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赛奇：我是1976年年底到南京大学留学的。那时候，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很少，而且主要是来自亚洲、非洲国家的学生。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我们好像是第一批，一共9个人，其中来自英国的4位、法国和德国的各2位、澳大利亚的1位。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和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那时的教材比较枯燥，授课形式比较呆板，课堂气氛也很沉闷，学生能学的东西很少。大家对中国的历史知道得少，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更是少得可怜。刚来中国时，我打算主要学习、进修中国当代史，但发现主要是讲授两条路线的斗争，讲授“以阶级斗争为纲”，讲授反帝、反修，没有什么意思。后来改为学习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才发现很有趣味。
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大家渐渐地可以议论一些问题了，甚至也开始触及和讨论一些敏感问题，出现了一些沙龙和论坛。大家开始尖锐地讨论中国问题，虽然问题不多，但可以公开批评了。老师们毕竟有经验，对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认识敏感，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较早，可以说引导了这些讨论。一些谨慎的老师虽然还是照本宣科，但对一些问题可以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学校领导，还有老师和中国的同学，对我们这些留学生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大家都提防着我们，领导和老师要求中国学生不要和我们过多接触、随便交往，更不要说一些泄密的话。有的人甚至怀疑我们是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后来大家交往多了，慢慢熟悉了，发现我们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们提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也不是全无道理。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去，有时一年还会去几次。20世纪90年代，我在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工作过几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等单位打交道较多，经常去那里拜访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特别是了解到了很多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知道了很多学者对中国改革发展的看法。总的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变，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总体实现了小康。这30年，是巨大变化的30年，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社会开放度也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气氛和过去比差别太大了。
张冠梓：这期间肯定有不少难忘的、有趣的故事，也一定引发了您不少思考。
托尼·赛奇：这里面确实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也很耐人寻味。在这里，我只讲两个。一次，记得是1976年，我在南京鼓楼看大字报，发现有两个人在我后面嘀嘀咕咕，我听见他们好像在议论我。两人在一阵子你推我搡之后，其中一个鼓足勇气过来问我：你和我们长得不一样，是哪里人？是不是少数民族？我回答不是。他们又问我是不是华侨，我又说不是。他们就更纳闷儿了，问：那你究竟是什么人呢？我说我是英国人。他们很惊讶，问英国在哪里，是不是生活很苦？我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感触也很多。那时，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受到中国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人个子那么高，样子也跟我们不一样，真是稀奇。他们对我好奇，我觉得非常可悲、可惜，也有些可笑。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百姓关于外界的知识太少了，对外部世界，竟然如此的隔绝和不了解。他们对世界是什么样的、对外界都发生了什么和将要发生什么，是那样的缺乏了解。我认为，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政府没有尽到责任，没有给他们提供学习知识、走出国门、了解外面的条件和机会，而是把大门关上了。所以，我觉得，来到中国后，真正让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贫穷的中国，一个封闭的中国。那里的人们对外界一无所知，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不需要、也不应该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眼前的生活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政府对政治的控制、对思想的钳制，严密得超乎外界所有人的想象。每个单位，从上到下，三天两头就有一次政治学习，学习那些僵化的、落伍的教条。当看着人们在政治学习会上，百无聊赖直至打盹，我就觉得可惜、难过。那时中国的官僚主义很严重，一方面对老百姓的需求不怎么关心，该管的不管，或者没管好；另一方面，他们又管了一些不该管的。我们每次外出旅游、搞社会调查，或者办什么事情，都必须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得到批准后才能去办，但往往我们得到批准的时候并不多。P009-010
本书是本人于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作访问学者期间主持实施的系列访谈活动的最终成果。此次访谈活动，从筹划与实施，访谈稿件的记录、翻译和整理，到最后编辑、出版，得到了许多领导、专家、老师和亲友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与汗水。可以说，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集体成果的结晶。
