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著是一部以叙事为主干的民族志，主要叙述一个边远苗族社区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着惧感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意在展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基层微观社区的文化动态。

作者以对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西北部的山江苗寨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参照该菌寨进行旅游开发而建的苗族博物馆和周边苗寨旅游开发考察苗区内部的原生文化与展演文化，把该地苗族人对惧感的表达作为研究分析的核心内容，着重描述和分析了该苗区的巫蛊之风和它们在当下兴盛的旅游背景下的变化。

作为一部民族志作品，本书颇为详尽地描述了湘西州一个苗族山寨社区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字细腻、从容，读来很流畅。在民族志叙述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展开专题性的讨论，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之“旅游场域”中苗族文化传统的维系、复兴、变迁及其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等问题。从一个微观基层社区的诸多文化动态，本书试图探讨苗族乡土社会从相对封闭而逐渐走向开放格局的艰难历程。我很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论断：一个边远苗族社区所经验的种种心路专换，某种意义上，是和整个中华民族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面对外部世界和全球化大潮汹涌之时的心态历程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或可说是一种“同构”性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也可被看作是能够映照中国社会这一种总体进程的少数民族个案。也就是说，本书的结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有一些普世性意义的。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理论框架与相关研究

 三、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第一章 山江苗族的历史与记忆

 一、中央封建王朝与武陵山湘西苗族

 二、边墙始建与乾嘉苗民起义

 三、边墙复修与屯防制度

 四、湘西光复运动、革屯运动和匪患

 五、山江苗族的记忆与认同

第二章 山江苗族的日常生活世界

 一、凤凰与山江概况

 二、山江苗族的服饰、饮食与经济活动

 三、山江苗族的生活节奏

 四、山江苗族的民族节庆体系

第三章 山江苗族的社会结构

 一、山江苗族的家与屋宅

 二、山江苗族的婚姻与家庭内部关系

 三、村寨内部关系

 四、寨子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山江苗族的巫蛊世界与惧感

 一、巫蛊及其研究

 二、山江苗族的“蛊”流言

 三、山江苗族的“鬼”意识

 四、山江苗族的“命”观念

 五、山江苗族的惯习——惧感

第五章 山江苗区的旅游与惧感的文化再生产

 一、山江苗区旅游场域的产生

 二、山江苗族在旅游场域中的参与

 三、日常展示、文化复兴与文化商品化

 四、惧感的文化再生产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一)研究框架

作者在本项研究中旨在运用文化再生产的概念，通过描述惧感在不同时代苗族文化中的表达方式，讨论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问题。旅游切入山江人们的日常生活后，山江苗族在心态上由封闭走向开放，同时原有的惧感表达意象与符号如蛊、鬼、命以及石头寨子和碉堡、边墙等在向游客展演时改变了其原生语意，成为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其自身的舞台化和狂欢化。

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是社会力量为争夺各自存在的意义而施加持续争斗的场所以及这一领域的行动方式。在山江苗族面对旅游所进行的历史与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山江苗族的主要精神特质——“惧感”的表达经历了许多变化：其惧感表达的方式转变——由自在的传承方式(“秘传”)到从中分离出有意识地改造和展示部分；其惧感表达的意义转变——由使外界对之产生惧感，彼此隔离以保护自己，并在内部制造区分到经由大众传媒的渲染和介绍，制造“神秘湘西”“苗族神秘文化”话语，从而让人产生神往和好奇之心而吸引更多的人来旅游；其惧感表达的承载物改变——由应时所需而搭建的傩堂、刀梯到苗族博物馆内设置的傩堂展厅和苗族风情园里钢缆固定的刀梯等。这些事项，都变成了经由一定的文化生产过程而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文化产品。惧感的展示及其舞台化本身成了旅游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被再生产出来的惧感文化展示，是在既定时空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其中政府和民族精英是主导力量。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文化再生产是其形式，文化变迁是其内容和结果。

