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东平，广东省海丰县人，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贡献的作家。本书收集了目前所能搜集到的丘东平的作品。他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

本书收集了目前所能搜集到的丘东平的作品。

共分为四辑。头两辑为作品。第一辑所收写于抗战以前，共7篇；第二辑所收写于抗战期间，共18篇；第三辑为书信，共231牛，另附周行的信一件：第四辑为同时代人记忆中的丘东平，即其他作家对东平的回忆或对其作品的序、题记、小引等。

代序：傲骨原来本赤心——悼念东平

第一辑 抗战前作品

 沉郁的梅冷城

 多嘴的赛娥

 一个小孩的教养

 红花地之守御

 通讯员

 慈善家

 火灾

第二辑 抗战中作品

 暴风雨的一天

 中校副官

 叶挺印象记

 吴履逊和季子夫人

 给予者

 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江阴炮台的一员守将方叔洪上校的战斗遭遇

 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难民W女士的一段经历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向敌人的腹背进军

 截击

 把三八式枪夺过来

 王凌岗的小战斗——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独立支队战斗报告

 蒋老大和老叶

 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持团特务营政治工作人员钱一清同志的报告

 友军的营长

 两个靖江青年

 溧武路上的故事

 茅山下

第三辑 书信

 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同志的一封信

 关于《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

 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并不是节外生枝

 丘东平致胡风的信

第四辑 对东平的回忆及其他

 东平的眉目

 给战死者

 东平琐记

 忆东平

 东平著《第七连》小引

 《东平短篇小说集》题记

 《茅山下》序

 《东平选集》序

 东平小论

 胡风致东平亲属丘健生的信

编校后记

沉郁的梅冷城

一

为着一个愚蠢的守卫兵被暗算，也许是再微小些的原因吧，以致梅冷在防御上偶然失手的事，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保卫队有着克服一切骚乱的能力，经过了一场恶战之后，暴徒们趁着夜里来，又趁着夜里走了。

但是，保卫队还有着不能不严重地加以研办的事。

保卫队宣布一连三天的戒严令把梅冷的四关口封锁住了。人们只可以从外面走进城里，却不准从城里放出一个，——这唯一的任务，是搜捕在城里作着潜伏工作的叛党。

注意力的集中点，在于×军袭城的时候，城里发现的一颗炸弹。

炸弹在间理发店的门口爆发了。

爆炸，除却在那街道上深深地挖成了一个窟窿之外，它似乎着重于一种无谓的忿恨的发泄，理发店的玻璃窗，给震裂得像不懂得爱惜精力的小孩子拿着铁锤儿细心地一片片去锤成的一样。

于是，一切成为臆测中的事了。

那最简单，最易于给抓在手心里的线索是：

第一，对于这炸弹爆发后的更严重的事态的继起之假定。

其次呢：

投掷炸弹的人之必为×军的内应，那是毫无疑义的了。

并且——

最可注目的是那理发店里的理发匠。

马可勃，那理发匠是最初受审问的一个了。

马可勃是一个刚刚学会理发的小孩子。他的父亲在通行外洋的大轮船里当水手，常常隔了很久才回来一次，母亲是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马可勃给寄养在一位亲戚的家里，不久，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他的父亲在船上失事的噩耗。从这时候起，马可勃给亲戚赶开去。

他在田野上糊涂地乱跑，学会了用竹篾片子编成的有着葫芦嘴的小篮子去小河边捞鱼的事。

有一次，天刚刚下过了大雨，马可勃偶然经过一个满装着春水的池塘的岸畔。

太阳透过低低的薄雾射出了新的光辉，水银一样披泻在那蒙茸、碧绿、带着水影的禾苗上。青蛙儿啯咯、啯咯、异声同调地唱着它们的歌曲，弹着天生口吃的舌头，不怕千遍万遍的重复。

马可勃远远地望见了：那边，在一条田径和另一条田径之间流着一条小小的沟渠，沟渠里露出了一个人头。——马可勃所看到的是梅冷的中年以上的农人、喜在后脑上留着的一排短发。当那人偶然回转头来，发现了马可勃正从这边向着他走去的时候，他张开着嘴巴——他一定遭遇了什么怪异的事，并且，他显然对着马可勃呼救。可是马可勃的耳朵给蛙声吵坏了，一点也听不出什么。

