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联合国大会主席号召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20位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顶级专家组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担任主席，其目的是探讨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危机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并防止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

《斯蒂格利茨报告》即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本报告概述了其中一些被认为有助于我们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改革。

在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联合国大会主席号召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20位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顶级专家组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担任主席，其目的是探讨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危机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并防止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

《斯蒂格利茨报告》即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已于2009年底发表。该报告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存在的严重缺陷，自由市场可以产生高效、稳定的经济效益这一理论根本站不住脚，市场会进行自我调节这一观点同样是一种悖论。然而，这些观点曾经在某些国际经济机构中非常盛行。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超过了政治全球化，全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发生于一个国家的事件对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深刻的影响，但是防止与解决危机所需要采取的全球合作却没能实现。

《斯蒂格利茨报告》进而为政策改革制定了一个范围广泛、影响深刻的议事日程，从短期缓解到深度结构改革，从危机应对到全球经济和金融架构持续改革都提供了系统的建议。在后危机时代，本报告将是理解与应对国际经济问题的黄金标准，也是关注世界安全和繁荣的人士的必读之书。

序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席米格尔·德斯科托·布罗克曼

前言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宏观经济问题与展望

第三章 改革全球监管，增强全球经济稳定

第四章 国际机构

第五章 国际金融革新

第六章 结束语

虽然经济全球化有助于GDP的快速增长，但以前社会财富的实际增长却较少，因为环境破坏日益严重，而这一点就花费了非常重要但基本上被忽视的代价。此外，全球化还使收入波动增大，收入不均日益严重。它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内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有关，而且还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有关。同样，发达国家内的收入不均也在加剧。当与金融市场的变化结合时，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对危机的演变和解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人们现在认为，大多数发达工业国的中位数工资在过去25年内一直停滞不前，而收入不均却急剧上升，这有利于收入分配中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群。实际上，财富从只能满足基本需求的人群转移到了富裕人群，从而弱化了总有效需求。

当时，导致收入不均加剧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不对称全球化(尤其是促进资本比劳动力流动更容易的不对称全球化)、工会作用的弱化、企业治理中的缺陷以及社会传统的崩溃(它造成高管和其他工人的报酬差异更大)。最后，人们认为，增加税后报酬和提供其他经济鼓励，比如非货币福利，会增加储蓄、劳动力供给、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然而，在一些国家，税收结构中累进性的降低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在大多数OECD(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最高税级的税率平均降低了10％以上。

实际收入停滞不前和收入不均日益严重对总需求的不利影响曾在很大程度上被风险管理和宽松货币政策中的金融创新抵消。这种金融创新提高了家庭通过贷款来支持消费的能力，尤其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另一方面，较高收入阶层因为追求收益而利用他们增加的收入来进行投资则促进了资产泡沫的形成。但是，增加家庭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更确切地说，人们认为可持续的东西实际上依赖于被人为抬高的资产价格，而后者则造成了一种假象：家庭财富比债务增加得要快。因此，对泡沫的支持依赖于导致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金融业创新，而资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实际上使得家庭具有无限的贷款机会。

可以说，部分OEcD国家公共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变迁的结果。在一些发达国家(例如欧盟国家)，在高失业率的背景下，为停滞不前的收入提供了部分补偿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增长获得了资金支持。‘在社会保障制度比较脆弱的国家(例如美国)，家庭贷款的增长可能推迟了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降低，而这是紧随着实际工资的降低出现的。

