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鞋子的苏联领导人，事实上，他也是20世纪最复杂、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谴责斯大林，释放数以百万计受害者，并为他们平反昭雪。他努力减缓冷战紧张气氛的笨拙尝试引发了柏林与古巴两次危机。作为斯大林之后头十年的苏联统治者，赫鲁晓夫给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打上了其自身矛盾的深刻印记。此外，他的一生和从政经历为我们勾勒了苏联时代的整体画卷：革命、内战、饥荒、集体化、工业化、恐怖政治、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时代、后斯大林时代。

作为关于赫鲁晓夫的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传记，苏联解体后第一位领导人回忆的全面资料，这部著作将赫鲁晓夫个人的成功和悲剧与其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了一起。

这部著作的资料来源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作者在赫鲁晓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所进行的采访。此外还有与赫鲁晓夫家人、朋友、同事、下属以及和他斗争过的外交家的广泛访谈。威廉·陶伯曼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与心理分析，使之充满了喜怒哀乐，印证了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成长变化。

致谢

前言

导言

第1章 下台：1964年10月

第2章 出生地卡里诺夫卡：1894一1908

第3章 当上钳工：1908—1917

第4章 是否成为政党干部：1918—1929

第5章 斯大林的赏识：1929—1937

第6章 斯大林的封疆大吏：1938—1941

第7章 战争中的赫鲁晓夫：1941—1944

第8章 再次成为乌克兰总督：1944—1949

第9章 模糊的接班人：1949—1953

第10章 渐入佳境的胜利者：1953—1955

第11章 从秘密报告到匈牙利革命：1956

第12章 通向胜利的关口：1956—1957

第13章 更加宽广的世界：1917—1957

第14章 高高在上：1957—1960

第15章 柏林危机与美国之行：1958—1959

第16章 从U-2飞机到联合国会议上的皮鞋：1960.4—9

第17章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1960—1961

第18章 “到1980年左右实现共产主义”：196l一1962

第19章 古巴导弹危机：1962

第20章 权力的失落：1962—1964

第21章 下台后：1964—1971

尾声

第1章 下台：1964年10月

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的加格拉与苏呼米之间，有一处风景如画的陆地伸向黑海。在高出海面约300英尺的皮聪大海角上，以后面高耸的高加索山脉为背景，有一片看上去像是黄色松树的森林，但松针更像雪松针。在一堵灰色的围墙与一扇大铁门后面宽敞但戒备森严的空地上，耸立着三座富丽堂皇的别墅，别墅之间有穿过树林的蜿蜒小径相连，其中一条由木板铺就的小路沿着分隔砾石海滩的矮墙延伸，超过了半英里。1964年秋天，沿着这条木板路散落着几座由蓝白相间的帆布覆盖的小屋。其中一座小屋是为喜欢在海边睡觉的客人准备的，其他的小屋则是用作起居屋。离小屋几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个海边平台，客人可以在平台宽大的遮阳伞下的柳条椅上享用新鲜的水果。

这些别墅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按照赫鲁晓夫的指令修建的。一座是为他和他的家人准备的，其他两座是根据苏联式的“时间划分”原则由苏联其他最高领导人享用的。赫鲁晓夫的别墅是一座由巨大白灰墙砌成的二层建筑，一层的大厅面向大海，宽敞明亮，配有白色的窗帘，由漂白柚木打造的家具颇具韵味。二层的阳台与整个房子一般长。这座别墅带有一个小型的室内体育馆，里面配备有羽毛球场地以及其他的健身设备；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透过游泳池巨大的玻璃窗，海边的景色一览无余。离海边一箭之地有一个大型游廊。对着游廊开着一扇法式大门，大门后面是一间略显狭小的书房。书房的墙壁上镶嵌着红木雕刻，一块大大的东方地毯周围环绕着一套转角沙发和几把皮面椅子，房间的一角是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上面摆放着一排电话机。其中一部电话是由克格勃控制的特殊高频线路，与全国范围内的苏联党和政府办公室(以及办公室主人的住宅与乡间别墅)相连。赫鲁晓夫二层的卧室与办公室、别墅内的助手办公室以及游泳池边都有分机电话相连。1964-年10月12日晚间响起的就是这部高频电话。

