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白是什么人？
走在大白先生离世72年后的绍兴街头，随便问一位路人，十之八九会摇头摆手。不像他的同乡与朋友，都是教师出身都在教育部做过官，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后来又都是死于肺病的只比他小一岁的鲁迅，死后在故乡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实，这也不能怪老百姓，刘大白在故乡遭遇冷落与寂寞，无处不能找到佐证：
绍兴被毛泽东誉为名士之乡，按照古人的标准，并非所有的名人都可以称为名士。大白先生一生厌恶做官，得名早于得官，完全可以进入绍兴的“名士”之列，但当地出版的《绍兴名人故事》中没有刘大白。近年出版的供机关干部阅读的《绍兴历史文化干部读本》中也没有刘大白。由本地学者编撰的《绍兴名人佳话》，共收集了从虞舜到汪寿华的84位古今名人，其中也唯独没有刘大白。
绍兴市内目前有三十多所以名人名字命名的学校，而刘大白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从小学教师、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秘书长，一直做到教育部的次长。其教育生涯之丰富，在现代教育史上鲜有人可与之相比。但绍兴却没有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这还不算，就在两年前，笔者多方联络，好不容易得到几家单位和亲属的支持，准备开一个刘大白逝世70周年的纪念会。不料竞有一位领导直接打电话给笔者，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像刘大白这样的人可不可以纪念？显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刘大白既然当过国民党(准确地说应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自然属于“非正面人物”，对他的纪念自然也应该慎之又慎……但更多的人却是出于对刘大白的不了解。为此，笔者觉得，对这位上一世纪颇孚盛名的诗人、教授、辛亥义士、“五四”闯将的人生历程作一番介绍，实在是大有必要的。
一 老鼠救下的读书郎
刘大白出身书香门第，祖父金友梅为清代翰林。父亲金佩卿20多岁便考取秀才，此后虽苦读不懈，却未能在科举中再进一步。刘大白出生时。他已到“知天命”之年，于是把满腔期盼都放在了儿子身上，盼他能光宗耀祖。刘大白3岁时，就被父亲关进了菜园角落边的书房。那屋子很小，有门无窗，据说是怕儿子的目光受窗外之物的干扰。屋内放置一桌一凳一椅。方凳是给儿子坐的，椅子是自己坐的。书桌上除了书和文房四宝，还有一把专门用来打手心的戒尺。正对书桌的墙壁上挂了两样东西：一根藤条，是专门用来对付儿子的；一帧条幅。上面是他亲书的宋真宗的《劝学诗》，是用来激励儿子的，主旨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父亲给刘大白立的规矩十分残酷，在这间小小的监狱式的书房里，他必须面壁而坐，在父亲的监视下，把眼睛死死盯在书本上。全年只放一天半假，春节一天，除夕半天。每天从太阳初升到夜里二更，中间除吃饭，上茅厕，其余时间都得在书房里读书、写字、听讲。稍一分神，藤条就会劈头盖脸地抽过来，也不管你头破血流，遍身伤痕，至于罚饿、罚跪、罚冻更是家常便饭。而最可恨的是打过、罚过后，父亲从来不加安抚，往往还要再训斥一顿，说些“不打不成器”、“下次还要厉害”之类的话。5岁那年的一个冬夜，父亲有事出去了，刘大白想乘机打个盹，谁知头一挨着桌子，就不由自主地睡着了。父亲回来发现后暴跳如雷，将刘大白一顿乱打，直打得他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吓得母亲向丈夫下跪求饶，但父亲还觉得不解气，居然拿来一盘麻绳，将刘大白脑后的发辫和从屋梁上垂下来的绳子紧紧拴在一起，使之“头悬梁”。开始刘大白还不知这一招的厉害，等到回过神来，才知道头皮一揪一揪那种滋味。这种非人性的折磨，使刘大白决心以死相抗，以便让父亲的希望成为泡影。一天，他居然照老保姆故事中讲过的上吊方法，踩上凳子。用绳子把脖子拴紧，然后，双脚把凳子猛地一蹬……
当刘大白醒来时，最先听到的是母亲的哭声，围着他的是老保姆和几个姐姐，个个泪痕满面。而父亲站在一旁，显得惶恐不安、惘然失措。
事后才知道，救了刘大白一命的，竟然是一只老鼠。它咬断了麻绳。
老鼠断绳救命一事，很快就传遍方圆几十里。听到的都说是神灵佑护、必有后福之类的话。而此后，父亲再也不敢对儿子犯凶了，而且还专门造了一个神龛，以供奉救了他儿子性命的“神鼠”，又请了一位学识渊博的老秀才作为家庭教师。8岁那年，刘大白念完“四书”、“五经”，很快又学会了八股文、试帖诗。五年后，一举入泮。轰动乡里，接着在县学攻读两年，被推荐参加选拔贡生的“三院会试”。此时，大白母亲已病逝，3个姐姐相继出嫁，家里只剩下有病的父亲、年幼的妹妹与年迈的“老坛”(保姆)。而父亲不但强打精神，支撑着为他准备了会考需要的一切用具，甚至提出要亲自陪他到省城参加会试，这使得刘大白激动得流泪。但启程前一天，父亲病情骤然加重，再也走不动了，只好请塾师陈莲远代他陪儿子赴考，自己则躺在床上，等着儿子回来。刘大白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取得了贡生的资格。到了绍兴，知县亲自将大白迎至县衙，备酒洗尘。随后又加派车马，送大白回家，并赠给银两，作为赴京的川资。
