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较为全面的回顾与思考了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

本书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录进行了综合整理，勾勒出了史事的背景，并作出了客观的评述。全书文字资料立体、生动。

本书以“批判口述史学”的方法，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与档案资料的鉴别以及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思考。

本书认为，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到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并加深，以及对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立场的不同，两国关系走向破裂。由此，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再也没有呈现过令人满意的局面，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已趋向式微。

前言(李丹慧 沈志华)

一、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

  1950年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首先是军事意义上的

  50年代初期，中苏在新疆、华东、朝鲜有三次大的军事合作

  斯大林答应提供歼击机和运输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巴季茨基中将率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徐州等地机场，协助中国空防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胜利后，苏联空军出现在鸭绿江上空

  华盛顿与莫斯科心照不宣，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

  50年代初期，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赠予或出售军火，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从单一陆军走向诸兵种合成的现代化转型

  1. 陆军武器装备

  1951年1—2月，斯大林按毛泽东的要求向中国供应了36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

  1951年5—10月，中国向苏联购买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

  彭德怀说，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使中国军队的建设在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的几十年

  2. 空军武器装备

  1949年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国向苏联订购了第一批飞机共424架

  中国接收的369架苏联米格-9歼击机，因性能落后而无法入朝参战；斯大林两次致歉毛泽东，并无偿供给中国372架米格-15飞机，以作补偿

  3. 海军武器装备

  1953年苏联第一次大批量向中国海军提供武器装备，把二战时向美国租赁的76.2毫米海岸炮转手卖给了中国

  赫鲁晓夫时代，苏联需要政治支持和海军换装升级，由此加快了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的步伐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及中国仿制苏式武器

  斯大林拖延向中国提供图纸和技术资料的目的，是为了推销其库存的淘汰退役军火

  赫鲁晓夫为争夺斯大林继承权及谋求冷战格局下的军事防务一体化，全面向中国转让较先进的技术

  彭德怀提出修改1952年7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的五年军事建设计划，限制各兵种规模

  《六·四协定》的执行使中国的造船工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4—1960年中苏合作期间，中国军工企业有了明显的发展

  《二·四协定》使中国海军的装备再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改变了海军的发展规划

  空军方面谋求苏联技术援助的努力

  1960年7月，苏联突然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迫使中国军事工业转变了仿苏的发展方向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

  1. 向苏军学习的几种途径

  1955—1957年，中国多次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访苏，加强军方的高层接触

  1954—1957年，中国派遣了11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苏，观摩了包括原子弹实验在内的各种军事演习

  1955—1961年，中国多次派遣专业代表团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现代化军事管理方法

  1951—1956年，中国派遣多批指战员到苏联留学，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

  1954—1959年，中国多次邀请苏军代表团来华访问

  50年代，中国聘请了约10 000人次的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他们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

  2. 向苏军学习的主要内容

  1955年之前中国军队全面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彭德怀对干部中出现的学习苏联的负面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

  1955年下半年，彭德怀开始对苏联军事科学的权威性产生怀疑

  学习和仿照苏军的制度条令，我军建立和实施了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勋章奖章制，但毛泽东始终对这些制度有保留意见

五、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

  在中国军队学习苏军经验的问题上始终是有争议的，说到底就是“学不学”和“怎么学”的问题

  在军政、军民关系及训练场地问题上，中苏有不同看法。受苏联设军事禁区的影响，中国在山东、广东等地划禁区过宽，引起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强烈反应，后逐渐得到纠正； 照搬苏军经验，训练场地大量占用耕地，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在部队编制问题上，中苏意见不一，彭德怀主张减少人，精干机关，不能以数量取代质量

  苏军顾问极力想在中国军队推行苏军军事条令和一长制，彭德怀在此期间对一长制的思考和忧虑，成为庐山会议后批判他的重大“罪名”之一

  照搬苏军条令弊病凸现：1956年全军受到惩戒的士兵达10万多人次，其中多数惩戒处罚不当，造成极坏影响。彭德怀下决心把中国军队自己的条令搞出来

  在学习苏军问题上，始终存在的“反教条主义”与“反经验主义”的争论，从军内争论扩大到上纲上线的地步，刘伯承、叶剑英等一批高干被点了名；在叶剑英主持下，花了五六年的时间，编写出了我军第一套完整体系的战斗条令

50年代初期，就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而言，中苏之间有三次大的军事合作：第一次是在新疆，第二次是在华东，第三次是在朝鲜。

尽管中苏同盟条约是1950年签订的，但双方的接触，早在1949年初便已经开始了。

那时，斯大林派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迈出了与中共结成同盟的第一步。几个月后，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也表明了中共方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一边倒”的意愿。就是在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帮助中共军队向新疆开进，迅速解放大西北的建议。