那人的下半身浸在水里，一件给雨水淋得湿透的薄薄的破衬衣，像街市里的墙壁上胶着的广告纸一样，胶住了他的紫黑色的皮肤。从他那痛苦的脸相上，马可勃所受的刺激，突然的ⅡU那小小的心灵向着最伟大最成熟的方面扩展开去。

马可勃于是高高的站立在那小沟渠的堤岸上。

“啊——你可不是受了伤？”

马可勃这当儿的胸腔里装着光亮的灵魂，他快活极了，对着那人居高临下的发问着。

那人依然张开了嘴巴，但是，一点儿也没有效果，他用着最忍耐的声音低低地呻吟着。马可勃始终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  ——所以马可勃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已经有了觉悟了。

他看着那人伸出了一只手。

“对啦！”

马可勃暗暗的点着头，在一束禾苗的脚胫下拾起了一顶给浸得快要化解了的帽子。

并且，这样的时间是一霎眼也不能迟缓的，他依照着那人的无声的吩咐，在那湿帽子的夹布里找出了一包类似炭灰一样的药物，丢进那人的嘴巴里。

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活跃地挣扎起来了。有一条很大的箫子蛇在他的手里给抓着，翻出了白色的肚皮，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半空里卷旋着。

经过了这件事，马可勃依着成年人的行径结识了那怪异的家伙，就是那个幸而让他救活了起来的捉蛇人。

不久，那捉蛇人却又让一条最毒的毒蛇咬死了。

马可勃，于是，重又退下来从成年人变成了小孩子，到一个村庄里去给人家牧马。

但是马可勃始终得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主人没有留给他一点儿的情面，因为他突然变成了冒冒失失的样子，在马尾上点着了火，把马尾烧掉了。

当他做了理发匠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的成就，因为他鄙视着理发这一行业，他用自己积下来的钱买了好些把凿子和小刀，要去学习雕刻。

关于雕刻，他听过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的好处，在于说这故事的人不在了，不晓得是从谁人的嘴里传下来的。他希望这故事能够在世上绝了迹，那末，他将变成了这故事里的人物，希望着这故事的再演。

马可勃于是游荡在他的神妙的幻觉中了。

但是，他天生着一副忠实的脸孔；他勤于做事，肯于受付托；从他的嘴里最容易得到答应。

马可勃在军法处受审问的时候，他变得越发驯良了，像是听从着理发店的师父师兄们杂乱的叫唤声，一下子扫地、一下子拿刷子般的，那小小的脑袋忙碌地转动着：站在检察官的面前装着不曾听见或者不曾觉察的傻头傻脑的样子，于是成了一件顶难的难事。

“这样的吗？——那样的Ⅱ马？一一”

检察官的发问像锋利的剑尖一样尾随着他的口供，紧紧的追踪着。

“是的！”马可勃的心里，有着一条长长的退路，这退路恐怕是和那雕刻的故事也有点儿关系的，“——炸弹，什么呀！喳，是的，这炸弹——是那个挑夫契米多里，他从别处带给我的，我知道这件事。……”P3-5

生命的存续是需要精神支撑的，人需要他人的支撑。生命运转中有些时候会格外强烈感到这种需要，于是想到一些人，你所敬所爱的人。在我其中就有东平。

最先读到的《通讯员》，一下子被抓住了：革命原来可以这样写，也应该这样写。革命是很人性的，崇高的人性只有在革命斗争中才有这样自然、完整的展现。几乎很直觉地，我感到作者东平有那种为我厌倦了的“革命加恋爱”框架以外的，我把它叫做“风骨”的艺术个性或风格特征，很内在的，流露在那沉着的铿锵的语言里。

