《罗马漫步》中就此事写道：“正当巴黎上层社会似乎失去强烈而持久的感受能力的时候，热情却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在像拉法格这样的年轻人中间，展开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些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从事劳动，并且不怕真正的困苦，挣扎下去。……他们保留着意志的力量，因为他们能有力地感受。很可能今后一切伟大的人物都要出在拉法格先生的那个阶级。拿破仑以前也处在这几种状况：良好的教育、热烈的想象力和极度的贫穷。”

尽管富有“热情”和“毅力”，贝尔德和拉法格都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追求”都归于失败。但这并不使司汤达诧异。在他看来，这只是绝好地证明了他深信不疑的另一法则：“社会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

司汤达决定用贝尔德的故事，同时也参考拉法格事件的某些因素，构成他这部小说的基干。

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生活本身，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提供着无数可资利用的素材。但不同人利用这些素材产生出的成品却往往大相径庭，见出其才能的高下。根据贝尔德的案件，无聊文人完全可以炮制出一部俗不可耐的言情小说，而司汤达却创造出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文学瑰宝，这绝非偶然。司汤达开始写作《红与黑》时，已45岁。《红与黑》这部杰作的产生，可以说是他此前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导向的必然结果。

司汤达于1783年1月23日诞生于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律师世家的中产阶级，思想极其保守。母亲早逝后，一向对他冷漠的父亲再婚，索性把他交给一个神父教管。而他却乐于接受外祖父一一个信仰启蒙运动思想的老医生的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和家庭的矛盾发展为政治上的对立。当父亲因革命的胜利而惊恐万状的时候。他却欢欣鼓舞。小贝尔举着自制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里庆祝共和党人的胜利的情景，感人至深。从这时起，以雅各宾党人自命的司汤达，就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在专为向青年一代灌输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市中心学校学习三年以后，1799年11月10日，即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的第二天，司汤达来到巴黎，任陆军部秘书长的表兄达律将军安排他在部里工作。1800年、1806年和1812年，他三次跟随拿破仑大军南征北战。在意大利，他历次作战都大显身手，从中士晋级中尉，又升任参谋。在普鲁士战场，他出色完成征粮任务，博得拿破仑皇帝的赞赏。远征莫斯科虽是一场灾难，司汤达却在军粮供应方面建立了奇功。据说在最惨痛的日子里他也军容整饬，表现十分沉着。他对拿破仑时代满怀留恋。他，一个近乎孤儿的青年，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热情、精力和才华，这在任何封建时代都不可想象。他从不讳言对拿破仑的崇敬。他把《意大利绘画史》。(1817)献给这位“法兰西最杰出的伟人”。不过，司汤达首先是把拿破仑当做反对封建制度的统帅来加以崇拜。在《意大利绘画史》和《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中，他也对拿破仑“忘掉自己公正的和深得民心的理想，重又赐封贵族”等错误加以批评。这个著名的拿破仑信徒，归根结底是一个雅各宾党人。

1814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以后，司汤达深感“像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屈辱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于是前往意大利米兰侨居。在那里，表面看他潜心于写作，实际上他并未脱离政治。他始终关注着封建复辟后的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他还同情意大利烧炭党人为把祖国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同一些意大利爱国志士发生了联系。1821年奥地利警察当局把他作为烧炭党人驱逐出境，并非毫无根据。

司汤达不得不返回复辟政权当政的法国。离开在意大利热恋了数年的情人，他悲痛欲绝，曾在《论爱情》(1822)一书的手稿上画下一柄手枪，表达自杀之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只因政治上的好奇心才阻止了我结束自己。”在阔别七年的祖国，帝国时代的朋友们不是备受迫害就是屈膝变节。司汤达却很快便同复辟王朝政治上的反对派领袖拉斐德将军、本雅曼·贡斯当等人取得了联系。

司汤达自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约三十年的生涯，就这样与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两种思想、两种制度在法国和欧洲范围的大搏斗紧紧相连。历史几经曲折，他的政治信念始终如一。诚然，一如他的政治观，他的社会观也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在1825年发表的反对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政论小册子《论针对工业家的新阴谋》中，他明白宣称：“我虽然希望这些人幸福，但我们不可能尊敬所有的农民、泥瓦匠、木匠。”但是，他无疑比同时代的所有法国大作家都进步得多。1829年秋天，当他提笔写下《红与黑》的第一页手稿时，夏多布里昂还在为复辟政权效命，巴尔扎克还在为封建阶级的败落而兴叹，雨果刚刚挣脱保王主义幽灵，他却作为一个老雅各宾党人，已经在长期斗争中亲身体察、透彻研究了法兰西的历史运动和社会现实。