美国在2001年和2()I)3年的减税措施没有对经济产生什么刺激作用，反而对政府赤字和债务造成了不利影响——减少了用于解决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的财政政策措施的空间，同时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伊拉克战争以及造成原油价格上涨的其他事件对那些能源进口国(包括美国)造成了更严重的抑制作用。金融投机行为则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幅度。能源价格的上扬以及政府对生物燃料生产的大力支持，造成了食品价格的上涨。因此，能源价格的暴涨直接和间接地进一步削弱了许多国家的购买力。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很大一部分预算都花在能源和食品上，所以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均问题。此外，收入从这些遭受物价上涨之苦的人群转移至因此而受益的人群这一现象削弱了全球总需求，同时造成了在本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虽然收入不均以及能源、商品和食品通胀对全球总需求的不利影响通过增加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得以暂时抵消，但应该清楚，这并不是可持续之道。然而，负责管理宏观经济的机构，包括货币当局，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更没有采取适当的行动。

旨在确保强劲、可持续复苏的应对政策必须解决如何遏制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和贫富差距这一问题。降低财政体系累进性的趋势应该得到遏制吗？在一些国家，缺乏税收协调的资本流动性已经造成了税收竞争，从而削弱了政府对资本征税的能力。应该在全世界提倡商业税务协调机制吗？有没有让公众关注收入不均问题(这种关注反过来可能会转化为公众行动)的方法？比如说，应该通过每年一度的议会辩论让公众了解每个国家收入不均的变化情况吗？

有一件事似乎很确定：利用财政优势来吸引外国投资者这种做法在生产全球化中越来越普遍，但这并不是可持续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它通过倒退的收入再分配直接导致收入不均加剧；第二，政府向老百姓提供公共消费品的能力下降间接地加剧了收入不均。P30-33

2009年6月26日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联合国192个成员国在“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高级别会议”上一致发表了—份广泛的实质性声明。从短期缓解到深入的结构改革、从危机应对到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改革等，声明中的分析和建议均有全面覆盖。本报告的重点在议程设定之上，几乎不包含以“可付诸行动的决策”的形式存在的可交付成果，不过为政策变化和体制发展设立了—个范围广泛，志向深远的议程。虽然，它是妥协和故意模糊的产物，但是其《成果文件》依然是关于本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原因及其必要补救措施的政府间声明中最为全面的。

此外，该《成果文件》还是对联合国成为一个不仅针对商议，还针对最高级别决策(思考并付诸行动，为普通人确定制度等高线)的论坛的可能性的强力佐证。这一切都是许多个人和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包括外交家和政府官员、来自民间团体和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独立学术专家。这份在六月联合国峰会上形成的《成果文件》利用了在以往多年内发生的国家和地区危机中积累的智慧资本。2007年8月以后，这些危机在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达到高潮。

该《成果文件》还体现了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的强大影响力。该委员会是我于2008年11月在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主席的领导下召集的，其目的是协助联合国大会成员国讨论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问题。本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本次金融危机的演变、本委员会的激烈内部讨论以及与成员国和其他当局之间的反复对话促成了本委员会的工作重点。

尽管本委员会是—个非正式机构，但它却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委员会委员的良好声望和广泛代表性使其显得非常庄严。这20位委员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的累积工作经验不能以几十年来计算，而是几个世纪。他们为讨论带来了作为一流银行家、实践家、决策者以及学者的各种不同人生经历、观点，以及成功经验。此外，他们还愿意辛苦工作，愿意实现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计划。

如同月亮对潮汐的影响一般，本委员会也对成员国的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使辩论不拘泥于一些表面问题，而是注重于其有害影响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变得显而易见的系统性问题。他们通过提醒成员国来使其打开思维，大胆想象，因为他们在本报告的总结中这样说道：

在一个世纪里面，不止发生一次这样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经济出现了问题，它无法预见，更不用说避免了。相反，我们认为，本次金融危机是人为的：它是私有经济所犯的错误和公共经济的政策失误共同造成的后果。

换句话说，委员会委员号召了联合国成员国承担起责任，但是，到底是为什么、为谁承担责任呢？

全球经济出了一些问题。这就是大家普遍认为的。但是，问题到底有多大，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则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

