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古迪批判了西方历史著作中普遍盛行的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进而批判了西方在创造“民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爱情”等的过程中对其他文化成就的“偷窃”。这部著作将触发当今西方历史学家对一系列重要概念的讨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都将在《偷窃历史》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

在本书中古迪批判了西方历史著作中普遍盛行的欧洲中心论，亦即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进而批判了西方在创造“民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爱情”等的过程中对其他文化成就的“偷窃”。

书中详细讨论了很多理论家的观点，包括马克思、韦伯和诺伯特·埃利亚斯，并与斐迪南·布罗代尔、摩西·芬利和佩里·安德森等学术大家展开了学术交锋。古迪提倡一种新的比较的方法论，以进行跨文化分析。这种方法对评价不同的历史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据，取代了诸如“落后的东方”和“富有创造力的西方”那种简单的划分。这部著作将触发当今西方历史学家对一系列重要概念的讨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都将在《偷窃历史》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

第一部分　社会－文化系谱学

　第一章　谁偷了什么？时间与空间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创造

　第三章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还是欧洲的瓦解与亚洲的主宰？

　第四章　亚细亚专制，土耳其或其他地区？

第二部分　三种学术视野

　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科学与文明

　第六章　“文明”的盗窃：埃利亚斯与绝对主义欧洲

　第七章　“资本主义”的盗窃：布罗代尔与全球比较

第三部分 三种制度机构和价值观

　第八章　机构的盗窃：城市和大学

　第九章　价值观的盗用：人文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

　第十章　偷来的爱情：欧洲的情感诉求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欧人便出现在世界各地，这是殖民征服与工业革命的结果，由此，世界历史的建构便由西欧所支配。然而，其他文明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文明都只是一部分），比如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文明。事实上，大多数文化本身都不缺乏过去与其他地区相互联系的观念。只是比较简单而已，但很多研究者却更愿意将这些看法放在神话而不是历史的标题之下。所有形容欧洲成就的用语，与形容一些比较简单的社会成就一样，喜欢把他们自己的历史强加给整个世界。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基于人类认知的自我中心主义冲动的扩张，而扩张所具备的能力要归因于欧洲对世界大多数地区事实上的控制。我必须通过我的眼睛，而不是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正如导论中说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对世界历史两种相反的观点产生于近代。但在我看来，那场运动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探究，尤其是在考虑世界历史的长时段方面。

更具批判性的态度必然要面对在描述社会、过去或现在的尝试中所流露出的不可避免的种族中心论特征。这意味着，首先，要怀疑西方实际上是来自欧洲（或亚洲）的观点，这种观点声称创造了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行为活动和价值观。其次，这意味着要从源流而不是从结果（或者从现在）来检视历史。再次，它意味着要给予欧洲之外的历史以充分重视。最后，它还需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即使是历史编撰学的骨干、历史事件的时空定位也是可变的，它从属于社会构架，并随之不断变化。因而，它不是由社会上流传的固定不变的概念构成的，而那些概念体现在西欧历史编撰学的意识之中。

现在的时空纬度都由西方制定。这是因为，全球扩张需要计时和地图，这两者提供了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框架。当然，所有的社会都会有一些时空概念来建构他们的日常生活。随着读写能力的产生，这些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或越来越精确），而读写能力为地图绘制者提供了时空纬度。与口头文化传统的非洲相比，正是早期的文字发明，才使得欧亚大多数社会在计量时间、绘制和改进地图方面占据了充分的优势，而不是在构建世界的时空方式等一些基本事实上占有优势。

P3-4

“偷窃历史”这个标题是指历史被西方接管，也就是说，历史被概念化，并以发生在褊狭的欧洲范围，通常是西欧范围内的事件加以呈现，继而，这种模式又被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大陆一直认为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制度，诸如民主主义、重商主义、自由和个人主义，但这些制度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中也都能找到。我觉得像某些情感诸如爱情(即罗曼蒂克式的爱情)也是如此，尽管这些情感一直被认为只是从12世纪的欧洲才出现，而且还被视为西方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比如城市家庭)。

如果我们看看著名历史学家特雷弗一罗伯(Trevor—R0per)在《基督教欧洲的兴起》一书中的说法，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特雷弗一罗伯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虽然有些比较史学家将这一优势仅从19世纪算起)。并且，他认为这些成就由欧洲大陆单独取得。尽管这一优势可能只是暂时的，但他提出：

新的世界统治者——无论他们可能是谁，都将继承欧洲，而且仅仅是欧洲所创建的局面。正是欧洲的技术、欧洲的先例、欧洲的思想引导了非欧洲世界与其过去诀别——非洲摆脱了野蛮，亚洲也告别了更为古老、缓慢和更为庄严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为一部欧洲史。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我认为我们并不需要为此辩护。①

特雷弗一罗伯还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检验它(他的哲学)，历史学家必须涉猎海外，甚至是敌对的国家”。但我认为，特雷弗一罗伯并没有涉足欧洲以外的国家，无论是观念上还是现实中的。此外，当他相信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实际优势时，他采取了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将欧洲的成就归功于一个事实：基督教世界“自身拥有一种全新的、旺盛的活力”。①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特雷弗一罗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如我想指出的。还有许多类似的更极端的思想倾向，这些倾向不仅妨碍了人们对两大洲历史的理解，也妨碍了人们对整个世界史的理解。

在非洲“部落”和加纳这个简单王国里居住了数年之后，我开始质疑那些宣称欧洲人“创造”出了政府形式(民主制)、亲属关系(核心家庭)、交换方式(市场)和司法形式的观点，至少这些事物在其他地方从一开始就广泛存在。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的学科中。还是在普通大众谈论的话题中，这些观念都在历史中有所体现。诚然，欧洲在近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点是必须说明的，但是，这些成就很多也应归功于其他一些城市文化，比如中国。实际上，东西方之间在经济和思想上的分歧只在近代才体现出来，而且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分歧。然而，在许多欧洲历史学家看来，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轨迹被视为一种不同的发展进程(一种极端的观点将其形容为“亚细亚专制”)，这一进程与我对其他文化和早期考古学(文字出现前后)的理解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