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净化的方寸和升华的岁月中，作者善于挖掘日常生活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文史典故，举凡家国传统、历史风貌、人物品鉴、饮食文化等，均能举重若轻，启人深思，与人平等对话而又令人肃然敛容。《药窗诗话》是文化老人吴藕汀先生晚年闲居嘉兴的信笔之作。

本书一诗一话，内容涉及书画、饮食、经史子集等诸多方面。作者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对民国时期浙江嘉兴及其周边区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方式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

品味一位历尽世事沧桑的老人敬天爱人的豁达心境，窥见一个逝去时代及其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药窗诗话》是文化老人吴藕汀先生晚年的信笔之作。诗话共三千余条，写家国变迁，更写人情世故；写历史风云，更写乡邦风物；写文坛掌故，更写文人风骨。在净化的方寸和升华的岁月中，作者善于挖掘日常生活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文史掌故，下笔饱含深情，而又淡若云烟。其品评历史，多能剥离尘埃，推倒定论，敢言人所不敢言；其谈饮食，不仅论及文化内涵，更抒发世态人情之感怀。《药窗诗话》文章多千字一文，均是精致的小品佳构，不啻为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堪称当代中国之《夜航船》，而在论述深度上更胜过明人张岱的名著。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

一编

煮雪填词图

莺胆湖

水晶庵道士

王灵官

怡园

大头菜

换糖

盐大王

花师姑

铜元券

力口价

吴三桂

春风谜社

封船

石榴皮

血影和尚

吴雪

洒开水

韩瓶

马塘泾土地

快班船

三先锋

粪桶

野餐

书匣

《药窗诗话·一编》后记

二编

神羊

避寇日记

伦教糕

刺马

风雷雨雪

本坤房

蟹和尚

洪秀全

银星大戏院

钢笔

荤打散

蒲邋遢

走马灯

蹄筋肉蟹

秋雪庵

徐三庚

柳炭

碧霞元君

保长生日

笔客

葛翁炼丹井

宸翰斋

钯鱼

周仓

水西寺

《药窗诗话·二编》后记

三编

荣王劳千岁

立报

之子于归

春卷

跳无常

脂麻

四郎探母影片

厘卡

古梅花观

黄：梅水

赵文华

大联珠

无事杀生

发财票

琼花

一折八扣书

哈喇杯

边款

蛇丐

斋韦驮

芥子园画传

猴戏

济公之塔

个侬

何司务

《药窗诗话·三编》后记

四编

西湖博览会

张凤字典

拜阿太

航鳊鲞

张王庙

戚继光

汤婆子与竹夫人

射干

惜字会

胡眉峰

万众一心

火烧红莲寺

田鸡

曹霑

桑叶行

绍兴酒店

痘司

汪知事

儿啼贴

罗汉殿

画禅

开天窗

云深处

麻雀

老婆婆

《药窗诗话·四编》后记

五编

建文通宝

立夏

辑里村

蝴蝶饼

苦集灭道

唐伯虎

东园

捉赌

三大明星

杨梅

枪手刘过

火柴

铺地狱

王店

秀才

蒸馄饨

温天君

囤积居奇

钉靴雨伞

萤火虫灯

妲己

古董店

黄九烟墓

四等车

清晖堂

《药窗诗话·五编》后记

六编

一团和气

银杏树

精严寺

木兰从军

羊胆丸

烧卖

搬沙鬼

道情春调沿门唱

康王寺桥

陋室铭

热水瓶

盛二先生

百合

秋葵花

白塔

韩伲胄

毛家墩

杨和尚开头刀

油盏火

《词名索引》前后

雷祖

气煞猫

施府君

饭米囤

丝绒帽

《药窗诗话·六编》后记

七编

太白亭

迎灯

留园

徐菩萨

钟秀学校

万梨压树正高秋

门眷

曼陀罗

吕洞宾

无我我室

松化石

二百五

信义通商

鹌鹑

救火

王莲英

杜家港

打年货

太监

魏氏石狮

谢账房

戏里的斩马谡

换碗

文明戏

邓翁

《药窗诗话·七编》后记

八编

超山宋梅

除三害

文澜阁

火星大冲

圆鱼

陆强人

开门七件事

恤嫠会

十里洋场

观音兜

夹竹桃

老东岳

一日知事

柿子

查继佐

女说书

南浔山歌

放生

买卖街

镜子

狗

回心院

虎脸子

包金担

亲友成称老实人

《药窗诗话·八编》后记

后记

神羊

神来当马是羊羔，头角双弯纯黑毛。

走向街头人让路，偶然入户谢香醪。

古时“羊”字就是“祥”字。器具上常有“大吉羊”的字句。故而把“羊”作为吉祥的象征，已成为民间通俗，还不脱“张皇鬼神，称道鬼神”的旧时社会鬼神的信仰。是是非非，觉得在这冥冥之中，好像有鬼神掌握着神秘的力量，若有神在。虽不是人人迷而信之，但亦没有人去真正依着子不语“怪力乱神”，更不要说“唯理论”了。本来儒学式微，“借天道说人事”逐渐抬头，在这矛盾不易解决的复杂的社会里，还是衣冠礼义，草野鬼神，来得中庸之道。因之历古以来，两者共存，并驾而行。古人云：“造化之迹，本是虚无”，也不妨“述异”、“搜神”聊志谈助。

