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地理》是一本专属于房龙的、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地理书。它打破了常规地理书的写作方式,紧扣“人”的观念,将人的活动和重要性提升至首位,自始至终关注的是“纯人”的那一面——科学、艺术、商业、宗教和政治,从历史的高度阐释了人与地理以及地球的关系,生动地演绎了“人文地理”这一概念。同时,在历史的叙述中还穿插回顾了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和适应的漫长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发掘自身潜力并努力探求与地球——人类唯一家园达到和谐的最终方式。
房龙在此书中贯穿了其惯有的行文风格,诙谐幽默的文字将枯燥的地理知识讲得深入浅出,趣味无穷,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带人领略并把握人类的厚重历史。
《房龙地理》在美国出版后,受到社会欢迎,仅几个月就销售了138000册,并使房龙享誉世界,这是一本提供丰富历史地理知识的读物,不仅读来饶有兴味,而且发人深省。即使你不是历史学家或历史感很强的人,也不免会慨叹历史这个大舞台竟是如此恢宏,斗转星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抚今追昔,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迅速而瞠目。
“历史是地理学的第四维,它赋予地理学时间和意义。”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那就是以历史为经、地理为纬的人类生存史。它不是仅仅告诉读者某处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哪国地广人多,谁又是大国寡民,何处风景如画,何地又是弥漫风沙,而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阐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怎样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载体,人类的活动又是怎样影响地球的。房龙在这奉书中首先讲的是人,其次是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最后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其他方面。
房龙呼吁人类共同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类福祉承担责任,同时、对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提出警告。房龙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趋势都坦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正是《房龙地理》的特点。
第六章 关于这个星球上的几小块陆地
我们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生活在岛屿上。但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些岛屿比之其他岛屿要大上许多,我们要让它们自成一类,并把它们称为“洲”。因此,“洲”就是“包括”或者“拥有”,诸如英格兰、马达加斯加和曼哈顿这样的一般岛屿更大的地域的岛屿。
可是在这上面没有一定之规。美洲、亚洲和非洲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绵不断的陆地,它们因其面积巨大而理所当然地是“洲”。而欧洲虽然在一个火星上的天文学家看来无疑只像是亚洲的一个半岛(兴许比印度稍大一些,但也大得不多),却始终坚称自己是一个洲。如果有人敢于提出澳洲的岛屿不够大,居民不够多到足以进入各大洲的行列,澳洲人一定会勃然大怒的。而格陵兰人却似乎很满足于自己依旧做寻常普通的爱斯基摩人,尽管他们的出生之地同样有地球上最大的两个岛屿——新几内亚岛和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加在一起的一半大。而南极的企鹅如果不是这么一种谦逊可亲的动物的话,也很可以宣称自己是住在一个洲上,因为南极地区比起北冰洋和地中海之间的陆地还要更大些。
我不知道所有这些纠缠不清的事情是怎么出现的。地理科学在好多个世纪中一直被人们忽视。在那一时期,错误的观点附着于我们的地理学知识的整体,有如甲壳动物附着于被遗忘在港口的船只的龙骨上。日长月久之后(我们愚昧无知的黑暗时期持续了1400年),那些成群结队的甲壳动物越聚越多,最终被人误以为是船体的一个部分。
为了不使事情更加混乱,我将采用一般公认的分法,认为一共有五个洲: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和澳洲。亚洲比欧洲大4.5倍,美洲是欧洲的4倍,非洲是欧洲的3倍,而澳洲则比欧洲要小上几十万平方英里。在地理学手册上应该将亚洲、美洲和非洲放在欧洲的前面。可是,如果我们不仅要看它们面积的大小,而且要看它们在全球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的话,我们就一定得从欧洲开始讲起。
我们先来看看地图。事实上,比起这些白纸黑字来,我们更应该多看看地图。如果你想要不用乐器就能学习音乐,不要下水就能学会游泳的话,那就可以不要地图而学习地理学。你看一下地图,或者要是拿着个地球仪就更好了,马上就会发现被北冰洋、大西洋和地中海所包围着的欧洲,正好位于世界上最大一片陆地的中央。就像是贫穷而遭人忽视的澳洲位于另外半球上那最为广大的海面的中央一样。这是欧洲所具备的第一项优势。亚洲尽管将近5倍于欧洲,但它四分之一的土地酷热难耐,另外四分之一的土地则毗邻北极,除了驯鹿和北极熊之外是没有人会在那儿长久定居的。