坦率地说，出国深造是我的夙愿，目的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专业研究水平。幸运的是，这一愿望得到了许多令我尊敬的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志，副院长李慎明、朱佳木、高全立同志，原副院长陈佳贵同志等领导，对本人出国学习一事关怀备至，热情支持，勉励有加。在社科院改革发展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出于对我这样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爱护，慨然应允本人暂时停下手头的工作，出国学习一年，令我十分感激。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张昌东同志承担了许多本来属于我的“分内事”，嘱我心无旁鹜地读书。外事局局长杨扬、副局长王镭同志多次为我排除在办理出国手续时的种种困难。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我的好友陈振声同志在我申请出国、在美读书、从事访谈、寻求出版等各个环节和方面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
在实施访谈期间，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Athony Saich)教授热情相助，为我推荐和介绍了哈佛大学各个领域和专业的许多大家名家，还身体力行，率先接受本人的采访。如今，采访他的稿件已经被许多报刊、网站刊载，产生了很大、很好的社会反响。张伯赓(JulianChang)博士，作为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非常关心此次采访活动，经常询问此事的进展情况，并欣然接受了访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管马小瑛(Laura Ma)博士积极帮助联络受访的专家，其耐心和热忱让我感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项目官员杰克·布鲁斯(Jack Bmce)博士对本人的访谈活动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在哈佛学习期间，我有幸结识的很多好朋友，也纷纷对此次访谈活动伸出相助之手。同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学的国土资源部副总督察甘藏春同志，给予此次活动以积极的鼓励，并亲自参与采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胡必亮同志利用他对哈佛较为熟悉的便利，帮助协调了很多受访者和采访者，还直接参与了若干采访活动。应该说，很多采访者、受访者都是他帮助介绍、联络的，有的他还亲自参与访谈，但他坚持都不署名。西安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郝瑜同志不仅和本人一同采访了若干教授，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照片。在哈佛大学就读的于盈、王钢桥、李湛、罗袆楠、王洋、李海鸿等博士或硕士候选人，不仅积极参与访谈活动，而且还帮助联络、介绍访谈者和受访者。《侨报周刊》记者李琳、《星岛日报》记者菊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编室主任魏长宝积极报道宣传此次活动，有的还主动承担了采访任务。
此次系列采访活动，被纳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9年度专题调研项目。院青年中心副秘书长、团委副书记季为民同志给予多方帮助。青年中心的许多理事、常务理事等朋友们，如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发稳、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才、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郭志法、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滨、文学研究所刘悦笛、直属机关党委王素琴等同志，帮助审阅了部分书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波，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马韶青等同志，我的朋友蔺鸿毅和她的女儿、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专业2008级学生庞苏儿，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石培培、孟庆沛、王斌、赵云梅同学，分别参与了部分访谈稿件的翻译、编辑和整理。
在联系出版时，人民出版社发行部主任潘少平，方志出版社社长李富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成果处处长张国春，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社长许剑秋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许多辛劳。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我这一年的出国访学得到了家人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家父张同善、家母朱彦荑时时叮嘱我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我的妻子、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东华，爱子、人大附中初一年级十班学生张天成，利用寒假、暑假两次专程去看我。亲人的关怀让我倍感温暖，谨识于此，以表达我的感激和谢忱。