农村里倘然畜养的山羊，生下了一只黑色的小羊，待它长大，要舍给附近庙里去养老，不加屠宰，叫做“神羊”。还说是神道的坐骑，未敢惊动。“神羊”的由来，可能是獬豸别称为“神羊”而附会过来的。传说这异兽“一角能辨曲直”。还说它“角触邪物”，“遇邪即触”，古人视为祥物。故而后人因山羊有角，当然不管它是一角二角，只要有角的羊，就当它为“神羊”了，认为是祥物。祥与羊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况羊为祥物，古已有之。以黑色山羊为“神羊”却不知所以然。想来山羊本是白色，黑色的山羊非常稀少，偶然有之，用来舍做“神羊”。倘使白色都做“神羊”，那么就舍不胜舍了。

“神羊”舍在庙里，随便放它出来，东跑西走，没有人敢去冲撞它，恐怕这时有神道骑在它的背上，就要惹出祸来，最轻也要发个寒热。这只“神羊”偶尔有兴，闯进了你的屋里，不但要恭恭敬敬送它出去，还要用酒肉香烛到庙里去谢神，有恐神道到你家里怠慢了它。这样一来，和尚道士又可得到额外的收入。听说黑色的山羊的确很聪明，不怕人多，傲然自得，而且还要乘航船到别处去游荡，船上的人不见“神羊”回来，不敢开船，恐怕路上要出乱子。

我在十五岁左右，南堰朱天庙里也有被舍下来的一只“神羊”，终日在街上乱走，茶坊酒店，进进出出，毫无顾忌、。当然没有人敢去惹它，可是它从来不会走进人家的屋里。好在这时鬼神观念还很迷信，就是有人敢冒大不韪偷了去卖给收购行家，也没有斗胆的人敢来收购这神道的坐骑。终究没有人做此“荒唐”的事，便让它自由自在地终老天年。

避寇日记

一串绀珠存劫灰，犹如百衲未删裁。

梅泾浪说桃源地，出入街坊沈秀才。

沈梓字北山，秀水庠生。太平军占领嘉兴的时候，他住在濮院家里。把每天所见所闻的大小各事，用一张张小纸记录下来，字写得很细，真好像蝇头一般，题名叫做《避寇日记》。后人把他的纸条贴成了四册。丁丑春天我在“嘉兴文献展览会”里见过，不过是见到他的形式而已，并且知道光复后曾经新修过《濮院志》，他的后人沈访瑶不肯拿出来作为修志的材料，对于该志来说是有损失的。

辛卯年由他的后人连同《两拙轩笔记》两册，捐入“嘉兴图书馆”，所以我曾经看了一看，其中关于太平天国有不少宝贵的资料，而且都是地方上的琐事。不像其他一些记载，一提就是什么王什么王那样的，各书中类同的大事。我记得内中有一些有趣的事，像乡官的上任，穿了好像戏子的衣服，骑了马在本镇游街。桐乡的太平军首领在屠甸寺开设的钱庄被强盗抢光，强迫各商家赔偿他三千银元。忠王李秀成生日，地方上要摊派送寿礼。地方上请来道士“打醮”，太平军军官也来叩拜，并且上天表的“表”上还私自写着“同治”的年号。太平军的官员做生日，也雇用了“奏”来吹吹打打，还记录了开支用度等等。这时，嘉兴城是太平军“打馆子”的地方，平常的人不可人城。在南堰设立“买卖街”，所以乡镇上的航船都开到南堰，故而各地叫到嘉兴的航船，称为“南堰航船”。

另有两册《两拙轩笔记》，内中有太平军的告示抄录下来，我看这位沈秀才自己称为“避寇”，其实非但不避，恐怕有的事情还亲临其盛，否则不会这样清楚。他的记载很公平，清兵好说好，清兵不好说不好，太平军也是一样。他所说的太平军“军民往来如水之平”，是专指嘉兴的守将荣王廖发寿，并不是指整体的太平天国的军队，这一点，应不能不分别对待。