根据被本委员会所采纳并在联合国《成果文件》中签署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金融危机从深层意义上讲是系统性的，也是多方面的。从这一点来看，2009年9月在美国爆发的这次金融危机是粮食危机、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以及可持续性危机等并发危机中最近且影响最强烈的。在过去的35年中，这些危机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通常是被迫的)的专横经济观点以重要的方式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  根据这一观点，市场逻辑会解决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问题。众所周知，经济政策复杂性的主要部分，例如，需要说明造成经济不稳定的经济和非经济根源(“市场失灵”)、需要解释强加给他人的成本和纠正对社会效益的非法挪用(“外部效应”)、需要为可持续生活方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价值而进行公共干预(“公共产品”和“社会公平”)等均被视为经济管理中的偶然事件，而非根本问题。

当本委员会反复强调时，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理论和理念问题、体制问题、政策和实务问题以及不太明显的道德和责任问题。本报告的本质观点是，当前的多重危机并非体系失灵的结果，而是体系本身——其组织和原理、扭曲和存在缺陷的体制机制等导致了这些失灵。

现在，人们习惯将今天的全球经济称为“经济”，而在更深层面上则习惯于将其看做一种自然现象，其公认规律必须与物理定律具有相同的顺从性。然而，报告却中肯地表示，我们的全球经济仅仅是许多可能经济类型中的一种，并且，与物理定律不同，我们能通过政治来决定所谓的经济规律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程度上应该占统治地位。

经济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确切地说，应该是人类世界和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更大生态系统中的人为部分。人为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维持或破坏生活条件。联合国《成果文件》和本报告均认为，现在必须将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并认识到，全球经济体系必须调整至符合一个时代的要求。在这个时代里，经过数个世纪累积起来的风险已经达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此外，调整成本必须由现在和以后的数代人来承担。本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一点上非常具有说服力：“未得到满足的庞大全球需求的同时爆发，包括应对全球变暖和消除贫困，对于这个生产过剩、失业严重的世界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包括魁奈、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凯恩斯，均认为经济人、贪婪、情绪化纸板以及理论经济学的社会原子论构想是一种反证法。他们不仅仅假设人类的道德素养应该能反映他们的经济决策和经济体制。他们在许多方面坚持这一点。在今天虽然早已过时，但却更为必要。读懂这份报告虽然比较困难，但不难得出这样—个结论：本委员会成员均赞同此观点。

全球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过程中最令人失望的一个方面就是几乎完全没有政治问责机制。虽然失败问题广泛、大量存在，但纠正措施却非常缺乏。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要归因于当前全球经济概念的影响。它是一种自然经济，因此也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既然概念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那么阴险的政治策略就可以转移人们对这些失败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者的注意力和问责。

另外还有一种补充解释，即我们的全球经济治理存在深层次的缺陷。根据民主原则，这些受政策严重影响的国家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而这些造成重大失败和损害的国家则应该承担责任。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并不满足民主治理的其中任何一种基本考验要求。

在某些国家看来，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诱因和必要补救措施进行梳理的这种想法似乎比较奇怪。毫无疑问，它们就是那些在当前制度安排中占据最优势地位的少数国家。而对于其他几乎所有国家而言，这种想法却是非常必要的。  人们对联合国是否应该为此提供一个平台的看法似乎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在“6月峰会”的整个筹备过程中，除了对那些援引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和外交家(他们谴责利用联合国的这种想法是“笑话”和“闹剧”)的话的大量文章和故事发表一些看法，大多数北半球国家都故意表现得非常沉默。联合国尚不具备此能力的这种论断在采用《成果文件》后美国代表团给出的投票解释中表现尤其明显：“我们一致认为，联合国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一个合适的平台或为就文件中所述的大量问题，例如，外汇储备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等，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指明方向所需的专业知识或委任统治权。”

认为联合国缺乏处理体制改革问题的能力的这种看法在“6月峰会”之前的政府间协商(洽谈)会期间遭受到致命打击。当G7和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建议用“成员国”这种措辞替代“联合国”以任命谁将参与此工作时，这种小小的措辞变化便阐明并解决了实际问题，因为没有人敢说联合国成员国缺乏就我们共同的全球经济和整体存在的核心制度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的能力。