刘大白在杭应考时，他的父亲已几度处于昏迷状态，但总是挣扎着不肯咽气，稍一清醒，便打听儿子的消息。当报捷的喜讯传到时，病笃的父亲从床上一跃而起，望着儿子两眼放光，旋即撒手而去。提起这段往事，刘大白的女儿刘缘子对祖父“一分为二”。她说，祖父对父亲的教育虽然严酷，但也确实因此使父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要不怎能写出像《中诗外形律评说》这样难得的专著。
但令父亲想不到的是，刘大白并没有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赴京赶考，而是背道而驰，走上了一条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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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一天，浙江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老一辈浙江作家，正在逐渐被人淡忘，甚至湮没。作为作协主办的刊物，《江南》自当对此有所作为。我是与会者之一，也是此说的支持者之一。只是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来接收这一摊子编务。
2004年10月，《江南》组成了新的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就决定开辟一个介绍浙江现代作家的栏目，并指定由我主持。应当说，开辟这一专栏，于《江南》而言，是义不容辞的，但于我而言，却是绝不情愿的。我一向只对《文心雕龙》、《随园诗话》这样的传统文学评论感兴趣，因为它们言简意赅、言之有物、读之有得。而对那些概念空洞、充满教条，却又居高临下的所谓评论十分头痛，甚至认为它们就是“文革”期间所谓的“革命大批判”的源头。但最后所以勉为其难，一是因为我拿的是《江南》的工资，不能不“按酬付劳”；二是也于心不忍让那些占据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半壁江山的先辈们在我们这代入的面前无声消失。
于是这一定名为《文史我鉴》的专栏在《江南》2005年的第一期出现了。
但命名容易实施难，《文史我鉴》启动之初面临着众多的问号：写谁？谁来写？写什么？怎么写？梳理再三，才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轮廓：一、《文史我鉴》立足浙江，却不囿于省籍。许多对浙江的文学乃至文化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外省籍作家也在关注之列。二、着重于训诂钩沉，一些众所周知的热点人物，如鲁迅茅盾，倘无新的发现，新的内容，宁可不写；力求内容尽可能地做到“网上少见，鲜为人知”。三、不以人物而写人物，注重“以事求是，以是写入，以人论事”，不是人物传记，而是人物启示录；着重于对传主有所独特的揭示。四、说文而不论政。主要着眼于文学这一层面，虽然难免涉及政治，但绝不从政治角度阐述人物。更不以传主的职务为关注重点。
当然，明确的编辑思路，只是选题时能大体心中有数，许多细节，仍是在实际中逐步完善的。比如文章的切入角度是《文史我鉴》的重点，正基于此，首篇编后，觉得有话可说，便随手写了一篇“阅稿絮语”，谁知后来却成了每期非写不可。这一来，虽说读者、作者都相当宽厚，但我却常常被逼到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这时，幸亏袁敏兄总能提出颇有见地的意见，使我拨云见日，柳暗花明。可以这么说，袁敏不但是《江南》称职的主编，也是“阅稿絮语”到位的编者。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句古朴的民谚。四度寒暑，《文史我鉴》的一路走来，可说就是对这句民谚的一种注释。所以即使在《文史我鉴》即将结集出版之时，我们难以释怀的，仍是一种诚恐诚惶，甚至不敢说一些“抛砖引玉”之类的客套话。
因为真正的文史，永远将面临严格的检验。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这是一部绝非独力可以完成的书，在整书的编辑过程中，不但得益于众多传主亲属的支持，也得到了许多文化界同仁的帮助。以书中的照片而言，除署名的以外，大多是由传主的亲属和作者所提供，并得到绍兴市鲁迅纪念馆、桐乡市丰子恺纪念馆、海宁市档案馆和宁波市镇海区大禊镇文化站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致谢，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2005年10月，我离开作家出版社，入主《江南》，从一个书人变成了一个杂志人。角色的转换并没有让我离开文字和文学，相反，让我觉得离文学更近、更纯粹。也许正因为自己曾经是个书人，做书的职业敏感和已经融入血液和骨髓的对书的酷爱，让我在编杂志时也会不由自主地以一个书人的眼光和角度去审视刊物，包括内容，包括栏目，包括作者，包括其他……我总觉得杂志中有许多东西是做书的优秀原材料，杂志人比书人更站在出版的前沿，他们拥有大量的、丰厚的、无与伦比的让书人眼睛发亮的宝藏！从我选择做杂志人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梦想构架一座连通杂志和书的桥梁，我希望我们通过杂志推出的优秀作品和精心打造的文化栏目在提供给读者精神食粮的同时，也能做成让读者爱不释手的图书，让那些有分量、有价值、可以一读再读的文字通过图书的形式永久地保存下来。