伦教糕

色调真如白寿山，重修糕谱出南蛮。

时逢夏令宜寒食，天吝应知世事艰。

平常所说的“糕”，一般是指用米粉或面粉制成的食品。其实“糕”是应该用米粉做的才是。古人有谚语云：“七月刈禾伤早，九月吃糕正好……”“禾”当然是指稻米，又称禾米。古谚又云：“冬干年湿，禾米莫粒。”嘉兴人除了用米打年糕外，用米做的食品都叫“糕”。好比自己做的“方糕”、“枣糕”，店家做的“蜜饧糕”、“云片糕”、“状元糕”、“水晶糕”等等，都称之为“糕”。历来最有名的要算“重阳糕”，古人欲作九日诗，因为“六经”中没有“糕”字遂止。故诗有“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之句。若是用面粉来做的食品，称之为“饼”。虽然米面做的，通俗说法都可称为“饼”，但《释名·释饮食》中记：“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急就篇》颜师古注云：“饼，溲面而蒸熟之，则为饼。”故而嘉‘兴人把面做的食物叫做“饼”，如“烧饼”、“炉饼”、“月饼”、“光饼”、“太师饼”、“盘香饼”之类。也有米面倒置的，如粉做的“麦芽塔饼”，面做的“鸡蛋糕”，这些不过是个别而已。

我在幼年到将近二十岁时，在夏秋天气里，家中经常去上海买来一种乳白透明的粉糕，虽然不十分甜，但是我很喜欢吃，何况价钱不贵，是热天吃的合宜的食品，它的名称叫做“伦教糕”。它的制作起源于广东顺德县的伦教镇，所以有这“伦教糕”的名称。由于它的品质风味很独特，尤其是在夏天，受到顾客的欢迎。因此这时的上海，逐渐普遍起来，吃的人很多。鲁迅的著作中也提及了“桂花白糖伦教糕”和“玫瑰白糖伦教糕”。据云“伦教糕”是用籼米粉加以酵母发酵，使淀粉质变质为淀粉和糊精的流合体，再蒸制型。它的透明度较高，软韧性则近似糯粉制成的。其中配用有白砂糖，成品的外表装饰还加用生油和玫瑰花或桂花。

糕的品质明亮，呈乳白色，很有透明感。一般用刀划成三角形小块，以切边无碎屑、外表饱满、平滑不缩者为上。这种软滑有弹性，微带韧性，内部多孔，呈晶花形状。吃起来香甜润滑，没有酸味，也不腻口，我已近四十年没有吃到这一喜爱的食品了。有时也经常谈起，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知道什么“伦教糕”了。只有一次在杭州茅廊巷王氏寓所，其中有一位房东老阿太，她深知“伦教糕”之味，说起来头头是道。因为她出身于苏州卖花的人家，自然是见多识广，不同他人。虽然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不知将来还能够得到此味否，我时常这样地想……

刺马

勇士无供信有疑，缘何刺死马新贻。

寻来古寺封喉毒，案列人称四大奇。

张文祥刺死南京的两江总督马新贻，是太平天国过后不久的特大新闻，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因为张文祥被审，没有口供，虽然抵了命，但是案子还是不了了之。所以民间传说不一，编出了一套套煞有介事的故事。据说马新贻起先和张文祥，还有一某人，结拜兄弟做强盗。后来马新贻得到曾国藩的提携，做了大官。看中了某人的妻子，借故杀死了某人，夺去了他的妻子。张愤恨之下，出去改换了面目，刺杀了马，报了第二个兄弟的仇恨。这种戏剧性的故事，当然是“齐东野语”，不足为凭。后来不论是演戏或评弹，不外乎出在这个故事里。

苏州评话《刺马》，原来是弹词脚本，朱伯雄把它改了大书，和李伯康的弹词《杨乃武》相互媲美。我曾听过朱伯雄说来，并没有多大突出的地方。不过这书是他的“一家言”，当然又当别论。近来凌文君、凌文艳父女档弹词《金陵刺马》，不知是否同一脚本。

当年写张文祥的“文”字，写做“汶”字。这是因为清朝非常看重这个“文”字，谥法里用“文”字，一定要翰林出身。所以不肯写在犯人身上，一定要加上。“三点水”。就是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先生，曾经也被清廷写成“孙汶”。

有人说这件“刺马”的案子是很简单，这个马新贻是一个非常刻薄的“清官”。在做浙江巡抚时，前任很多巡抚不愿封闭在宁波的押头店，而他坚决地把它取缔了。不要说那些海盗绝了门路，打破饭碗的人很多，当然这些人很怨恨马新贻。其中有个义士张文祥，为了同行的利益，不顾自己的生命，要去行刺他，为大众报仇除害。这时的马新贻已升任了两江总督，他假扮了一个官员的仆人，在箭道上把马新贻刺死，然后束手就擒，没有半句口供，免得连累他人。这样的说法，很合情理。

也有人说他在没有行刺之前，曾在德清新市镇上的觉海寺里住过，练他的毒刀，我想起来很是实在。这寺院里或许种有像“毒箭木”一类“见血封喉”的植物，它的树液倘使由伤口流人体内引起中毒，会使肌肉松弛，心脏跳动减缓，最后心跳停止而死亡。新修的《德清县志》有人想把这件事写在里面，记载张文祥这位义士的事迹，这事听说被那在清朝中过探花的俞陛云抽去了。

