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共分八章，分别是：《格物致知》、《初登教坛》、《崭露头角》、《清华盛世》、《中流砥柱》、《乱世磨难》、《台湾功业》、《修己安人》。通过翔实的资料和解析，作者黄延复、钟秀斌向我们全面呈现了一位可信、可亲、可敬、可畏的梅校长及其一生主要经历。

本书通过大量文献、史实旁征博引，清晰地勾勒出梅先生主要的人生轨迹，客观地阐述了梅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由黄延复、钟秀斌编著。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系统、权威、完整地介绍了20世纪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清华大学已故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梅先生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北京和新竹的两个清华大学。梅先生的“大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忠诚无私”、“寡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不正是照亮中国教育走出迷途的时代灯光吗？

序一　没有死亡／顾毓锈

序二　纪念梅贻琦校长／何兆武

序三　我所知道的梅贻琦校长／许渊冲

序四　“自愿者”／黄延复

第一章　格物致知

　第一节　出身

　第二节　求学

　第三节　家事

第二章　初登教坛

　第一节　”吾爱吾庐”

　第二节　良师益友

　第三节　广泛参与

第三章　崭露头角

　第一节　民国早期的教育

　第二节　年代中的清华

　第三节　教务长

　第四节　代理校务

第四章　清华盛世

　第一节　历史背景

　第二节　临乱就职

　第三节　六年胜治

　第四节　通才教育

第五章　中流砥柱

　第一节　联大壮歌

　第二节　教育天问

　第三节　时代绝唱

　第四节　联大副业——清华服务社

第六章　乱世磨难

　第一节　“天明风定”

　第二节　重庆之行

　第三节　复员大计

　第四节　重回北平

　第五节　阴云密布

　第六节　动荡清华

第七章　台湾功业

　第一节　出走前后

　第二节　寓美六年

　第三节　台湾七年

　第四节　余韵哀荣

第八章　修己安人

后记

2.互派留学生

广泛物聘和向外派遣各种名义的学者的同时，清华十分注意选派学生以及青年教师出国留学、进修或参加研究工作。自1911～1929年，共派出游美预备部学生1279人。1929年，清华研究院成立，即随时注意选送留学生。1933年，教育部令清华招送留美公费生，由清华组织自行考选，每届25人，至1937年止，总共派出留美公费生93名，其中学习理工科的64名，约占2／3。这一时期，清华还向英、德、意、波兰等国派遣留学生若干名，同时先后接纳了美、英、德、日等国的留学生二十多人。

3.一段历史佳话

梅贻琦在总结清华这一时期工作时，多次提到1936年来清华主持举办航空讲座之华敦德。清华大学机械系原主任兼航空研究所所长之庄前鼎教授也在一份工作报告中说：“由清华大学负责设计和筹建的一个15英尺口径的航空风洞于二十六年（即1937年）初开始建造，派美籍教授华敦德博士及张捷迁先生留驻南昌负责监造，并于建筑期中七月中旬，特请美国航空专家冯·卡门博士专机飞赣加以视察、检查……”

乍一看，这只是有关学校教务行政方面的普通事。其实不然，这里面暗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佳话。冯·卡门曾经回忆道：“谁知后来戏剧性的高潮迭起，涉及中国的军机大事……”

原来，这是一项绝密计划——蒋介石在南昌组织、训练一支新空军，而且建立了一个士兵（空军）工厂。但这支空军的骨干设备都是外国造的飞机，多半是向美国或意大利买来的，常出毛病。为了适应中国的需要，最好是自造飞机，以使原料、配件可以就地取材。按照这一系列的计划，清华大学要担负这套设施的设计、兴建及操作，华敦德则被选中担任科学与技术指导。冯·卡门回忆说：“但华敦德开始也不知道他应邀来华的这项重要任务，直到他到达好久之后，中国政府觉得他可靠，才告诉他真情。” 华敦德接受这项委托后，工作十分得力。首先，他建议清华建造一个大风洞，直径15英尺，长200～300英尺，以便能容纳一个飞机的翅膀引擎或机尾等组件，这样才可以试验外国飞机的性能，发现缺点而改进它们。