欧洲还可以再得几分,它拥有其他任何一洲所不具备的好处。意大利的末端——它的最南端尽管温暖宜人,却离赤道还有2600英里远。瑞典和挪威的北部尽管已经伸入北极圈内好一段距离,却幸而有湾流来光临它们的海滨,使它们保持暖和的气候,而同一纬度上的拉布拉多却是一片冰天雪地的荒原。
并且,欧洲比起其他各洲,有为数众多的半岛、海湾、海岬和港口。想一想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丹麦、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岸线,想一想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爱琴海、马尔马拉海、比斯开湾和黑海,再将它们和非洲或者南美洲那低矮而凹凸不平的海岸比一比。这样大面积的海水与大陆的各个部位相接壤的结果,就导致了温和的气候。这就意味着冬天不会太冷而夏天不会太热。生活不会太轻松也不会太艰难,人们既不会成天闲荡(像在非洲那样),也不会不堪重负(像在亚洲那样),而是能够比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好地将工作和闲暇结合起来。
但是使欧洲人成为地球上广大地域的主人的并不仅仅是气候。地理环境是他们得天独厚的又一个因素。这当然纯属偶然而不能归功于人为。同样的,巨大的火山爆发、冰川的大量侵袭和灾难性的洪水泛滥使得欧洲成了这个样子,他们采摘了这一切果实,他们的山脉所处的位置轻而易举地就成了自然的边界,他们的河流的流向使得几乎每个内陆地方都能直接通达海洋,而这在铁路和汽车发明以前,是商业和贸易得以发展的首要前提。
比利牛斯山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方隔开,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然疆界。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法国西部的大平原躲在塞文山、汝拉山和孚日山的背后。喀尔巴阡山就像一道屏障将匈牙利与俄罗斯的大平原隔离开来。在近800年来的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奥地利帝国,大致而言是一个环状的平原,环绕四周的难以逾越的山脉使它能够防范邻国。没有这些屏障的话,奥地利也存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德国也并不是纯然的政治产物,它是由从阿尔卑斯山和波希米亚各山脉向波罗的海缓缓下降的一大片地域所构成的。还有就是英格兰和古希腊爱琴海诸岛一样的岛屿,荷兰和威尼斯一样的低地。所有这些就像是上天为了各独立的政治体得以发展而安置的天然堡垒。
即使是俄罗斯,我们经常听人把它说成是一个人可怕的权力欲的产物(罗曼诺夫家族的彼得大帝),实际上比我们有时所宁愿相信的更其是某些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原因的产物。俄罗斯大平原位于北冰洋、里海、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也在乌拉尔山脉和喀尔巴牙山脉之间,它的地理位置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国奠定了非常理想的基础。在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后,苏联能够轻易地继续统治下去,乃是对这一点的一个有力佐证。
而欧洲的河流,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其流向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实际作用。从马德里一直到莫斯科,除了多瑙河以外,所有的河流不是向北就是向南流,内陆的每个地方就都能够直接通向大海。由于文明总是更多的是水而不是土地的产物,因而这么一种幸运的安排极其有助于使欧洲成为最富庶而居于支配地位的地球的中心,直到1914年到1918年那场灾难深重的自杀性战争使它丧失了这一令人艳羡的地位。还是让地图来证实我的话吧。
将欧洲和别的洲比一比。在北美洲,两座高大的山脉几乎与大海相平行;在其中间的中西部大平原,只有一条直接出海的通道,那就是流往墨西哥湾——一个既远离大西洋又远离太平洋的内海——的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在亚洲,崎岖不平的地表和所有山脉蜿蜒曲折的坡脊使得河流的流向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几条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草原后消失在北冰洋中,只有对不多几个当地渔民来说才有点实际用处。在澳洲,没有一条可以航行的河流。在非洲,辽阔的中部高原使得河流要穿越海边山脉高大的山脊,这就使海船无法利用河道抵达内陆。这下子你该明白了,欧洲有着与人便利的山脉,有着更加便捷有利的河道水系,如果是像非洲和澳洲一样被大海整个地环绕着,它就会有4倍长的海岸线,它有着温和的气候和处于各片陆地的中心的便利的地理位置,它注定了是要领导各洲的。
但仅仅依靠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还不足以使世界上这个小小的角落凌驾于它所有的邻居之上。这还有赖于它的居民们的才智。他们的数学、天文学和三角学知识使他们能够航行在七大洋上,一经出发之后必定能够返回。他们对化学的兴趣使他们发明了一种内部燃烧的机械(那种被称为“枪”的古怪机械),使得他们比之任何别的民族或部族在杀起人和动物来时都更快更准。他们对医学的研究,使得他们多多少少能够免于世界上所有地区都经常性发生的人口锐减。最后,他们这片土地的相对贫瘠(与恒河平原或爪哇岛上的山脉相比较而言)以及一直存在着的得“精心”生活的迫切要求,使得他们逐步养成了根深蒂固的节俭和贪婪的习性。欧洲人在追逐财富时会走各种极端,而一旦没有这些财富,他们又会被邻居轻蔑地视为可怜的失败者。