我的太丈人，曾经遇着过一位当时在两江总督府里当过师爷的某人。据他说是从浙江随马到南京的，亲眼看见马新贻上任时，他的家眷进衙门的情景。每顶轿子进去，即使落下了轿帘，也知道这顶是夫人或如夫人，这顶是大小姐、二小姐……完了以后，突然又来了一顶小轿进衙门，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人，当时也不便去询问。后来出了事，传说纷纭，才记起这顶轿子的事来。所以，马新贻的死或许和女人有连带关系，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P32-37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

余杰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诗话”、“词话”等似乎已是“古典化”的“贵族文体”，早已绝迹于今世。所以，当我读到吴藕汀老人之《药窗诗话》时，不禁有一种“化石复活”之感。藕汀老人在书画、文学、经史子集诸多领域皆有不凡建树，却自甘淡泊，避居嘉兴，不赴都市凑热闹，不与世俗同沉浮。比之那些喜欢在电视上出风头的“文化老人”，其高下若云泥立判。藕汀老人虽已年过九旬，仍如老顽童一般，对各种新知充满好奇之心。吾友许宏泉君云，藕汀老人无一日不读书、写作、作画，比好些年轻人还要勤奋。更可佩的是，老人通过种种渠道获取新信息，甚至对网络上的言论亦有相当的了解，若干见解与年轻一代“不约而同”。

《药窗诗话》是先生多年来“闲情偶记”之结晶。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这些朗朗上口的诗句和长长短短的诗话，本不为发表而写，乃为自娱，故能摆脱时下为文者最容易患上的矫揉造作的毛病。在平白如画的诗文背后，流淌着岁月的温情；在白驹过隙的回忆之中，闪烁着思想的锋芒。我一边阅读《药窗诗话》，一边感叹其渊博之学识、独到之见地、高雅之情趣、温润之文字，岂是那些向金钱和权势献媚的“文化大师”所能比拟的？真正的大师，从来都是布衣芒鞋，富贵浮云，大隐隐于市。

《药窗诗话》宛如一道桥梁，贯穿今昔。读者从中可品味一位历尽世事沧桑的老人敬天爱人的豁达心境，从中读者可窥见一个逝去时代及其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作为差不多与民国同龄的“民国遗民”，藕汀老人在诗话中对民国时代的嘉兴及其周边区域的风土人情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这些文字汇聚在一起，便定格成为一幅“民国版”的《清明上河图》。从一段段娓娓道来的小故事中，读者柳暗花明地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立体而真实的民国社会的世态万象。

如《怡园》一则写茶馆之风情：“‘怡园’里比较熟的茶客，茶钱积下来，喜欢还的时候还。他们在扶梯边放了一只小桌子，挂上一本账簿，茶客吃好了茶，自己在账簿上名下写上一壶或几壶，倘若今天忘了，明天补上。高兴还账，自己算一算，付款勾销，重新再起。这种凭诚信的君子式的方法，确是‘怡园’的特点……”那时，茶馆允许茶客赊账，茶客亦定期清账，双方无须法律牵制，靠的是相互的信任。《西湖博览会》一则写商业之盛：“民民国十八年‘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它的性质，是全国性的物资交流。……这‘西湖博览会’是清末宣统间南京曾开‘南洋劝业会’以来，所未有的盛会。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人，非常踊跃。……从断桥至孤山路，沿堤满装电灯，晚间犹如火龙一般。”看来，那时的地方政府已经在竭力为商业发展打造良好平台，此思路并非今日之首创。《汪知事》一则写民国时期地方官员的施政风格：“在我还只有七岁的民国八年，嘉兴出现了这时还没有‘标语，这一名称的标语，写着‘驱逐民贼张昌庆’。为的是商业学界，要赶走一个不与地方上和洽的县知事。……来了一个名叫汪莹的新知事。这汪莹好像是湖南人，生来不长不短，有一副和气的面孔。见人总是笑嘻嘻地，手段相当圆活，一反那个十足官僚作风的张知事。不要说对于一些地方上所谓缙绅之流，就是商店里的雇员、拉车的夫子，都保持着点头的功夫。”随着地方民众参政意识的觉醒，官员们不得不放下“父母官”的架子，摆出谦恭的模样来。试想，前清时高高在上的县太爷会对店员和车夫“保持着点头的功夫”吗？

