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底赴欧留学，前后研习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高等数学和比较语言学。1926年归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央历史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大教授、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本书系傅斯年生平代表作，收录作品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和《诗经讲义稿》。其中，前者对中国上古至近代时期的文学史作了断代研究，论及诗、史、文、论，对某些专题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宏观上涉及文学史研究之方法论，颇具启发之效；后者是傅斯年先生讲授《诗经》时的课堂讲义，也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讲义融考证和流疏为一体，在此书中，傅先生发幽阐微，提出许多特异的见解，虽为学术著作，但并不深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常备的一部资料文献。

傅斯年(1896-195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他在北大做过学生、学生领袖、教授和校长，有这种经历的人确乎少见。

傅斯年的史学成就卓著，文学功底亦非同寻常，早在上学时就曾给教授挑过错误。据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即朱宗莱)教授，也是(章)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本书是傅斯年北大任教期间的讲稿，虽未最终完成，但现存部分亦有许多真知灼见。此外，本书亦收录了《诗经讲义稿》，其也是他当年的课堂讲义，更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是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常备的一部资料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拟目及说明

　叙语

　泛论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文人的职业

　史料论略

　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

　诗部类说

风

雅

颂

　最早的传疑文人——屈原、宋玉、景差

　楚辞余音

　贾谊

　儒林

　　《诗》

《书》

《礼》

《礼记》

《乐》

《易》

《春秋》

《隐公》

《论语》《孝经》

　五言诗之起源

　 论五言不起于枚乘

　 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

　 论五言不起一人

　 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

诗经讲义稿

　叙语

　泛论《诗经》学

一　西汉《诗》学

二　《毛诗

三　宋代《诗》学

四　明季以来的《诗》学

五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周颂》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大雅》

　 一　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二　《大雅》的时

　 三　《大雅》之终始

　 四　《大雅》之类别

　《小雅》

　 一　《小雅》《大雅》何以异

　 二　《小雅》之词类

　 三　“雅者政也”

　 四　《雅》之文体

　《鲁颂》《商颂》述

　 一　《商颂》是宋诗

　 二　《商颂》所称下及宋襄公

　 三　《商颂》非考父作

　《国风》

一　“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二　四方之音

三　“诸夏”和《国风》

四　起兴

　《国风》分叙

一　周南、召南

二　邶鄜卫

三　王

四　郑

五　齐

六　魏

七　唐

八　秦

九　陈

十　桧

十一　曹

十二　豳

　《诗》时代

周诗系统

非周诗

　《诗》地理图

　《诗》之影响

　论所谓“讽”

　“诗三百”之文辞

叙语

诸君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着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着重原书。诸君假如仅仅细心地读完了一部书，如《诗经》，或《左传》，或《史记》，或一大家的诗，都比读完一切近年来文学史的著作好；又如把楚辞的章句故训详细校读一遍，自己会有一种见解，便也用不着别人的教科书。所以文学史之用，断不是以此代替读专书，恰恰反面，乃是刺激人们去分读专书的。不过，我们虽知道专书的研究是根本工夫，而但能分读专书不知联络的人，也常常免不了“鄙陋”，把这个名词翻成近代话，“乡下人气”。所见不广，不知道文学因时因地的变迁和联络，就要“坐井观天”了。讲文学史一科之意就是这样。

我们写文学史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诸史文苑传及其他文人传集起来，加上些别的材料，整理成一部郑夹漈所谓通志中之一志，这样子的一个“点鬼簿”，不是不可以做的，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的。或者把各时代的文学评论集起，依时排列，也可成一部很好的记载。不过，我们觉得文学之任务当不止于这样编辑的工夫，我们现在的要求是以讲说引人做学问，不是修书。一时想到，作文学史应该注意下列三项工作。

第一，因为文学史是史，他和史之别的部分之分别，乃因材料不同类而分开题目去做工：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若是我们把时代弄错，作者弄错，一件事之原委弄错，无限的误谬观念可以凭借发生，便把文学史最根本的职务遗弃了。近代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开创于赵宋(说详后)，近三百年来成绩很大，最近二十年中，尤有若干新观点，供我们这一项的考定知识之开拓。这一类的工夫是最根本的工夫，即是我们谈文学史的第一个要求，若这一条任务举不起来，其他的工作没有附丽的所在。

