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设想，用“人民币”统一中国
21世纪，若真要实现一个强大中国崛起的话(中国“崛起”是唯一的大前提)，那么人民币未来有两条必经之道：一是像美元那样形成人民币的货币区；二是像欧元那样成为另外一个货币区。
历史地看，人民币加入美元区或欧元区都是不现实的，那么，只有建立一个能与美元、欧元并行的人民币区，才是中国及13亿人口的历史归属(否则会有另外一种“世界币”)。倘若中国与周边诸国家的经济贸易用人民币进行交割、支付，那么人民币走向国际就应该是水到渠成……
2008年及未来的岁月里，全球进入美元、欧元与人民币等需要平衡、需要共赢、需要共生、精诚合作的历史新时期。
2008年9月15日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是世界货币一花独放人类悖论的必然结果。
叩问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的一些渊源和逻辑关系；透过历史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一国货币的地位变迁，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变迁。
很早以来，中国一直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长期停留在经济专家所说的“秤(称)量货币”阶段。所谓“秤量货币”，经济学上的解释，是指货币金属没有成为有固定重量的铸币，不是按枚流通，而是按重量计算，每次使用都要经过称量。中国的秤量货币白银，以两为计算单位，故也叫“银两制度”。有专家称之为“银本位”。
就世界范围而言，银两制度是一种相对落后的货币制度，同西方的差距很大。19世纪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时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叶世昌称，金本位制以英国实行得最早，开始于1816年。其他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则实行于19世纪70年代后。
中国开始重视货币本位问题是在20世纪初，萌发于清廷分别和英、美、日订立通商续约之时。
起初，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的货币标准不统一很不以为然。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史实，光绪二十八年，清朝和英国订立《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其第二款规定：“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次年订立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也有类似的条文。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三个条约是促使中国考虑建立本位制度的重要推动因素。叶世昌教授也认为，中国称法定货币为“国币”即始于此。
中国近代百年金融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过许多次改革，而其中最具影响力、意义最深远的当数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中央银行，改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建立金融垄断的过程中，改革币制是个极为关键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历经6年酝酿，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5日颁布“废两改元布告”，标志着中国货币流通在法律上进入银本位时期，使多年来因货币紊乱妨碍工商业发展的现象告一段落。
然而以银为主要货币的中国却产银有限，银价操纵于外人之手，致使世界银价的涨跌，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影响。果然，“废两改元”后不久，1934年即发生了白银风潮，由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引起的世界银价上涨，使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王允庭研究透露，当时海关统计，1934年所流出的白银共达25，99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走私白银。国内通货紧缩，使银行收紧银根，不肯轻易放贷，引起工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不能顺利进行。由此导致失业增多，物价暴跌，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倒闭。据中国征信所统计，仅1935年中秋节前后10天内，上海商号一下子就倒闭了166家。资金的外流又引起国库收入减少，国际收支不平，这样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使社会各界均受到严重的打击。
面对银本位制度已崩溃的现状，为摆脱财政经济危机，谋求币值稳定，加强金融垄断与控制，国民政府采纳了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施行法币布告》，实行法币政策——
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仍准照常行使，但以现行流通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收回；
设立发行准备委员会，管理纸币发行的准备金；
有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的银币或生银等，交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银行兑换法币；
旧有以银币订立的契约，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
为稳定汇价，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法币政策实施之初，国内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顽症得到改变；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得以制止；各大城市的物价普遍出现平稳回升；对外汇价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趋向好转。
当时报刊报道：“币制改革后，因农村经济之复苏，农民购买力之恢复，国内各种新兴工业，俱能转危为安，重趋光明，尤以纺织业为最……其他如化学、造纸、制糖、树胶等工业，亦莫不渐次恢复、发展。”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币改革意义重大。中国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历史悠久，然法币政策前世界金银比价的激烈震荡，使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法币政策的实施，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白银的角色从货币变为商品，使世界银价的涨跌不会对中国货币发生大的影响，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但纸币代替了银币，又为日后国民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民国时期，货币发行十分混乱，凡经核准的官办、官商合办、商办银行均可发行纸币，不但量大且流通范围有限，不利于商品的流通。法币政策后，我国的货币发行银行由三十家集中到四家，1942年再集中到中央银行一家。这次改革不 仅统一了主币，而且还有效地整顿了长期以来混乱不堪的辅币——全国各地各种式样的铜元，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有了统一的辅币，促进了流通，方便了交换，从而完成了中国货币的统一大业。
某种程度上讲，法币政策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地位的真实反应，带有半殖民地依附宗主国的深刻痕迹。
P2-5
我们高兴，我们在路上(代序)
1
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在路上……
写下这个题目，是想进一步开宗明义阐释《中国很高兴》这个看似大白话的书名。
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清醒的头脑看世界，审判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刃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上，我们能够感受残酷，也能抵触阴暗处潜藏着的温暖。因此，我们不用窥探这个游戏的世界，更不用打捞或预测种种的游戏规则……
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洞察到了自身内隐的不足，甚至是隐患，甚至是更大的陷阱……
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真实地暴露了那么多的不高兴，所以，我们有了释放和从容，有了解决问题的淡定和不迫……
