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尽头的发现》是“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之一，由姜守明、邵正达、陈正兰编著。聚焦于大航海时代的14位传奇色彩的冒险家，用生动的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了他们远洋探险的传奇经历，同时，也对他们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分析，作为一部世界历史普及读物，对那些希望了解资本主义是怎样成为世界体系的读者来说，大航海时代不可不了解，大航海时代的水手的故事不可不了解。

大航海时代又叫地理大发现时代（15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末叶），其间，欧洲人突破地中海的地域限制，借助远洋探险与扩张，开辟了许多重要的航路和通道，与包括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在内的外部世界建立起直接的交往关系，由此开阔了眼界，获得了欧洲以外的财富和经验，推动了国内的资本原始过程，现代化由此起步。同时，人类的交往关系与活动范围的得到了拓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全球化过程加快了步伐，真正意义上世界历史由此开始。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涌现出了一批像哥伦布、达伽马、迪亚士、卡布拉克、库克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水手，他们不畏艰险、勇于超越自我、探寻未知世界，充分彰显了人类勇于进取的精神品质，《世界尽头的发现》记录的就是他们的传奇经历。

《世界尽头的发现》是“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之一，由姜守明、邵正达、陈正兰编著。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大航海时代的先锋：亨利王子

 不爱江山、美人的亨利王子

 以大海为理想的“航海家”

第二章 成也海角、亡也海角的探险家：迪亚士

 前途漫漫，任重道远

 寻找世界尽头的探险

 成也海角，亡也海角

第三章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

 幸运的热那亚小水手

 为新旧大陆牵线的“红娘”

 独怆然而涕下的发现者

第四章 日不落帝国的启明星：卡伯特父子

 沉睡中崛起的海岛小国

 航海无国界，航海家无国别

 海外去探险，上阵父子兵

 走向大洋彼岸，开启帝国之路

第五章 疏通欧洲血脉的探险家：达伽马

 为欧洲寻找出路，为葡萄牙寻找未来

第一个吃香蕉的葡萄牙人

 是大英雄，还是刽子手？

第六章 葡萄牙帝国大厦的泥瓦匠：卡布拉尔

 航海大合唱的指挥棒

 为帝国大厦添砖加瓦

 一将功成万骨枯

第七章 “新”大陆的真正发现者：亚美利哥

 由大发现带来的困惑

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价值连城的美洲“出生证”

 传奇一生，化身新大陆

第八章 第一个环球航海的探险家：麦哲伦

 自古英雄多磨难

 出师未捷身先死

 一颗丹心照汗青

第九章 血腥的“羽毛蛇神”：科尔特斯

 破釜沉舟，英雄露虎胆

 “羽毛蛇神”的血盆大口

 英雄垂暮，壮心不已

第十章 来自西班牙的文盲征服者：皮萨罗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缔造血腥征服的神话

 文明进步与血腥征服的悖论

第十一章 “奉旨抢劫”的皇家海盗：德雷克

 奉旨抢劫的海上魔王

第一个环球航行的英国人

 与西班牙人决战大西洋

 传奇人生的寻常终结

第十二章 诗人、宠臣、海盗、探险家：雷利

 走向伦敦塔的历史名人

 大航海时代的天之骄子

 失落的弗吉尼亚

 “瘾”君子，或隐君子？

 女王的“不再紧身的衣服”

 浪漫探险家最后的诗情

第十三章 冰海悲情的英国老船长：哈得孙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为荷兰人效力的英国航海家

 固执老船长的悲剧结局

第十四章 从农家小屋走出的航海王：库克

 “未知的南方大陆”

 出生贫寒的大航海家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后记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由大发现带来的困惑

