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一生经历坎坷，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人生九十多，曾四度入监狱，国民党监狱、日伪监狱、共产党监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狱里狱外，故事多多。贾植芳与胡风是好朋友，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成“胡风骨干分子”，受牵连入狱，前后共二十五年，而因贾植芳而入狱又有一批人，其中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人员的命运，作品都有交待。

本书收录了贾植芳先生现有的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字，大致分为“且说说我自己”、“狱里狱外”和“我的三朋五友”三个部分。这样全面地汇集贾植芳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本书的写作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是先生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自序

且说说我自己

且说说我自己

我的写作生涯

我的第一篇小说

书与我

我和社会学

怀念丸善书店

上海是个海

——我在上海的生活史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

世纪印象

——一个老年人的自述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

——哭亡妻任敏

狱里狱外

人的证据（在蒋匪特务机关监狱中的回忆）

一、在亚尔培路二号

(一)缘起

(二)第一夜

(三)二号囚室

(四)人多起来了

(五)集体生活

(六)中秋佳节

二、人的斗争

三、出狱前后

狱外记

走出一个监狱

阁楼上

——隐居之一

大海边

——隐居之二

古城的早春

乍暖还寒时候(一)

乍暖还寒时候(二)

京上阴云

一九五五年：又进入一个监狱

狱中记

入狱

狱中沉思：在门槛上

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一)

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二)

旧景重访

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狱友邵洵美

判决

我的三朋五友

悲痛的告别

——回忆胡风同志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

——郑超麟先生

纪念余上沅先生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悼念陈仁炳先生

我的两位值得纪念的朋友

——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

回忆王中

悼念施昌东

萧军印象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忆罩子豪

纪念我的朋友卢杨(克绪)先生

我的后来者

——潘世兹先生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为《路翎文论集》而序

忆尚丁

背影

——悼念公木先生

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

纪念老友朱锡侯

——一《风雨年轮》序

范希衡先生和《中国孤儿》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

——悼念戴厚英

悼念日本友人相浦呆教授

一点记忆，一点感想

——悼念巴金先生

编后记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以后，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十一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下放到印刷厂“监督劳改”。任敏后来下放到青海，一九五八年以后在青海的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困难时期又被遣送回到我的家乡当一个普通农民养活自己，在贫困和歧视中苦度春秋，一呆就是十八年。我刚到印刷厂时，每月给三十块钱生活费。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老干部又被重新任用，印刷厂的支部书记也是原来的老干部，他对我讲：“你回校后我们没有发现新的罪行，你的问题不仅学校党委无权解决，就是上海市委也无权解决，这是中央的事情。但生活上可以照顾你，从下个月起，你的工资按二十二级干部待遇，涨为六十五块。但你要明白，你并不是二十二级干部，只是拿这个级别的工资待遇。”那时一个熟练老工人的工资才四十几块钱，刚被分配来厂的中学生每月只有二十七元工资，印刷厂的工人议论纷纷：“怎么‘反革命’的工资反而比我们革命群众要高！”

