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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走过那山蹚过这河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管志华
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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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走过那山,蹚过这河》是高级记者管志华同志的文章结集,共分为城市感怀、海上风韵、人物影像、旅行散墨和书林一叶五个部分。城市感怀记录了与城市有关的方方面面,海上风韵书写了上海的一系列品牌以及历史和现状,人物影像则是作者对社会各界名流的采访,旅行散墨是一组旅行途中的感怀,书林一叶则是作者的读书心得与体会。全书记人写事,文情并茂,娓娓道来,颇具可读性。

内容推荐

《走过那山,蹚过这河》是《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管志华的力作。分海上风韵、城市感怀、人物影像、旅行散墨、书林一叶五大章节。

《走过那山,蹚过这河》反映对近年上海城市文化、人文精神以及各地“旅游文化”的观察、审视和思考,其中以历史、人物为主线,叙及当今,剥琢钩沉,讲述世态万象和人生故事,包括老上海商务、银行、企业的文化渊源,介绍改革开放后工业部门如航天、电力、通信、城市交通,以及新农村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做法与经验。

以新闻式、杂感式,间或随笔式、散文式,以及记叙式等笔法,如“沙泥”,似“碎片”,连缀城乡之山河间,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此乃著者亲自走过这山、蹬过那河,踏访其间可亲可爱的人物,目见耳闻,真实感受,有着独特的文字呼唤和心脉跳动。

如果说,记者是社会良知,那么,其真正的作用乃在于反哺民族文化并使自身融化在人民之中,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文字去卖弄、卖钱、媚俗、媚权,更应侧重在公平正义与文化关怀上,全书不“官腔”、不“愤青”、不“惊世”,喜欢读书者自可欣然体验。

目录

序 留下这些文化碎片

海上风韵

 商人群:与城市崛起相伴

 上海会馆的源流

 上海商人和苏州文人

 “大隆”的创业与勃兴

 上海烟草的品牌故事

 德力西与中国航天

 上海移动:企业社会责任标杆

 会说话的“红绿灯”

 附:马路交通的“经济学”——未来的城市智能交通(罗赞文)

 乐为电力添砖瓦

 华亭人闹元宵

人物影像

 赴美留学不辱使命——访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石双惠研究员

 留学:重在“会学”——访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郑衍衡

 附:我亲历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路(龚祖埙)

 弘扬国学传承中医药学——访著名中医学家潘朝曦教授

 妙手起生死大医济苍生——再访著名中医学家潘朝曦教授

 点亮心灵一盏灯——访华亭宾馆董事长、总经理董剑珍

 柏万青:从“草根”走向“明星”

 人际沟通和谐社会

 辞海精神和上海文化——记出版家巢峰

 忆贾安坤先生二三事

 从翻译导游到旅游局长——道书明话上海旅游今与昔

 真文章在孤灯下——记上海昆剧名家张静娴

 “草书王”漂落上海——记当代草书名家爱新觉罗·若兰

 “中国玫瑰第一乡”的文化遗产——访兰州永登县苦水镇木偶老艺人

 九七老人的长寿人生——访上海文史馆馆员刘万

旅行散墨

 此间风物属苏绣

 水灵震泽

 天上云居

 “天堂草原”巴里坤

 哈密:人亲水甜风光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嘉峪关走笔

 弯弯月牙泉

 先秦文化的摇篮——旅行甘肃偶记

 伏羲故里参观记

 在西安看实景剧

 盛世经典·苏河湾

 泖港风貌

 当涂:诗性的土地——兼记李白的终老之地

城市感怀

 边缘人

 莫做手机的“奴隶”

 城市留下什么

 飞过城市的天空

 城市与老人

 美食:通向世界的护照

 对城雕之孔见

 缘何缺标志性城雕

 城市需要景观家

 由“学书”想到景观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锦江囝宾车队世博接待中故事

 人性与文化的力量

 海上藏石“拍卖经”

 苏州河风光

书林一叶

 读书的“三生主义”

 读书与清谈

 谈国学

 刘邦的“骂儒”

 夜读《庄子》

 巾帼的情怀——读《玉兰正盛开》

 新闻先驱者的心灵史——读钱江的两部报史新著

 识度和守度——读《裘沛然选集》

 文人“触电”

 有感于《新华字典》的风波

 博观会通鉴古今——读《中华一万年》有感

 史家的公正和公允——重读《史记》

 留住文化之根——读《中国魅力名镇》

 守岁记

后记

试读章节

商人群:与城市崛起相伴

近代上海,逐步演变成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商业人群中,不乏大商人、大富翁、大老板、大资本家和大买办。几百年前,上海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比如,明清时期上海只是苏州府的“卫星城”,后来渐渐繁华,誉称“小苏州”。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却变了上海的“卫星城”,以至称作“小上海”,其间当有夸耀、自豪的成分。这里,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而是折射苏州作为原来传统和兴盛的城市在近代的没落,也体现商人的积聚和能量,他们与新兴城市相伴,推动经济格局的震荡、变迁,使上海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神话。

