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二分式就是叫人(主体)认识外在的对象(客体)“是什么”。可是大家都知道，审美意识根本不管有什么外在于人的对象，根本不是认识，因此，它也根本不问对方“是什么”。实际上，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指的是世界。人与世界的交融或天人合一不同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处在于，它不是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关系，而是从存在论上来说，双方一向就是合而为一的关系，就像王阳明说的，无人心则无天地万物，无天地万物则无人心，人心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融为一体，不可“间隔”，这个不可间隔的“一体”是唯一真实的。我看山间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一时明白起来”的“此花颜色”，既有人也有天(世界)，二者不可须臾“间隔”，不可须臾分离；在这里，我对此花的关系，远非认识上的关系，我不是作为一个植物学家去思考、分析、认识此花是红或是绿，是浅红或是淡绿，等等。我只是在看此花时得到了一种“一时明白起来”的意境，我们也许可以把这意境叫做“心花怒放”的意境吧。这个用语不一定贴切，但我倒是想借用它来说明这意境既有花也有心，心与花“一气流通”，无有“间隔”。这里的心不是认识、思维，而是一种感情、情绪、情调或体验。我们说“意境”或“心境”、“情境”，这些词里面都既包含有“境”，也包含有“心”，“情”，“意”，其实都是说的人与世界的交融或天人合一，审美意识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情境”。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人高楼，有人楼上愁。”山本无所谓寒，碧亦无所谓伤心，“寒山”与“伤心碧”皆因一个“愁”字而起，是“愁”的心情与“碧山”之境交融的一种情境或意境，也就是一种天人合一。我们不妨举李白另外两首诗为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简单地把这首诗理解为描写三峡水流之急速，那就不过是按照主客二分模式对客体(三峡水流)的一种认识，未免太乏诗意，太乏审美意识。这首诗的意境主要在于诗人借水流之急速表现了自己含冤流放，遇赦归来，顺江而下的畅快心情。这里，水流之急速与心情之畅快，“一气流通”，无有间隔，完全是一种天(急速的水流)人(畅快的心情)合一的境界，哪有什么主体与客体之别？哪有什么主体对客体的思维和认识？当然也无所谓主体通过思维、认识而达到主客的统一。李白的另一首诗《秋浦歌》之四：“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猿声通过一个“催”字与白发融为一体，这“催”字所表达的意境是猿声与白发的融合，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远非主客关系所能说明。有趣的是，与前面一首诗相比较，似乎是那首诗里的猿声与心情之畅快联系在一起，这首诗里的猿声却与暮年的慨叹联系在一起，这是否意味着审美意识仅只源于人的主观心情呢？我以为不完全如此。前一首诗里的猿声是在飞速的动态中听到的，“啼不住”者，舟行太快，余音未尽之意也，这正足以表现诗人的畅快之情。后一首诗里的猿声，虽未明言动静，但看起来似乎是在静态中听到的，静态中听白猿啼叫声，自然使人倍增愁绪。《秋浦歌》之二：“秋浦猿夜愁，黄山堪白头。”静夜中听猿声，当然更令人感到宛转凄绝。这两首《秋浦歌》里的猿声与“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猿声显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从《早发白帝城》和《秋浦歌》的对比可以看到，审美意识或意境既非单方面的境，亦非单方面的情或意，而是人与世界，天与人“一气流通”、交融合一的结果。