后来，读到更多些他的作品，多少知道一些他的生活经历，对于当初稚气地匆忙形成的对他的“风骨”印象式评价比较安心些了，读者总是要从自己的阅读能力和爱好选择敬爱的作者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承接五四新文学运动锐气，群星灿烂的新作者里面，我选择东平和萧红，我相信我没有选错，《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生死场》、《呼兰河传》，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它们教给我怎样认识一个人，人的尊严，人的无穷力量是怎样形成并且在历史现实的要求下得到考验。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战争环境里生活过来的，战争的火光和阴影总是交替着追逐我们。我们想更多了解战争，我们读《西线无战事》，读《日日夜夜》，读《战争风云》，但那不是我们的战争，不是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战争，我们渴望读中国作家写的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我们终于有东平，我们东平写了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战争。

似乎从雷马克以来，还没有谁像东平这样写战争。《西线无战事》总是让我觉得现实主义少了些，自然主义多了些。《日日夜夜》那种严酷政治气氛下的严酷战争叫人喘不过气来。《战争风云》有浓郁的新闻报道气息。对于东平，战争不是一种题材，不是一种场景，一个故事，战争只是生活，即使是被扭曲了的生活，也还是生活。战争当然是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充满希望并被希望所照亮。在东平色彩深沉的话语里，有充沛的对人将灾难转化为非灾难的智慧的热情歌颂，但不是不入流的笨拙导演塞到荧屏上那种战旗高举，号声嘹亮，高喊“冲呀！”的所谓壮烈的场面，战争甚至首先是平凡的劳动，平凡然而非常紧张的劳动。从事战争的人都是平常的人，经过不同程度训练，但都还是很一般的人，有一般人的各种特性。这时候个体的这许多人成为一个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那担当扭转被压迫、受侵略可悲命运重任的人，必然具有的安详、镇定、乐天、自豪等等不惊、无畏，甚至熟练地从事战争劳动的神情，而且可以让你亲切地感到这种神情当然来自一颗集中了无数颗心的大心。

这就是东平战争作品传达给我的最丰厚最感动人的信息：这些人在引导你、教育你、鼓舞你，他们的共有名字叫做“兵”。他们以是否无愧为“兵”衡量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索取，只付出，除了打好这一仗，什么也不想。

读东平的战争作品以后，我对于他的“风骨”，他的文学个性的看法渐渐充实起来，具体比来，已经不是笼统的“革命作家”，我宁愿首先把他看作一个兵。从他的作为一个人的风格到他的作品的风格都是兵的。行动着的兵，战争中的兵，行动，行动，时时都在行动中。被胡风称之为“质朴遒劲”的风格，“钢一样的笔锋才能写出的”闪着清冷的光的语言，给我以其中必定有钻石般坚硬的筋骨支撑，我觉得用“风骨”来说比他自己用“格调”来说好像更贴切些。

想起东平，总要想到胡风《悼东平》里的那句诗：“傲骨原来本赤心”，总觉得他的一切，从人到文都是来自这颗赤心，一个兵的火热、赤裸、殷红的心。在中国似乎还很难找到一位像他这样用整个心拥抱战争的作家，知道什么是战争而且热爱战争，亲身参与战争的作家。绀弩在《东平琐记》里写到东平曾热情地劝他写战争：“写战争吧，我们都来写战争。”一九三八年春末，第一次见到东平，腼腆的爱好文学少年的我，在面对景仰的作家的幸福感里嗫嚅着回答他说我喜欢诗，在学写诗，得到他的鼓励就是：“很好，很好，我们都是兵了，都参加战争了。写诗，歌唱战争，很好。”很快，他入选先遣支队，冲过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没有好久就写出一本报告文学集《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应该说是他的大写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雄伟计划的第一步吧。幼稚的我却只写些浮浅的战地感受。但是通过阅读他的这些速写式的短章，让我多少能够从感受他投身于他向往的真实到全身心都在血与火中亲切感受战争的喜悦，并且更能理解他的文学风骨的来源，那颗为革命斗争跳动的炽热的心，多少是直觉明白为什么真诚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是三九年冬天吧，他回到军部，很匆忙的，住在刚搭起来不久的一座草屋——军部的招待所里。他说，他正在写长篇，很自信也很苦恼，感受能力好像差一些了，粗糙起来了，很想能够更深入，更深入。现在这样有一种走不进自己的作品的感觉，那是很悲哀的。应该在那里面走来走去。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读文学理论书上说的得到更多的启发。我更清楚知道，他是用真心写作的，因此才有他的这种格调，这正是我应该认真读取的。