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正在阔步走出不自信的阴影……
一定意义上讲，虽然有时我们不被理解，甚至误解缠身；虽然有时我们深感行路难趟，甚至步履维艰；虽然我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这些声音还会无限放大；如是楚大夫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有的一切都能化解，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许我们的眼里交织着希望和失望，心里隐藏着喜悦和悲凉……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在路上。
虽然长路漫漫似无尽头，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宽阔的路上。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不高兴。我们应该是很高兴的，我们高兴的支撑点是5000年的文明。因此，我们很高兴地相信，中华民族会越走越远……
2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唐太宗曾经辩证地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一百多年来，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求统一、外抗强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才真正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近不可逆转。
什么因素会给这个年份的经济运行打上最深的烙印？一个人物？一个政策？一个事件？我想说，最大的可能是一种观念——新的发展观。
“提高执政能力”。自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以后，这句话迅速成为被引用极为频繁的语句，自那时候起，“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生词汇。
3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同的场合谈论“国际视野”、“世界眼光”……于是乎，“跳出××看××”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以为我们在口头禅“跳出去”就“国际化”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些夜郎自大。我们的身和心都死死围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驻足四顾的视野毕竟有限，谁还能看得更加辽远？有时我们的情绪是激动的，但由于脚上的镣铐太沉，使得我们很难挪动步子，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我们经年久远的自画像。
其实，我们已经用百年的时间向世界靠拢了。虽然我们传承着老祖宗的聪灵，也曾一度以为世界的所有都是我们的“纳贡国”。但我们自从知道了“西方”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的眼界开阔了，特别是“八国联军”给我们的印象太过深刻。故而有专家说，中国是从古代直接被西方“打入”近现代的，是带着屈辱与怨恨的心情向西方学习的。因为打不过别人，不得不俯首称臣低眉顺眼来适应“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如此，刀枪不入的冷兵器在坚船利炮的热兵器面前，谈论胜负已经失却任何意义，因为人类丢下生与死，战争的本身不过是一场强与弱的较量。
历史上的读书人面对“当前的问题”都喜欢“背对未来，面对历史”，从历史的典籍中，尤其是五经当中寻找对当代问题的解答。包括清代大学问家龚自珍，也自称“我没有什么新药方，只是贩卖古时的东西”。还有一个明末的顾炎武，面临当时那么多的问题，也只是寻找古代的东西，毕其一生留下一部寻古方、治新病的《日知录》……这也难怪我们的那些保守派们，三纲五常之下的君君臣臣，还有什么“新东西”可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背对未来，面对历史”到“背对历史，面向未来”，直接原因是因为打仗失败了。应该正视“当下”，才有“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方。可以说，这个非常之时的“未来”，就应该是西方了。于是乎，这个时候“经济”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邦济世”了。
中国发展中的某个阶段，套句《红楼梦》中的话来形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自鸦片战争以来，是西风渐盛、东风渐弱的过程，到“五四”前后，西风彻底压倒了东风。甚至于“全盘西化”的口号也提了出来。此时此刻中国人的心态是十分矛盾和复杂的，传统文化被说得一无是处，照搬西方文化又屡屡“水土不服”……民族的心灵仿佛瞬间从博大精深变得空虚落寞了。
套用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说，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
4
叩问历史，远的我们或许记不住了，就说百年间的事吧。20世纪100年的总成绩单上，我们看到，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中国做到了。
1918年是近代中国一个最好的风向标，是年底，中国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代表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团员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
考察团此举有双重目的，其一一参加巴黎和会，其二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想从对方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此刻欧洲的景象，比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更令梁启超触景生情：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的哲学家，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
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象的更严重。“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半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如是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
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信念。他从内心深处发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其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感叹。自从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梁启超那一代知识分子心日中的偶像——欧洲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古老的中国应向她们学习。所以，亢到1903年前往美国访问时，梁启超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此时，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地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直到70年后的今天，“70后代表学者”许知远帮我们作出了如下的解读—— 人们记住了梁启超情绪激动的“科学破产”，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后来的冷静补充：“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人们仅仅记住了梁漱溟的“东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片面论断，而不知他想表达的是对过分功利主义的警觉。同样的，丁文江、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捍卫，也经常被误解为仍然相信“科学的万能”。
一些西方人的悲观论调也确认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国记者塞蒙氏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美国就关起门来，等着中国文明输入进而拯救他们。
我们来进一步看看这位“中国70后”是怎样顺着历史的逻辑，来深刻解读近百年前那段经典的历史的——
