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的一生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积极努力的一生，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而为之”，表现崇高的精神。司马迁撰写了《孔子世家》，是孔子第一部传记。《孔子世家》杂采了当时的许多传说，记载不尽确实。清代史学家精于考据，对于孔子的事迹作了许多考证，最著名的有崔述的《洙泗考信录》，但崔氏是以正统儒学的观点从事考订的，亦有不够精确之处。“五四”以后，一些史学家，如钱穆先生等对孔子事迹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多发前人所未发。新中国成立，有些论者对孔子评价不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所谓“批孔”，对于孔子极尽诬蔑毁谤之能事，但也无损于孔子思想的光辉。1978年拨乱返正，学术界开始对孔子进行正确的评价。老教育家匡亚明同志撰写了《孔子评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张秉楠同志从1985年开始计划撰写《孔子传》，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写成这本《孔子传》，尽量选择可信的史料，详加考订，试图将孔子的思想融会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考核详确，论述明晰，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新作。

小引

第一章

显赫的先世

殷移民

弃妇孤儿

第二章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被阳虎拒于士门之外

学无常师

以相礼助丧为职业的青年儒者

向郯子求教得到的启示

第三章

文化下移的时代

成功的创举

有教无类

开创“四教”

平等的学术空气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受到鲁贵族重视

第四章

观览

问礼于老聃

问乐于苌弘

第五章

春秋时期的改革形势

离开混乱的鲁国

过泰山

齐景公问政

赴杞(淳于)考察

闻韶

接淅而行

第六章

不仕而贫居

从事三代礼乐文化的比较研究

因礼得仁，引仁入礼

知天命，远鬼神

以君子人格深化教育

时事评论

对魏献子以义举贤的评论

对晋铸刑鼎的评论

对“陪臣执国命”的评论

彷徨

第七章

阳虎事变后的鲁国时局

为中都宰

任鲁司寇

夹谷之会

言志

观蜡

堕三都

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第八章

适卫

蒙难于匡、蒲

在卫国的期待与徘徊

过曹，适宋，适郑

第九章

适陈

绝粮于陈蔡

迁于蔡(负函)

漫游汉水以北楚地

同楚隐者遭遇

疾病于道路

重新回到卫国

第十章

中庸

尊五美，屏四恶

正名

仁、智、勇的统一

第十一章

国老

对季康子“用田赋”的批评

对季氏欲伐颛臾的批评

“政者，正也”

整理典籍

对《诗》的整理

对礼的整理

对乐的整理

对《书》的整理

对《易》的整理

对《春秋》的整理

门人三千，高足七十

余暇三事

舞雩台

武城闻乐

同原壤的交往

三人之死

临终前的梦幻与歌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附录一孔子诛少正卯辨

附录二孔门弟子述要

附录三《论语》编年

附录四孔子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修订后记

孔子青年时曾向来鲁访问的郯子求教。其思想所得，曾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

郯子，郯国之君。郯是位于鲁国东南的己姓小国(今山东省郯城附近)。鲁昭公十七年，这位己姓国君到鲁国访问，鲁昭公设宴招待。鲁大夫叔孙昭子(叔孙诺)在宴会上问他：“少昊氏用鸟名作为官名是何原故？”少昊，古部落名，其故址即奄(曲阜)。西周初年，周公长子伯禽代父受封于此。郯子为少昊之后，故叔孙提出此问。

郯子告诉叔孙说：

“从前黄帝氏用云记事，故百官都用云来命名；炎帝氏以火记事，故百官都用火来命名；共工氏以水记事，故百官都用水来命名；大嗥氏以龙记事，故百官都用龙来命名；少嗥挚即位时，恰逢凤凰来到，故以鸟命名百官。少嗥氏以鸟名命百官的名称有：凤凰氏，总管历事(天文历法)；玄鸟氏，分管春分、秋分；伯赵(伯劳)氏，分管夏至、冬至；青鸟氏，分管立春、立夏；丹鸟氏，分管立秋、立冬。此外，还有五鸠、五雉、九扈。五鸠即祝鸠氏，任司徒；鸱鸠氏，任司马；鸬鸠氏，任司空；爽鸠氏，任司寇；鹘鸠氏，任司事。这五鸠，是负责安定和聚集民众的。五雉是五种手工业官，其作用是改进用具，统一尺度和容量，让人们所得平均。九扈是九种农业官，其作用是使农夫致力于农事，不走邪路。自从颛顼以来，无法记叙远古的事情，只好记叙较近的事。管理民事的官改用民事本身的名称来命名，这是由于不能照搬过去的老一套了。”

孔子听说郯子有这番闻所未闻的宏论，十分钦佩，于是求见请教，向他学习。这时孔子已二十七岁，在当地已经有些名气，故受到郯子接见。从郯子那里，孔子不仅学到许多知识，而且感到了当时学术流散情况的严重性。会见以后不久，他向别人说：