藕翁之诗话，写家国变迁，更写人情世故；写历史风云，更写乡邦文物；写文坛掌故，更写文人风骨。其笔触有点周作人的味道，尤其擅长从小处人手，如《邓翁》、《老婆婆》、《本坤房》等则，描写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朝夕相处的保姆、烛工、茶博士、伶人、杂活贩子、糕点工人、账房先生、私塾先生、裁缝各色人等，笔端饱含感情，下笔却又淡若云烟，言犹未尽，余音绕梁。如《何司务》一则，写一位从小一直为其做衣服的裁缝，听说少爷要结婚的消息，即便赔本也要为之做全套的礼服，“说我从小毛头的衣裳做起，做到了长大，连结婚的衣裳还做不着，觉得很难过”。于是，“看他老人家的脸上，有些气愤，我就安慰了他，决定把全部的衣服给他去做”。对于这样的故事，如果以从小在语文教科书中接受的那套总结“中心思想”的思路出发，那么所谓的“中心思想”就是一：表现了“下层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去鉴察，则可发现当时的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并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反倒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吴氏一家老老少少都把“下人”当做“家人”来善待之。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充满了暖暖的温情，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看重名誉、热爱自由，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守着传统的底线。在《药窗诗话》中，读者还可以发现，那个时代的报馆，在面对最暴虐的军阀的时候，还有“开天窗”的自由（《开天窗》）；那个时代的学校，虽然新旧混杂，但老师们大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教授学生（《钟秀学校》）；那个时代的商人遵奉“信义通商”的原则，赚钱的秘诀是信用与道义（《信义通商》）；那个时代的“专业人士”，只要勤勉工作，不管蓝领白领，均受人尊重（《谢账房》）。

这些细节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亲身“贴近民国社会的方式”。一九二一年，时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罗素，在访问中国之后写了一本题为《中国问题》的书。书中写到，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这似乎与今日吾人的理解颇相龃龉。今天的中国人，提起民国时代，似乎并无好感，无非是复辟卖国、军阀混战、国耻连绵，有何自由可言？然而，在《药窗诗话》中，作为“当时人”的藕汀老人写下了与罗素的印象相似的记忆。以《药窗诗话》中的嘉兴而言，民间社会自治风气已成，公共空间日渐扩大，普通百姓的生活甚少受政府干涉。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宗教活动在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如，《盐大王》、《花师姑》、《施府君》、《雷祖》、《张王庙》、《罗汉殿》、《门眷》、《徐菩萨》、《温天君》、《痘司》等则，皆写具有地方特色的神仙庙宇。同时，民俗传统亦源远流长，民俗活动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和乡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走马灯》、《荤打散》、《饭米囤》、《跳无常》、《惜字会》、《儿啼帖》、《打年货》、《无事杀生》等则，勾勒出一个温馨丰饶的江南民俗世界。这些文字将读者带到了一种弥漫着民国气味的氛围之中，使得后人能对这段历史抛却成见、平心而论。正如学者唐逸在《中国问题与中国思想》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辛亥至北伐，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至九，发展之速，令人瞠目。自由企业、公民社会，空前茁壮。各地商会、工会、同业公会、学生自治会、专业学会、研究会等民间组织，遍地出现，如雨后春笋。一切结社、报刊、出版、成立公司或政党，无须政府审查批准。地方自治，盛况空前。仅嘉兴县便有二十来个商会，绍兴的商会一时竟暂代地方议会选举县长、制定税收。人口流动，未有限制。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海外，务工经商十分便利。民意代表和立法机关，不受政府控制。相反，政府必经民选。各省推选的国会议员，虽然资质不齐，但大体反映民意及国民水准。梁启超参加国会，组织反对党。由国会聘请西方宪法专家，认真研究制定宪法。学生运动，不受镇压。五四学生运动，竞使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而学生暴乱，火烧外长住宅，痛打章宗祥等违法行为，政府最终让步，未予惩罚。这样宽容的政权，史无先例。”此段论述中亦提及藕汀老笔下的嘉兴，两相印证，应为不虚。那确实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时代，一个传统与现代互相依存与融合的时代。它自有其值得怀念与肯定的地方。

《药窗诗话》让我耳目一新的第二个方面，是作者剥离历史尘埃，推倒历史定论，敢想人之所不敢想、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学术勇气。其一，藕汀老特意彰显民间价值以对抗官方价值，他否定“朝”而肯定“野”，在对“小传统”的肯定中挖掘正面的文化资源；其二，藕汀老善作“逆向思维”，在人云亦云处发现疑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路顺藤摸瓜下去，终于发现了那些“定于一尊”的观点的荒谬与可笑。这背后所凭借的，正是中国文化中所匮乏的对纯粹真理的热爱与探求。这种对真理的热爱和探求，是超越任何功利目的的。