一旦引人了被称作罗盘的那种神秘的仪表——它使得人们摆脱了教堂尖顶和熟悉的海岸,而能够随意漫游,一旦船舵由船侧移到了船尾(这一改进大约是在14世纪上半叶完成的),欧洲人就可以离开他们那些小小的内海——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而使辽阔无垠的大西洋成为他们在贸易和军事上建功立业的地方。他们终于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身处世界最大陆地的中央的走运的地理位置了。
他们保持这一优势达五百余年。蒸汽轮船取代了远洋帆船,但是由于贸易始终是互相交流的代价最低的方式,因而欧洲能够继续走在前列。当军事学家们声称,拥有最强大海军的民族也就是能向世界其他地方发号施令的民族时,他们是正确的。按照这一法则,威尼斯和热那亚取代了挪威,葡萄牙取代了威尼斯和热那亚,而葡萄牙世界强国的地位又被西班牙取而代之,荷兰取代了西班牙,西班牙则又被英国所取代,这些国家先后拥有数量最多的战船。然而今天海洋原来所具备的重要性正在迅速丧失。作为商业通道的海洋正在为天空所取代。
热那亚羊毛商人的后继者们发现了海洋的无限的可能性,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俄亥俄州戴顿郊区一个自行车修理店的业主发现了天空的无限可能性。其结果就是,今后一千年内,孩子们可能从未听说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但是他们一定会熟悉韦尔柏·莱特和奥维尔·莱特的名字。
P43-47
《房龙地理》1932年初版于美国。1939年在英国出版时,书名改为《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社会欢迎,仅在美国,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38000册。在1933年,出现了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瑞典文等14种文字译本。也是在这一年,最初的中译本问世。我们这个译本是根据1939年伦敦版翻译的,内容经过房龙的修订,与以前的版本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澳大利亚这一章就是完全重写的。
这本书以《房龙世界地理》的中译本书名在1933年介绍到我国后,很快成为大中学生喜爱的读物。曾使房龙享誉世界的这本书,尽管是写于半个世纪以前,而且许多数据已不适用于今天,但是就整体来说,仍然是一本提供丰富历史地理知识的有价值读物。其价值不仅表现在读来饶有兴味,而更重要的是发人深省。即使你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历史感很强的人,也不免会慨叹历史这个大舞台竟是如此恢宏,地球这个人类大家园竟是这等奇妙,斗转星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抚今追昔,能不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迅速而瞠目。作者撰写本书时是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一个酝酿巨大历史变化的时刻。在世界经济格局上、主宰全球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1929—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政治格局上,两个新战争策源地正在欧亚兴起,德日法西斯力图以武力改绘世界政治地图。房龙生活在这个时代,为后人记录下了这个时代以及它以前的人文地理、历史风貌,从而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绝妙的、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资料。
我们通过这本书,回顾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和中国,再看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得出同一个结论:人类是多么值得骄傲,她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战胜自己。地球变小了,朝发夕至,天涯若比邻;人变聪明了,神话中的许多故事,变成了现实。书中有一定篇幅描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看看房龙笔下的中国,对比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就不只是诗人抒发诗情的语言了。
为什么这本书曾经吸引过许多国家的众多读者而且直到今天仍有其价值?用房龙自己的话说,他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书。它不是单纯地告诉读者某处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哪国地广人多,谁又是大国寡民,何处风景如画,何地又是弥漫风沙,这些数据和记载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记载这些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房龙的这本书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阐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怎样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载体,人类的活动又是怎样影响地球。