那年秋天，赫鲁晓夫似乎处于其权力的巅峰。事实上，他也处在灾难的边缘。在保证到1980年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富足的新规划实施三年后，食品短缺问题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苏联国内。共产党的官员对特权的丧失以及赫鲁晓夫给他们带来的职位不安全感表示不满。对于军方而言，部队实力与常规武器的大量削减使他们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信心，普通的工人、农民也对他持反对态度。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赫鲁晓夫曾闪烁其词地谈到过退休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付诸实施。相反他正在不断推出新的计划，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一些想法——例如，将限制苏联领导人任期(当然像他这样的难以推卸天之大任的领导人除外)以及在立法选举中甚至提供多个候选人的新宪法——都超出了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其他人都将他对重组的嗜好看成是他的同事们所认为的可笑的极端行为。他加强苏联农业的新的奇思妙想是在莫斯科成立九个集权化的机构，每个机构负责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具体农业生产。根据苏联的标准说法，每个“主管行政部门”的简称是Glavzerno(粮食主管部门)、Glavmyaso(肉类主管部门)、Glavsakhar(糖类主管部门)，等等。除了预料到这些奇思妙想会以失败而告终，让他们来收拾残局外，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相互之间打趣地猜测，不知哪个倒霉的部门会有幸成为鹅类主管部门或是绵羊主管部门。1964年夏天，赫鲁晓夫迫切需要度假放松一下。不过他并没有去度假，而是对埃及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访问，之后他又去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了三周的旅行，主要是观光；对苏联的耕作带进行了考察，不过考察的结果并没有太多让人满意的地方；并在那些不再支持他们总司令的将军们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图拉特姆(Tyura-Tam，后来改称拜科努尔)的导弹试验基地。到了10月初，他才去度假。

赫鲁晓夫喜欢对来访者说他来到皮聪大不仅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更好地思考问题。“有些事情只有在你有时间时才能做好，”他在1963年4月对来访的美国杂志编辑诺曼·库辛斯说：“如果想下蛋，母鸡就需要静静地趴上一会儿。如果想策划什么事情，我就需要时间来想出万全之策。”

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赫鲁晓夫并没有花费做出万全之策所需的时间。他不是周密地思考问题，而是很少能静静地坐下来，甚至在度假期间也是如此。他喜欢访问附近的农庄或疗养院，把时间用在不断地与苏联官员、外国领导人或客人的会面上。然而在1964年10月，他的确是将精力集中于工作，专心致志地处理各位大使与情报部门送来的电报，为11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做准备。他曾威胁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说，在这次会议上他将用精力更为充沛、更富能力的领导人来替换他们。在工作间隙，他会一天数次沿海边散步。

10月12日，陪同赫鲁晓夫散步的是亚美尼亚共产党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自从列宁时代开始，米高扬就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现在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赫鲁晓夫的主要助手。就在当晚，高频电话响了起来。两人沿木板小路走到一半，身边跟着一位贴身保镖，这时另一位安全官员跑过来说，Y．L．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回到别墅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来到了书房，在书房里赫鲁晓夫拿起了电话。勃列日涅夫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翌日将在首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为什么？”赫鲁晓夫问道：“讨论什么问题？”

“关于农业和其他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解释道。

“你们可以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赫鲁晓夫草率地命令道。

“我们不能在你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勃列日涅夫解释说：“主席团成员已经到齐了。我们要求你回来。”

“我正在度假。什么事情如此紧急？我会在两周后回去，到时候我们再讨论吧。”赫鲁晓夫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到齐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会在11月的全体会议上讨论农业问题。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讨论所有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坚持要求他回去。最后，赫鲁晓夫同意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如果包机能根据紧急通知准备好的话。在指示一名安全人员联系私人飞机，其他的助手安排取消第二天与来访的法国内政部长盖斯顿·帕列夫斯基共进午餐的计划后，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又回到了海滩的小路上。

P6-8

如果你问很多西方人，这样的俄罗斯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很可能都会回忆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那位在联合国拿鞋子敲打会议桌的粗俗的、没有教养的乡巴佬。但这位身材矮小、体格强壮、眼睛小而犀利、双耳突出，而且显然有着旺盛精力的人在苏联人眼里并非笑料，即使他让众多的苏联人蒙受了因为他的统治而带来的恶果。事实上，他是一位极具复杂性的人物，他的经历就像他的国家一样既有胜利，也有悲剧。