美洲和新大陆，在我们看来，是两个同义词，而如果将时间向前倒推，追溯到五百年前，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哥伦布因为固执己见，把他所发现的美洲称之为亚洲的印度，而幸运的亚美利哥通过考察证实，哥伦布最初到达的那个地方，并不是什么印度，而是一块欧洲人以前不曾知晓的新大陆，就是现今指称的美洲。热拉亚和佛罗伦萨，意大利的两个城市，都因诞生了伟大的航海家而倍感自豪。然而，这也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如果去意大利的热那亚旅行，你为了讨好当地人，说出一句历史教科书上的话：“热那亚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么就请你当心，说不定埋骨于西班牙的哥伦布会把棺材扳儿踢破，远渡地中海前来找你理论一番：“我到达的是亚洲！亚洲！”而如果你是在佛罗伦萨，同样说了一句，“热那亚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么就请你务必当心，亚美利哥又可能会在半夜前来敲你的门。今天，在亚美利哥故居大门上，你可以看到佛罗伦萨市民为他镌刻的一段铭文：“一个高尚的佛罗伦萨人，以发现美洲而使他自己和国家的名字光荣显赫，他是世界的开拓者。”所以在意大利旅游，说话谨慎一些不为过。当然，如果你不想自找麻烦，同时也为了旅途愉快，你只要改口说“意大利人发现了美洲”，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492年，热拉亚人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带着无限憧憬，向西穿越茫茫大洋，去寻找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东方印度。经过70多天的艰苦航行，他们到达了圣萨尔瓦多，这是中美洲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哥伦布相信他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但是，这里既没有遍地的黄金和香料，也没有富庶的城市和强大的王国。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和亚洲人比较接近，只是看起来更像半开化的野蛮人。哥伦布推测，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亚洲周边的一些没有开发的小岛，真正的印度应该就在附近。此后的多次航行，他都是在验证自己的推测。问题在于，建立在错误认知上的那些推测，怎么能够得到验证呢？

1499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带回了印度的使者和香料。这足以证明他到达了印度。那么，为什么哥伦布至死都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呢？原因并不复杂。当时，占领一块远隔重洋的不毛之地，对于交通不便、人丁不旺的欧洲诸国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欧洲人还没有意识到美洲的潜在价值，而真正让他们魂牵梦绕的是富庶的亚洲，那里似乎有他们最需求的东西。这就是根植于欧洲人心中的传统理念。哥伦布从内心里不愿承认犯了错，否则，那意味着他将失去既得的荣誉和利益，还包括西班牙王室的支持。在强烈的心理暗示下，哥伦布固执己见，将自我欺骗保持终身。所谓“谎话说一千遍，连说的人都信了”，这大体与哥伦布的情况相吻合。继哥伦布之后，还有很多人，如卡伯特父子，也到过美洲，他们或出于当时的普遍看法，人云亦云，或出于与哥伦布相同的原因，并没公开宣称那不是印度，虽然几乎所有到过美洲的人，都怀疑哥伦布说法的真实性。但是，亚美利哥·维斯普奇却是第一个敢于较真的吃螃蟹人。

维斯普奇出生于佛罗伦萨货币兑换行会的一个公证人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三。相较于年龄相近的哥伦布，亚美利哥算是非常幸运的。哥伦布身为家中长子，连小学都没正规读过，很早就随父亲外出谋生了；而亚美利哥不但接受了良好教育，而且学成后随即进入银行业供职，受聘于佛罗伦萨的无冕王族——美第奇家族。亚美利哥兴趣广泛，精通地理学、数学等科学，从事过很多职业。1479年，他出任佛罗伦萨驻法国王室代表。1491年被派往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在当地的美第奇家族的分支银行工作。他还兼营船舶航具，这使他有机会能较多地了解航海探险方面的讯息。此时，西班牙的航海探险事业正在起步，哥伦布首次率领船队实现西航；此后，前往新大陆殖民探险的规模越来越大。1496年，亚美利哥当上了塞维利亚分行经理，从累死累活的“白领一族”，一跃成为既有钱而又有闲的“金领一族”。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航海，这是他更为钟情的事业。探险本身充满了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激发了他的投入热情。他还曾为哥伦布的第二和第三次远航准备过船只，由此结识了这位大航海家。

亚美利哥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佛罗伦萨保持着各种新思想和创造性智慧发源地的优势。也许是赶上了好时代，还有他本人努力的结果，亚美利哥成长为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他要算科学界最好的银行家，银行业最好的航海家，航海界最好的小说家。