本专著试图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考察山江苗族在“实践”中如何生产和再生产出体现他们意愿、符合实际需要的社会和文化，以此探讨在新的社会格局下，国家与地方社会对待当地文化资源的态度和操作行为，从而使我们对当地的人文心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本项研究中，笔者着重提到大众传媒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和对山江旅游的具体影响。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在一个社会中的结构和性质决定了文化生产的生产方式，因而大众传媒在文化生产中的中介作用一直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文化生产的理论也大多注重现代传媒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结论部分，笔者提出以下观点：在通过旅游发展的经济驱动力下，山江苗族为了迎合想象中“游客”的期望而努力挖掘自身的“地方色彩”，“神秘”和“少数民族”这两种特质得以挖掘和创造。基于“惧感”而产生的“神秘文化”、“兵营文化”经历了再生产过程，其表现形式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山江苗族内部在如何保持民族独特性等问题上产生了观点分歧。一方面，惧感文化仍以自在的方式在传承，自诩为“正教”的一部分巫师将旅游文化中的惧感展示看成是与“蛊婆”等同质的“邪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惧感文化资源被抽离出来展演，以彰显自身的“神秘性”。

(二)结构安排

本专著在导论部分交代了该研究的缘起，笔者的田野经历以及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和理论阐述。第一章从山江苗族的文本历史和口头记忆两方面讨论山江苗族的主要精神特质——“惧感”产生的历史缘由，介绍明清以降湘西山江苗族和朝廷的历史遭遇，从发生学的角度描述促使山江苗区人们封闭心态得以生成的社区历史脉络。作为一个民族志文本，笔者在第二章描述了山江苗族的日常生活世界如村镇概貌、生活习惯和经济活动、生活节奏以及民族节庆体系等方面的情况。第三章从家屋的空间格局与营建、婚姻与家庭内部关系、村寨内部关系以及寨子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山江苗族内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描写和解读。在第四章中，笔者首先对巫蛊研究做了一个综述，在整理有关湘西苗族的“蛊”记录以后，笔者根据田野材料对山江苗族的“蛊”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指出“蛊婆”、“放蛊”等事实上是一种“流言”机制：“蛊婆”的指认体现出社区内部女性年龄团体之间以及性别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放蛊”的指控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之后笔者讨论山江苗族的“鬼”意识以及它的一套具体文化设置，这包括巫师、仙娘等神鬼中介、技艺传承以及各类驱鬼祈福仪式。傩公傩娘是苗族洪水神话中再造人烟的一对祖先鬼，还傩愿因而依然是苗乡现在较为盛行的祭祖祈福仪式，在这一部分里笔者还对一堂还傩愿做了如实的描述。在讨论了山江苗族的“命”观念之后，笔者谨慎地指出该地的苗族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惧感文化，对内表现为内部成员的彼此依赖，对外表现为强烈的戒备与疑惧。“鬼、蛊、命”都是苗族惯习——“惧感”的表达方式。第五章主要讨论山江旅游的发展和惧感的文化再生产。旅游使山江苗族社区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笔者着重描绘了山江旅游场域的产生背景、山江苗族在旅游场域中的参与情况以及山江苗族在旅游中的日常展示、旅游造成的文化复兴和文化商品化。在山江苗族“惧感”的文化再生产讨论中，笔者指出，这种惧感文化的再生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神秘湘西”的制作，山江苗族对“神秘文化”的民间创作以及惧感表达的舞台化。

结语指出以下几点：(1)以山江地区为代表的湘西苗族正处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旅游开发以前山江苗族社区的日常生活实践、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体现出来的自足性与对外界的拒绝既是它封闭心态的构成元素之一，也是封闭心态的表现形式。近四年来的旅游开发以及在此之前延续了十五六年之久的打工潮重新塑造了苗区人们对外界以及自我的认知，历史上几经摧毁的“边墙”摇身变为受游客青睐的“南方长城”而重饰妆粉，山江苗族心中的戒备和疑惧所筑成的无形“边墙”大为减弱乃至消于一线，这是时代的大手笔，是时代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山江苗族也付出了很多努力。(2)近十年来山江苗族由自保心态通过旅游转向开放心态的心路转换历程，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外出务工潮和现代传媒的普及；山江苗族逐步从排外自保的封闭状态转向开放，这个转折的核心表现和结果是村寨旅游开发和作为旅游设施的苗族博物馆与苗族风情园的建立；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和具体内容的改变，促成了山江苗区从封闭到开放这一过程的完成。(3)文化的差异性在新时代里成了合作共享的中介。(4)在对民族文化没有全面把握和整体布局以及开发资金缺乏的前提下，旅游不可能健康发展。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不能够过分地依赖旅游业的发展，搞好农业、发展教育才是根本。P20-23