如《吴三桂》一则，藕汀老认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并非为了陈圆圆：“其实这时陈圆圆早就到关外去了，你想一位年轻的将军，会把得宠的姬人放在家里吗？相传关外还存在着陈圆圆的‘梳妆台’，其真伪不知，但陈圆圆早在辽东，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吴梅村‘将军一怒为红颜’的话，是当时南方人士闻说吴三桂投降了清国，或是听信讹传，或是有意诽谤，难以考证。”对吴三桂杀永历帝一事，藕汀老亦有一番解说：“在一部旧抄本的《流寇志》里说他穿了素服，去见永历，内容当然没有人知道。不过他出来不久，永历就死了。这很显然，是免得永历去做那‘献俘’的牺牲品，让他从容自杀了，自己却蒙受了勒死故主的千古罪名。后来《流寇志》改作《平寇志》刊印的时候，把吴三桂素服进见永历的一段删去了。”吴三桂先后反叛明清两朝，身后承担汉奸之骂名，通过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之渲染，其大奸大恶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藕汀老的看法却与之相反：“在他反正的时候，也只杀了一个曾经害过金圣叹等的前任江苏巡抚。虽然他死了以后，事业也失败了，但是他的部曲没有一个人不殉职而投降清朝的，可见他平时待人之深了。”藕汀老还发现，官修史书与民间文学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乃至根本的对立，以对吴三桂的评价为例：“就是民间传说和小说、戏剧也没有丑化过他。小说里的吴三桂，大都是年轻而且风流的将军，说书里大致相同。戏剧里《山海关》的吴三桂是老生的应行，当年程大老板长庚擅长的五出靠把戏，红甲是《宁武关》的周遇吉，绿甲是《战太平》的花云，黄甲是《定军山》的黄忠，黑甲是《白良关》的尉迟恭，白甲就是《山海关，》的吴三桂。其他四人都是一代名将，所以也并没有看轻他。”这就说明，对于历史的解释，民间自有其独立的评价系统在，它顽强地以小说、戏曲等形式来隐藏并传播。而这往往更迫近历史的真实，也更值得有见识的文人注意。  藕汀老在妇孺皆知的《木兰诗》中，亦有“在寻常中见奇崛”之发现。《木兰从军》一则，藕汀老经过对诗中场景及相关史料的考证，得出如是结论：“木兰是鲜卑拓跋部人，那时被征从军，随魏王拓跋珪即道武帝大军南侵，很明白是来打汉族人的天下。此时可能还是东晋末年，到了黄河流域，大肆掠夺，转而又大破本属宇文部的库莫奚及后燕。”那么，木兰所参加的战争正是游牧民族对农耕的汉族的战争。由此，藕汀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长期以来汉族人以木兰为民族英雄的荒谬：“像这样一个侵略者的帮凶，我们汉族人竟然把一篇侵略者颂扬自己有功之人的文字来作为张本，当做一个抵御外敌的英雄来崇拜，来歌颂，来宣扬。那么有一个女子，为了‘忠君报国’之心，做出了伤天害理之事，如以‘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来加以赞美，岂不是颠倒黑白，那真是‘安能辨我是雌雄’了。”

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犹重。”藕汀老虽非专业历史学家，但其诸多切中肯綮的“史见”却让那些画地为牢的大学历史系教授望尘莫及。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他自有法眼，轻轻几笔便能破解其眩目的“神光圈”。如唐伯虎，藕翁认为其人“是一个并不高尚的风流人物”，“他留下的遗作，并不见好。尤其是很少见有文人画气息，大都是迁就俗眼”。如《陋室铭》，藕翁认为该文并非刘禹锡所作，因为刘身为太子宾客，做官时也“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其言论和处境与《陋室铭》相去甚远。《陋室铭》的本意与《北山移文》一样，乃故作清高的牢骚，故作者应该是一个不得志的小文人。对曹雪芹、戚继光、马谡、洪秀全诸人，藕翁亦有独树一帜之评说。其论说当然不一定“句句是真理”，但皆可成“一家之言”。

《药窗诗话》之第三大亮点，是其中谈论饮食的内容。文人喜欢谈论饮食，本不足为奇，从孔子到司马相如，从李白到金圣叹，从袁枚到梁实秋，再到今日与藕翁同为“文化活宝”的四川老作家车辐，无不如此。但《药窗诗话》中的这部分内容，并不单纯是谈“吃”，也不单纯是谈“吃”背后的“文化内涵”，更是谈“吃”中所蕴涵的世态人情，将“吃”作为一个时代生活品质的注脚之一。

藕翁谈吃，大都是“小吃”，而非今天官僚及官商们一掷万金之“大吃”。“大吃”显豪奢派头，“小吃”含生活情趣；“大吃”是没有文化者以恶俗的方式玩文化，“小吃”是文化人浸淫于文化之中而随手拈来之享受。如《杨梅》、《大头菜》、《伦教糕》等则所写，皆是花几文钱便可购得的普通食物。又如《春卷》一则：“担子上卖春卷，必定在这桃李芬芳、柳暗花明的天气。春卷的皮子是用面粉糊，在燠盘烫成的。这种皮子越薄越好，馅心一般是肉丝和嘉兴叫野菜的荠菜，或用韭菜更好。卷好后，再放在嫫盘上嫫熟，趁热吃起来，很是有味。”又如《立夏》一则：“酒酿糟也是立夏时食，乡下人家善于自制。也有肩挑贸易，沿门叫售。做酒酿糟，先用糯米蒸成硬饭，然后匀入酒药，放置在钵头里盖好，再覆上棉絮保暖。初热的天气，大致一周时即可吃了。既甜又香，颇适宜小吃。……这时与葵扇、草席同时上市，正是‘绿窗初试蒲葵扇，人夏新尝酒酿糟’。”又如《蝴蝶饼》一则：“近来市肆中出售一种三角形的饼饵，美其名日蝴蝶饼，实在并不形肖什么蝴蝶。但其名称毕竟比较好听，也就是芝麻饼、腰子饼、广东饼之类。……灯下抄书：每至深夜。三分一只的蝴蝶饼，倒是我最高的享受，吃它两只点点饥。真像庄周那样浑浑噩噩，‘栩栩然’好比在梦里一般。”吃的东西不在乎高级，而在乎食者的心情。最可珍惜的，恰是那些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的食物；最可宝贵的，是那些存在于记忆之中的童年饮食。抽象的爱国，始于具象的爱乡邦，以及爱乡邦的人与物。在此意义上，比起某些人动辄宣称“爱国”的宏大叙事来，对乡邦土特产的热爱方显真实而朴素。