应该说，此次访谈活动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由不同的采访者和受访者陆陆续续完成的，时间长达一年，所谈的内容在时间和角度上不尽一致，也许互有参差。而且，这些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学科不同、角度有异，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也不尽相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自然是有所不同，甚至相左的。应当说，并非他们的所有观点都能为本人和读者大众所认同。为此，我和出版社的同志对个别有失偏颇的观点作了调整、修改，但绝大部分保持原貌。我们之所以将这些不同的观点并陈于此，就是想让读者有所比较，看一看西方学者到底是如何看待我们国家的一些问题的，从而有所甄别与取舍。需要声明的是，本书各采访稿件里的学术观点，当为采访者、特别是受访者所持观点，并不代表本书编者的观点；然书中涉及的学术规范问题则当由本书编者负责。极少量图片和文字未能联系到作者，我们充分尊重原作者的劳动，请作品拥有者及时与主编或出版社联系，以便奉上稿酬。
由于时间紧，稿件数量多，且内容涉及领域太广，加上本人认识能力和学术水平所限，本书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朋友多加理解、宽容和指正。
主编 张冠梓
2009年11月19日
2008年8月22日，在北京正如火如荼地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之时，我只身远赴大洋彼岸，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在美访学生活。到啥佛大学读书，这是我自打听说这所学校的名字后，就开始编织的梦想，如何叩开这座“围城”的大门，这件事可以说已经成为我难以排遣的情结。期间进行过若干次努力，甚至曾经离成功仅～步之遥，但最终还是失之交臂。2008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了。迟缓却又突然，新鲜而又陌生，紧张而又亢奋，这是我到这所学校后异常复杂的感受。我深知，对于我来说，来哈佛不易，再来则更不易，一定要珍惜这一年的宝贵时光，多走、多看、多学习。
一、关于哈佛大学
到过波士顿的朋友都知道，在宽阔深沉、风光旖旎、波澜不惊的查尔斯河畔，坐落着不少世界驰名的大学和研究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这两所学校同处于剑桥城，相互毗邻，而且有趣的是，两大校园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初入我所久仰的哈佛大学，便被其颇具特色的“哈佛红”所吸引。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的各种大学排名和评比中，哈佛大学始终处在首屈一指的位置上，尽得全世界的“荣宠”。在中国，哈佛大学的名字同样妇孺皆知。特别对于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哈佛大学更充满了极大的号召力和诱惑力，常常成为他们为子女设立的人生的最高目标。近些年来，一些就读于哈佛或者曾经在哈佛就读的中国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不断撰文著书，介绍宣传哈佛，进一步增加了这所学校在世人心中的神圣和神奇，激发了人们走进它的愿望。
在美国，盛传着“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的说法，说明这所学校的古老和重要。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比美国成为独立国家几乎要早一个半世纪。当年，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为了其子孙后代的幸福，仿效当时英国剑桥大学的模式，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始称剑桥学院。1639年，学校更名为哈佛学院，目的是为了永久纪念学校创办人之一和办学经费的主要捐献者、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学硕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1780年，哈佛学院被马萨诸塞州议会破格升为哈佛大学，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常被简称为哈佛。历经373年的发展，哈佛大学已经规模庞大、资产超群，常被人戏称为“哈佛帝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有很多原因。
一是学校规模庞大。全校共设有13所学院。其中本科生院两所，即哈佛学院与拉德克利夫学院；研究生院11所，即文理学院、商业管理学院、肯尼迪管理学院、设计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及大学扩展部等，其中除牙医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3个研究生院设立在波士顿外，其余各学院均集中于剑桥。各院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二是哈佛大学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一流的学术水准。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教职员工超过14000人，包括超过2000名的教授和讲师，以及7 000多名在所属的各个教学医院工作的教员。到目前为止，哈佛大学共拥有11个研究生院、40多个系科、100多个专业的大型院校。其中，商学院、法学院、政府学院、医学院等众多学院都具有极高的声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生化学、物理学等许多学科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
三是哈佛大学资产雄厚，获得的捐赠是最多的。在哈佛，每个全职教授的平均基本工资就达19.2万美元，在美国高校中遥遥领先；给学生的奖学金则每年达3.38亿美元，这些数字增添了哈佛的光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财政年(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哈佛收到的捐助金达369亿美元。哈佛大学向来出手阔绰，重金打造校园设施在所不惜。学校负责人花费2.6亿美元建一座新医学大楼眼睛也不眨一下，他们还斥巨资委托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Stem，美国老牌建筑事务所)设计一座巨型哈佛法学院副楼。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哈佛大学在经费上也开始吃紧，许多发展项目亮起了红灯，如今这所名校已经沾染了华尔街病恹恹的气息。漫步在波士顿查尔斯河畔的哈佛校区，首任捐助者约翰·哈佛的雕像闪耀着光泽，但其脚下几乎被挤爆的垃圾箱却似乎透露出不妙的预兆。至于哈佛最为雄心勃勃的宏伟项目——原计划在2011年竣工、造价超过12亿美元的科学综合大楼，目前已被迫停工。由于研究院的招聘与建设均已处于冻结状态，学生、老师、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时有出现。