2008年暑假前夕，赵玉燕博士来了几封电子邮件，并发来了她这部大作的电子版文稿，希望我为它写一序文。《惧感、旅游与文化再生产——湘西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既是一部研究苗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是一篇以旅游人类学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是在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按说应由导师写序才妥，但高丙中教授也有意让我来写，大概是因为我以前曾较为关注过苗族以及旅游人类学有关问题的缘故吧。对我而言，倒也是又一个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平日琐事缠身，案头也总是文债如刀，但能在暑期里忙里偷闲，潜心拜读一位新锐人类学者的博士论文，用心把读后感写出来，以资和作者及诸位读者交流，确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儿。

赵玉燕博士到北京大学求学时，我已离开了那里，和她不熟，故不必无原则地为熟人美言。这些年我注意到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论文的水准逐年都有提高，特别是基于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得到较多重视，同时，博士生们的学术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不仅有较好的人类学专业的理论修养，也有直面中国现当代诸多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实践性的勇气。赵玉燕博士的这部著作，在我看来也具有上述特点。

作为一部民族志作品，本书颇为详尽地描述了湘西州一个苗族山寨社区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字细腻、从容，读来很流畅。在民族志叙述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展开专题性的讨论，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之“旅游场域”中苗族文化传统的维系、复兴、变迁及其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等问题。从一个微观基层社区的诸多文化动态，本书试图探讨苗族乡土社会从相对封闭而逐渐走向开放格局的艰难历程。我很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论断：一个边远苗族社区所经验的种种心路专换，某种意义上，是和整个中华民族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面对外部世界和全球化大潮汹涌之时的心态历程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或可说是一种“同构”性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也可被看作是能够映照中国社会这一种总体进程的少数民族个案。也就是说，本书的结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有一些普世性意义的。

对于苗族社会及文化的理解，本书没有停留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质表象层面，而是基于对边区苗族社会之封闭格局的形成历史(与朝廷及外部汉区的长期对峙、冲突等)所进行的较为完整的梳理，同时也是基于对山江苗寨民众的历史记忆、社会结构、诸物质设施、涉及其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巫、蛊、鬼、命等若干理念的较为全面的综合性考察，赵玉燕博士谨慎而又不乏创见地提出了“惧感”这一概念。她倾向于认为，此种对于“外人”和“外界”保持高度不信任、拒斥和疑虑的“惧感”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地苗族的“惯习”、行为模式和颇为稳定的族群心理状态，并成为其民族精神气质或性情倾向的一部分。在有形、无形的边墙封锁和高压隔离之下，苗族民众产生此类防范、戒备、焦虑、疑惧的性情倾向，并不难理解，因为“惧感”就如同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在促成了高度危机感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们保持内聚、自治和尊严。作者指出，作为一种固化了的应对外部压力和艰难人生的文化样式或机制，“惧感”的内涵既包括了有形的寨门、路障和迷宫般的村寨设防等，也包括了习武、尚武、合款、习惯法、社区人际关系的彼此高度依赖以及对于巫蛊的指认、对于鬼和命的笃信等无形的部分。