“我听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话应该相信。”

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乃就周厉王、幽王以来文化下移形势而言。厉、幽之乱和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造成大批王室文化专职人员失职流散四方，使他们掌握的学术知识和一些文物典籍散失或流人边鄙异姓之国(四夷)。孔子对此种情况的忧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勿使传统文化湮没无闻的责任感，使他以后更注重对文化遗产的收集，并成为他后来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初衷之一。

P23-24

哲人的贡献在于探索真理、揭示真理，超越一般人的常见，烛照真理的深蕴，或窥测自然的奥秘，或昭示人生的准则，为人民指明前进的道路，给后人以启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孔子就是一位揭示人生真谛的伟大哲人。

孔子阐明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仁”的含义。一方面立己(自立)，一方面立人(助人)，既肯定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也承认别人的主体能动性，人我并重，兼顾人己。我认为这是一个卓越而又切实的理想原则孔子专从人己关系来讲仁，没有从血缘关系来讲仁，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春秋时期，曾经有以爱亲为仁的言论，但孔子没有加以宣扬。关于仁与礼的关系，关于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首要的抑或礼是首要的，近人争论不休。事实上，《吕氏春秋》早已作了结论，明确指出“孔子贵仁”。仁是孔子的中心观念，这是确定无疑的。孔子有时将仁与礼联系起来，也不能说是保守的观点。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进步思想，又宣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荀子更以“隆礼义”为立说宗旨，能说子产、苟子都是保守、反动的吗？

孔子的一生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积极努力的一生，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而为之”，表现崇高的精神。司马迁撰写了《孔子世家》，是孔子第一部传记。《孔子世家》杂采了当时的许多传说，记载不尽确实。清代史学家精于考据，对于孔子的事迹作了许多考证，最著名的有崔述的《洙泗考信录》，但崔氏是以正统儒学的观点从事考订的，亦有不够精确之处。“五四”以后，一些史学家，如钱穆先生等对孔子事迹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多发前人所未发。新中国成立，有些论者对孔子评价不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所谓“批孔”，对于孔子极尽诬蔑毁谤之能事，但也无损于孔子思想的光辉。1978年拨乱返正，学术界开始对孔子进行正确的评价。老教育家匡亚明同志撰写了《孔子评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张秉楠同志从1985年开始计划撰写《孔子传》，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写成这本《孔子传》，尽量选择可信的史料，详加考订，试图将孔子的思想融会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考核详确，论述明晰，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新作。张秉楠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欣喜之余，略赘数语，以为之序。

张岱年

1989年1月于北京大学

拙作原题《孔子传》，初版于1989年，而萌发写作之念则又在此前三四年。那时，所谓“批孔”运动虽已过去十年，加在孔子头上的各种污言秽语已不再听到，但在评孔问题上的偏颇依然存在。比如，在80年代前期即出版这样的新著：以所谓“保守”、“倒退”、“复古”的解释模式，对孔子的思想每个局部和几乎每句话进行解释，从而建构一个满盘复古保守型的孔子思想评价体系，甚至在人格上把孔子说成是钻营利禄、言行不一、献媚君上、一心谋求个人权力的“政客”，字里行间充满对孔子的鄙视。这样的评论出自资深学富的学者的精心制作，不能不引起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惊愕和不安。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所谓划时代，是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由原始积累而走向辉煌的飞跃期，这个时期的到来是以孔子的出现为标志的。由于孔子的活动及其学说的形成，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各个方面(不限于哲学)取得了自己的理论形态和个性特征。其影响所及，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浇铸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对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及其学说，虽然出于不同立场和不同理解而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决不可以鄙视和侮慢。孔子出身贫贱，以布衣之身闻名于当世，吸引着几代远近门生，这除了由于其学说的巨大感召力之外，还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司马迁说：“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这位史学家是注意体会孔子的人格精神的。由于时代隔离，我们现在对作为思想家的孔子的精神世界所知甚少，甚至没有研究。但是，只要是平心地而不是带着某种偏执去阅读孔子书，我们就会得到与司马迁同样的感受。

以上所说，不过是十年前的往事和断想，现在提起，恍若隔世。但当时引发笔者撰写此书者，实出于此。因此，这本传记体小书虽不以论辩形式出现，但实际上也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当时的讨论。所谓以自己的方式，即按孔子的实际历程去陈述孔子。窃以为，在人们对孔子的谈论已远离孔子本身的情况下，这样陈述显得更有必要。