上海开埠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从而取代苏州原来的主角地位。史料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棉布、棉纱、茶丝及米的贸易都不再流经苏州,苏州曾是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此时已无进也无出。随着上海在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和外国投资的主要场所。如1900年,苏州进出口总值为117.928 7万关平两,上海则为38 948.439 5万关平两,后者为前者330倍之多。再如1900—1937年海关的统计,这30余年中,苏州进出口货值总数最高年份为1922年,达2 636.816 2万关平两,而同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总数为134 744.088 7万关平两,后者也是前者的51.1倍。可以说,上海取代了苏州传统经济中心的角色,以超强的经济聚散能力,让当时有限的资源、资本流向上海自己的“聚宝盆”。这中间,商人群体的能量和功用不可忽略,正是这样一批资本“蚁民”,将一块香喷喷、好端端的苏州酥骨迁搬上海,苏州的中心地位由此沉沦,辉煌不再。

从宏观眼光分析,19世纪中叶发生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把中国推向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导致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分化,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兴起,在这种社会转型中,部分适应了新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获得发展机遇而勃兴,而原先具有稳固地位、经济发达的城市则由于在转型过程中未能适应变化,从而出现衰落。苏州中心地位的沉落正缘于此。

从具体因素分析,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劣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当初苏州之兴,仰仗于地处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网密布,水陆交通发达,尤其得益于京杭大运河之便利,“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南方数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艺贸易之趋北者,今日杭州而明日苏”,成为当时苏、杭繁华之乡的真实写照。然而,铁路的兴起,使大运河运输功能渐渐退化,慢慢地,苏州传统商业贸易地位一点点下降,像起初非常发达的苏州米市,到了清末年间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旺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到了民国初年,渐渐门庭冷落,以致变成“寒桥”。史书记载,民国以来“苏州商业区域狭隘,宏壮经营不便;其势力范围不过为当地附近四乡八镇及常熟、无锡、常州、丹阳而已”,苏州从全国性的大城市衰退成区域性中等城市;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也是重要推力,期间,苏州大量的地主商绅逃往上海避难,带走了巨额财产。地主商绅包括官吏在上海发家致富后衣锦还乡,则是大兴土木、大造园林,无有志向、意识去打造一个真正强大的苏州。

近代苏州的衰退,归咎于传统经济的解体缓慢和对现代经济的反应迟钝。本来苏州具有独特、优越、领先的丝织业,然而这种优势却捆住苏州自己的手脚,在常规的惯性中,不肯也不为现代工业大潮所动,让往日的辉煌自我陶醉而麻痹嗅觉,致使新式工业一直未有发展,与充满朝气、活力的上海相比,近代苏州在满足中落伍,为此,有人自嘲:“苏州有文化,无商化。”缺乏市场活力、激情,苏州陷入农业经济的桎梏,落人窠臼而无独创。相反,上海逐步成为移民城市,拥有雄厚资金、实力,商人开店办厂,市面兴旺,追求商机,讲究商道,使近代上海从“矮个”成长为“巨人”,而近代苏州却从“巨人”缩小成“矮个”。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曾是经济兴盛、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清末民初以来,苏州士绅除少数人发生身份和观念转化外,多数人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为社会主流的士绅意识,通过各种渠道浸润漫延,严重影响一般民众,正是如此,晚清苏州的民风变得异常靡弱、闲散,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丢失和缺乏实现早期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紧迫感和开拓创新精神。对苏州人,有人评说“长于持论,短于行为;勇于发端,怯于临事”。在这样的世风影响下,清末民初,苏州较少人愿意将其资本投入到现代实业中,以致机器生产的工业厂家寥若晨星,这样造成苏州钱庄吸收的存款在本埠难以销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恰恰相反,靠苏州最近的上海,由此大得“天时、地利”,苏州的钱融进上海,给上海的命脉贯注血液,也像乳汁滋养孩童一般,让近代上海的身子、个头愈长愈高、愈发强健。

P2-4

序言

留下这些文化碎片

李辉

十几年前,我与管志华先生结识时,他是业余诗人。社会日趋浮躁中,难得他仍如一位青年,写诗热情不减而陶醉。他曾在军工企业界工作过,二十五六年前入新闻界,后成了我的同仁。诗一直是他所爱,不管是否出色,他依然看重这一种热爱的投入。一个人,能把青春的文学梦延续到行将“耳顺之年”,本身就是为自己的人生所写的可以一直读到老的一首诗。