司汤达动笔写作《红与黑》时，在文学上至少也已经有15年的实践经验。据说司汤达逝世时，雨果曾对他下过这样的评断：“司汤达先生留下了什么呢？要知道，他可连一分钟也不能想象写作是什么意思。”这真是大谬不然。对于司汤达来说，文学创作乃是他的政治活动的继续，这一点再明确不过。请看，1814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使他失去公开从事政治活动的可能以后，他立即流亡米兰，正式开始了文学生涯。《维也纳书简》(1814)揭示了再次沦于奥地利统治之下的意大利的社会现实，仅仅把《意大利绘画史》献给圣赫勒拿岛上的俘虏拿破仑，就是对欧洲封建君主的“神圣同盟”的一个挑战；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1817)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卓越的写作才能描绘了1814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以来意大利历史倒退的种种表现，洋溢着对拿破仑时代的缅怀之情……

由分别发表于1823年和1825年的两篇文章组成的文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在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斗争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第二部分中，司汤达通过设想的散文体五幕悲剧《从厄尔巴岛归来》再次肯定了拿破仑的事业，这在查理十世继位后复辟势力更加嚣张的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然而，这部著作在理论上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尽管作者自称“浪漫主义者”，然而他比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们站得更高，整部著作中实际上鸣响着现实主义的基调：文学应当适应自己的时代，反映自己∞时代。在《阿尔芒斯》(1827)的“前言”中，他在评论皮卡尔和马泽尔的一部喜剧作品时，提出了他喜爱的“镜子”说，他写道：“他们向公众出示了一面镜子。如果丑陋的人们经过这镜子面前，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红与黑》上卷第十三章正文之前的这句引语：“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考据学家们在圣雷阿尔的著作中并未找到它的出处，它倒更像是出自司汤达本人之口。这句话最形象而又完整地表达了司汤达小说创作的基本信条：小说是“镜子”，但它是拿在人的手里的。这一理论，既避免了纯客观主义，又坚持了真实性的原则，很好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髓。

中篇小说《阿尔芒斯》是司汤达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实践上述信条的第一次努力。它以1825年复辟政权颁布“赔偿流亡者十亿法郎的法令”为时代背景，通过一对青年恋人的悲剧，对妄图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封建阶级进行了无情的指控，虽然过多地渲染主人公们的爱情纠葛使主题受到削弱，却是一次有益的实践。相比之下，182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更为成功。这篇小说通过一个革命与爱情尖锐矛盾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堪称短篇小说中的力作。如果说这两部小说是《红与黑》创作的预演，那么司汤达的富有政治倾向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风貌，已昭然可见。

现在，我们就仿佛看到这样一副形象：留着浓密的连鬓胡须、明显发胖的司汤达手拿贝尔德案件的报道，但他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高度，胸怀丰富的社会政治阅历，抱定明确的理论原则，拥有长期的文学经验，他为自己未来的小说加上一个谦逊而又大胆的副标题：“1830年纪事”。而《红与黑》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首先就在于它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19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

把司汤达奉为自然主义小说先驱者的左拉，责备司汤达没有表现出《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生活的那个世界。这很不公允。司汤达的小说一向重视将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密切相连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红与黑》在这一点上尤其成功。这部小说虽没有自然主义者所偏爱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长篇琐细的描写，但它恰如其分的笔墨，却把时代气氛烘托得那么浓烈，历史特点表现得那么准确，社会状况勾画得那么清晰，阶级关系、特别是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揭示得那么深刻！

司汤达告诉我们：德·雷纳尔先生从1815年起做维里埃尔市长，小说开始时他在这个位置上已为所欲为了十年；而19岁的于连在这年受雇于市长家，到他在23岁时被推上断头台，时间跨度为四年。由此推算，《红与黑》所描写的是1825年到1829年间的法国，即波旁复辟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十世上台的第二年到这个王朝覆灭前一年的法国。

……

《红与黑》在今天仍被公认为欧洲文学皇冠上一颗最为璀璨精致的艺术宝石，是文学史上描写政治黑暗的经典著作之一。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高尔基

《红与黑》是我平生最受益的书籍。

——纪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