人生之初，都有一个天人合一或不分主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谈不上人的主体性，也谈不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或者说谈不上知识，但在这个阶段中，人却有体验，有体验应该说就多少有几分审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也许可以说，“人是天生的诗人”。不过我们也不能把这句话作简单的字面的理解。刚生下来的婴儿的天人合一是最原始的天人合一，婴儿毕竟不是诗人，无思的诗应该说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审美意识终究要渗透着某种思。随着岁月的增长，人逐渐有了自我意识，有了主体与客体之分。因而也有了认识和知识，能说出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人的成长过程之必然，但仅只认识到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则无论你认识到的“什么”如何之多，无论你的知识如何之宏富，也不能说你是诗人，说你有诗意或审美意识。知识不可能代替审美意识。也许就因为人在日常生活中。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过多地、过久地习惯于用主客二分的模式看待人和世界的关系，所以大多数人在一般情况下，都缺少诗意或审美意识，只有少数人才成为诗人和艺术家。这少数“优选者”的诗意或审美意识从何而来？我想作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超越主客二分式，达到更高一级的天人合一境界。谁多一分这样的境界，谁也就多一分审美意识。中国哲学传统之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前者重天人合一，而后者重主客二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成为一个公认的诗的国度。《老子》教人复旧于婴儿，教人做愚人，其实不是真正的婴儿和愚人，而是超越了知识领域的高一级的婴儿或愚人，也就是超越了主客二分模式的天人合一境界。诗人可以说是高级的“婴儿”或“愚人”。《老子》的这套理论，我以为不仅是一般的哲学观点，而且可以看做是一种美学理论。这个理论很可以说明审美意识之产生的根源。婴儿在其天人合一境界中，尚无主客之分，根本没有自我意识，这种原始的天人合一，我把它叫做“无我之境”；有了主客二分，从而也有了自我意识之后，这种状态，我称之为“有我之境”；超越主客二分所达到的更高一级的天人合一，应该说是一种“忘我之境”。审美意识都是忘我之境，也可以说是一种物我两忘之境。物我两忘者，超越主客之谓也。诗人都是忘我或物我两忘的愚人。所以审美意识的核心在于“超越”二字。这里要注意的是，超越不是抛弃，超越主客二分不是抛弃主客二分，而是高出主客二分，超越知识不是不要知识，而是高出知识。

P56-59

改革开放——我哲学生涯的分水岭(代序)

第一编 哲学与哲学史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世纪末)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

 略论中西哲学思想的区别与结合

 超越自我

 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

 审美一超越一自由

 论境界——兼论哲学何为

 说不可说——再论哲学何为

 市场经济与终极关怀

 相同与相通

 哲学的转向及其影响

 超越在场

 谈惊异(wonder)——哲学的开端与目的

 思维与想象——兼谈中国古典诗

 阴阳学说与西方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

 20世纪中国哲学之回顾与展望

 艺术哲学的新方向

 美与真善

 人类中心论与民胞物与说

 中西传统哲学的形成和影响

 崇尚有限与超越有限

 提高境界之学

 ——我的《哲学导论》

 第二阶段(本世纪开始至今)

 相同·相似·相通

 ——关于“共相”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新论

 论想象

 从科学到审美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希腊精神与科学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境界与文化

 《境界与文化》一书的“序”和“后记”

 “本质”的双重含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一黑格尔、狄尔泰、胡塞尔之间的一点链接

第二编 黑格尔哲学

 青年时期的黑格尔与荷尔德林

 ——从黑格尔的诗篇《埃琉西斯——致荷尔德林》谈起

 黑格尔论“反思”(Reflexion)

 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黑格尔关于“反思”和对立统一的学说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与人

 《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的

 “序”、“附录一：超越之路”和“后记”

 黑格尔《小逻辑》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序

 现象学口号“面向事情本身”的源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胡塞尔与黑格尔的一点对照

第三编 影响我哲学生涯的人

 我和我的老师们

 《若兰诗集》序

 张世英著作目录(不包括合著)

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是一个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的年代。我虽然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也做了一些学术研究，但在当时“要求进步”的思想指导下，我的著作和论文大多打上了“左”的教条主义的烙印，“大批判”成了这些论著的主线。我的研究领域是西方哲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根据当时的规定，对于这些东西首先是批判，批判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针对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主义以前古典的东西，尚可在大批判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我那时的几本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史方面的论文，就是在这个固定公式下写成的。至于西方哲学中的现当代哲学部分，则更被判定为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有如洪水猛兽，不敢问津，即使出于某种需要在课堂上讲到它，那也只能是批判又批判。我在那个年代里也讲授过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课程，名称就叫做《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发表的几篇关于现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文章，题目也多带“批判”二字。