据亚美利哥的说法，1497年，他从西班牙加的斯港出发，前去西印度群岛考察，登陆过北美的佛罗里达海岸。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非意大利历史学家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并非历史的真实，而是他所作的一次梦境之旅。或许，亚美利哥在某个白天听了太多的探险故事，听得太投入，以至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在梦境中实现对新大陆的考察。第二天醒来后，他再把梦境奇遇记录在案。若干年后，他自己也分不清到底去没有去过西印度。他的说法过于夸张，他曾把自己的探险经历吹嘘得神乎其神，就有人怀疑说他擅长于揽别人的功劳，这就使其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航海家。

第一次有据可寻的探险发生于1499年。当时，亚美利哥乘着自己的船只，加入阿隆索·德·奥赫达（Alonso de Ojeda，1466—1515）的探险队，随西班牙冒险家前往西印度探险和科学考察，还有寻找令人着迷的黄金。阿隆索率领船队到达美洲后，为了寻找“珍珠海岸”，与亚美利哥分道扬镳。亚美利哥声称，他独立指挥探险船队，开始了探险发现之旅。他们到达巴西北部，发现了亚马逊河口。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斯·卡布拉尔意外发现巴西东部。而亚美利哥对巴西的探险，比卡布拉尔要早一年。他们在南纬6°回转后，还发现了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岛（Trinidad）和发源于委内瑞拉与巴西交界的奥里诺科河（Orinoco），并经由现在的多米尼加，最终回到了出发地西班牙。

亚美利哥敢于挑战传统，突破当时的普遍认知，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的话。当他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陆、看到赤身裸体的土著人时，他惊愕地说：“印度人？！中国人？！开玩笑！这是一群野蛮人！哪有不穿丝绸穿树叶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次探险的真实情况，已不可考。从他的亲笔记述中，我们虽然感到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只有他自己的记录流传于世，我们不相信当事人还能相信谁呢？亚美利哥具有鲜明的性格，他决不循规蹈矩，这一点毋庸置疑。对哥伦布的错误说法，他大胆提出质疑，把这位享誉世界的大航海家拉下神坛，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怀疑精神与创新意识。

1501年5月，亚美利哥又抓住一次体验探险激情的机会。当时，他效命于葡萄牙王室。葡萄牙人沿着达·伽马开辟的印度新航线，不断向前延伸其殖民探险的触角。一次意外的发现，为他们插手新大陆的殖民活动提供了机遇。在卡布拉尔的第二次直航印度的行程中，葡萄牙船队在大西洋上画了一条弧线，以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由于这条弧线划得太大，卡布拉尔无意间来到了巴西。经过实地勘察，他认为这是南美洲的一个大岛，于是派船回国通报消息。卡布拉尔发现的巴西（岛），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经线的东侧，依据《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的规定，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因而在接到来自海外的好消息之前，葡王曼努埃尔一世已准备派人前往巴西，试图扩大卡布拉尔的成果。

P10-115

大航海时代（Age of Explortion），又叫地理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是一个肇始于15世纪，止于17或18世纪的历史时期。期间，欧洲入突破地中海的地域限制，跨进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并借助于海洋的探险与扩张，第一次与包括非洲、亚洲，甚至还有美洲、大洋洲在内的外部世界建立起直接的交往关系。

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对于旧大陆的其他地区而言，历史车轮正循着传统轨迹，以其各自的惯性模式，不紧不慢地向前延展。撇开尚未被“发现”的美洲、大洋洲以及南部非洲等旧大陆地区不谈，仅就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区域而论，虽然穆斯林长期控制着西亚、北非及东地中海沿岸，但伊斯兰文明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南亚次大陆，古老的种姓制度与复杂的宗教矛盾一起，制约了佛教文明的影响力；而在以儒家文明为特色的东亚地区，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和战国的大名混战时代，明中叶的中国实则已经表现出封建末期的颓势。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独有基督教文明的欧洲迎来了冲出地中海、冲向大西洋的大航海时代，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在经济上，南欧地区地中海沿岸，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随之开始，资本原始积累为欧洲未来的发展，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在政治上，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为代表，形成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这是西欧各国经济起飞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在思想上，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南欧的意大利蔓延到北方的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在挑战罗马教皇权和批判宗教神学的基础上，不但发现了长期以来被基督教禁锢的世俗的“入”，也发现了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此外，欧洲人还突破了地中海的狭隘范围，通过大西洋到遥远的海外去冒险，去发现与探索那无穷的未知世界，由此迎来了促进欧洲崛起的大航海时代。