新疆地处中国的西部边陲，地域辽阔。兰州到乌鲁木齐(旧称迪化)有1961公里；酒泉(旧称肃州)到乌鲁木齐1253公里，到哈密591公里，到喀什2547公里。新疆离内地远，人烟稀少，地方势力很容易拉山头，拥兵自重，闹武装割据。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消除分裂局面而向新疆进军，先是在清代。1863-1865年，陕西、甘肃和新疆相继发生暴动和叛乱，不久俄国军队也乘机侵占伊犁。1867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率湘军10多万人开始征战，到1873年10月攻占肃州，随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进军新疆。1876年，清军约7万人向新疆进发，追剿叛军。到1878年1月，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叛军。这以后，清王朝在新疆建立行省，湘军统领刘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抚。

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不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国、日本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国际形势很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在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没有要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的意思，怕这样会刺激中国。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就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了。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一开始作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1942年底蒋介石很是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第二年，国民党军队以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军共7万余人，历时两年半和平进驻新疆。1944年9月，蒋介石把盛世才调到重庆，由吴忠信主掌新疆。

1949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但是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还没有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

1949年5月2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可以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歼灭敌军4个军43000多人后，胡宗南系统残部退入陕西汉中地区，下一步攻歼对象是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奎匪徒。

这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

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说，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担心，使得苏联迫切地要求中共及早进军新疆。由于苏联战后注意发展在新疆的势力，策动和支持了“三区革命”，所以在新疆，特别是北疆，很有影响。考虑到苏联将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基地等问题上与未来的新中国发生利益冲突，斯大林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通过这个来换取将来中共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让步。根据现在看到的俄国档案文献的记载，在6月27日这天夜间，也就是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这以后，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还通告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这样一来，进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可是中共当时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是一无所知。从后来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达伊宁。这以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了，苏联驻伊宁的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他们和三区少数民族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这些领导人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力群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

当时，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领导人中有主张接受中共主张的和平派，也有主张奉命坚决抵抗的反共主战派。虽然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共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又与新疆当局没有任何接触。倒是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通过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这确实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8月26日兰州的解放，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9月2日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亲自去伊宁，并且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斡旋，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过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在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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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就总体言之，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3年。在中苏同盟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中国新生政权的稳固，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实现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的军事合作既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推进了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4—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和平建设时期。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苏联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以保障自己的建设环境。而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帮助中国建造军工企业和原子能反应堆、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等协定的签订，不仅使此阶段成为中苏关系的蜜月，而且使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达到了顶点。

第三阶段，1958—1960年。在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并加深，以及对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立场的不同，中苏两国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由此，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已没有早期的合作那么顺利，一些合作项目，诸如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也始终未能获得成功。至于中苏之间的军事联合行动，由于中国没有加入华沙条约组织，故此很少配合苏联在欧洲地区的行动，而且即便在亚洲地区，中苏同盟的约束力也日渐衰退，甚至还出现了1958年中国军队炮击金门时事先不与苏联通气的情况。总之，此期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再也没有呈现过令人满意的局面，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实际已趋向式微。

以往人们对中苏军事关系的具体内容和演变过程缺乏了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十分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填补研究空白，我们整理了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人王亚志的有关回忆材料，内容包括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中国仿制苏式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等几个方面，大致勾勒出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的概貌。

本书稿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采用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即“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mment，Harvard University)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首创的，其最初的定义为：丽个或多个前竞争对手或敌手对以往的冲突事件进行回顾性思考的方法。与传统口述史学注重于单纯向受众叙述往事不同的是，“批判口述史学”要求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这种特点，使得口述历史已不仅局限于史料学的范畴，而且还具有了方法论的功能，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言之，它的定义应当更为宽泛，即：可以超越对手和敌手回顾与思考的限制，推及口述历史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批判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是当事人回忆、档案文献考辨、学者评估三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弥补各自的缺陷：以访谈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作接续和补白；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录进行综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作出客观的评述。毋庸置疑，游戏的结局是史学研究的深化。

本稿的回忆人王老不仅以彭德怀的军事参谋并在周恩来办公室做过军事秘书的身份，成为中苏军事关系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的当事人，而且其本人后期也在从事编研工作，1980年代还曾参加了《彭德怀传》和《周恩来军事文选》的编审事务。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他对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合作情况有比较详尽的了解，掌握并梳理了不少相关的材料。作为学者的我们，是在一个厚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补充和考订的。这即令此部回顾与思考的文本，对于透视1950年代中苏军事合作的情况、探赜索隐中苏关系演变的轨迹，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思辨意义。

李丹慧 沈志华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