46岁的梁启超用了大半生时间，试图向西方寻求中国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满希望，又让他沮丧。但此刻，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他准备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信心还转化成自我陶醉，他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当时的中国国内，很多人分享了他类似的情绪。比他更年长，曾经是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翻译者的严复，在1918年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
这种情绪最终在1923年演化成一场“东方与西方”、“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如今看来，这场激情洋溢、人数众多的论战，混乱而经常错过重点，双方的论述经常被对方简化。
这场论战，也显示了日后中国很多争论的特征——它是高度一元思维的，结论总是非此即彼。科学获胜了，但是胜利中又充满了苦涩。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仔细凝视那段历史的话，就会深切地感受到，那是个内心焦灼的年代。因为中国在军事、经济与制度上的失败，让中国渴望学习外来文明，这种学习后来转化成某种迷信；但是它内心的骄傲与愤懑又时时涌现出来，变成不切实际的自我安慰和满足，从而去美化狂妄的现实。
5
在印度做哲学研究的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曾感慨“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或许正是这样的共鸣，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现实的逼人。事易时移，时过境迁，这种“逼人”让大洋彼岸感受得更为直接。
2009年2月17日，美国著名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对名为“亚洲地区主义的战略性观点”的调查报告组织研讨。这一始于2006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访问亚太地区9个国家的“战略精英”，主要研究“亚洲地区主义”，这9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澳大利亚及新加坡。
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调查发现，9个国家的“战略精英”普遍预期中国地位会显著上升。他们虽不是政府官员，但都在各自领域内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以下的问题和结果都很有意思，我们不妨看看——
“10年之后，哪一个国家会成为在亚洲影响力最强的国家？”对于这一问题，65.5％的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中国，31％的人认为是美国。
对于“今后10年，自己国家与哪一个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回答，约59％的受访者认为，本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将是最重要的，认为与美国关系最重要的人占36％。在回答这一问题时，7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美国受访者中持相同观点的人达76％。只有16％的美国受访者认为，10年后日本将是对美国最重要的亚洲国家。
这一组数据和百分比，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突显，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呈上扬趋势，中国的话语权正在日复一日影响世界。
事实上，这样的影响在20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20年前，美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的保罗·肯尼迪先生写下了一本影响世界的著作《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这本书中，保罗·肯尼迪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出三大预言——
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目前(1988年)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基辛格则认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构成“六头政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
就五国而言，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从苏联和美国，也开始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斜。虽然中国还落后于日本，但是它发展得最快；
中国经受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这个战略就是在国家主义的意识指导下，平衡各方面的改革要求，利用一切注重实效的手段来竭力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
最后，保罗·肯尼迪还如是强调说——
尽管中国此刻正压缩军备开支，但它无疑将来仍然在战略上“举足轻重”；相反，中国越是以柯尔培尔式的国家主义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就越是意味着要搞军备扩张基础上的强权政治。“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当中国准备在2l世纪“和平崛起”之际，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王之明博士在《大国的兴衰》推荐序言中，对大国的含义作了条分缕析。他认为有二，一是《管子》提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即“普通大国”；二是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列强论》提出的“霸权大国”。
按照这本书推荐的另一篇序言中许知远所说的，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让整个欧洲陷入哀嚎，而日本几乎横扫了整个亚洲。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以大英帝国为支柱的世界秩序，彻底坍塌了”。
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递交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强大与繁荣的国家衰落下去？这个命题令一代又一代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着迷不已。
对于这个问题，许知远有如下话要说：“外部世界对中国充满误解，是因为它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国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传统，她两者都是。”
我们总是太习惯于和自己的过去作比，惊叹于我们取得的蜕变。但我们更应清楚地知道，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取决于这个参照系中的参照物，而且是较为全面的而非某个狭窄领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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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处于转型期，世界也处于转型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旁观者的最佳角度和位置上，韬光养晦了数十年，有足够的时问处理国内和国际的矛盾和争端，同时给世界一份大国应有的贡献。
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里的大管家王熙凤所言极是：“大有大的难处。”中国方圆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这么大一个家每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纠纷或摩擦，比如矿难，比如……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但中国也出现过很多很正面的大事和喜事，比如奥运，比如……为世界做出过大的贡献。
不可否认，由于东西方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不一样，对同一个问题的判断和思维也会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但中国不喜欢一些人评头品足，指手画脚，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体系。比如说，在《圣经》里煨大的西方人，一代又一代在“原罪论”的感召下，认为生来是有罪的，他们是在不断地赎罪中成长壮大的，因此显得比较谦卑，也比较济世……但中国在独有的儒家和佛道的启灵之下，更显得宽容大度，和合共生……