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才知道他在部队里还是个文化人，还在主持一个文艺学校，这不是他的初衷，他是想打仗的。应该让他担任个连队政治指导员之类的职务，或许更能发挥他的所专。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已不是“孤岛”，租界也被日军占领。很有一些文化人到了苏北，大概是不习惯吧，好像没有多久，有些人就出来了。诗人画家许幸之辗转来到桂林，问起东平，说是在当学校领导，“没有写什么东西似的，那里没有写作条件。”不知道所说的“条件是什么，总不是书斋、书桌之类的吧。如果是，东平，包括许先生自己，都并不很在乎这些的，尤其在东平，这个总是在行动着的人，能够从枪炮声听到音乐，从火药味闻到酒香的人，把生命献给写作，以写作作为革命行动的人，是不在乎这些的。

悲痛中我写了篇悼念短文，表示我的景仰和愧疚，人与人之间竞有这样大的差别，他对我的勉励几乎全落空了，我能用什么来悼念他！接着我还写了一首长诗，自己也觉得太长了些，不这样写好像不能尽情，其实也只能尽至多一半。我只能在“这边”呼唤他，而他是在和“这边”很不一样的“那边”。在“这边”，我们是自己国家里的无国游民，在痛苦的挣扎中期待明天。但我也还没有力量写出我的遗憾和惆怅，期待中的壮丽的抗日战争史诗的作者没有实现他的创作雄心就被敌人夺去生命，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文学多么珍贵的生命。被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却说东平“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当作家来看”是应该“为革命牺牲”的，但他也没有忘记把东平划进“他们那个小集团”里去，“他们”中的人怎么会为革命牺牲？这和“三批材料”按语里的圣断：小集团成员是五种反革命分子大相迳庭。可能是说漏了嘴，却忘记了又会挨打耳光。

这当然只是我的幼稚的设想引起的幻觉。

胡风在《忆东平》里写到，东平曾这样跟他说：“我很惭愧，不能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胡风“感受到这句话底重量和他底真心”，绀弩在谈到东平时，也说到他喜欢在作品中用布尔塞维克这个词，而且“不这样写不过瘾。”这种政治热情，那时候在向往革命的青年里很普遍。东平已经进入中年，而且有在三十年代新进作家中很少有的丰富阅历，尤其在战争经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很知道布尔塞维克的含义、来历，以及它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全面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的义举是被认为“调皮捣蛋”的，然而当局又不能用“军纪”处理，只好采取逐步消灭的办法把他们调防到福建，最终导致“闽变”。这些东平亲身经历了，应该有较深刻的思考，应该由此更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抗战，有两支不同的军队参加，各有各的内的和外的特殊性。东平，一个文化人，左翼作家，把自己的文学活动看作就是革命活动，然而懂不懂得革命是政治性行动，革命和政治一样现实，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吗？战争不就是开枪的政治或政治在开枪吗？不胜则败，不死则生，现实到容不得半点浪漫。东平有战争经验，写出高水平的战争题材的作品，当然很好。认识不少文化界人士，也认识一些政界军界人物，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没有让他的傲骨和赤心蒙上最细微的灰尘而更显光芒。然而，在特定的政治环境，特定的战争形势下，是会被认为“复杂”的。于是，也是胡风的悼念东平的诗里所写的，“惯将直道遭乖运”了。这经历，这个他自己称为“格调”的人格特性，在这支和他以前熟悉的军队有很大不同的军队里，将会怎样并且应该怎样用新的方式去适应，去放射新的光芒。我相信这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一定是他所想所做的一切的起点和终点。很自然的，他想应该首先让自己布尔塞维克化，他急切地想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他知道对他的要求有多么严格吗？对他的重视和期待比对一般人更宽容呢或是更严格？可以等待他“十年八年的长时间”，并且十分理解他的“痛苦的过程”吗？这是政治．不是文学，你那文学的浪漫主义先退让一步吧。东平知道这一切，身体力行，他坚持下来了，忍痛让自己的感觉“粗糙起来”，一时写不出理想中的作品，他不认为这是必要的牺牲，而是必要的过程。他作为一个合格的军队文化工作者，一个和普通兵士一样的文化兵，并以此自豪．他曾一再用这样的话勉励我：“我们都是打日本鬼子的兵，很光荣的兵。”