可是形势确实一点点改善起来了。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上海市公安局发了一个公文，上面说：“‘胡风分子’贾植芳没有发现新的罪行，解除监督，回原单位工作。”后面还有很多好话，说“贾植芳同志多年在教学岗位上工作，教学经验丰富，相信回去后一定可以为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这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被称为“同志”，听起来自己也感到陌生。这样我就又回到复旦中文系，在资料室做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这以前在印刷厂时，人家喊我时直呼其名：“贾植芳！”回到资料室后，人家客气了点，称我“老贾”。那时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由于多年为政治服务的结果，现当代文学研究除过歪曲历史的大批判以外，一片荒凉。于是民间自发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因为资料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工程，这在多年歪曲历史的情况下尤其显得必要。我回到资料室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当时分给复旦的是赵树理、闻捷、巴金各作家资料专集的编辑工作，我回来后就与资料室和现当代文学组的几个青年同志一起编。到了一九七九年，这套资料收归国有，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作为“六五”重点科研项目，同时也编辑一套“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分为两辑，一辑是作家专集，一辑是社团、流派、论争的资料集。复旦分配到两个题目，一个是文学研究会资料，一个是外来思潮、理论、流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集，也由我负责，与其他同志一起合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文学所通知复旦派两个人到北京参加编辑会议，中文系派我和一位姓苏的同志进京(我当时“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除，而苏同志是党员讲师，系里这样安排，也带有监督的意思)。汇报上去，社科院发来通知，给我发的油印的通知后面用墨笔写道：“贾植芳同志何日进京，请速电告时间、车次、车厢，以便安排车接。”苏同志的通知上没有这个附言，中文系里于是议论纷纷，因为我被解除监督，回到中文系报到后，系总支一位组织委员曾在开会时向全体教职工宣布说：“贾植芳回到中文系来了，但他还是反革命！他的一言一行，大家随时向组织汇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我自己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也知道别人对我还是另眼相看。有些教授见了我，睬也不睬。回到系里后，我的工资比在印刷厂时又高了些，比照十八级干部工资待遇，增加到九十二块钱。这已经遭到某些人的嫉恨，因为除过教授高工资外，解放后历届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元，称为六十炮，三十年一贯制，没有改变。虽然除了两个被窝、几本马恩列斯毛的书一后者还是一九五五年抄家以前的财产，因为是革命领袖著作，不好没收——以外，我们夫妇什么也没有。这时我的妻子已经从我的家乡回到上海。学校在托儿所附近、菜场旁边一个大杂院式的二层小楼分配给我一问小房，俗称阁楼，妻子回来后，我们这个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风暴摧毁的家，才重新建立起来。按照当时政策，年纪大的知识分子，没有儿女的，身边可以有个年轻人照顾生活，户口可以解决。我们这个两人世界就又多了一个人，即任敏的侄女，作为我们的养女，改名贾英，也从山西来到上海，照顾我们两个老人的生活。从此我有了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上班之暇，我就重新拿起了废置二十多年的笔。我根据多年的生活体验与人生感悟和当时的境遇，写了一些散文，题名《花与鸟》，其中一篇是《屋檐下的花》，一篇题名为《笼中的鸟》，这是经过多年政治生活的风暴之后我们的处境的一种写照。全家靠九十几块钱的工资，吃饭以外几乎没有剩余。去京开会因为是冬天，我没有大衣，向学校事务科借了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与一双棉军鞋。里面穿的衣服除了一件毛衣和套衫外，也没有其他的衣服，邻居工人小卞不嫌弃我们是未摘帽的“分子”，借给我一件棉背心、一条青色的裤子和几十块钱，我上京去的东西才准备好。

P45-47

感谢罗银胜先生接受远东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气，为我编选了这本回忆录总集，其中除《人的证据》一书写于我的壮年时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狱里狱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审视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交游的朋友们的回忆。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作为这部文稿的原作者，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劳和盛情，我仅抄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自己在由鬼变成人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解冻时节》写的序文中的主要段落作为本书的献辞：

……1937年，当时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留学，同时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在出国前，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作为一个文艺学徒，先后在家乡太原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各报上写文艺作品。只是1935年冬天因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当地的地方政权以“危害民国”罪投入监牢，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坐了两个多月，由我那个富裕的家庭辗转托了一位在官场上有权势的人物，以银洋一千元和五十两鸦片烟的高价保释出狱，但因为还留着一个“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即是说，我随时有“二进宫”的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1936年出狱后，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踏上了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亡命日本的老路子。当时在东京的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学习与工作》丛刊第一、二本，第一本书名《二三事》，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为书名，第二本题名为《原野》，是以艾青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伦的诗作为书名。我从这个丛刊的撰稿人员阵容和编辑风格上感受到这是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的严肃的左翼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来东京以后写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监狱生活的人生感受为题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了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什么人负责编辑的。过了两个月，即1937年初夏，我收到这个丛刊的第四本《黎明》，它刊出了我的小说并三十元的日元稿费和编辑胡风的热情来信。1937年秋天抗战爆发以后，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活动，并继续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后来的《希望》投稿。我与胡风是在历史的风雨中结成友谊的，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青年时代由文学结缘与胡风的结识与交游，等于拿到了1955年长期坐牢和劳改的通行证，我们一块被投入地狱。