职业的转变,使管志华有了更大的写作领域。由写诗,他再走进通讯、人物特写的写作。他怀着一种诗情,把文化的触角伸进上海的世态万千,伸进各界人士的人生故事。多年所写的通讯、特写与随笔一旦汇集起来,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便有了另一种的个人呈现。他把这些写实类的作品,起了一个很虚的书名《走过那山 蹚过这河》,或许在他的心目中,他所采访过的人物,他所关注的话题,就是城市的山,城市的河,徜徉这样的山与河之间,他有自己的满足与快乐,有自己珍爱的文化情怀。

或许因为是侧重于新闻的缘故,管志华所写的人物特写,在我看来,如果文字多一些变化,结构多一些层次,相信能够更有力度。尽管如此,我乐于在他的作品里,读那些感兴趣的人与事。

浙江的南浔古镇,我去过数次,每次都会走进绿荫环绕的著名藏书楼“嘉业堂”,对当年藏书楼主人刘承斡的爱书情怀,常怀着深深的敬意与羡慕。在管志华的作品里,我高兴地读到了一篇《九七老人的长寿人生》一采访对象是刘承斡的公子、上海文史馆馆员刘诉万。作者以纪实笔法,以生动的现场感,把一位朴实、真诚而可爱的高寿老人的形象呈现出来:

2010年大暑天,在闹中取静的巨鹿路寓所初见刘诉万先生,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处世豁达、谈吐优雅的老人,他白眉慈目,脸色红润,双耳垂肩,身板硬朗,虽说耳朵有些重听,但精神矍铄,思维明晰,只须稍稍提高音调,抑或其间递上纸条“笔谈”,我们话题的交流无拘无束。第二次会面,老人家正聚精会神地用放大镜阅读一本刚出版的书籍,原来里面有刊登写他父亲刘承斡的文章和照片,我接过书朗声读起,他不时评点:“这是事实”、“这里不实”,特别里面提到他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将上海胶州路450号旧居作为藏书之地,他边指着照片边纠正道:“当时这是租的。”

我很喜欢这样的人物特写。遗憾的是,有一点管志华似乎没有意识到——汇聚刘万这些前辈的上海文史馆,本可以成为他的写作宝库,如果抓住机会,系统采访一些与刘诉万有着同样经历的民国老人,那么,他对上海及江南文化的历史钩沉和描述,一定可以蔚为大观,这本书也就必然厚重得多。

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就真的永远错过了。

好在管志华毕竟用他的笔,捕捉住上海文化的吉光片羽。一些人,一些事,因留存此书而不被淡忘。

完稿于2010年11月9日,北京

后记

这部书稿本不想拿出来示众,可经不起朋友们的鼓励、怂恿,加上一些朋友的支持,所以在当今图书市场不景气状态下,依然添点勇气,让喜爱书籍的读者取舍评骘。

需说明的是,这部书稿少量篇幅在前几年完成,大部分文字写于2009年至2010年11月间,逾三分之二文章曾用真名或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上海主要报刊和有关丛书,实际上是将零碎、散落的文字汇为一集,取名《走过那山蹬过这河》,依然有‘‘新闻人”的气息,“明日黄花”则是肯定的。读者若在阅读中颇感瓜田李下、掠人之美,便请诸位多加包涵,我毕竟属于“半瓶子醋”、“开杂货铺”之类的新闻人,写的多是“急就章”。

有一点我还是坚持并努力践行,即对于写作,我始终认为是神圣、庄严的,笔写下的,刀砍不去,必须公正、客观、真实,需要用心、用情、认真投入;尤其对于当代新闻人,更要用自己的双腿去踏勘,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思想去透视,力求正确、准确、精确。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汗水永远是写作的墨汁,现代通讯手段绝对代替不了亲自采访,感情和现场感是在办公室和书斋里编不出来的。”我觉得这句话有分量,且针对性强。

著名学者辜鸿铭认为,四十岁之前不可著书,因为“一个人无论他具有多么渊博的知识,在四十岁之前都不可能悟出值得流传后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著述中有许多令其懊悔不已”。我从事新闻工作27年,对文化、学术抱有浓烈兴趣,曾写过《五十始做学问》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在我到了“知天命”年龄,产生了每年要写本书的念头。如今行将十个年头过去,这本集子是第八本,其间还为他人责编学术的和非学术的16本书籍。对自己而言,始终没完成文化、学术类著作的撰写、出版,所以说也始终未能“达标”。兴许职业关系,我常常兴趣所至,率性而为,将一再萌生的著书立说、“藏之名山”的念头丢弃一边。看来,这样的念头有些不合时宜,属于一种“迂腐”,亦实无必要。因为今人“讲金不讲心”、“心浮气躁”,津津乐道于“快餐文化”、“浅层次阅读”,我的书迎合不了这样的口味,况且亦无传之后世的价值,所以我的出书,权当自己阅读、思考、练笔的过程,不妨称之“自娱自乐”、“孤芳自赏”。但我不会放下笔,生命不息,写作不止,这是我的生活乐趣之一。