他是在突围时牺牲的，带领的一队文艺学院学员，有人掉队，他去救助，中弹了。我努力想象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极其崇高的那一瞬间。为他不能在两军阵前浴血奋战痛快杀敌实现为革命献身的志愿，我不禁有浸在热泪中的遗憾。我的悲哀涌动的思绪，苍凉而辛酸，我们这个不幸的民族竟然没有能让应该引为骄傲的优秀者尽展才华，眼睁睁丧失了我们辉煌的文学史上应该添加进去的一部不朽之作。我始终相信，能成为带领兵士一起冲锋陷阵的指挥员才是他的夙愿，活跃在战场上对他来说，远比带学生更有魅力，写战争比什么都更吸引他。那么，究竟为什么那位看重他的才能的儒将首长没有让他带兵，只让他在根据地办学校、带学生，他不是常和东平谈巴尔扎克吗？然而他也只能这样。我想，也许他以为这才是爱护东平，或许在那个很严峻的形势下，他只能这样。我也不敢说东平就已经“布尔塞维克化”了。什么叫“化”，是“里里外外，彻头彻尾”。东平，当然属于知识分子一类，是“身上虽然没有牛屎”，比起农人很脏很脏，要做到脱胎换骨要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你才好久？才三四年吧。

有时我想，东平只要把“一·二八”写够，就很了不起。《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只不过是“序曲”，已经给我们那么大的惊喜了。多灾多难的中国是一定会把历史感特别锐敏的知识分子，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卷进政治漩涡、战争漩涡，他们是不能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抉择的。有两种不同的理想主义：一种能够顺顺当当地把理想交给现实；一种是再怎么也难以放弃理想，再努力也还是叫人觉得很不一样，就算不说有“二心”，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让你“分心”；若是这样，十年八年也没用。但是坚决地干干净净地放弃吧，确实也很难做到。《茅山下》只开了个头，相信东平还时时想着它，为它苦恼。相信写下去，也许会写成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全新的力作。民族精英的牺牲给全民带来光荣也带来悲痛，对于东平的牺牲，除了悲痛，我们不能不有深的遗憾和深的省悟。

将近七十年，出现在我面前的东平的身影，依然傲骨，依然赤心，依然直道，炯炯有神的眼神里依然有那么一点壮志未酬的淡淡的悠远的怅惘，依然好像听到他在说：“我已经尽力做了你们认为我必须做的。”既然时代慷慨地提供如此丰盛的现实生活，为什么却要给他加强这么多的限制！他没有欠我们情，是我们，是我们欠他，我们辜负了他。

然而，我依然不能不把他以及和他同样的畸零人作为支撑，命中注定，我只能这样。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长沙

一

本书共分四辑。头两辑为作品，第一辑所收写于抗战以前，共7篇；第二辑所收写于抗战期间，共18篇；第三辑为书信，共23件，另附周行的信一件；第四辑为“同时代人回忆中的丘东平”，即其他作家对于东平的回忆或对其作品的序跋、题记、小引之类。

入集作品未按题材分类，各篇混合收录，大致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作品在艺术水平上可能有高有低，但总的读来，有着一颗战士的心跃然纸上。——“要说他底精神已经远离或死去，那是决不会有的事情。”这是胡风先生抗战胜利前夕纪念东平说过的一句话，今天读来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东平短篇小说集》的“题记”里，胡风还提到：

东平为它战斗、为它献命了的祖国底明天终于要到来，那一天也就是东平在全貌上和读者见面的一天罢。

这个“在全貌上”只可能属于一个祈使句。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东平的战友彭柏山把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茅山下》在解放区用土纸印刷过一次。1947年周而复主编《北方文丛》，将《茅山下》收入第一辑，并在香港正式出版；1949年8月上海三联书店又再版一次。但两次印数都不多，现已成为珍本。