我的那些“左”的论著在当时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与某些领导的赏识，许多报刊也常约我撰稿，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学术风尚之一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部分“大批判”文字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一唱亿和”之作。那个时代从事哲学专业的人，称为“哲学工作者”，不能心存“哲学家”之想，意思是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只能做些注释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或者像我这样以非马克思主义为专业的人，就只能做些“大批判”的工作。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虽因年轻，没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包袱需要做自我批判，但我的思想检查仍然连连不断，那就是检查我不问政治、自鸣清高的思想。我在那个年代里的为学道路，是一个与各种政治运动同行的过程，是一个与批判我个人不问政治、自鸣清高的思想检查同行的过程。两者同行的结果，无非是以政治压制学术、代替学术。我今天仍然认为学术应“走出象牙之塔”，但我从“象牙之塔”走出以后，却长期误入了一条“左”的教条主义的歧途。陶渊明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我有感于从解放到改革开放约E-十年里所经历过的人生道路，也写了两句：“三十年华转眼过，天涯浪迹岁蹉跎。”“三十年”者，言其成数也。(陶诗所谓“三十年”，则实系十三年，这里不作详细论述。)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已经常反思解放后我所走过的道路，而“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我的思想更是逐渐地从政治独断和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仿若一个飘摇在外、“一去三十年”的游子，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我感到长期套在哲学脖子上的枷锁正在打开，“光明在望”。从此以后，我回到了纯正的学术研究的道路，开始了真正做学问的时期。在新的形势下，我个人的业务进展也比较大，青年时期就已萌发的哲学追求也似乎找到了一点边际。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80年代初，我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已恨晚，我与同辈人到花甲之年才有条件认真为学，未免可笑亦可悲。然而为了找回已失去的盛年，我仍以“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精神，勤耕至今。所以我在前两句诗之后又续了两句：“故园别久思归去，犹盼日西挥鲁戈。”我幻想挥戈返日，假我天年，得偿夙愿。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时间里，前八九年我仍以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但不再以“大批判”为主线，而是纯正的学术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黑格尔<小逻辑)绎注》、《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著作和相关论文中。还主编了《黑格尔辞典》，其中本人亲笔撰写10万余字。又从德文原文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史家Kuno Fischer的《近代哲学史》一书的部分章节，定名为《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中，对《小逻辑》一书，除逐节逐段作了较通俗的讲解外，还特别在“注释”部分下了一番苦功：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使读者对同一问题、同一术语的解释可以从我的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为了注释黑格尔的某个论点、某个术语，我常常翻遍他的全集。二是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集注的办法。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把握和评价，在这段时期里，也有一个新的转变。和“文革”前着重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不同，我更多地强调黑格尔哲学对他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强调学习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的意义。我现在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更蕴涵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例如现当代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情本身”，其内涵和实质就可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关于“实体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著名命题中得到真切的理解和说明。我过去总爱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其实，更应该说，黑格尔是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先驱，现当代许多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大家们往往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本《自选集》“黑格尔哲学”部分所选论文和专著节选，大体上代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新近的观点和理解——《自选集》加注。]

“文革”结束后，我多次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应邀到国外讲学，所讲的内容多以西方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题。我的学术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这与改革开放的总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的研究范围逐渐由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致力于中西哲学如何结合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等问题的研究。我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探索出一个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其成果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7年第2版)和《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两书中。与此同时，还写了《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东方出版社，1998年)，以随笔、散文形式凝结了我那一时期的哲学思想。

