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若诚晚年的一本令人感动的自传,他是一位深受喜爱的演员、戏剧导演、翻译家和政治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监禁,为求生存,使用各种方式,甚至曾装扮成士兵,私下留藏着笔记本。在这本自传中,他的回忆就从他的监狱岁月开始,他回忆了三年的监狱生活,困苦中夹杂着风趣,艰难中保持着乐观。然后开始叙说他的家族,叙述他的童年及所受教育的不平凡经历。最后讲他在戏剧、电影方面的职业生涯和文化外交上的作为。
本书回顾了英若诚一生中的种种传奇,也让我们领悟到一位风趣幽默、博学谦和、流淌着贵族血脉的艺术家的人生智慧。
他曾蹲过三年的牢狱,饱尝艰辛;他也当过三年的文化部副部长,叱咤风云。
他曾将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等多部剧作名著翻译成中文,达雅传神;他也将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优秀剧作《茶馆》、《王昭君》、《家》等译成英文,推向世界。
他曾导演并演出阿瑟·米勒的颠峰作《推销员之死》,轰动一时,堪称经典;他也扮演过老舍《茶馆》话剧中的刘麻子,到位传神。
他曾在在电影《知音》中扮演了袁世凯,入木三分;他也在情景剧《我爱我家》中做过客串,尽显天真、幽默。
他出生名门,祖父英敛之是辅仁大学的创始人,父亲英千里是辅仁大学著名教授,他还是英达的父亲……
他就是英若诚。
英若诚的唯一自传,见证共和国六十年的风雨苍黄。英达、朱旭作序。
英达、王蒙、朱琳、蓝天野、朱旭、林兆华、濮存昕、杨立新、孟赫、孟京辉、赖声川、史景迁、阿瑟·米勒鼎力推荐。
这本传记,是英若诚躺在病榻上用英文口述,由美国杜克大学戏剧学教授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女士录音整理而成。她用了3年(2001-2003年)时间,一共录了41盘带子,100多个小时时长,然后编辑整理,再加上她多年的研究,终于成就了这本书。
经过反复琢磨,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很大的空间没有电线挡道。第一次试放十分成功。不久我们就成了那个地方热门的一景。北京人性格随和宽容,喜欢看风筝,有一天还有人夸我们的新设计。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有一次路过天安门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广场上满是放风筝的人,当年我们兴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记得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傍晚,吴世良、我和“丛中笑”战斗队的两位演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去放了风筝,大伙儿都情绪不错。因为在天安门看我们放风筝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鲜美。我们都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我告诉朋友们:附近的孩子们拆下门铃按钮做免费的玩具,我在城里到处找配件,结果发现只要用个五分硬币往里一卡,门铃也照响不误。大家听了都乐。我以为来访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着海螺喝了几杯酒,我感觉很暖和,所以穿着衬衣就去应门。
开门时见到两位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同时注意到门外十几位邻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几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着新的红袖章,全都板着脸。我没去多想。自从剧团里那些造反积极分子抄我们家后,邻居们都躲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旧”,什么旧照片、旧书,各种杂七嘛八的东两都算。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会像平时那样,可那天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们像平常那样。那两位陌生人问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一起去当地的派出所,说是有几件事要核实一下。我只穿件了衬衣,所以我说要去拿件外套。他们坚持说派出所拐个弯儿就到,我说话儿工夫就能回来,我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既没有告诉我妻子,也没跟我的客人们说。
夜里的气温还挺凉,我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人一边夹着我,我能感到他们的手指抓着我的袖口。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有辆车等在那里,他们设法把我弄进车里,还是一人一边。我开口问:“你们不是说拐弯儿就到吗?”
他们并不正面回答,说:“坐车方便。”
我又问:“你们要核实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答道。不过语气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钟我们就到了,他们要我下车。这时他们客气的笑容完全不见了。那两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们走在我后面,在我视线之外。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就这么被押送到这里那里,我对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来只要有人在我边上走我就会极不舒服。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我被引进一道门。一踏进门,房间里的聚光灯一下子通亮。这突然的聚光灯、照相机的闪光灯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让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很麻利地给我戴上手铐,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虚线上签上了我的名字。整个过程中我都蒙了,只记得有很多闪光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他们还真把我当回事儿……”
接下来,我被夹在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问,上了另一辆车被带走。这回陌生人穿的是军服。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解放军,他们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免了职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权了,所以穿了军服做庇护。那时候的军帽或是旧军装仍旧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铐,那两个穿军服的一人一手压着让我低头。我恢复了一点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对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们是在向南行驶,离市中心不远,过了天安门广场,过了通常十分热闹的前门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不用说我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被捕?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文革”以及剧院里的内斗。我一直很清楚“造反派”从不信任我。虽然我尽量避开“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派仗,可“造反派”始终认为我是“保皇派”的后台。但运动已进行了两年,他们要对付我早该下手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车子朝西行驶,我突然记起约一年前发生的事。三四个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到剧院,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派来管理剧院的。院里所有的人被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每组指派组长。相类似的军宣队也被派到其他的专业剧团、歌剧院、歌舞团。他们组织“政治学习”,要求大家每天坐在一起表明自己的观点。大家所说的也就是怎样欢迎“文革”这场运动,“文革”怎样及时地把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政治学习很快变得十分无聊。除了忍着,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就这样,两百多名员工,包括演员、导演、舞美、装置、票房工作人员、前台、车队司机,天天挤在大厅里开大会。P7-10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朱旭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他爱学习。书案上堆放着厚厚的外文书。我看不懂。好在,我在他家的时候,他不鼓捣这些。
床头、枕边多是中国文学的书,但不厚。他和鲁迅有同感,躺在床上看洋装书,像抱着一块砖头。这类的书都是放在坐椅旁边的。
恭桶边上则是些杂学的书刊。这类文字看多了,便落下个“英大学问”的绰号。
老英爱吃也爱喝。有人说他后来得了肝病是喝酒的缘故。可是我和他一起喝了半个多世纪了,我到现在还好好的。可见那个诊断不准确。
我们俩共同爱好多,共同语言也多。到了那个特殊年代,就被打成“英朱集团”了。
国家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干了些正事儿,演出了几个经典的话剧,积累了一些表演的经验,更增添了些对良师益友的思念。
二〇〇九年七月四日
我要感谢本书合作者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对我的信任、耐心,以及多年的友谊。
感谢我的丈夫Frank G.Helwig,我的孩子Maximilian在时间上对我的宽容。
感谢其他家人朋友对我的鼓励支持,尤其是我的妹妹张航。Andre Helwig在关键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其他要感谢的人有我的前领导Professor Rick Halpern教授;我的同事Nancy Crawley,Brendan Heath,Kathy Carriere.
英若诚的这部自传提供了特别的机会,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英若诚是满族人、天主教徒、演员、翻译、政治犯、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他又很机智、敏感、有分寸。通过康开丽的努力,普通读者才有机会读到英若诚不寻常的一生。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英若诚在中国是位名人。他不仅仅是位翻译家、演员,出于需要,他又成了一位外交家。我们在中国那段时间,他是我的主心骨。 他对中西方文学界和演艺界有双重的认知。
——阿瑟·米勒(Authur M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