赵玉燕博士对于“惧感”文化的归纳和表述，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较早时期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该派的或受其影响的一些人类学家在对某些异文化进行描述时，很重视其族群的心理气质、民族性格或某些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例如，有人把气质温和的说成是“太阳神”型的文化，把具有极端或偏激倾向的说成是“酒神”型的文化；或把某文化说成是“罪感”的，而把另一文化说成是“耻感”的等等。我想，“惧感”作为本书的关键词之一，大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尽管“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方法论后来曾遭致到不少的批评和质疑，但由于作者已对她所描述的“惧感”给予了历史文脉背景和族际关系格局等多方面的阐释，同时，她还通过很多实证性的资料和案例对于所谓“惧感”的内涵有所论证，因此，我觉得，如果对其不做绝对化和扩大化解释的话，关于“惧感”的归纳还是具有新意和能够被理解的。“惧感”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作者的苗族文化研究已经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层面、物质文化和制度的层面而深化至其精神特质、性情或心理世界之层面的最新努力。本书的贡献之一，正在于探讨了包括此种“惧感”在内的苗族乡土文化在一个开放的旅游场域中，是如何发生变迁和得以再生产的，读者可以看到诸多涉及“惧感”的仪式、言说乃至物质的载体在旅游场景中反复出现，并最终完成了作者所指称的“惧感”的舞台化再生产。

我以前在研究贵州省黔东南州一个苗族旅游村寨的“文化展示”问题时，曾经注意到在开展旅游接待活动的村寨里，苗族乡民会比较自然地把自己的文化区分为可以向外界展示、演出的部分和尽量不希望游客随意进入的部分。这种情形在本书中被更为恰切地表述为苗族社区内部当地民众自身的“生活文化”和面对游客展示、演出的“展演文化”。尽管此种区分多少意味着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分裂，但基于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就总是会有某些文化要素被筛选出来，除用于展演和展示外，也被用来在其日常生活和展演、展示或旅游接待之间形成某种区隔，以便继续维持社区内的文化秩序。赵玉燕博士和我都倾向于认为，旅游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的文化产业，它试图消费的文化对象经常是在实践中被分化成为展演、展示的和维系日常生活的两大部分；我们也都相信，在旅游场景下实际是存在着一个文化展示的逻辑，它同时也是导致旅游目的地发生文化变迁的最为重要的路径。不过，赵玉燕博士进一步认为，旅游场景的文化展示往往还可以展现出当地人的“自我意象”，这则是我以前较少考虑，感受到启发的。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旅游目的地社区最常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主要有文化冲击、社会分化、文化复兴、文化商品化、自豪感以及排外情绪等多种途径与形式。赵玉燕博士在她的这部专著中，详细说明了苗族山寨的独特文化是如何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进而又是如何被组合开发成为旅游者的大众消费对象，亦即文化之地方性(湘西风情)或族群性(苗族风情)的重新创出。在这个“野蛮而优雅”的湘西苗寨，游客的文化消费欲求得到了迎合和引导，与此同时，当地文化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态。首先是物质和器物层面，诸如民居、手工艺品、器皿、民族服装、银饰、传统饮食等，很容易直接被商品化；其中有些逐渐式微的，像刺绣、蜡染、扎染、木雕、编织、剪纸等传统工艺，也很容易借助旅游市场而获得复兴。其次是待客方式像拦门酒等，歌舞艺术如苗家花鼓等，还有诸多节庆活动中的仪式等，也都可以程度不等地成为文化展示的重要内容；而在展示、展演的过程中，往往难免出现某些乡土传统或民俗被破坏、混同、拼接、重构以及夸张的舞台化等趋向。更为重要的是，赵玉燕博士还通过对一家苗族博物馆的全面考察，揭示了苗族知识精英们的“文化自觉”以及他们试图重塑民族自我形象，并试图重新阐述和解说地域、族群乃至于国家历史的各种努力。