建国初期，不少作家出版了“选集”、“全集”，而未得到文艺界掌权人物青睐的东平，不但没能“在全貌上和读者见面”，连选本也没有一个。直到195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才出版一本由彭柏山作序的《东平选集》。封面设计成一块碑状大理石，满版灰色云纹，印有彭柏山题写的“东平选集”四字，简洁，朴素，既可视为作者的“墓碑”，也可理解为他在文学事业上的“里程碑”。选集印了21000册，印数在当时不算少。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经手此书的责任编辑、校对、出版印刷人大都沦为“胡风分子”，该书亦因胡风之友“彭柏山作序”而犯了忌，因此牵连到已故作者丘东平，他的作品同样遭禁了几十年。直到28年后的1983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才将这本《东平选集》重排出版，这次印数为13500册。此外，同年6月，东平家乡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本遗著《沉郁的梅冷城》，印数不详。

本书编者曾力图搜齐东平全部遗著，以便展示作者“全貌”于读者，无奈历经劫难，未能发表的遗稿固然无从觅得，一些已经发表的也由于战争环境未能保存，只得付诸阙如。长期搜求，所得止此，实属遗憾，端赖今后有心人有所发现，再作补充了。

这里须加说明一点的是，集中《给予者》一文原来署名“集体创作”，收入个人专集是否妥当，曾经有所考虑；从署名人之一的于逢的回忆录得悉：《给予者》的“主题和人物则主要是由欧阳山和东平两人研究确定的，后来由东平在汉口一人执笔写成，体现他本人的一贯风格，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部分经历和思想脉络，成为东平著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在《不安静的灵魂》一文中，于逢说得更明确：《给予者》“这篇小说虽是集体创作，但除了扉页上由欧阳山写的一段题辞外，完完全全是他（指东平——编注）个人的劳绩，彻头彻尾是他的格调，代表着他最初对于抗战的观念和歌颂的”。[2]由于上述原因，把这篇小说收入以“东平”署名的选集中，编者以为是没有问题的。

二

东平生于20世纪上半叶世界激烈变动的时代，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委秘书；17岁参加海陆丰人民武装起义，以及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这时期的战斗生活，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都有较为翔实的反映。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他偷渡去香港，打工度日，当学徒，做鞋匠，以至捕鱼捉虾……，尝尽了人间的辛酸。但是苦难的生活，却使他和高尔基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1934年，他向吴奚如谈起过：高尔基“唤起了我底理想和力量”，“我也怀着高尔基少年时代的苦力者底心情，写了不少文稿”。这些最初练笔的文稿，他虽自觉“十分拙劣可笑”，大都扔进了大海，但他后来发表创作心得，论及生活与作品的关系时，往往又是以高尔基作为效法对象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为推动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担任了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秘书。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东平随翁照垣战斗在上海闸北战场，扼守吴淞炮台。由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东平愤怒地离开所在部队重返香港，开始办刊物宣传抗日主张。在《新亚细亚月刊》创刊号上，东平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梅岭之春》。该刊为港英当局勒令停刊后，他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决心献身于革命文艺事业。这期间，东平写出了享誉海内外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初发于周扬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第一卷第4期。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邀约，编了一本“现代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收入了东平的《通讯员》。

1935年，东平接受中央特科的工作任务，到日本做十九路军在日将领的工作。同年三四月间，在东京由十九路军一位团长的介绍，开始与郭沫若相识；为了听取郭对其作品的意见，他与郭有过通信来往。在《东平的眉目》一文中，郭沫若从东平两千多字的长信中摘引了一段后者对自己写作的“预期”，原文如下：

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

见到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居然对自己有这么大的“预期”，郭沫若不禁既钦佩又有所保留地说，“单这一句话可见得东平的抱负的不凡，而他的诗人气质是非常浓厚的”。虽然“诗人气质”云云，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调侃意味，但郭沫若毕竟也很理解东平，因为他说，“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目标，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的努力所课于东平者的苦闷当然不小”。接着，他还引用了东平信中的话：

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就应该自毁。因此我时时陷在绝望中……我几乎刻刻在准备着自杀。