房龙告诉读者,在这本书中,他首先要讲的是人,其次是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剩下的则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其他方面。地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房龙说:“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赐,它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但是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学习它的法则,遵从它的律令。”“这些律令是公正的却又是冷酷无情的,这里没有上诉法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每一个人的祸与福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祸与福。”房龙的祸福观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在同一星球上的人类应该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是他叹息“人类是唯一有能力对自己同类采取大规模敌对行动的动物。狗不会吃掉狗,老虎也不吃掉老虎,就连最令人憎恶的鬣狗也与自己同类和平相处,而人类却憎恨着人,人在杀人,今天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首要关切的都是在准备杀戮更多的邻居”。房龙不仅是说过去的征战历史,也是针对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新的战争乌云和风暴而发。房龙呼吁人类共同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类福祉承担责任,同时对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提出警告。
房龙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趋势都坦率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正是他这本书的特点。确切地说,房龙撰写这本书的脉络很清楚,那就是以历史为经、地理为纬的人类生存史。一方面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永不停止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国家联盟)的流血和不流血的争斗。房龙在评述人类进行过的和正面临的这些斗争时,不乏有见地的观点,比如在谈到非洲大陆的悲惨境况时,对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讥讽和挞伐;比如,他对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对中国的前途他作了悲观而又有期待的预测。他写道:“我不是预言家,我不知道在今后10年、15年中将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想情况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中国觉悟得太晚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如果他真的追赶上了,那么就得恳求仁慈的上帝,怜悯我们吧,因为,我们那时应该还给中国人什么样的一笔债啊!”房龙没有活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无法亲眼目睹中国人民是怎样赶上世界的发展的。昔日欺凌侵略中国的那些国家,不得不承认它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它们理应偿还的债,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同时也应该指出,房龙在对一些事件和国家作评述时,也有失误和严重错误。最严重的错误出现在第三十八章中。一开始,房龙把他的这一章概括为“实用经济学课程”。房龙把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和强占我国东北,说成是“日本的需要”。他有这样一段话:“许多人似乎都很愤怒,谴责‘日本的野心’是一种兽性的表现。不过我却称它为‘日本的需要’。在国际政策上,一种健全的利己主义,是合乎需要的品质。日本须为国内过多的人口寻找一条出路。而它现在正在世界人口稀少、政治腐败、居民处境恶劣的北亚寻找这种出路……那些听了我这种冷酷自私的话掉泪的人们,我将恭敬地请求他们,为美国国内的黑人的痛苦而哭泣吧。”房龙的这个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20世纪初泛滥于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法西斯理论,以所谓寻找和扩大“生存空间”作为对外侵略的理论根据,用以蒙蔽本国人民和欺骗世界人民。房龙对美国政府压迫国内黑人表现出义愤,那又为什么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国而给予支持呢?当然不必给他加上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帽子,姑且称之为思想混乱。