因为这类工程在中国国内尚属首创，没有建筑公司敢于承包。据说也是华敦德建议，让一整班学生设计这个风洞，同时让他们监工兴建，这样还可以“破除中国人不会独立治事的迷信而建立信心”。冯·卡门说，华敦德曾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他，得到他的支持。

设计工作是1936年秋开始的。据华敦德回忆，中国学生在设计这项工作时的表现使他终生难忘：“他们知道了这个计划后，开始那天，25人找来了25套绘图版，每个人左手扶丁字尺，右手拿铅笔。这天法兰克进教室，班长一声立正，全体肃立，一动不动，各人两眼含泪，静候指令，以开始这件伟大的工作，作为对中国救亡运动的具体行动。”

设计只用了半年时间即行完成，其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清华大学派华敦德与张捷迁留驻南昌督造。“风洞的钢筋洋灰建筑工程由江西南昌复兴建筑公司主持进行。钢架钢板洞口工程由上海新中工程公司承包，至于设计结构方面，曾收集欧美各国出版材料，同时做薄壳钢筋洋灰建造之试验，并请基泰工程公司顾问校核。风洞马达系向万泰洋行订购英国汤逊电机制造厂500匹马力电动机，试验秤称向美国定制。”在建造过程中，建筑技术比较落后，但工人们表现出绝大的爱国热忱，他们就住在工地，睡在竹床上，连夜工作，每天工资只合美金三角。

1937年12月初，全部土木建筑工程大致完成，马达等亦运抵香港。但因南昌空袭频繁，安装马达等工作无法进行，不得不抛弃垂成之工作，人员设备随同航空机械学校于1937年底迁往成都。

1937年中，在风洞建造过程中，华敦德将冯·卡门从美国请来，只说请他来参观一下清华大学航空系，到达以后，才把请他来的真正目的告诉了他。

冯·卡门当时是世界航空泰斗，各国争相拉他帮忙。他要来华的消息无意中让一个以“工程师”身份在美国参观的苏联空军将领知道了，就执意拉他取道欧洲，以便停步苏联去给他们作几次讲演。因此，冯·卡门在来中国之前在苏联耽搁了大约一个月。1937年6月底，华敦德打电报约好在山海关迎接。7月初，才接到冯·卡门。在回北戴河旅馆的汽车上，华敦德告诉冯·卡门，“到清华做指导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内容是柳暗花明，大有文章。”冯之被邀，原来是“为中国建立一支新空军”。

7月5日，冯·卡门到清华参观，并被正式聘为名誉教授；6日，冯在华敦德引介下，至北京饭店顶楼和国民党军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工学院长顾毓琇等开会；7月7日华、冯搭上了京沪特快（著者按，这是抗战前国民党统治下最后一班京沪特快）南下。车到济南，“站上人声鼎沸，喧闹不已，月台上人们跑来跑去，因抢购报纸不易到手而互相叫骂。我问车上服务人员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战争爆发了。……”

华、冯到达南京的第二天，见到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开了一个会议后，便一起飞抵南昌（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所在地），并参观了航空基地。一天，一架三引擎的意大利飞机，把他们送到九江，然后乘“爬竿”登牯岭去见蒋介石夫妇。餐桌上，冯陪宋美龄在一端，端纳（著者按：即在西安事变时同宋美龄一起飞西安营救蒋介石的那位澳洲顾问）居中，宋美龄亲任翻译。谈话内容主要是由蒋、宋提问，由冯·卡门解释，陈述快速地、有效地发展航空事业的途径……

这次会见，梅贻琦与顾毓绣自始至终陪同在一起。可能便是从这时起，梅贻琦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日益密切的“私谊”。