拙作于1991年再版重印时，改正了原版中某些字误，孔子游历图请专人重新绘制。这次趁此书重新出版的机会，特作以下修改和调整：

原书共十章改为十一章，即将原第八章《颠沛流离的十四年》以“适陈”为界，分为上下两章。这样划分，能进一步凸显孔子思想的发展阶段。本书着意提出，孔子思想有两个发展期：一是仕鲁前贫居期，此时其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仁论的提出；二是居陈期，此时其思想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中庸理论的提出。为说明孔子这一思想历程，笔者曾发表一篇专文，题为《礼—仁—中庸——孔子思想的演进》(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原书第六章第五节《以君子人格深化教育》，今根据笔者另一篇文章《君子小人辨——孔子论人格》(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重新作了改写。这样把君子和小人两种人格概念作对比论述，更符合孔子言谈的实际。其他某些章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原附录一(《孔子传说存疑》删除，仅保留其中诛少正卯问题，题作《孔子诛少正卯辨》。附录三《论语编年》人编语录由原171条增至200条。

拙作自初版以来，孔子研究出现新情况，即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后佚书《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诸文发表。这些佚文出土于1973年，直到1992年才得以刊布，时隔二十年，有学者讥之为“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些佚文与孔子研究关系较大者，当首推帛书(《要》中有关孔子与子赣(子贡)的一段长达四百四十余字的对话，为叙述和读者随文审读方便，特抄录如下：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日：“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必于口口口口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口口口口而不口口口百姓之口口口《易》也。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口口口之口口口予何日事纣乎？”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日：“《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口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应当指出，这段对话乃后世纪闻，而非当时谈话记录。文中称“《尚书》”，此乃汉人对《书》所定专名，非孔子所当言；而“《尚书》多阏”(阏有滞义)，亦不类孔子崇尚这部记尧舜周公言的重要典籍的态度。又文中“仁义”连用，亦非孔子用语(《论语》无“仁义”这一复合词)。但是，此文称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以及孔子不尚祝巫卜筮的态度则与古籍所记台。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篇帛书作为研究孔子的重要新资料。对本书来说，笔者在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问题上的某些看法还可以从这篇帛书中获得相应支持。

本书以《论语》、《史记》为据，认为孔子晚年对《易》发生浓厚兴趣，归鲁后致力于《易》的整理与传授，《易》与《春秋》是孔子晚年增设的课程，所谓孔子授“六艺”至此始备(见第十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此见与帛书《要》称“夫子老而好《易》”是一致的。

《要》记孔子日：“《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此《易》之德义指什么？依上下文观之，当与《易》所体现的用中之道有关。此语前，孔子对子贡说：“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前两句即涵有刚柔相济的用中思想，后两句亦有使愚人(妄人)、渐人(欺诈之人)去妄、去诈而归于中正的意思。孔子以中庸为至德(见《论语·雍也》第二十九章)。在他看来，人只要秉守中正之德，即可得福，故下文又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易》所体现的用中之道后经《易传》阐释而得以发挥，并以得中为吉利之象。即使在柔乘刚或刚柔失位或刚柔不应的情况下，也因居中守正而逢凶化吉或免灾止祸。《易传》阐释的用中思想，显然源于孔子对《易》的这一德义的探究。拙作认为孔子的中庸理论形成于他的后期，并同他深入研究《易》有关(见第十章第一节)。笔者这一看法，由于帛书《要》的发现而得到进一步印证。

是否因帛书《要》中的上述“子日”对研究孔子有直接参考价值，而将帛书《周易》后佚书中的所有“子日”、“孔子日”以至今本(《易传》中的所有“子日”都看成孔子实有之言，从而断定《易传》为孔子所作呢？不可以。以帛书《二三子问》为例。此文中的各“孔子日”分别是对《易》之乾、坤、蹇、鼎、晋、屯、同人、大有、谦、豫、中孚、小畜、恒、解、艮、丰、未济等十七卦卦爻辞的释解。把这些解释同《易传》相关部分对照就会发现：除几处用语略近以外，绝大部分皆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合。如果这些释解皆为孔子所日，为何《易传》不因袭其说或直接引述而另作释语呢？《易传》和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中的“子日”、“孔子日”近百处，为何《论语》无一言及？((论语》记孔子解《易》仅一条，即《子路篇》第二十二章对《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释解。释语仅一句：“不占而已矣。”《易传》(《象》)对此爻辞的释解是：“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二三子问》则释作：“孔子日：此言小人知善而弗为，攻维而无止，口口口口，[故日不]恒其德。”三者互不相同。所有这些情况，是不可用传本不同来解释的。在战国西汉群籍中，动辄“子日”、“孔子日”的现象相当普遍。对所“日”者，应仔细考察分辨，方可信其有无。

孔子的思想和孔子对《易》的整理与传授，促进、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其中有些话也可能直接出自孔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孔子也可说是《易传》的创始者。但此书的真正形成则较复杂。《易传》非一人一时之作，其思想也不限于一家，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因此，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五款(《对<易>的整理》仍保留原来的看法。

作者谨志

199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