尽管参与了斯大林集团的种种行为，然而赫鲁晓夫还是努力想使苏联非斯大林化。他试图改革共产主义的大胆而拙劣的努力开始了一段想在缺乏人性的制度上贴上人性化标签的(起初是以他自身的形象)、长期的、反复无常的历程。赫鲁晓夫不仅帮助四分之一世纪后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鲍里斯·叶利钦铺平了道路，而且在为国家寻求稳定繁荣的新道路中的失败预示着挫折将会始终伴随着他的改革尝试。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9月。就在回到大学参加第二学年学习的前夕，我见到了赫鲁晓夫，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他的车队正驶过纽约的中央公园。1964年，在苏联学习俄语期间，我来到了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的一个煤矿，赫鲁晓夫年轻时曾在这个煤矿工作过。到1965—1966年，我作为交流留学生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颜面扫地。我的学友们因为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犯罪行为而对他心存感谢，但他们又为这样一个在他们眼里是乡巴佬的人成为他们国家的领导人而感到羞愧。他们对赫鲁晓夫既怀有特别的爱，又抱有特殊的恨。当完成他的传记时，我禁不住也产生了两种复杂情愫。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写成《斯大林的对美政策》一书后，我就开始研究赫鲁晓夫的美国政策。然而不久，我就发现他的个性比他的对外政策更加令人着迷，于是我选择为他写一部传记。如果我按照原来的承诺于1989年推出手稿，那结果就与现在的这本书大不相同了。

在他担任共产党的领导人期间，赫鲁晓夫特别健谈。单单他关于农业的讲话就编成了八卷文稿，每隔一周，他都要接受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1964年下台后，他是第一位出版回忆录的苏联领导人。不过，他公开披露的内容在出版前都经过了仔细的编辑与审查，他的回忆录于1970年和1974年被译成英文，其中没有包括他统治期间最需披露的内容，也没有提及他和他的家人拒绝移居西方的材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的档案还属于机密文件，而大多数有关赫鲁晓夫统治期间的西方文件也没有被解密。到了1988年，当时我作为交流学者在莫斯科呆了五个月的时间，我认为我不能承认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赫鲁晓夫的(于是我称之为“美苏缓和的缘由”)，以避免引起苏联当局的注意。虽然写的是传记，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小心谨慎为妙。我设法采访了一小部分与赫鲁晓夫有联系的人，到了临走的时候，我才被安排与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通了电话，但见面的愿望终未实现。

到了1991年，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回忆录已经开始出现(其中包括谢尔盖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女婿，政府报纸Lzvestia的前编辑阿历克赛·阿德朱拜撰写的书籍)，《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三部(其中包括他1970年时没有披露的材料)也在美国出版了。此外，由谢尔盖·赫鲁晓夫准备的关于回忆录的专栏文章也开始出现在历史杂志Voprosy istorii上。在一家美国出版商的要求下，我对谢尔盖·赫鲁晓夫与阿德朱拜的著作进行了翻译、编辑，利用这个机会我对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得到了我希望对他们的著作有所充实的回答，他们提供的信息当然也丰富了我所撰写的传记内容。

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长期束之高阁的苏联档案终于得以公之于世，虽然杂乱无章且并非永久性的，但至少让人们有机会能够一睹其部分的峥嵘。总统档案(即前政治局档案)中包括苏联领导人的特别敏感的材料，以及仍然对所有人关闭的克格勃档案，少数经过特别允许的人除外，不过主要的苏联共产党档案馆都对外开放了，不仅在莫斯科是这样，而且苏联的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幸运的是，这些档案馆中有一些真的存放了有关苏联内部看法的、内容只在政治局档案中才会出现的文件副本。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查阅了莫斯科、基辅以及顿涅茨克等地的档案，采访了赫鲁晓夫的家人、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为他卖命以及反对他的下属，还有那些在他1953年接替斯大林权力前很早就知道他的人。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帮助下，我来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位于卡里诺夫卡的出生地，访问了乌克兰东部他年轻时常去的地方。由于当时苏联时代刚刚过去，我希望见到的一些前官员还是不大愿意与一个美国人交谈，而一些档案保管员也不敢确定哪些文件是可以安全地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找寻历史见证人，让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坦诚交谈以及挖掘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文件的努力就好比进行传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做很多的侦探工作。