P114-116

何兆武

纪念梅贻琦校长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很晚，最早的学校是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时成立的，到现在也不过一百来年。清华起初不是大学，原是留美预备班，成立时间更晚，但在短短的几十年做出这么多成绩，能够赶上世界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说，梅贻琦先生是最大的功臣，他做校长的时间最久，而最大的成绩也是在他做校长的时候做出来的。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升格成立清华大学，到1937年抗战前，只有不到十年时间，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大学。

梅先生的功绩还有极重要一点，就是他为清华和西南联大引来了一大批顶级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是中国顶级学者，也是世界顶级学者，像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陈省身、华罗庚、钱钟书、雷海宗、吴大猷、吴有训、赵忠尧、叶企孙、王竹溪等等。一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吸收一些优秀的学者来。当时这些一流的学者，每个人的个性非常不同，梅先生能把个性不同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相与共事，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使大家齐心协力搞教育，培养学生，梅校长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否则是做不到的。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不过四个导师三年多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学生，撑起中国国学的半壁江山。当代国学家有一大部分都是从清华国学院走出去的。

有的人是学者，通过学问作出贡献。有的人是教育家，通过培养出一批人才而作出贡献。像梅先生那样的教育家培养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对这个社会所作的贡献绝不小于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贡献。西南联大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后来在台湾也培养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现任美国能源部长；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的父母朱汝瑾和李静贞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我想不通，前段时间有两个大学校长大概是为了争取做院士而去剽窃别人的文章。已经是大学校长了，又何必去剽窃别人的文章？如果说是一个学生，拿不出文章来不能毕业，抄别人的文章，还可以理解。已经混到大学校长了，还要去抄别人的文章。当了校长，为社会培养出人才，就是做出了成绩，这就是贡献，何必再去抄别人的文章呢？

梅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勤勤恳恳，忠于教育事业，他真诚地要把学术办好，要把教育办好。1941年春天，中国近代元老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香港去世，蒋梦麟和梅贻琦两位校长都出席纪念会，纪念会的规模不大，好像不到一百人，我也去参加旁听。梅先生在会上强调说，要继承蔡老先生的精神，就要尽心办教育，尽心办学术，继承他兼容并包的精神来建设大学，发展教育和学术。

敬业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后，北京天津的很多国立大学都搬迁到后方去了，分别在长沙和西安成立了两个临时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搬迁到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开原是私立大学，但抗战刚一开始，日本空军就轰炸了南开，轰炸以后国民政府就把它改成国立大学。这样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国立大学合组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当时北京还有其他几所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许多人不熟悉的国立北平大学是当时最大的大学。民国初年，北京成立了很多高等学校，如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这些都是专科大学。国民党北伐后，就把这些大学合并成一个北平大学，分别叫做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天津北洋大学，再加上焦作工学院，几个学校合起来迁到西安就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由三个校长组成一个校务委员会，三个校长任常委。1938年形势紧张，三校继续南迁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因有庚款支持财力较强，物质力量相对较厚。其余两校的经费都是靠政府，所以较穷。我想，三校实力相比大概是5：4：1。

三个校长中，南开校长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大多时间在重庆参加政府活动，所以在校内的时间不多。尤其是张伯苓先生，我在西南联大待了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和同学们讲了两次话就走了。所以，联大校务主要是梅先生在主持的，尤其是有一段时期还兼任教务长。梅先生几乎天天都到校长办公室，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他。许多有关的事，都是他亲自处理的。

我与梅先生有过一次直接接触。有一年，我得了盲肠炎，因病体育课可以不上，免了一个学期。而第二个学期，我也没有上，所以没有分数。可到了毕业时，因缺一学期体育课成绩，不能毕业。那时梅先生兼任教务长，我直接写个呈文给梅兼教务长，说仅差半年体育课成绩而不能毕业，未免可惜，能不能有个变通的办法。梅先生批复说，缺半年体育课成绩是该生自己的原因，命我去找体育部主任马约翰先生商量。我就去找马先生，马先生倒是想了个变通办法，他给我一本关于体育的书，要我看完后写一篇报告，算半年的体育成绩，给我个分数算及格，算是补了体育课。我看完他给的书，写了一份读书报告，马先生给了我一个成绩，这样就可以毕业了。