作为世界上唯一依法成立、具有全球包容性及明确委任统治权的政府间机构，联合国大会在全球事务的商议中扮演着特殊、独特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提供了唯一一个所有国家都能在主权平等基础上自由发言和参与事务的平台，因此，这也是唯一一个让在全球经济治理理事会上未得到代表的发言能被听取并接受，但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权利。在这里，只有南半球国家的声音充满了平等的透明度，同时，这里也是公平和正义更可能被重视的地方。

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更加独到。由于联合国是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得以建立的原始管理机构，以及联合国大会尤其作为联合国的方向性议事和组成机构，所以，对商议全球体制改革来说，联合国大会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平台。

在去年的很多时候，我引用了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此外，我还从圣雄甘地的生命和教导中得到了启示。他曾经说：“开始他们会忽视你，然后会取笑你，然后攻击你，最后你就是赢家。”甘地认为，争取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并非简简单单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而是为真理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必须本着团结友爱的精神承担起责任，甚至还要为反对和企图摧毁我们的人承担起责任。

《专家委员会报告》和《6月成果文件》均是用以在联合国或通过联合国继续为真理而斗争的邀请，甚至可能是劝告。联合国的缺点就是我们的缺点，我们必须接受，不过，改正这些缺点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我想借此机会向斯蒂格利茨教授和所有名字记录在此的委员会委员、大会报告起草人简·克雷格尔以及我的私人代表弗朗索瓦·浩达先生和阿里·布卡米先生致以最深的谢意。他们所有人在工作中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奉献精神和诚意。此外，这一切还与吉尔·布莱克福德女士的高效管理和明智的建议，以及阿琼·贾亚戴夫先生和弗兰克·斯罗德先生的编辑工作密不可分。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有关人员的志愿服务，尤其是曼纽尔·蒙特斯博士和理查德·科祖尔·赖特博士，在本项目开发的早期阶段和关键阶段为我的工作提供了重要信息。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的工作人员：高级顾问保罗·欧奎斯特博士、迈克尔·T.克拉克博士、拜伦·布莱克大使、尼鲁帕姆·森大使和阿尔波·鲁西大使；以及由副主任爱德华多·曼葛斯、路易斯·纳桑特·席尔瓦先生、拉希德·瓦利先生、克劳蒂亚·巴伦苏埃拉女士以及埃斯佩兰萨·艾斯柯西亚女士领导的支持团队；以及联合国大会主席力公室的所有同仁，包括大使兼力公室主任诺曼·米兰达和大使兼力公室副主任索菲亚·克拉克。凡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某个任务时，他们都随时准备好了全力以赴。

另外，若干政府和机构还提供了一些财政和实物援助，对委员会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帮助。在此，我特别想感谢阿尔及利亚政府、中国政府、德国政府以及荷兰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及时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那么我们就无法将委员会的艰巨工作计划坚持到底。国际议会联盟为3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慷慨地提供了会议设施。在此，我特别要感谢国际议会联盟秘书长安德斯·B.约翰逊先生和国际议会联盟的萨利·安妮·萨德女士。在他们的努力下，委员会变得广受欢迎，会议也卓有成效。

荷兰发展合作大臣伯特·库德尔斯阁下作为东道主和联合国大会主席驻欧洲特别使者的亲身投入非常广泛和高效，因此，他应该成为本委员会的荣誉委员。此外，荷兰外交大臣戈本·普朗庭先生和珊娜·赫尔德曼女士也在关键时刻作出了重要贡献。

所有这些人帮助我们从一点点可能性开始排除重重困难，以便摸索出日后实际工作的具体框架。此外，他们还作出了无私奉献的榜样，并希望我能继续鼓励其他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席

米格尔·德斯科托·布罗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