将“惧感”包括进文化再生产的对象范畴之内，这是很让我钦佩的卓识炬见。在我以前的印象中，类似“巫蛊”、“走尸”之类的神秘文化，很可能属于社区内部隐秘不宣、不愿被外人他者知晓或轻易不会展示给游客的内容，它们更有可能依照其内部文化的逻辑维系原状或在失去了相关的社会基础后逐渐走向式微。但现在，赵玉燕博士的研究表明，反倒是这些神秘文化的“神秘性”因其独特而更易成为旅游文化市场上的卖点(旅游吸引物)，它们同样也有可能在旅游场域的文化展演中出现，也同样有可能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被变形、重构，被再发现和再定义。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从“惧感”到“神秘感”的再生产过程。曾经是令人深感不安和恐惧的巫蛊世界，包括傩堂、还傩愿之类的神秘仪式以及上刀山、下火海、踩火犁、摸油锅、吃火炭之类的秘传绝技，现在则被重新解说或塑造成为神秘和浪漫(爱蛊)的文化，以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曾经是族际冲突与隔断交通的边墙屏障，现在则化身成为中国南方的“长城”。旨在演绎“神秘性”的各种仪式，在为游客展演的过程中日趋简化，其娱神、通神的属性，亦即神圣性逐渐衰减，而世俗性、娱乐性和表演性却在不断增加。此类仪式的舞台化演绎，大多都被剥离于原先的社会背景和语境文脉，仅成为展示族群独特性的素材和方式，甚至成为旅游社区新的娱乐展演文化的主要内容。

赵玉燕博士所强调的以排外自保为基本特征的“惧感”文化机制，是苗族社区在过去数百年间甚至更长的历史过程或经验当中形成的。反复不断的族际冲突，“民”与“苗”的对峙，“生苗”与“熟苗”的分化，朝廷的持续性征剿、压迫和甚至以边墙来固化的“生苗”边界，当然还有文化上的歧视和同化等等，依据所有这些“负”的历史遗产所建构起来的“惧感”文化机制，既有迫不得已的原由(抵抗和阻吓外部世界的他者)，也有主动的自我疏离(内向自保)。终于在大约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苗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惧感”这种“惯习”也自然发生着改变，开始融冰且加速解冻。现在，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当代苗族社会的主旋律之一，本书作者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导致开放的诸多路径，而发展旅游正是边区山地苗寨所新近经历的又一种途径。在这最新一轮的开放进程中，以苗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族精英较为先行的“文化自觉”，固然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一般苗族民众的实践性参与，更是其重塑族群形象，凝聚文化认同，促成文化之自觉和复兴的最为基本的动力。

在完全的闭关自守不再可能的时代大背景下，“惧感”的文化内涵和机制，一方面确实是在逐渐地衰变之中，但另一方面它又以其他的形式被再次生产出来。我们看到，以疏离、疑惧为特征的“惧感”文化机制，似乎并没有伴随着苗族社区的开放和新时代的到来而立刻和完全消解，其表达方式的一部分仍然以自身的文化逻辑自在地延续、承袭着，并由此维系着族际的边际分野；与此同时，其另一部分表达方式则被卷入到文化展演的旅游文化逻辑之中，从而扩展了“惧感”文化的新外延。

赵玉燕博士在本书中使用了很多来自欧美的学术概念，包括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实践”、“惯习”和“资本”等，此外还有“文化再生产”、文化的“本真性”等，她努力使这些概念能够活用于对象社区的具体情形，并致力于发展或引申出一些新的概念，例如，从“场域”发展而来“旅游场域”概念，还有“惧感”的提出和界定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在理论方面勇于探索的姿态。但我觉得，赵玉燕博士通过她的研究揭示给我们的是：边区苗寨的旅游开发所带来的不只是物质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迁，更重要的还有族群整体心态的积极性转换，亦即苗区民众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的心路历程。这是我拜读本书所获诸多启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