当时也只是走一个形式，不过这些事情却是梅先生亲自过问的。梅先生几乎每天都来上班，所以我印象比较深，使我深感他的敬业精神是十分可敬佩的。那时候学校每个月有一次全校聚会，叫做国民月会，校长讲一些重要的事情，全校学生都来听。抗战前，国民政府要求各机构各学校每星期一上午有一小时聚会，叫纪念周。抗战后，改为国民月会，每个月开一次会。梅先生主持国民月会，大多数是讲讲最近一个月的重要大事情，不过，有时也请一些人来讲。比如说，有一次请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还有一次是英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到了昆明，梅先生也请他们来讲过话，还有驻美大使顾维钧也讲过话。

沉稳校长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段时期，日本人天天来轰炸昆明。1940年夏，法国战败投降。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一投降，日本马上就占领了越南。日本占领越南后，当时中国没有海军，日本海军就把中国所有的海岸，从天津塘沽到连云港，直到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通通都封锁了。我们当时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就都断绝了。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越南有条滇越公路到昆明。日本人占领越南，这条路也断了。中国与外界联系就只剩下一条从云南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那时中国落后，不能自给，很多东西还得进口。

日本人占领越南后，就开始轰炸昆明，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差不多天天来轰炸昆明。一般是上午九点钟飞机起飞，十点钟昆明就放空袭警报，表示日本飞机要来了，大家要准备疏散。那时候，我们叫作跑警报。在重庆，日本飞机轰炸时，重庆有山洞，可以钻到山洞里去，昆明没有山洞，近郊都是一些小山头，我们就都跑到郊外去。虽然跑不过飞机，但是疏散以后人员损失就会少得多了。放完警报约半个小时后，就会放紧急警报。所谓紧急警报就是表示飞机马上要临头了，这时就要马上躲起来不要动了。昆明近郊没有高山，都是小山，跑起来也快，半个小时能够跑出十里八里路，然后就蹲在野外坟地上。野外都是小山坡，还有许多坟头，如果能在两个坟头中间趴下来，那就比较安全。

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陕六十岁，他从来不跑，神态非常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技，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付镇定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

有一次非常奇怪，放了警报后，大家就都跑出来。刚出校舍，马上就放紧急警报，并没有平常那样半个小时的缓冲时间，这表示飞机马上临头了，一大群人都挤在一起，实在危险。当时大家一阵大乱，都急着跑，害怕飞机马上临头，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一旦一个炸弹扔下来，实在太危险了。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纯粹校长

西南联大处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但在学校里面，国民党的活动并不活跃。当然也有一些教师是国民党党员，包括梅先生本人（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但梅先生并没有任何党化教育倾向或措施。国民党政府并不允许这么不讲党性而自由办教育。但当时昆明是龙云的地盘，龙云和蒋介石有矛盾。因此，国民党的势力在云南并不是很大。我听说新四军解散后，蒋介石派了一个叫康泽的特务头子，来云南抓共产党。康泽到了云南后，龙云就劝他不要抓，抓了会引起社会动乱。康泽在别的地方抓人，但在昆明没有抓什么人。

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无论学术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话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没有干涉过。

梅先生和当时胡适之先生在办教育有一致的地方，但并不是不问国是。梅先生曾在国民月会上两次动员学生参军，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并派空军支援中国。为配合美国军队，需要翻译人员。梅先生就号召联大学生参军，前后参军800多学生，梅先生的公子就是其中之一。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里现在都立有西南联大纪念碑，正面碑文是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书丹，背面刻着参加抗战学生的名字。

胡适之先生一辈子都不做官，不过，他曾任驻美大使，大使是代表国家的外交官。因为那时是战时，国民都有应召服役的义务，所以胡先生才就任做了大使。此外，他一生都没有做官。