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汇聚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哈佛大学由最早成立时的12名学生，壮大到如今的2万多名学生，规模巨大。这里面，有大学生、研究生、继续教育和夏季学校的学生，也有各种形式的进修生和访问学者；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哈佛大学除了培养美国学生外，还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据报道，哈佛的学生来自世界大约15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有着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的丰富多样性。如果你漫步在哈佛校园里，或就座于任何一个教室中，就会发现这里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来哈佛读书的学生，虽然国籍、种族、文化迥异，但他们个个成绩优异，或每科普遍优秀，或单科异常突出，或参与竞赛出类拔萃。而且，许多学生注重人文、音乐、舞蹈、戏曲、体育等素质的培养，注重管理、领导、语言、新闻报道、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力的训练，可以说是多才多艺。
哈佛大学之所以能从“一叶小舟”发展成为世界高校中的“航空母舰”，原因之一在于她开创和形成了一套颇为独到的办学思想和理念。这所学校早年开设的课程以英国大学的模式为基础，但是在思想上与这个殖民拓荒地盛行的清教徒哲学保持一致。尽管它早年的许多毕业生成为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聚居地的牧师，学校却从未正式加入过某一个特定的教派。一份出版于1643年的小册子阐明了哈佛大学存在的价值：“促进知识并使之永存后代。”另外，哈佛历任校长都坚持3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这三个原则英文词第一个字母均是A)，因之各学院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哈佛的校训是“Amicus Plato，Amicus AI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它是拉丁文，中文意思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它是哈佛学生学习和为人的准则。哈佛的校徽拉丁文是“VERITAS”，中文意思是“真理”。校徽的确定颇费周折，其设计草图早在1643年就已提出，却于无意中被搁置在文件里，沉睡近200年。直到200年校庆，校长昆西(Josial Quincy)在寻找校史资料时，偶然发现这一图案，才把它重新介绍给哈佛师生。此外，哈佛大学各个图书馆自习墙上的箴言，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为哈佛精神的一部分。读书的人累了，抬头就能看见那些给人以信心的充满哲理的话，如“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今天不走，明天要跑”等等。如今，这些箴言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哈佛学子，甚至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恪守的“座右铭”。
与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的，是这里的研究、教学和学习风气。这里有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哈佛大学教授在教书上的认真和敬业。我在法学院、文理学院、政府学院选过一些课。教过我的每一个教授，不论是主课还是副课，都极其认真负责，要求非常严格，对学生的作业批改得非常仔细，一个单词、一个标点都不放过。学生加班，教授也经常陪着，而且还主动给学生上小课。二是学生的认真和勤奋。去美国之前，我有个偏见，觉得在美国读书很轻松，美国大学生作业很少，考试容易，尽去玩了。去了哈佛之后，才知道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我所在的班上国际学生和美国学生各占一半，因为课程重、作业多，大家基本上都是学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回去休息，上午八点钟又要准时上课，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在国内读书时，学到夜里十二点钟就觉得自己够刻苦了，可在哈佛要是这个钟点睡觉，绝对是懒学生。
正是其独到的办学理念，正是其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一流学府，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成就斐然，并且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势头，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科学研究方面，哈佛大学不断有影响重大的科研成果问世，如100多年前开始实施外科麻醉手术；20世纪40年代发现核磁共振，现已广泛用于化学和医学研究；50年代首创器官移植的新方法，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人体肾脏移植；60年代提出有机合成化学的理论和技巧，并首次人工合成了维生素B12；90年代发明新的太阳能转化电能材料；2000年合成一种十分有效的抗癌药等等。在人才培养方面，无数优秀的哈佛毕业生，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中包括8位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Hayes)、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Min Roosevelt)、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assein()bama)，以及无数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如英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RMph waldo EmeHon)、石油大王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著名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Kissinger)、IT巨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哈佛大学的教授中总共产生了4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4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中国近代以来很多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学习过，包括陈寅恪、竺可桢、杨杏佛、梁实秋、梁思成、赵元任等。