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交往，差不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地理大发现以前，沟通三大洲之问的商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陆路，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亚后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国，这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第二条海路，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第三条海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出发，经红海至波斯湾，再乘船前往印度和中国。自7世纪阿拉伯帝国突然崛起后，旧大陆的传统商路被拦腰截断，东西方贸易不得不通过垄断地中海商路的中间入，主要是拜占廷入、阿拉伯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来进行。特别是15世纪中叶拜占廷帝国灭亡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着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传统的陆路贸易受阻，另外两条商路又为阿拉伯入控制。因而，西方人需要的东方商品，往往先经过穆斯林商人，再通过威尼斯商人和热那亚商人转手，到达欧洲后的价格，要提高十多倍。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以及穆斯林对传统商路的掌控，使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封锁的性质。特别是随着欧洲向东门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偏居于亚欧大陆一隅的西方人，更是陷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欧人迫切希望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东岸，直达东方的贸易新航路，从而打破摩尔人的封锁与垄断。探寻新的航路，从事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决非易事，而是一项人、财、物投入多、利润回报丰厚，但危险性极大的冒险活动。在大航海时代，最初的海外探险与发现等殖民活动，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的冒险行为。就最早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推动它们奔向海外的诱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因素。对香料、金银、珍宝的贪求，是促成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冒险去海外的直接动因。在物质匮乏、科技落后、贸易受限的中世纪，香料是欧洲人用以保存食物、增加食物风味必不可少的配料。14世纪，享用中国的生姜和印度的胡椒已经成为西方富入的标志。作为东西方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当时的香料堪与黄金比贵重。13世纪，威尼斯商人兼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华文明。根据作者的记述，东方是富裕而神秘的，所到之处“黄金遍地、香料盈野”。随着游记的流传，欧洲入对东方充满着渴望，并产生了要到东方去的冲动。他们设法冒险绕过地中海的传统商路，以便打破中间商的贸易垄断，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他们所需求的黄金、白银、香料、珠宝、丝绸等贵金属、奢侈品。

 ‘第二，政治因素。反对摩尔人和寻求势力扩张，是伊比利亚入首先拓展海外事业的政治动因。如葡萄牙人起初奔赴海外冒险的动机之一，就是寻求与传说中的基督教长老约翰统治的海外王国结盟，共同抗击摩尔人。12世纪中叶，葡萄牙君主国在“收复失地运动”斗争中应运而生。1249年，葡萄牙入占领南部港口城市阿尔加维（AIgarve），最早建立起欧洲的统一民族国家。若奥一世统治时期，葡萄牙为反对摩尔人和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将以攻为守、对外扩张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西班牙作为葡萄牙的邻国，深感葡萄牙人率先向外扩展势力带来的压力。15世纪后期，西班牙由卡斯提和阿拉冈两王国合并而来。在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的领导下，1492年，西班牙人不但像葡萄牙一样，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而且慷慨资助哥伦布向西探险航行，放手让他“去发现和获取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和大陆”，目的就是要与葡萄牙展开殖民竞争。伊比利亚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帷幕，随后，由西欧列强主导的殖民扩张悲喜剧，就在世界大舞台上演了。