房龙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他当然不懂得高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水平;全球经济互通有无的全球化趋势,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调剂余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合理、合法的对外移民,也可以有助于调剂劳动力余缺。“生存空间”论完全是为扩张主义者张目的说辞。事实给了房龙一个教训。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宣扬日耳曼民族至上,有权扩大其“生存空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大自然的铁的规律”。《我的奋斗》1925年和1928年先后出版第一二卷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上德国总理的第一年,也正是房龙写《房龙地理》的这一年,房龙是不是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没有说,但是他的观点受《我的奋斗》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龙读过《我的奋斗》,因为在1938年,希特勒把《我的奋斗》中的理论逐段付诸实践,欧洲各国都处在《我的奋斗》阴影下,房龙的祖国荷兰也将成为希特勒魔掌攫夺的对象。提倡“生存空间”论的房龙不愿意自己的祖国沦为希特勒德国的“生存空间”,乃在1938年出版了《我们的战争》来回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为了抗议希特勒封闭德国国内犹太人开的出版社,房龙公开宣布此后决不在德国出版他的任何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房龙投身反德国法西斯的实际斗争中,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广播电台主持向被占领的祖国人民广播反纳粹的节目。以后,他一直坚持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立场,直至1944年去世。房龙用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生存空间”谬论。再如在第二十章关于俄罗斯的论述中,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房龙的观点是幼稚的,他甚至认为“古老的修士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他对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偏见也是当时世界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所有这些,我们在出版时都作了恰当的处理。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与日后发展进程背离很远的例子,那就是房龙对澳大利亚发展的评述。在房龙笔下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地理条件恶劣,与世隔绝,孤悬在大洋中的一片荒凉大陆,发展前景十分悲观,他甚至用了“大自然的继子”的标题来给澳大利亚定位。这种描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西方殖民者的“白澳政策”统治下是有其真实性的。但是房龙在谈到澳大利亚前景时恰恰忽视了他最重视的人的因素,而且也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优势估计不足。人口资源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地广人稀也是一个优势,澳大利亚的人口从20世纪初的600万缓慢增加到1995年的1 850万,而它的面积有760万平方公里,相比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却有13亿多人口,应该说这就是它独特的发展优势,因为地大人少,发展的回旋余地大。人少,人均占有的资源就多,这就是发展优势。从房龙写本书到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早已不是“海上孤儿”,也不是“大自然的继子”,而是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了。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房龙在70多年前就能准确预测到澳大利亚的今天,但至少可以说,房龙对澳大利亚的观察和研究失之粗疏。这种粗疏还可见之于他处,如他对世界人口发展估计也与现实相去甚远。
最后谈谈本书的体例。房龙写书,没有一定之规,体例特别。就拿本书来说,前七章都是讲的地理学上的知识,在这之后,插进一节“楔子”,讲述“怎样读这本书”,核心内容就是要求读者配合一本地图册一起读。本书中原附有多幅作者绘制的地图。但是当时及以后的许多评论家指出,从原则上讲配合地图册来读是可取的,但是房龙绘制的地图过于简略和粗疏,许多山脉画错了地方,河流流向也出现谬误。对这些批评,房龙并不同意,他认为不必拘泥于数据是否准确,而应着眼于概念。对于房龙的辩解,房龙的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公司不以为然,认为地图应以准确为要务。本中译本舍弃了原书中的地图,因为对今日我国读者确实不需要,但保留了房龙绘制的若干插图,这些插图有简洁明快的特点,有的插图还很耐看。
本书根据伦敦乔治·G.哈拉普出版公司1939年版译出。
邓蜀生 (本次修订对原译序作了适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