第二，我们看，若干文体的生命仿佛像是有机体。所谓有机体的生命，乃是由生而少，而壮，而老，而死。以四言诗论，为什么只限于春秋之末，汉朝以来的四言诗做不好，只有一个陶潜以天才做成一个绝无对偶的例外？为什么五言起于东汉的民间，曹氏父子三人才把他促成文学上的大体制，独霸了六朝的诗体，唐朝以后竞退居后列，只能翻个小花样呢？为什么七言造胎于八代，只是不显，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宋朝以后，大的流变，又穷了呢？为什么词成于唐，五季北宋那样天真，南宋初年那样开展，吴梦窗以后只剩了雕虫小技呢？为什么元曲俗而真，粗而有力，盛明以来的剧，精工上远比前人高，而竞“文饰化”的过了度，成了尾大不掉的大传奇，满洲朝康熙以后又大衰，以至于死呢？为什么屈宋辞赋变到成了汉朝的大篇章之赋遂没有了精神呢？就是这些大文体，也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寿命，都是开头来自田间，文人借用了，遂上台面，更有些文人继续的修整扩张，弄得范围极大，技术极精，而原有之动荡力遂衰，以至于但剩了一个躯壳，为后人抄了又抄，失去了扩张的力气：只剩了文字上的生命，没有了语言上的生命。韵文这样，散文也一般，详细的疏证，待“文体”一章说。这诚是文学史中的大问题，这层道理明白了，文学史或者可和生物史有同样的大节目可观。“把发生学引进文学史来！”是我们工作中的口号。

第三，文学不是一件独立的东西，而是时代中的政治、思想、艺术、生活等等一切物事之印迹。世上有限于一时代之文学，假如它里面的质料和感觉是只属于这一时的；有超于一时代之文学，假如它里面的质料和感觉是超于这一时代的；但断断没有脱离了时代的文学还能站得住。古文有脱离时代的要求，古文便没有生命。所以文学不能离其他事物，独立研究，文学史上的事件，不能离其他事件，单独推想而得。“灵魂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灵魂。”文辞中的情感，仿佛像大海上层的波花，无论它平如镜子时，或者高涛巨浪时，都有下层的深海在流动，上面的风云又造成这些色相，我们必须超过于文学之外，才可以认识到文学之中，例如屈宋文辞，出产于楚国的世代，汉朝辞赋只是吴梁武帝诸朝廷的产品，齐梁间的文华形成俪体，北地的壮风振作唐代的文学。唐诗宋诗题目不同，唐诗的题目到北宋中期后进到词里面，而所谓宋诗者，另是一套题目；正因为唐代文人多是中朝闲散之人，或是持节大夫之客，所以除杜韩若干大家自己为自己作诗以外，多是寄托于卿相的华贵生活中之装饰艺术家。宋代文人的生活独立些，于是题目因生活而不同，感觉之界，因题目之不同而又不同了。又若很小的事，如读一首小诗，每觉映射世代之远大，即如唐人绝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在唐时安西万里，征戍者有此情感，这诗自是最真的诗。设若在现在人作来，便全无意义了。又如初唐律诗：“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风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这诗正基于隋唐东征的事实，府兵家庭的情景，俨然画出初唐人的情感，题日“古意”，实是今文。诸如此类，文情流变，与时代推移，是我们了解文学与欣赏文学中之要事。这是我们的第三要求。

现在不是著一部文学史，乃是把一部文学史事之卮言写下来，作我们后来回想的资料。中国古代文学史所包含的时代恰恰有无限的困难问题，非我们现在的能力所能解决，且现在我们所及见的材料正也不够供我们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诸君以结论，乃赠诸君以问题，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毫无定见样的，这正因为我们不便“今日适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随时推端引绪，证实证虚。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而愿工作，以求解决，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愿同勉之。

十七年十月

P6-8

关于本书与作者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与北大渊源甚深，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1919年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赴海外留学，一度学习自然科学。1926年回国，后受蔡元培之聘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该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后，他便重回母校，兼任了北大教授。此后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在抗战胜利后，又一度代理北大校长之职。

傅斯年在北大做过学生、学生领袖、教授和校长，有这种经历的人确乎少见。他对北大的功劳也确实巨大，在他第一次任教北大时，校长是蒋梦麟，他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而他第二次任职北大，实是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校长，但胡在美国，，傅斯年暂为代理。当时，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他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撰文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汉魏史专题研究等五六门课。他的史学成就自不必说，单就文学功底来说，他早在当学生时就非同寻常。据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即朱宗莱)教授，也是(章)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这本《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是傅斯年任教期间的讲稿，虽未最终完成，但现存部分亦有许多真知灼见。此外，本书亦收录了《诗经讲义稿》，其也是他当年的课堂讲义，更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是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常备的一部资料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