解放初，即1950年秋，我就插队落户到大学当教授，虽然我生平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追求是在当时开放性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会的时代潮流下形成的。而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首先反对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体制，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我在旧社会是一个反叛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为“政治犯”在监牢里进进出出，前后有三次之多。万万想不到，我们为之追求与奋斗并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来临以后，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中，竟成为被改造与再教育的对象。到了1955年，又大祸从天而降，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与我的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任敏先后被捕，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我在监狱里坐了十一年，“文革”前夕又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法庭宣布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是：“妄图篡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后来我在劳改中，我看到在“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毛泽东对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在该书的第163页上看到毛泽东对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和定罪的批示：“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当时法庭宣判后，法警给我带上了手铐，送上警车，押回看守所。不旋踵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保卫科，被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并宣布了改造纪律：“不准乱说乱动，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到印刷厂报到以后，在“监督小组”（“文革”爆发后，“监督小组”改名为“专政小组”，我被称为“专政对象”）专人监视下，白天除干各种苦活、重活外，在革命群众的不断批斗中，在拳打脚踢中过日子。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只留下了胡风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在奴者，而是心的奴者。”一直到1980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其间十三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后共二十五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再说说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她被关押了一年多被释放后，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对她进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并和贾植芳划清界限，回到人民队伍来。”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她到了青海后，先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不到半年，又以为“胡风集团”翻案罪，被收监关押四年，直到1963年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释放。但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此，虽然她是一个在城市长大成人的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但她还是选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县南候村落户、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风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开始离开劳改工地——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做资料员时，她才回到了相别二十多年的上海。但因为过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难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们1955年被政治风浪摧毁的家庭后，在1997年患了脑血栓病，卧床五年后，在2002年11月20日离开了这个世界。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后所说的“如非往昔遭那种迫害，她晚年又何至于患此绝症，悠悠苍天，人间何世！”因为本书作为附录收录了她晚年写的回忆录，因此在这里她写出了她的命运与遭遇，作为我奉献在她的遗像前的祭礼，也就是说，这部回忆录也是我们这个两人世界的生活回忆录。为此，我再抄录我在原版《狱里狱外》书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收尾：

“老年人喜欢忆旧，喜欢回头看，因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随着体力与精力的日趋衰退，做事情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缩小了，和复杂纷纭的广大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而和自己的主体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在这种窄小的生活气氛里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湎在记忆中，从记忆里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即是‘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之类。这倒不是要学时髦做深刻状，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复杂了。近百年来，在这种历史的振荡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这份想头，这几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就抄到这里，是为序。

这一部《我的人生档案》，收录了贾植芳先生现有的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字，这样全面地汇集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本书的写作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是先生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

先生自十几岁起从事文学活动，至今已有七十余年。伴随着文学生涯可谓是经历坎坷，人生起伏，但对于文学的信念没有改变。贯穿于先生回忆录的主要精神，即是鲁迅精神和爱国情怀。

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和作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一生经历坎坷，自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曾因文贾祸而被打成“胡风分子”。然而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爱国之情始终不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获平反，重执教鞭，桃李满天下。我在复旦母校求学期间，虽未选过贾先生的课，但听过他开的讲座。记得有一年恰逢复旦校庆，许多平时难得露面的老教授纷纷设坛讲座，贾先生也在其中，他讲的内容是对中国新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考察，他广征博引，侃侃而谈，十分引人人胜，先生讲课中夹杂着浓重的山西口音，从此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出于对先生的无比崇敬，应出版社之约，我荣幸地承担了《我的人生档案》的选编工作，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这样一个后辈又有了亲炙先生謦■的美差。

先生既是大学教授、作家、学者，也是翻译家，但是最重要一点，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为人处世，首先完整地体现了他高贵的人格。作为先生的学生，总想把他忆旧怀人的文章综合起来，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展示先生波澜壮阔的、辉煌高贵的一生。不只是出一本书，今天的社会更需要受到人格的教育，这本书是给我们重新认识先生的一次机会。我们认真学习先生高贵的人格，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好处，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