随后的几年里，我按新的哲学方向在继续探索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属于我个人的思想观点，其所涉及的领域除哲学本身所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外，还包括美学、伦理学、历史哲学，我越来越萌发了清理和系统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打算。正好这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负责同志要我以老教授身份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教学相长。我借此良机，把原先打算清理和系统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意愿贯穿其中，完成了《哲学导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这是一本能代表我晚年哲学思想基本观点的著作。此书把我的哲学明确概括为“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它更系统地回答了《天人之际》与《进入澄明之境》两书中所提出的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两大支柱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之核心，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都缺乏西方“主体一客体”关系式的思想环节，荀子的“天人相分”有些类似“主体一客体”关系式，但荀子不像孟子那样属于儒家正统，“天人相分”始终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我把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称做“前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因其不以区分主客为哲学原则，不重物我之分，不重认识论，不重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之自然物的认识与征服，因而也不能为发展科学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根据，徒有与自然和谐相处之主观精神境界，而缺乏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途径。我由此而主张把主一客关系纳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之下，我称这种超越主一客关系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后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这也就是“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之“新”的含义。我以为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具体答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认为哲学就是提高境界之学，即提高到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可以叫做“后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的境界”。[本《自选集》“哲学与哲学史”部分“第一阶段”中所选论文和专著节选，大体上代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我在会通中西哲学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以“万物一体”为主纲的新哲学观——《自选集》加注。]

但《哲学导论》一书中所讲的东西，主要是从个人精神修养方面看问题，缺少社会维度的思考。有的学者看了此书后，说我的哲学是“个人哲学”，称我为“个人哲学家”，委婉地含有批评之意。在该书出版后，我逐渐认识到，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在其所生长的自然条件下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熏染下形成的，而后者尤具决定性的影响。文化有社会性，它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且更准确地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无论个人的还是整个民族的)，与继承和弘扬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切的联系。这样，如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如何继承和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我在刚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境界与文化》一书(2007年9月)中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我着重讲了弘扬传统文化必须与吸取西方文化的优胜之处相结合而不能固步自封的观点。[本《自选集》“哲学与哲学史”部分“第二阶段”所选文章主要是《境界与文化》一书的节录，代表我本世纪开始至今的哲学思想和观点——《自选集》加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在克服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的糟粕、发扬人民民主、促进思想解放等方面，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个人在浪迹天涯三十年之后踏上返回自我思想家园的归途中所取得的上述一系列学术成果，都是与改革开放的形势分不开的。撇开这些成果的质量不说，仅就数量而言，我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所写的字数就几乎六倍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而这后三十年，已是我的老迈之年。改革开放把先前套在哲学脖子上的绳索松绑以后，的确焕发了像我这样的“哲学工作者”的青春活力，让我深感庆幸。

正是改革开放的形势鼓舞着我，必须继续前行。改革开放，我把它理解为一场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这已是老生常谈。但欲思前进，则不能一味徜徉于对传统文化的颂扬声中，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需要新生，需要我们多思考一点如何去其糟粕的问题。中华文化长期累于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各种变式之重负，释负不易。真正意义的民主、平等、自由、个性解放，至今人多嗫嚅而不敢直言，诺诺者千夫，谔谔者一士难求。更有甚者，因“久在樊笼里”，安于主人喂食之欢跃，以致乐不思蜀，丧失“羁鸟恋旧林”的本能，则尤令人悲叹。针对这些情况，我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初步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意愿：如主张基本人权平等，增强平等之爱的道德意识，发扬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提倡科学的“自由”精神，培养对真理之爱的宗教感情，发掘道家传统中的科学基因，等等。实现这些意愿，意味着对封建传统势力的进一步清除，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文化改革。但我以为只有这样，就个人来说，才有可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樊笼，回归本己的精神家园；就民族来说，才有可能达到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张世英，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国际“哲学体系”研究会会员，南京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演讲。本书是张世英先生的自选集。全书共分“哲学与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和“影响我哲学生涯的人”等三编。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是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是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本书为系列之一。

本书是哲学大家张世英先生的自选集。全书共分“哲学与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和“影响我哲学生涯的人”等三编。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