为此，《江南》将逐步有序地推出“大江南文丛”图书系列。
《文史我鉴》是“大江南文丛”隆重首推的第一部大书。《江南》之所以没有选择享有声望的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领衔这套文丛，也没有考虑具备市场畅销潜质的偶像型文学新星或许会给这套文丛带来旺盛的人气；而经过反复斟酌、酝酿，最终定下《文史我鉴》作为“大江南文丛”的开山之作，是因为“文”，是因为“史”，是因为“鉴”。
所谓“文”，是文字，是文章，是文学，是文化，更是泣血文字，更是含泪文章，更是干净文学，更是纯粹文化。从巴金到夏衍，从艾青到唐浞，从陈学昭到方令儒，从徐懋庸到朱自清，从丰子恺到陈企霞，从孙席珍到陈梦家……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裹挟着历史的风雨烟云从我们面前一一走过，他们有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大家；有的是著作等身文名赫赫的江南才子；有的是思想睿智惊世骇俗的浪漫诗人；有的是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文坛异数……他们一生和“文”相伴，却几乎无一例外都因“文”而历经坎坷和磨难，但他们始终无怨无悔。
所谓“史”，是史实，是史料，是史话，是史论；史实确凿，史料翔实，史话考证有据，史论评说客观。每一个文化大家的身后都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一条奔腾流淌的长河。山峰是他们留下的皇皇巨著，长河是他们经历的漫长人生。今天的读者与这些已经走远的文化大家们之间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我们可以攀登那一座座山峰，游历那一条条长河。《文史我鉴》的每一篇文章切口都不大，大多切取大师们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来叙述描画，但却都能天工开物，采撷精华，梳理历史，廓清公案，绝不是半系记忆半系编造的信口开河，而更多是鲜为人知的独家秘闻。
所谓“鉴”，是鉴赏，是鉴别，是鉴定，是鉴评；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的“阅稿絮语”是读者口碑甚佳的率性文字。老编沙牧本人与文中的传主或文章的作者大多有深切的交往，故而每一篇文章从选题的确定到材料的取舍，从内容的提炼到图片的搜集，沙牧所特有的文学经历和真知灼见，不仅让其编辑的每一篇文章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且由于敢说真话，不虚伪，不客套，更无阿谀奉承，故而“阅稿絮语”所表述的“我鉴”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真诚，一种言别人不敢言的勇气和担当！
《文史我鉴》的编辑和出版是《江南》涉足图书的初步尝试，我们期待着读者的鉴定和评判。
从巴金到夏衍，从艾青到唐浞，从陈学昭到方令儒，从徐懋庸到朱自清，从丰子恺到陈企霞，从孙席珍到陈梦家……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裹挟着历史的风雨烟云从我们面前一一走过，他们有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大家……他们一生和“文”相伴，却几乎无一例外都因“文”而历经坎坷和磨难，但他们始终无怨无悔。
《文史我鉴》的每一篇文章切口都不大，大多切取大师们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来叙述描画，但却都能天工开物，采撷精华，梳理历史，廓清公案，绝不是半系记忆半系编造的信口开河，而更多是鲜为人知的独家秘闻。
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的“阅稿絮语”是读者口碑甚佳的率性文字。从内容的提炼到图片的搜集，老编沙牧所特有的文学经历和真知灼见，不仅让其编辑的每一篇文章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而且由于敢说真话，不虚伪，不客套，更无阿谀奉承，故而“阅稿絮语”所表述的“我鉴”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真诚，一种言别人不敢言的勇气和担当！
本书是由江南杂志社主办的“大江南文丛”正式启动，品牌栏目“文史我鉴”已结集出版，推出了一批“五四”以来与浙江有渊源的文化名人，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他们鲜为人知甚至被遗忘的文史资料，这是《江南》向出版迈进的第一个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