谈起哈佛，不能不介绍一下它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来到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这里的资料收藏实在丰富、服务设施实在齐全、服务措施实在周到。哈佛的图书馆，大大小小，算起来不下百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图书馆，即瓦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ty)。该馆建于1638年，是哈佛、也是美国年代最悠久的图书馆，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存有1600多万册图书，其中包括微型胶卷、地图、图片、数据和其他资料。地上有好几层书库，地下也有好几层。另一类是与专业相关的图书馆，主要是法学院图书馆、政府学院图书馆、神学院图书馆、托孜图书馆、雷蒙图书馆、方图书馆、燕京图书馆，以及政府文献馆、哈佛档案馆、利陶图书馆等。雷蒙图书馆是大学生、研究生教学参考书图书馆，备份很足，往往其他专业图书馆借不到的，这里都能借到。霍顿图书馆是档案图书馆，收藏很多美国名人的亲笔信件、照片、手稿。在哈佛的图书馆中，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院系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问题。在哈佛，查阅资料一般需登录和浏览哈佛大学网站。通过哈佛图书馆的HOLLIS网，可以查阅哈佛各馆的藏书状况。HOLLIS网上还有各种电子杂志，看到需要的论文，可以直接下载；至于博士生的论文提要，哈佛的网上也能看到。各种学术议题，通过网上征询，都能得到满意答案。
另外，哈佛大学的各个博物馆也是哈佛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包括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和人类文化博物馆等。哈佛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艺术博物馆之一。它收藏15万份艺术珍品，从古至今，从欧洲、北美、北非、中东到东南亚，范围极广。艺术博物馆分3座。佛格博物馆主要收集的是西方绘画、雕刻、素描、照片和印刷品，既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珍品，也有法国印象派作品。菜辛格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中欧、北欧的艺术，其收藏品主要来自德语国家。萨克勒博物馆主要收集古代亚洲和宗教艺术品，其中有中国玉器、青铜器、陶器、古画、佛教雕塑、朝鲜陶瓷、日本浮世绘、印度绘画、阿拉伯书法、波斯地毯、希腊和罗马雕塑等等。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包括植物博物馆、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以及矿物和地质博物馆。植物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经济植物和药用植物标本、照片、人工制品和考古资料，其中植物玻璃模型当属最稀有的收藏品。该馆共有这类模型3000多个，涵盖840多种植物，模型精致完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哈佛考古和人类文化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学博物馆，广泛收集西半球人类文化历史的记载文献。这些博物馆与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
哈佛是许多人向往的学习和深造的地方。如今的哈佛大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力，也是申请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大学之一。哈佛的录取率在美国是非常低的，始终停留在10％～12％之间，但申请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每年都达到2万多人。许多高中成绩出类拔萃的申请者，也未必能被哈佛录取。而同时被两所名校录取的学生，75％左右的人选择了哈佛。虽然考进哈佛不容易，但它还是为任何一个优秀的、有才华的学生提供入学的机会，录取时不考虑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对确需经济资助的学生会提供帮助。
……
《哈佛看中国》这套书有三本，包括“政治与历史卷”、“经济与社会卷”、“文化与学术卷”，这本“政治与历史卷”，受访者“阵容”庞大，包括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发起人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F.Vogel），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等。
全书内容涉及政治变革、体制改革、法律、外交、历史等领域，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客观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及之前的三十年在政治变革、社会进步、民主进程中的表现，及经济成就；二是围绕稳定为核心，关注当前中国社会体制和社会关系变革；三是针对中国法律改革与法制建设情况；四是分析中美关系及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在国际上承担责任和新使命；五是回顾新中国的发展史与“哈佛中国学”的研究现状。
1位中国学者，1年的留学访美，邀请47位哈佛教授和校友就中国问题开讲。47位教授，47个不同凡响的名字，用47个别样的视角打量中国，发出47种掷地有声的见解。
有人说，哈佛眼光就是世界眼光。此说不一定恰当，但这些哈佛教授的意见的确不容忽视。这些议论未必妥帖、未必客观、未必公允，但却是外部世界看中国的一个缩影。面对这些议论，不管它正确与否，都应引起我们驻足倾听，促使我们对中国自己的事情作自主的、积极的、审慎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