除了写作,对于读书,我至今还保持浓厚兴趣。有时正经地读,读比较专业的书,但时常走神;有时不正经地读,读闲书杂书,反倒轻松、时有收获。对我个人而言,阅读、写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对整个社会而言,我们需要严肃面对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读书人群逐渐减少的现状。

当今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民主、可持续发展,倘若不重视学习、教育、读书,以此提高国民阅读水平,涵养民族精神品质,何以能达到奋斗目标!特别对官员来说,经常迎来送往、吃喝玩乐,实质是“伤身”又“伤心”——何能静心养气、潜心读书?《人民日报》有篇评论员文章指出,“读书,使我们的精神不再贫乏,生命不再贫弱,人生不再孤独,让我们成为有信念、达情理、知荣辱的人”;“我们需要重新唤起读书激情,亲近图书,全民阅读,让我们的社会少一点烟酒味,多一点书卷气,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书香,让读书成为我们的时代风尚”。我觉得新闻人首先要做读书人、文化人,既有胆骨,也有识力。

我还以为,做新闻人必须干“跑腿”的活,做“求证”的事,不能风来就是雨,不能上云亦云、人云亦云,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这就需要认真读书、认真践行,如北宋哲学家张载(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位横渠先生的话说得有些绝对,何有“万世太平”?似乎理想成分居多,但对新闻人恰恰需要。

做新闻人是需要激情、责任、理想的,更重要的是职业道德、独立人格、自由的意志、民主、科学精神。我甚至认为,写作不仅要用墨水,有时还要用鲜血。惭愧得很,我渐入老境,不在一线,可如上愿景仍在我心中。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写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虽不至于老到这等地步,但离开新闻战线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不过,倘有下辈子,我依然向往做新闻人。

对比学问家而言,新闻人职业生涯中少有鸿篇巨制,大多是“豆腐干”文章。也有例外。有些有志向的新闻人在志业之余亦治学,渐渐对某门学问、某段历史、某个人物产生兴趣,深入钻研,造诣深厚,以至成为一代专家、大家。说到这方面,不妨提一下中国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为旗帜,他和师辈、同辈、后辈共同筑起一片既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又是“干革命的学问家”的思想群落和文化沃土。面对风雨如晦、群魔乱舞的时代,真理和正义得不到彰扬,作为对社会和时代怀有强烈的责任感的先驱们,不是充耳不闻、缄口不言,而是奔走呼号,到处讲,且以奔放、激越的方式讲,甚至声泪俱下,乃至破口大骂。所以,那时代“疯子”辈出,什么“章疯子”(章太炎)、“黄疯子”(黄侃)、“刘疯子”(刘文典)等等,因为他们的话不利于当局统治者,自然称他们是“疯子”,说的自然是“疯话”;一旦说话对他们有利,当局统治者又会说“居然不疯”。他们不是为教书而教书、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以“发扬民气”,以“继绝学、明旧章、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为己任,在逆境中坚守中华文化的阵地,敢于挑战、宣言,作出不媚俗、不媚权、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的中国文化人的榜样。对比他们,今日中国知识人,大多是聪明人,没人会有胆气“胡说八道”,加上官场“吹牛不犯法”、“拍马无死罪”,特别是经济“杠杆”起作用,过去政治“高帽子”压人,现在经济“金帽子”诱人,学者变成学官,学府变成“学店”,以至当代大学里出现“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知识界如此,其他界呢,好像说不上,其实委实亦好不了多少。

这让我想起《辞海》。由于以前曾跑过出版条线,我对一代代“辞海人”相当熟稔、极其景仰,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他们的学识满腹经纶,尤其他们对社会文化事业始终抱有热忱,始终充满反思精神,可惜如今不少“辞海人”辞世的辞世、退离的退离,但我想,“辞海”精神将永存。这是我的“辞海情结”。

上海辞书出版社接纳了这部书稿。出书前,我提出这本集子不要“官腔化”、“粉丝化”,宁用老百姓平白如实、看得懂的语言,又不乏文化人能会意的文义。我有点固执,坚持出书不要“愤青”、不要“惊世”,宁可心平气和、轻松幽默,让真正的读书人读出点不完全对、但似乎又有点道理的书味,这是我的最大心愿。所以,在能保持作者的文字风格前提下,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们常与我反复探讨、商榷,他们能做到的尽可能做了——可见,做新闻与做书,有相通处,也有不同处。

我真挚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名作家李辉百忙之中为本书写序;草书名家爱新觉罗·若兰先生为书题写书名。

读者是书籍最好的品鉴人,亦是著者最佳的知音者。因我才疏学浅、学力不逮,集子难免存在罅漏和谬误,敬祈读者、方家指正。

管志华

2010年11月8日

写于上海、新中国第十个中国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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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5/14 6: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