我的下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组织并翻译所有这些材料。直到苏联解体，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关于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就是他的改革：他为何以及是如何尝试改革的？他的改革措施为何大多偏离了方向？然而，自从1991年以来，赫鲁晓夫的从政生涯具有了更大的意义。总体来看，他的生活是整个苏联时代的缩影。革命、内战、集体化与工业化、恐怖政治、世界大战、冷战、斯大林时代后期、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参与了所有这些历史。是什么吸引如此众多的人们参与了革命与共产主义？在恐怖的政治清洗开始后，是什么使他们保持着忠诚？是什么使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与他们自己的历史决裂，并试图改革他们的社会制度？最后，让他们感到困惑、将他们击垮、使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经历长期停滞的又是什么？赫鲁晓夫的传记能提供至少部分的答案。

尽管我努力想拓宽自己的视野，给予他生命中所有时期以同样的关注，但我还是在内容上有所侧重，主要集中于他的性格方面。在某些方面，赫鲁晓夫是那种典型的苏联人，但他又与众不同。在大革命后，难以计数的工人与农民地位有了提高，他也爬到了权力的巅峰。尽管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数同事都在斯大林的统治机器下变成了毫无人性的爪牙，但他多多少少保留了他的人性。斯大林身边的所有人都不遗余力地取悦于他，但赫鲁晓夫却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地毫不停歇，他总是能与从集体农庄的挤奶工到加盟共和国的首脑谈得热火朝天。他最重要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是异乎寻常的，这表现在从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到偷偷地在古巴部署导弹，再到突然撤走那些导弹发射架，以结束他自己鲁莽的赌博行为所引起的核对抗。

在翻阅大量的历史记录中，我突然产生了这种关于赫鲁晓夫思维模式的想法。试图理解其心理与政治根源，我查阅了有关个性的理论，并咨询了一些心理学家与精神病学家，以便为我的想法寻找合理的解释。然而，我本人并非心理学家，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选择了努力避开技术性的术语，代之以普通的语言来描述赫鲁晓夫的性格。

历史文献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你必须以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这种老生常谈特别适用于苏联的档案文件，因此你必须留意一位领导人想得到的是什么，如果他得不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对这些档案文献倚重有加，但从其他的渠道对其进行了解读。那些撰写回忆录或在苏联解体后接受采访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现在拥有相当的自由，可以讲出事实真相，不过这也是在他们能够记起或者愿意透露的情况下。他们很多人心里都装着很多的事情，但他们的态度颇富意味，而非总是对事实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文献就提供了一种考察回忆录的有效更正手段，反过来，回忆录也可以用来判断历史文献的真伪程度。  赫鲁晓夫没有留下任何日记，他写的信件也不是很多。他太忙了，无暇去写日记或信件什么的，而且在斯大林时代，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变成白纸黑字也是不安全的。此外，由于对俄语语法与拼写的掌握差强人意，赫鲁晓夫宁愿对着速记员大喊大叫，也不愿自己动手去写。不管怎么说，在他去世后，他收集的所有私人文献都被克格勃查没了，而且再也没有公开过。在缺乏私人档案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不过也带来了特别的问题。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赫鲁晓夫通常是孤身一人对着录音机口授，所讲述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不能接触任何文件或档案，而且还要留意无处不在的克格勃。赫鲁晓夫的记忆力惊人，不过他同时也十分需要让自己在后人面前留下公正的形象。我曾努力根据赫鲁晓夫喜欢的自我评价与外界评价的方式来区分其回忆录中事情的真实性。不过我也从逐步认识赫鲁晓夫的自我神化中获益匪浅。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俄文版由他的儿子负责编辑，涵盖的内容比三个英文版本更为广泛。然而，英文版在某些方面也包含着俄文版中所没有的揭示性内容。赫鲁晓夫回忆录未经改动的录音与手稿我也查阅过。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赫鲁晓夫的部分由于内容支离破碎，不够连贯，因此很难理解。我考虑引用这些手稿中的内容，而不是编辑后的版本，但这不仅对读者来说是一个考验，而且也有违赫鲁晓夫本人的意愿。他生前对他儿子和其他人的编辑工作都加以监督，死后他肯定还希望这能够得以延续。赫鲁晓夫本人的谈吐很不在意修饰，这一点读者从本书中所引用的他原封不动的讲话中可以窥知一二。不过据我所知，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与英文版都忠实于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口述的内容，虽然时有停顿，但却充满着强烈的坚定意志。

威廉·陶伯曼

2002年2月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