上述文字仅是个人的一点感想，愿以此为序，希望向大家请教。

周星

2008年8月6日，写毕于北京寓所

在别人眼里，我曾经是一名受人欢迎的英语教师，也有作为一名外国文学专业教师所具有的美好前景，然而我却一再执意改变生命的航向，并承受着由此带来的磨难和苦恼。这诸种改变，在我看来却都顺理成章，对身处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亦甘之如饴。或许，在他人看来，我的人生中还有许多别的更好的选择。可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闲暇时我曾对自己所走的路进行过一个剖析，诧然发现，自己所有的痛苦与快乐之源，都来自于高中阶段在心中确立的一个理想：做一名文化翻译者。出于这种追求，冥冥之中我下意识地先后选择了英语专业、民族学专业和人类学专业。内心里，我最希望自己以一名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的身份而存在。这份自我期许，来自于以下四个因素：从小对书的喜爱，想有所作为的雄心，父亲对我的期望，以及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和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关怀。这条路走到现在，面对这么一份自己也不甚满意的答卷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问题，我偶尔会陷入对自己的深刻怀疑之中。我不知道，若假以时日，在勤琢磨苦钻研的基础上，我能否成功地挑战自我。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三年学习生活如白驹过隙一般匆匆而逝，留下了人生许多美好回忆。博士毕业已经两年了，在即将踏向美国贝勒大学做博士后的又一征途之际，这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来的专著，不知道是否算是交给关心我学术成长的前辈学者的一份或许不太令人满意的答卷？

导师高丙中教授勤于治学，宽容慈和，同时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无以言表的：他给了我机会，使我的学术之梦有了实现的可能。入师门以来导师为我的学业进展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而我出于自身的愚钝，没有取得足够的进步。我寄希望于自己将来的学术成长，能够让导师略感欣慰。此外，导师一家对我和我的家人也倾注了许多关心：师母邹明华副研究员在我最沮丧困顿的时候给了我鼓励，11岁的达文和4岁的达雅让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他们还一起高兴地接纳了我的孩子开兴在暑假里对他们生活的短期叨扰。2005年的除夕夜是让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我们几个留在北京学习，没有回家过年的博士生，应邀与导师一家一同过年守夜。与导师一家的交往，是我人生中得到的最珍贵的财富之一。在这里我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北大学习期间，我选修以及旁听了好几位老师开的课程，领略了诸多老师的学者风采。他们是：马戎教授、蔡华教授、王铭铭教授、麻国庆教授、阎云翔教授、谢立中教授、张静教授、戴锦华教授、赵旭东教授、朱晓阳教授、赵彬教授、Professor Mary Scoggin等，我很感激他们授予的知识，他们为学的认真和执著将会一直激励我继续探索，我还希望今后能够得到他们更多的鼓励、批评和帮助。迫于修业年限的限制，我没有听到北大更多老师的课，这是我引以为憾的。研究生院的生玉海副院长、郑兰哲博士和现旅居日本教研的周星教授给过我真诚的帮助，社会学系的潘乃谷教授、刘旭东书记、佟新主任、申容老师、于晓萍老师和系资料室的王老师、金老师给我提供了学习上的方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参加我的博士论文预答辩和正式答辩的马戎教授、庄孔韶教授、王建明教授、翁乃群教授、方文教授、麻国庆教授、赵旭东教授等以及匿名评审拙作的诸位老师在盛夏酷暑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致以真诚的感谢。教授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文中不尽人意之处，当属学生愚笨、学识浅陋所限。