我有个姐姐是北大化学系学生。1937年春天，她参加一次游行，被抓了起来。关了两天以后，我父亲就收到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一封信说，你的女儿被抓去了，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尽量把她保出来。过了几天，我姐姐果然就被保出来了。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都是保护学生的。比如，五四运动期间，政府当局抓了学生，校长就去保。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我的孩子送到你的大学学习，你就该负有保护他（她）的责任。

梅先生对于参加政治运动而受到当局追究的学生，也像蒋校长一样是尽力保护学生的。

作者简介：何兆武，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5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 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等。

梅贻琦先生的名字，我大概是二十年前上大学时才知道，因为他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后，我对他的事迹几无了解。直至两年前的夏天，我在书店翻阅《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看到《大学一解》一文，深深地被震撼了。这篇六十多年前梅贻琦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合作写成的文章，深刻地阐述教育和大学教育的使命——“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功利化的、“目光短浅”（朱自清语）的教育方针，予以有力抨击，提出“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的真知灼见，使迷途于功利的教育重新回归正道——培养人格健全的社会需要的建设人才。

今年年初，我从清华园里的折扣书店里，偶然找到一本十五年前出版的、品相朴素的《梅贻琦先生纪念文集》，翻开书，里面的内容吸引住我。全书是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的生前好友、同仁、学生，或者祝寿，或者缅怀他的文章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术大家和民国政要，如潘光旦、吴泽霖、施嘉炀、冯友兰、陈岱孙、蒋梦麟、任之恭、叶公超、郑天挺、傅任敢、朱自清、蒋介石、陈诚、张群、于右任等，这些时代文化和政要名流，分别从各自的感受，从不同角度来赞扬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事业成就和高风亮节，这些溢于言表的赞美词，在当今社会也许不可想象。但我不能不感动于每篇文章中都能读到作者对梅先生发乎内心的真诚敬意，尤其是48年前梅先生逝世时，祭文居然写着：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人亦有言：死为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没，如先生者，其庶几乎。

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

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亦未必不杂其私。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

一个人，竟然被誉为时代圣贤与社会斯文的象征！在金权狂奔的时代，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少得令人不可思议。

那么，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圣贤与斯文，我从书中读到过，在历史人物中遇到过，在德高望重的、越来越少的老先生那里感受到一些。我早已过了好奇的年龄，但名家政要如此异口同声由衷地赞美一位教育家，我一定得探个究竟。

我了解到，国内研究梅贻琦教育思想成就最著者，当属清华大学黄延复教授。感谢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一位朋友的帮助，我方便地联系上已退休20年、在清华大学度过了60春秋的、已经82岁高龄的黄延复老师。当他问清我的来意后，不顾大病刚愈（患脑血栓的他刚刚出院回家，说话还受很大影响，有时交流困难黄老必须借助笔谈），热情地在他那间简陋而飘满书香的屋子里，耐心地给我讲解梅先生的故事——

从梅贻琦先生为什么要离开清华园到他的教育思想，从清华的历史到梅贻琦长校的必然性，从梅贻琦的德风到他的办学成就……黄老如数家珍，循循善诱，为我打开了走进梅先生教育思想的大门。

此后，我查阅了能够找到的关于梅先生的所有文献资料（其中黄老给予强大的支持和帮助，毫无保留地将他几十年来收集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交给我学习），了解得越深人，我越觉得梅先生教育思想的伟大与不同凡响。

“大师论”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之一。这是将近80年前，他受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时提出的，他同时强调，“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而对于老师，他要求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要求学生与教师就要建立密切的联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另一核心。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归根到底“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是“通才”，而非“专才”。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程，知识面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针对当时教育“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严重功利倾向，指出大学应着眼于对学生人格（即思想、文化和修养）的全面培养，要有知、情、志三方面修养。 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实际有用的人才。