萨缪尔·亨廷顿一部《文明的冲突》似乎道出了东西文明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星球上，就得热爱且是和谐地共存。
有人说，美国与中国最为本质的差别在于，美国的市场经济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这也难怪，美国的教堂本来就比中国的教堂要多，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基督，我们信奉的是马列。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各种矛盾和争端带来了正面和负面的效应，然后，中国像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医大师，望闻问切，对症下药，悬壶济世。按照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等等世界独有的中医学原理，开出一系列药方。中国这个虽有小恙的巨人，经过慢腾腾地调理与修养，康复起来，辅之以太极、气功等特有的中国功夫，逐步变得健壮起来。
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人的心态和中国的发展形态正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也与毛泽东的著名诗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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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梦，或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梦。时问考验价值，历史证明价值。而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有时候，你就像是一群演员，终于排练好了，化好了妆，有点感觉了，准备轰轰烈烈大显身手了，散场的铃声却突然被拉响了。更多时候，你的的确确是在台上，但你究竟在演什么，为谁演，为什么演，你其实是昏昏然并不清楚或者虽然清楚但求糊涂的。
这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酸楚！
艾青他老人家说得好：“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也诚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高于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试想，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地区，如果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那么，这种现代化有何意义？一个经济发达的都市，乞讨和流浪人员被赶得东躲西藏，那么，这种发达是不是一种畸形？
寻找并坚守这种价值观，并没有那么容易。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这种偏失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弭。
人，应是衡量一切绩效的标准。一个国家和政府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不是相反。一切政府所追求的理想不仅应该“由于人”，而应该是“为了人”。
所有这些或悲或喜的开始，在不同的层面指向同一个终点：人之尊严与福祉的增进。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找到这种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堂堂正正地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主题词时，美国的“人权白皮书”会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恰如马丁·路德·金所言：“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与他的国度和民族的命运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从刚刚成年的小伙子到年将不惑的成熟先生，我们都把他们视作我们这个社会最年轻最活跃的原动力——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身份认同，将是一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力量。
同样，21世纪的舞台上的一幕幕正剧喜剧荒诞剧滑稽剧，都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国家之兴旺，不取决于历史之悠久，不取决于地理之辽阔，而取决于人民的精神凝聚力。国家之安定，不取决于一日之政策，不取决于一人之英明，而取决于法治民主的阳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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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句话是V.S.奈保尔爵士说的。奈保尔出生在特里尼达，自幼加入英国籍，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度，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200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拥有地球上最悠长文明的东方国家的青年而言，对自己祖国的探寻往往是艰难而神秘的，这是一场缺乏定义感的旅程，你必须保持着一份不确定的乐观。
历史不重复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世界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际，关于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风行一时。在这种群体性的迷惘中，中国散发出特有的诱惑。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签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诟病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变成了一块希望之地。
欧盟主席巴罗佐与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敦促中国在为解决这场危机而做出了重要贡献；《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内修斯用他们熟悉的英文写下了如许内容：“在2008年的大恐慌中，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没人希望站在市场的刀刃上过活。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活力和灵活性。但我们也需要保护——一个在市场崩溃时能保护我们和家人的安全网。”他认定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提供保护的国家，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
就在此时，与之遥相呼应的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或许代表了很多中国知识精英的感受：“美国曾是中国的榜样，但现在它出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们要再思考。”
这场危机被形容成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被视作美国主导世界格局的两大支柱。因为布什政府傲慢，它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虚伪与失败，民主的魅力已经大打折扣，而华尔街的失败则使自由市场的理念遭遇重创，“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的口号已经开始四处蔓延。
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力量，仪仅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唯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站在历史的交叉口，我们会发现，2008年对于中国真正的考验，不仅是抗震救灾，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时的社会动员能力，而是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态度。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态度，才能使中国更加成熟地走向未来。
波澜壮阔的2008年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样的将来我们不能应付？正是如此看清了自己，所以我们很高兴！
己丑年仲春于蓉古少城得一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