在中南民族大学读研期间，我得到了中国南方民族史学专家吴永章教授和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柏贵喜教授的倾心指导和鼓励，这使我具有初步基础，并对从事学术活动有了一定的信心。孙秋云教授和田敏教授也一直给予了我很多的建议、指点和帮助，关注我学业上的成长，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现在工作所在的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的有关领导对我的学术成长充满了关切、鼓励和期望，给我的科研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旅游学院的陈特水书记、黄艺农院长、夏赞才副院长、蔡炳华副院长、黄丽萍副书记、郑焱教授、许春晓教授、徐飞雄教授、李敏副教授、刘焱老师、徐燕老师、伍雷老师、曹军辉老师、汤静老师等领导和同事给了我许多支持、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的田野调查能够成功，是与山江博物馆的馆长龙文玉先生和他的夫人吴爱仙女士的全力支持和理解分不开的。他们对苗族的热爱和对后辈不遗余力的支持让人感动。他们的儿子龙晓飞、龙晓青和龙晓波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巫师龙安松、民二中的教师龙代宇、山江镇政府的欧金辉镇长、龙金先书记和欧介中主任、在凤凰县法院工作的吴正先叔叔、曾任凤凰县招待所所长的吴荣炳叔叔以及婶娘为我的调查提供了许多方便，他们不仅有时陪伴我四处奔走调查，同时还是我最好的信息提供人。我将这一本专著奉献给他们和那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并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些年我能够奔走求学，首先要感谢可爱的儿子吴开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让孩子从小就饱受思念母亲之苦。我无法忘记，一岁多的孩子，为了和正在准备复习考试的父母亲一起上床睡觉，多少个夜晚一个人独自在客厅的长沙发里默默地在泪水汪汪中等待。而为人父母的我们，却沉溺于书的世界里，一再地在约定的时间里没有出现。当我们在万籁静寂的午夜时分匆匆放下手中的书本，抱熟睡中的孩子上床的时候，依然看到儿子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花。那时候，年幼的孩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最不喜欢读书的人了，读书的人说话总是不算数。”我也无法忘记，有一年过完春节，当我和孩子的爸爸即将又一次一起动身去武汉读研究生的时候，两岁半的孩子举着夏天穿的两件衣服，扬着脸对我说：“妈妈，你帮我穿上这衣服吧。你说我穿夏天衣服的时候你就回来，我现在就穿上，你不是可以不去了么？”我更无法忘记七岁的孩子小小心灵里的疑问：“妈妈，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妈妈那样，和我每天都在一起，陪我一起玩呢？你就不能不读你的博士了么？”现在，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面对即将到来的初中阶段和今后的求学，他满怀期冀与雄心。也已经长成一个即将升入初中学习的大小伙了。

我的爱人吴曙光在我们结婚十一年的日子里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很多，使我得以一直保持学习的心态和锐气，对此我深为感激。

朋友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他们多年来对我的鼓励和肯定。商务印书馆译作室的李霞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龚浩群博士、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康敏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杨春宇博士、吴晓黎博士、2004级的博士候选人周歆红和李荣荣、2005级的博士候选人夏循祥、2006级的博士生马强、北京师范大学2006级的博士生孟慧新以及社会学系2003级博士生班集体的刘莉、栗晓红、张浩、张美川、姜海燕、谢诤和其他同班学友、2003级的硕士生王静、欧阳敏、薛铭财、孙东波、梁中桂以及其他师弟、师妹都给予了我许多问候、鼓励和帮助，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写满的全是快乐与进步。一个相交相识已达十多年的朋友圈也给予了我许多精神鼓励。他们是：邹文平、陈洁、向亿平、黄彦军、刘海燕、魏甫华、江平、江涛、周觉、邓军、赵玉君、肖海花和周劲翔夫妇以及其他许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的朋友。对所有给予我鼓励和温暖、关爱的人和事，我都一一铭记在心。

“子欲养而亲不在”是人生一痛，家中两位老人的过世让我每每忆起便悲恸难安。敬爱的父亲在他五十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至今已七年了。有些人生的秘密父亲或许生前从未知晓，而他对我的无私宠爱却令我一生感怀。也只是在他逝世之后，我才更深地读懂了他和他的人生。现在每逢我学习有所倦怠的时候，都仿佛看到父亲期许的目光，他的期望总促使我振作奋发。善良而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婆婆去世也已经六年了，我无法忘记她生前对我的关爱和对孙子的疼爱。我在此还要感谢母亲和兄弟妹妹对我求学的理解，以及公公吴荣臻教授和吴氏大家庭这些年对我的关照和支持。

对我而言，人生伊始就是一个不解的谜团。它充满了偶然和未知，人们战战兢兢对它作出回应，结局却又往往令人难以预料和把握，因而此刻我心怀忐忑，又感到茫然。

真希望有一天，自己拥有一颗能预兆揭示古今秘密和智慧的七彩水晶球。

赵玉燕

2008.07.08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