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散论》一书堪称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优秀之作，所收入的一些文章，或读书所得，有感而发；或因学术活动的需要，命题作文。它们之间并无“系统”可言，但却也有一种内在联系。编入上篇的，谓之“历史与启示”，是从对历史的认识中得到的一些教益；编入下篇的，谓之“文化与精神”，是讲的思想上的收获。

作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点紧密相连，围绕着尊重传统和锐意创新这一辩证统一的关节点，展开了自己对于诸多史学内容的探讨。

本书为专家、大家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图书，深入浅出，表述生动，既含有深刻的见解，又和生活、社会紧密联系，为普通读者乐于阅读。《中国历史文化散论》一书堪称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优秀之作，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著名教授瞿林东。瞿林东作为研究中国历史方面的领头人，在史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和极高的建树。曾出版各种史学著作十余种，论文200余篇。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内容广博，语言精湛，资料翔实，论点确凿。作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点紧密相连，围绕着尊重传统和锐意创新这一辩证统一的关节点，展开了自己对于诸多史学内容的探讨。阐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应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吸收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果，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用扬弃的态度去面对历史，指引现在。

序

上编 历史与启示

 西周汉唐之盛与总结历史经验

 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

 精于学而廉于政

 ——读《后汉书。儒林传》札记

 魏收和《魏书》的风波

 力主“匡正时弊”的李谔

 唐太宗：一代明君的业绩与悲剧

 “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

 ——说说书与天下的辩证法

 “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

 ——史学家杜佑二三事

 文明的颂歌

 东林书院：学子与社会

 想起了顾炎武

 阮元和历史文献学

 深沉的民族觉醒意识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边疆史地研究

 史学家的河山之恋

 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

 ——评史念海教授《中国的运河》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决策漫谈

下编 文化与精神

 黄帝文化精神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炎帝传说的历史意义

 楚人重史与长江文化

 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

 传统史学与人生修养

 史学名著与人文修养

 ——关于史学遗产和民族精神及民族风格的思考

 史学与大众文化

 永久的青春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的魅力

 中国史书的特点

 关于历史文学的札记

 说“野史”

 说风俗

 二个西方学者和中国传统史学

 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抉择

附录：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以自己的口气作许多评论。他只是在《秦始皇本纪》的后论中简略而含蓄地写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体。”这两句话，既概括地写出了秦国发展、强大的过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的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负，也隐约地揭露了他蔑视历史、目空一切、专横自恣的政治品质。从根本上说，这两句话也就是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所记的秦国历史的一个总结。接着，司马迁全文引用了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并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显然，司马迁是同意贾谊《过秦论》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要借用贾谊的看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的，这是司马迁历史评论的一种独特的形式。

贾谊的《过秦论》分析秦国自缪公以来不断强大、终于统一全国的原因，主要有二条。一是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这种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优胜之处是：六国攻秦，秦可以逸待劳，“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随，荷戟而守之”；于是六国逐渐疲惫，而秦国则锐气养成，加之政治上的“远交近攻”方略，乃能逐一击败各国，完成统一事业。关中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优势，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曾经保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此都有论述。贾谊是较早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的思想家，他的这一看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就是最先接受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二是能用人，“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同时采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的政策。秦国国君善于招揽人才，用其所长，这有长久的历史，也是它逐步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贾谊之前已有人作过评论，李斯的谏除逐客之令的上书是典型的概括。他指出：“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亡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史记·李斯列传》)这是讲的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善于用人的历史，也是讲的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司马迁作《李斯列传》，全文收录这篇上书，他是赞同李斯和贾谊的看法的。三是得力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横)而斗诸侯”。关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李斯已有评论。从秦国的历史来看，商鞅变法是许多重大事变中最重要的一件，所以司马迁说：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把这个评价同上文所引李斯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后来的富强确是起了关键的作用。以上三条，即地理形势、用人和改革，是秦国强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到了秦王赢政时，“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成就了统一大业。

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王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做“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订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与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与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白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王朝在政策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看出来的，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种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于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最后导致秦王朝的灭亡。

司马迁并没有用太多的话直接评论秦朝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只是据事直书(如他写焚书坑儒事件等)。但他在这里借贾谊的《过秦论》批评秦朝统治者的为政之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判断的说服力。P12-14

中国历史，悠久，厚重；中国文化，丰富，灿烂。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又反转过来哺育着世世代代各族人民，如此螺旋般地前进，形成生生不息的、连续发展的伟大机制。这个机制蕴含着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刻意识，蕴含着“彰往察来”的启示意义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生存、发展的土壤，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几十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我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逐步对中国史学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当然，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同样也不能不涉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这些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大多包含在我关于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理论的论述之中，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些零篇短简。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启迪，往往又不断激发起我寻求新知的欲望和不断上进的要求。唯其如此，不免敝帚自珍，今不揣谫陋将这些零篇短简编为一册，献给读者。

本书所收入的一些文章，或读书所得，有感而发；或因学术活动的需要，命题作文。它们之间并无“系统”可言，但却也有一种内在联系。编入上篇的，谓之“历史与启示”，是从对历史的认识中得到的一些教益；编入下篇的，谓之“文化与精神”，是讲的思想上的收获。我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点点滴滴的认识，不过沧海一粟罢了。如果它们能够给读者一点启发，进而能够引起一些共鸣，那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十几年前，我曾经出版一本论集《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Z年版)，本书取名《中国历史文化散论》，聊以作为前者的姊妹篇吧。

我感谢重庆出版集团给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使这本小书得以面世。但从“高地文丛”来说，我又不免惶恐起来：“高地”未曾登临，何以答人所“问”！反之，我倒是真诚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