紧接着郭沫若又说，“这是醉心于‘不全则无’者所共同的苦痛，我自己觉得是很能够了解”。

“不全则无”（All or Nothing），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66年所写剧本《布兰德》的主人公的一句台词，对“五四”之后的中国青年产生过很大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者，为了表现不妥协的精神，往往借用这句台词。这个愤激语或有人直译为：“全或无”；郭沫若则似乎更恰切而顺畅地译为“不全则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东平对实现艺术创作的“预期”目标所表示的坚决，同他对于人生的执著相一致，他甚至以极而言之的“自杀”云云来为所谓“无”设限，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郭沫若才因此有“很能够了解”的感觉。不料东平去世后几十年，有人为了证实他“不是死于日寇之手，而是死于自杀”的流言，竟征引他致郭沫若的长信为证，作出了“一语成谶”的判断。其实，仔细阅读《东平的眉目》一文，求实领会郭沫若关于东平“自杀”二字内涵的说明，当会更能看出东平性格的倔强和他的人格光彩。

……

五

本书第四辑收集了各时期“同时代人回忆中的东平”。作者有郭沫若、胡风、彭柏山、聂绀弩、石怀池等。在许多著名作家中夹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石怀池。据了解，他是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学生，原名束衣人，写过诗，写过小说，惜未能充分施展其才华；1945年7月因嘉陵江渡船超载，没于急流中，未能获救，时年22岁。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靳以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最能显出他的才能的是理论和批评。……他不发空谈，每一个意见都有依据，他绝不信任幻想，也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本，他全以多数读者的意见为意见，根据正确的理论，是非公允，态度严肃。一面可以指引读者，一面也使读者见到众人的意向，他不玩弄技巧，批评别人，炫耀自己；他也不站在门户的私见上，为自己的友人喝彩，抹杀他人的一切。他的颂扬和贬斥全是极其恰当的。所以，他的写作才能，被许多编者认识，他的作品不断地在许多刊物和报纸上登载。”[17]石怀池的《东平小论》写于1944年10月，1946年被胡风刊发于《希望》2集3期，这时作者已经离世。胡风在“编后记”中为这篇评论写道：“……可以看出他迫近了体现着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的生命，但因为他的理解还停止在一个最本质的内容面前，一直搁着没有发表，想不到现在竟兼作对于他自己的追悼了。”

或有读者会置疑：前面靳以先生对石怀池的评价：“他的颂扬和贬斥全是极其恰当的”，是否包括《东平小论》？评价文字中似乎并未对《东平小论》作出具体的肯定。但实际上读者有所不知，靳以先生早在1934年就很欣赏丘东平了，因为东平那时就在卞之琳和靳以主编的《水星》月刊上发表过作品。据卞之琳先生回忆：“当时靳以和我十分欣赏东平的散文或小说短作，文章风格似粗而细，似直而曲，节奏快而韵味长。他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南京一带真刀真枪打游击，作战牺牲，成了烈士。”

早逝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石怀池，到了21世纪仍然有人想起了他，真正应验了靳以先生的评价：他真的具有了“不朽的生命”。只可惜心怀历史成见的人，其“文学批评方法和批评角度”和实事求是的靳以先生相反，说什么胡风在重庆期间抗击文坛颓风，石怀池充当了急先锋，打击了一些所谓不该打击的作家；并称：“石怀池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批评角度深受胡风思想的影响”。实在应该庆幸石怀池早死了十年，否则按戴有色眼镜者的逻辑，他也难逃1955年胡风案一劫，最起码要戴上一顶“胡风影响分子”的帽子。好在，石怀池人虽死而作品犹存，后人正好各自作出评价，是非大致总有公论。

最后抄石怀池的《东平小论》的末几行，结束本文。

是的，我们的民族不应该健忘，会永远记住包括丘东平、石怀池在内的那些“纯美的人们”。

二〇〇七年九月于上海

……他于化整为零，于暗示，与节省，种种手法之尽量的采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觉派的倾向，而于意识明确之点则超过之。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

——郭沫若

我知道，在劳苦人民的斗争道路上面，在革命文学的斗争道路上面，东平的背影还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胡风

你写过《第七连》和《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那都是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我相信你自己的战死，一定不会缺少同样伟丽的场景。

——聂绀弩

在他的作品里，虽然看不到那些惊人的激烈的词句，但那对于真实的生活的描写，却给当时的革命文学阵营带来了一股新的坚实的战斗力量。

——彭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