先生一生四次入狱，在狱中共生活了二十五年之多，历尽了人世风雨沧桑，涉过了急流险滩，虽已到耄耋老境，但他仍如走平地，天然恬淡。他那睿智的勇气和宽阔的胸襟，正是他在阴暗的牢狱中所铸造的；他那正气浩然的品性正是他熠熠闪光的人格的映现；他那深邃明晰的思想，正是他漫漫人生坎途上的蓄积。当贾老的人格、学问、风骨在海内外受到大加赞誉的时候，一九九六年，贾老在回答记者所问时，却以极为平常的口气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人格，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活了八十多岁了，能在回顾往事时觉得并未糟蹋人生，这就够了。”

由忆旧性文章组成的这本回忆录，可以看出先生那种对历史和现实，对社会和人生，对知识和学问的深邃思考和忠于友情的人格，以及“生命不止、战斗不已”的坚韧精神。透过这些观照历史风云的文字，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史，真实地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希冀和企求。

韶光似水，日月不居。先生年已耄耋，但他老而弥坚，精神矍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文思泉涌，笔耕不辍。晚年期间，不断有佳作推出，这些作品，都颇有分量。这部新编的回忆录，保持了先生一贯的风格，凝重而浑厚，充满了历史沧桑感和蓬勃昂扬的激情。

先生的回忆录，极具文学和史料的双重价值，也是我的最爱。在他的笔下，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光辉的人格与不屈的人生之路。后人读着这样的文章，没有理由不深思，没有理由不振奋起精神挑战生活。

人生苦短，真情永在。先生十分注重情谊，加上他性格豪爽，经历丰富，因而交游极广。许多朋友已先他而去，他义无反顾握起笔，通过记述自己与他们的交往史以及他们各自的命运史，让人们对历史多一份了解，可以说贾植芳先生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他的工作的意义非同一般，他是在抢救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目的是认识历史，解读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林同济、杨必都是复旦已故的教授，他们的名字可能被人淡忘，为此贾植芳先生写文章怀念他们，写了他们的不幸的遭遇和苦难的历史，文章流淌着淡淡的惆怅和无尽的思念。贾先生勾勒了他们的神采，再现了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称他们两位是自由知识分子。贾先生对林、杨两位人格的褒扬，在我看来不啻是夫子自道，他也是一位崇尚民主、向往自由的文化人。

言为心声。先生称自己是“喝鲁迅的奶长大”的学人。这话很真实，贴切。先生非常推崇鲁迅精神，他把鲁迅精神概括为坚持独立人格，坚持对于现实的批判态度，对此他心向往之。在先生的身上，传承了鲁迅精神和五四传统的薪火。所以，贾先生对社会，对现实，对生活很清醒，也很敏感。他在书中将批判的矛头直刺所谓的“阶级斗争”，他衷心希望过去涂炭生灵，摧残知识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了。他的忧患意识，的确令人感佩。同时，我认为，先生一再地强调做学问先要学做人，这无疑也是一位真诚的文化老人对年轻人的期望。

我们透过这些书页，每字每句无不闪烁着先生人格的熠熠光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胡风的名字在中国是个不祥的象征。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有的人吓得不敢吭声，有的人甚至反戈一击。先生夫妇虽也受到株连，但他们仍能正视一切，与胡风的遗孀梅志和孩子们还一如既往地经常来往，反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心心相印的友爱啊。可见，在先生身上毫无虚伪、圆滑、庸俗的市侩习气。他的人格堪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是一个可以相交、相信、相依、相托的真正朋友。

我们从先生的回忆录中，能够感受到先生是一位正直刚毅的老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的忧国忧民，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羡仰。同时，他的文风朴实，语言练达，措辞辛辣，思路开阔；他不求辞藻的华美，但求直抒胸臆，言为心声。从某种意义上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正是对贾植芳先生晚年道德文章的绝好写照。

最后，我要向关心支持《我的人生档案》出版的贾建明先生、孙正荃先生、刘志荣先生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银胜

二○○八年六月五日于上海圣■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