饮食方式又是社会关系的纽带，及历史传统的存留。如《立夏》一则，藕汀老谈及当地立夏时节吃苋菜的习惯：“嘉兴工场里，尚有吃苋菜之惯例，凡是泥木石等作坊里，吃立夏酒的菜肴里，必须要有苋菜，因为这时的苋菜最嫩，价格昂贵。这天吃了之后，到了不值钱的时候，坊主仍可常用此菜，工人也不会有意见。否则在这一年里，就不允许吃苋菜了。倘然立夏买不到苋菜的话，每桌可放一碗铜钱，由他们自己去分配，也做替代尝新。这样一来，就无二话了。”在此一传统风俗的背后，是江南淳厚优美的人情。东家善待工匠，工匠也悉心干活；东家不作克扣之态，工匠也不作怠工之想。小小一盘苋菜，折射出东家与工匠之间贫富虽有悬殊，但尚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和体谅的情感。一个社会的稳定要靠此人情来维系，而非靠政权和军队来维系。靠人情维系的稳定，方是长久的稳定。

所谓“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由小吃店的经营方式，即可见一个行业乃至一个时代的生存方式。《蒸馄饨》一则云：“海宁城里傅家桥的西南堍，有一家卖蒸馄饨的店肆。顾客上来，先泡一壶茶，然后告知要吃多少只蒸馄饨。……这时的代价要两角多大洋，相等于白米三升光景。皮子没有现成，要当场一只一只擀做起来。先将和水的面粉摘成了小粒子，再用两根同筷子长短的木梗，一张一张地辊起来，而且还发出笃笃的声音。他们做的皮子，与其他先擀好一张很大的皮子，然后用刀切成方块者不同。皮子数好，然后才裹馅子。做时一只一只放在当时放置铜钱的钱盘上，十只一行，不致有误。馅子鲜肉系三精三肥，肉选得很精致，不用坏肉来充数，切细后加上酱油拌匀等用。馄饨裹好，才上蒸笼，蒸熟后，端到顾客之前，还加上了一小碗酱油汤，其中放上几根韭菜和两三只海虾。计算时间，至少要在一个小时左右。或许在生意闹忙之时，等候两个小时也不算长久。”此段叙述，藕翁故意写得不动声色，读者却不禁为之神往。真恨不得时光倒流，飞到民国时代之海宁傅家桥，亲自品尝此“神品馄饨”。有如此敬业之老板，方有如此美味之馄饨，也才有宁愿等候两个小时也要一饱口福的顾客。业者与顾客之间，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更有一种知音般的激赏。“吃”已然成为一种娱乐、一种艺术、一种精神。在此意义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确实是一脉相通的。再深一层想，精细的生活方式，需要从容仁厚的社会风气和国泰民安的经济状况来支撑。相反，以饮食习惯为表征的日常生活的粗鄙化，也正与此时代的人心沦落和政教败坏同步。藕翁笔下的那家馄饨店已经成为如广陵散般的绝响，今日何处能够寻觅到如此美味之馄饨店呢？据报载，北京的老字号“馄饨侯”使用的原料居然卫生检查不合格，老字号欺人，诚可悲也。

《药窗诗话》可以作为小品文来欣赏，也可以作为小型百科全书来阅读。有自然界的草木虫鱼之名，亦有人世间的温情与忧伤。更准确地说，更像是一位睿智而旷达的老爷爷给孩子们讲过去的故事。这本书的佳处还有很多，我无法一一谈及。这篇文字，姑且充作浅陋的导游词，真正美妙的风光，还得读者们自己去观赏。

许宏泉

一九九三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我与香洲兄从嘉兴赶往南浔。袅袅的晨雾飘忽在清流潺谖的鹧鸪溪上，小船咿呀，行人穿梭，走在青石板的河边小街，仄进一条深巷，轻推木门，小院里，青桐黄花，一派幽远之境。这里正是吴藕汀老人的画牛阁。

自初访浔溪到二○○五年藕公去世，十多年来，对我而言，藕公就像一本书，在一种愉悦的阅读中，我深切感受到吾国文化之传统在当下之遭际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困顿浮沉与其人格的魅力。