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梅贻琦一生倡导的又一重要教育理念。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就是主张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向往。甚至在日记中写道：“余……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教授治校则是完美展现了梅贻琦校长民主作风和领导才华，充分发挥教授们的智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培养每位教师的主人翁意识，人人都觉得清华有自己的一份，因此，大家都能往共同方向上发力上劲，学风愈纯正，教授愈齐心，清华的成就自然越来越大。

梅贻琦长校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倡导和推行他的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教育思想，荟萃当时国内甚至世界上最杰出的师资力量办学（如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冯友兰、陈岱孙、陈省身、维纳、冯·卡门等），先后开创了清华黄金时代和西南联大奇迹，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量杰出的栋梁之才。据统计，在8位诺贝尔科学奖华人获得者中，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新竹清华大学）等三位曾在清华大学学习过，而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现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之父朱汝瑾、母李静贞同是清华大学校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林家翘、王浩等出自清华或者西南联大。在1955至1980年中国科学院3次选出473位院士（学部委员），其中清华校友194人，占41％，1955年至1957年被选为社会科学院院士18人，占28％；另外，在台湾的清华校友有10人入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人选欧美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国家表彰的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14名出自清华，而这些人的学业基础，基本奠定于梅贻琦长校时期。

上述事业仅仅是梅贻琦先生办学的主要业务表现，但足让“追问大师安在”的时代羡慕不已。而梅贻琦先生更值得称道的是他那身教重于言传的、一生清白的人格魅力。在功利甚嚣尘上、“英雄”不问是非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难于独善其身，常为名利所累，梅贻琦先生无疑树立了一座清白傲岸的丰碑。

他身为功成名就的老牌大学校长，素为执政当局最高首脑所倚重，但他从未以此自矜，继而走上一般世俗所指的“学而优则仕”的飞黄腾达之道，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做校长办教育，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在北平期间，曾数度成功地坚辞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要职；晚年在台湾，在生命的最后三两年，在陈诚“内阁”的再三邀请，他数度恳辞不得的情况下，在担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的同时，勉强兼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上任伊始，就告诫部属，多关心教育少注意“部”。如此淡泊于“名”而专注办学的“粹然儒者”，普天之下，能有几人？

至于利字，梅贻琦先生更是“输”得“一塌糊涂”。作为大学校长，居然穷到让太太去摆地摊解窘，穷到独生子眼镜丢了配不起新的，穷到太太独自在美国盲童学校打工看孩子直到66岁不得不退休才勉强作罢；作为声望卓著的大学校长和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穷到自己生病住院时付不起医疗费，最后连丧葬费都是清华学子们合捐的。

正因为梅贻琦先生平生与世俗的“名”和“利”基本绝缘，所以他很干净，也很“轻松”，可以纯粹而专注地做他一生的事业——清华大学，并取得卓然成就。他的圣贤，他的斯文，堪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随着对梅贻琦先生了解的加深，我与黄老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沟通也越来越方便。每次见面，他都尽其所能，倾其所有，让我尽快提高对梅贻琦先生教育思想的认识水平。他是一位纯粹的“梅迷”，曾多次说过，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宣传梅校长的教育思想。他甚至乐观地笑言，死神虽然多次邀请，但老天觉得他还有应该说而没说完的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们重新认识梅贻琦校长教育思想的价值，所以暂时还不会请他走的。

已过耄耋高龄的黄老，几十年如一日，研究并弘扬梅贻琦教育思想，只期望梅校长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对破解当前教育乱局有所裨益，这是何等雄伟而高尚的情怀？感动于梅贻琦先生的圣贤，感动于黄老的纯粹，基于我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长期关注，我决定跟随黄老，做一个研究和弘扬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志愿者”。