第三，宗教的因素。欲求与扩张的双重因素固然重要，但无论在哪里，宣传福音教义，张扬宗教理想，似乎都没有像在伊比利亚显得更重要，这也是促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入奔向海外探险的精神动因。在他们的眼里，伊斯兰教始终是一种威胁。到15世纪，虽然摆脱摩尔人统治的“收复失地运动”已近尾声，但半岛南部的格拉纳达仍为穆斯林所占据。此外，附近的北非海岸，还有土耳其地区，甚至整个地中海，都可以感受到来自穆斯林的影响。如果说欧洲入信仰至尊的上帝，认同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认为博爱是宗教的本质，那么，他们在对待基督教以外的异教态度上，其实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仁爱之心，而是充斥着狂热的宗教复仇和民族敌视心理。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如此急迫地想要走出去，探知世界的奥秘，这种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气质，是人文主义思想、基督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最初的海外探险与发现过程中，他们每到一处，一般都要立作为基督教标志的十字架，亲吻他们刚踏上的土地，跪拜他们心中的上帝，给那些根本不知他们为何人、不知上帝为何方神圣的土著人施以基督教的洗礼，为随之而来的掠夺与杀戮行为，涂上最神圣的光彩。

时势造英雄。在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由欧洲水手们组成的一批又一批“航海家”（navigator，voyager）、“探险家”（explorer）或“冒险家”（adventurer），不仅充满着无限的梦想，而且经历着伟大的冒险，如本书涉及的葡萄牙王子亨利、贵族达·伽马、宫廷侍卫卡布拉尔，热那亚人哥伦布、卡伯特父子，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麦哲伦，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皮萨罗，英国人德雷克、雷利、哈得孙、库克等，对未知世界充满想象和好奇，梦想有朝一日成为黄金、白银、香料，以及其他一切东方财富的主人；而在对神秘的未知世界的探索过程中，他们不畏艰险，勇于进取，充分彰显了人类自我超越的勇气和决心。今天，不管你怎样认识那个轰轰烈烈而又瞬息万变的时代，也不管你如何评说那些由水手们带来的是是非非，那个曾经造就了探险英雄们的大航海时代，那些曾经创造了航海伟业的水手们，都已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重温他们征服海洋的故事，也许会不断地激发起我们这些后来者新的自我超越的勇气和信心，激励我们循着前人的足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探索、不断进取，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高度。

姜守明写于金陵月光书斋

2010年10月8日

大航海时代，或地理大发现，不属于今天，而属于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因为劳动，或社会实践，而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在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人类通常是以既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的一切劳动及其成果，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成果，可以在不同代际之间前后相继，上下传承，从而使后人能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

对人类文明的演进，我们应当辩证地来认识，因为历史不仅仅体现为一维的纵向发展过程，还表现为多视角的横向联系过程。大航海时代，或地理大发现，对于西方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它产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影响：在经济上，它引起了欧洲范围内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加速了西欧封建主义的瓦解，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上，它动摇了不可一世的罗马教会的统治权威，为欧洲新兴民族国家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在思想文化上，它证明了古希腊人曾经提出的地圆学说，拓宽了人类的认识视野，推动了地理学和天文学的革命；在国际关系上，它打破了旧大陆各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加快了人类全球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不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它都造成了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西方列强迅速走上帝国主义之路，把殖民体系引向欧洲以外的非基督教地区，给亚非美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实，现代西方文明自它诞生之日起，一再地表现出流动性与侵略性的资本属性或特质。这正如经典作家所说的，西方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从现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的角度来看，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者哪个族群，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可是，许多自诩为优等文明的国度或民族，为谋求自身发展而不惜牺牲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权益。例如，西方国家在涉及本民族利益的时候，多是将他们手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搁在一边，靠牺牲贫国、弱国、小国的权益来谋求自身的发展。大航海的历史就是这样。现实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例如，无辜的伊拉克人、阿富汗人的生存权，完全被西方大国玩于股肱之间，这是尽人皆知的国际政治丑闻；发生在法国的驱赶罗姆人（吉普赛人）事件，不免让人联想到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对犹太人的驱赶和杀戮。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也是明天的历史。

当我们追溯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辉煌时，切不可忘记的是，欧洲人所从事的海外冒险活动，完全是从他们当时的眼界和国家利益出发的。对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所造就出的“水手”，相信广大读者和我们一样，会有自己的视角，并以现代人的价值观，作出辩证的分析和判断。

2010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