随着一九四九年的到来，吴藕汀先生以一个旧时代的文化“遗少”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他承受着文化的变数，顺应命运的起伏。一九七三年他在与友人信中写道：

我十五岁至二十五是“绘画”，二十五至三十五是“玩印”，三十五至四十五是“度曲”，四十五至五十五是“填词”，五十五……是“种药”，以后不知怎么……

这样的生活仿佛超然世外，令人馨香祝祷。但事实上，时局动荡，生活窘迫，厄运如潮水一般接踵而来，先生竞能以平常心态平静地度日——说他平静，因为自一九五一年先生移家南浔，在嘉业堂藏书楼（当时是浙江省图书馆分馆）整理古籍，一住就是四十多年，二○○○年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重归故里。似乎就这样简简单单、平平常常，先生平静地走过九十三个年头。可能也正因这样的平常，先生终能“安于现状”，隐于文艺，以此遁脱尘世之苦难。说他是隐，实则是“逃”，并带着几分“殉道”的色彩，这“逃”虽是消极，但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便转成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填词、作画、种草、养猫，并常在与友人信中发表自己对文艺的见解。文化总是需要理解与沟通的，否则必将于孤寂中沉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陆续撰写了大量的“诗话”，达三千条之多。因无笺纸，这些“诗话”大多写在当时“九大”的宣传单的背后，涉及乡邦掌故、风土人情、史事、人物、戏剧、诗词，忆旧谈史，时出新见。他以旧体诗（实则“竹枝词”）与现代文体（白话文）的结合，也是一种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本的结合。其间以平民的情怀，蕴藉“贵族”的品格。可以说，它是“五四”以后白话文的经典名作。

先生之所以十分重视“乡邦文献”的挖掘整理，正是他史学观点的具体体现，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地方文史研究，哪怕只管三十里，只要挖得深，以小见大，这样的史学就很有价值，真实而可靠。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关于乡邦文献的意义，先生在致友人信中有进一步的阐释：

有人说，现在还在关心乡邦文献是落后了，说话的人都是吃了曼陀罗。中国人关心乡里，形成了志书，这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事业，给一块土地写成年谱，做了传记，比外国人所谓《年鉴》，不知高出多少倍。美国早在清光绪年间，已在收集中国的志书，日本内阁文库也有不少，连到上海徐家汇天文台收得也不少，各有一二千种左右，国内除了北京图书馆外，都及他们不来。他们非常看重，当然是为了侵略，尤其是其中的地理和风俗，值得研究。可是志书的缺点，还是很多，不能尽量发挥它的作用。明代志书过于侧重文采，不及清代通俗完备。我曾经说过，最好是崔-浩说的“备而不典”。志书的两蠹，一是文网束缚的钳口之政，一是隐恶扬善的中庸之道。拿我们嘉兴来说罢，清兵进城屠杀和乾隆南巡情状，均只字不提，当然是有关钳口之政。“严党’’问题是地方上一件大事，志书里也没有专栏记述，这属于中庸之道。

作为一个“旧时代”过来的文人，藕公身上葆守着传统文人的气质风骨，却没有旧时文人的保守僵化，他喜欢同年轻人交往，思想活跃，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藕公一生在书堆里生活，与书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结。他说：“我写《药窗诗话》材料，百分之七八十是全凭记忆得来的。从前读书只苦无钱，现在还苦无书，真所谓‘双苦’了。”

先生去世前，躺卧病榻之上，我去竹桥看望，见老人身边还堆放着《袁氏当国》、《白宫黑玫瑰赖斯》、《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等书。他对秀州书局的范笑我说：我死后，你们有了好书，帮我留着，放在我的书架上。

曾有位京城来访的读书人，问及藕公书柜中的书是不是都看过呢？藕公“脸通红通红地”说：给客人看的。此人后将此写成《买书不读》之文，先生见到付之一笑，信手作诗，谓“近有人笑余买书不读，作此聊以自解”：

藜光初照竹桥居。

虚领文澜四库书。

收得汗牛欲充栋，

至今结习自难除，

回到嘉兴的五年，先生对文字的热情比临池作画更为执著，这种热情主要来自他对乡土的深情，其次，对历史、对文化，先生有其独到的识见，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别人。诸如《古禾片语》、《落花残片》、《棹歌纪事》、《郭家与我》、《烟雨楼诗话》、《昆曲在嘉兴》，等等，都是他关注乡邦的著述。

“非典时期”在其哲嗣小汀（吴小汀为藕老之子——编者注）先生协助下，我们着手将这些散碎的“诗话”稿本加以整理，每整出二十五则，由秀州书局以“三人丛书”形式复印一百册，陆续整理出二百则，便是本书的内容。直至先生衰病，此事便搁下。我们希望先生的遗稿能早日整理出来，以便全面地解读先生的心路历程。

二○○七年二月（立春）于燕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