这本书就是在黄老17年前一部旧著《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如果没有黄老的奠基之作和开拓性的研究，要完成这本书将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为了更深入地掌握研究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一手资料，我与黄老商量要采访一些熟悉梅贻琦校长的当事人，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鲜活的信息。但寻找这些当事人并不是一件顺利的工作，因为曾经在老清华或者西南联大上过学的人，如今都已接近九十岁，而且大多数人已不在世了。采访的工作确实很困难，不过，让人欣慰的是，这些老人无论名望多隆，事务多忙，一听说要求谈谈梅贻琦校长，他们绝大多数都表示欢迎，愿意就他们所知道的梅校长回忆出来，并给准备他们已有的文献资料。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刚刚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两位已经89岁高龄的老先生多次欣然接受采访，并亲自将我所写的口述文章反复斟酌仔细修改，同意作为本书序二、序三发表，为本书增色不少。还有让人感动的是，已经97岁的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在接到采访请求后，很快将自己写好的一篇纪念梅贻琦校长的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并写上了令人感动的鼓励话语寄给我。还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时笃正先生已经94岁，因身体不适无法接受采访，但对这项工作予以积极的肯定。而198 6_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他上学期间因梅贻琦校长已病重住院接触不多，而无法写文章，但他亲自回信，认为弘扬梅贻琦校长的教育思想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这本书慢慢地成熟起来。

从年初到年底，整整10多个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可以出版了。虽然有点慢，但我们充满着期待，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广大关心教育的读者，系统、完整地介绍梅贻琦校长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为日渐浮躁的人们，在重新寻找斯文的漫漫长夜中，能够感受到温暖，重燃希望之火。

梅先生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北京和新竹的两个清华大学。梅先生的“大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忠诚无私”、“寡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不正是照亮中国教育走出迷途的时代灯光吗？

梅贻琦先生属于清华，属于教育，属于整个民族和时代！他虽然被人们尊称为“寡言君子”，但他一生鞠躬尽瘁于杏坛，为后人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继这本书之后，我们计划陆续推出《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梅贻琦画传》、《梅贻琦纪念文集》、《梅贻琦日记》、《梅贻琦抗战书信选》、《梅贻琦年谱长编》等，为时代和民族留下梅贻琦精神。这些书内容严肃，读者群未必大，出版效益未必好，但时代意义重大，在义利不可兼得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义。同时，我们也希望有能力的读者（尤其是清华校友同仁）伸出你的手，一起来弘扬梅贻琦校长的教育思想。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我有幸得到梅贻琦校长的亲属无私慷慨的帮助，与他们的交往真是愉快的体验。梅校长的侄子梅祖武先生今年83岁，是一位离休干部，曾参与北京申奥的重要工作。他对于我这位素未谋面的后生，从来是有求必应，每信必回，不厌其烦地为我解惑答疑，不辞辛劳地为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和照片，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成为笔友和忘年交。从他一丝不苟的回信中，我感受到他的真诚与谦恭，这种无言的身教，更让我体会到梅家家学渊源，德风如水。在祖武先生的引荐下，梅贻琦校长唯一的孙子梅佳禾先生及时伸出友爱之手，耐心周到地为我搜集整理出60多张珍贵的老照片，让我欣赏到梅贻琦校长的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晚年各个时期的神采。在此，我向他们两位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忱！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九州出版社郑闯琦先生的睿智指导和张延延女士的专业编辑！感谢龙门书局周青丰先生的鼎力协助！感谢我的同事陈怡小姐在文字整理方面给予的大力帮助！

感谢北京绿点观察广告有限公司雪中送炭，他们尽管是一支非常年轻、朝气蓬勃的团队，但却表现出可贵的弘扬普世价值理念的崇高追求！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一年来不计成本地专注这本书，如果没有她们的宽容和鼓励，为我营造一个自由的精神家园，那么，我也很难完成这项“永无止境”的工作。

2011年清华将迎来建校百年庆典，作为经管学院高经班（EDP）第18期学员，我谨以此书作为我和经管学院高经班全体学员，献给母校百年校庆的一份薄礼，共同祝愿清华在不朽精神的照耀下，为国家培养更多杰出英才，创造更大的辉煌！

钟秀斌

2010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