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重大贞献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著名史学家严耕_{先生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本书是吕思勉在20世纪30年代精心撰写的高中历史教材。本书用简洁流畅的文字叙述从远古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历史大势、制度沿革、文化发展。本书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在形式上也极为生动活泼,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不仅条理清晰、记述准确,而且极多新颖独到、极有价值的见解,堪称一部优秀的中国通史普及读物。
本书用简洁流畅的文字叙述从远古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历史大势、制度沿革、文化发展。
本书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在形式上也极为生动活泼,易读易解,无半点枯涩呆板,不仅条理清晰、记述准确,而且极多新颖独到、极有价值的见解,堪称一部优秀的中国通史普及读物。
第五章
商代的政教
商代是兴于西方的。其始祖名契,封于商,即今陕西的商县。传十四世而至成汤。《史记》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八迁的事实和地点现在不大明了。其比较可靠的:《世本》说契居于蕃;其子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氏》襄公九年,说昭明子相土,居于商丘。蕃在今陕西华县附近。砥石不可考。商丘,即春秋时的卫国,系今河南濮阳县。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帝喾冢在濮阳,都邑亦当相去不远。唯冥居地无考。汤所从的先王,如其是喾或契,则其所居之亳,该在商或商丘附近了。
这是汤初居之亳,至于后来,其都邑容有迁徙。汤征伐的次序,据《史记》、《诗经》、《孟子》,是首伐葛,次伐韦、顾,次伐昆吾,遂伐桀。《孟子》谓汤居亳,与葛为邻。后儒释葛,谓即汉宁陵县的葛乡,地属今河南宁陵县。因谓汤居亳之亳,必即汉代的薄县,为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之地。葛究在宁陵与否,殊无确据。韦是今河南的滑县,顾是今山东的范县,亦不过因其地有韦城、顾城而言之,未敢决其信否。唯昆吾初居濮阳,后迁旧许,见于《左氏》昭公十二年和哀公十七年,较为可信。桀都阳城,见于《世本》,其说亦当不诬。旧许,即今河南的许昌。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史记》说:桀败于有娥之虚,奔于鸣条。有娥之虚不可考。鸣条则当在南巢附近。南巢,即今安徽的巢县,桀放于此而死。然则汤当是兴于陕西或豫北,向豫南及山东、安徽发展的。
商代传三十一世,王天下六百余年。其制度特异的,为其王位继承之法。商代的继承法,似乎是长兄死后,以次传其同母弟;同母弟既尽,则还立其长兄之子。所以《春秋繁露》说:主天者法商而王,立嗣与子,笃母弟。主地者法夏而王,立嗣与孙,笃世子。我们观此,知商代的习惯,与夏不同,而周朝则与夏相近。又商代之法,“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所以古书说“高宗谅阎,三年不言”。观此,则商代的君权,似不十分完全,而受有相当的限制。
此外,商代事迹可考见的,只有其都邑的屡迁。至其治乱兴衰,《史记》虽语焉不详,亦说得一个大概。今节录如下:
【太甲】 修德,诸侯成归殷,百姓以宁。
【雍己】 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太戊】 殷复兴,诸侯归之。
【仲丁】 迁于隞。
【河宣甲】 居相。殷复衰。
【祖乙】 迁于邢。殷复兴。
【阳甲】 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
【盘庚】 涉河南,治亳。殷道复兴,诸侯来朝。
【小辛】 殷复衰。
【武丁】 修政行德,天下成欢,殷道复兴。
【帝甲】 淫乱,殷复衰。
【武乙】 去亳,居河北。
【帝乙】 殷益衰。
帝乙的儿子,就是纣了。
公元一八九八、九九年间,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曾发现龟甲兽骨。有的刻有文字。考古的人,谓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或者是武乙所都。据以研究商代史事和制度的颇多,著书立说的亦不少。但骨甲中杂有伪品,研究亦未充分,所以其所得之说,尚未能据为定论。殷代政教,见于书传,确然可信的,则古书中屡说殷质而周文。可见其时的风气尚较周代为质朴;一切物质文明的发达,亦尚不及周朝。又商人治地之法,名为助法。是把田分别公私。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则全归私人所有。但借人民之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故名为助,这确较夏代的贡法,进步多了。
第六章
周初的政治
周代,因其国都的迁徙,而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时代的历史和西周时代判然不同。在西周,还同夏、殷一样,所可考的,只有当时所谓天子之国的史事。到东周时代,则各方面的大国事迹都有可考,而天子之国反若在无足重轻之列。这是世运变迁,各地方均逐渐发达之故。现在且先说西周。
周代是兴于现在的陕西的。其始祖后稷,封于邰。传若干世至不密,失官,窜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居于豳。九传至古公宣父,复为戎狄所逼,徙岐山下。《史记》说:“古公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又“作五官有司”。可见周朝崎岖戎狄之间,不为所同化,而反能开化戎狄了。周代的王业,实起于覃父,所以后来追尊为太王。太王有三子:长泰伯,次仲雍,因太王欲立季子季历,逃之荆蛮。太王遂立季历,传国至其子昌,是为周文王。文王之时,周益强盛。西伐犬戎、密须。东败耆,又伐邗、伐崇侯虎。作丰邑,自岐下徙都之。时荆、梁、雍、豫、徐、扬六州,都归文王。文王崩,子武王立。观兵至孟津。复归。后二年,乃灭纣。武王灭纣时,周朝对东方的权力,似乎还不甚完全。所以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三分其畿内之地,使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之。武王崩,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三监和武庚俱叛。淮夷、徐戎,并起应之。周公东征,定武庚和三叔。又使子鲁公伯禽平淮夷徐戎。营洛邑为东都。周朝在东方的势力,就逐渐巩固了。
成王之后,传子康王,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所谓天下,大约实仅指周畿内的地方。孟子说:“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日鳏,老而无夫日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日孤,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第二章说大同时代的制度,到小康时代多少还能保存。依孟子所说,则文王的治岐:实能(一)维持井田制度;(二)山泽之地,还作为公有;(三)商人并不收税;(四)而其分配,也还有论需要而不专论报酬的意思。成、康时代,果能保守这个规模,自然能刑罚清简,称为治世了。然而时移世易,社会的组织暗中改变,此等制度遂暗中逐渐破坏;而在上的政治,亦不能长保其清明;社会的情形,遂觉其每况愈下了。所以孔子论小康之治,至成王、周公而告终;而《史记》亦说昭王以后,王道微缺。
《史记》说:“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案春秋时,齐桓公伐楚,管仲曾以“昭王南征而不复”责问楚人。《左氏》杜注说:此时汉非楚境,所以楚不受罪。然据宋翔凤所考,则楚之初封,实在丹、淅二水之间。是役盖伐楚而败。周初化行江、汉的威风,至此就倒了。昭王崩,子穆王立。史称王室复宁。然又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则其对于西戎的威风亦渐倒。穆王之后,再传而至懿王。懿王之时,史称“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三传而至厉王,以暴虐侈傲为国人所谤。王得卫巫,使之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不能堪。三年,遂相与畔,袭王。王奔于彘,卿士周、召二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凡十四年厉王死,乃立其子宣王。宣王立,侧身修行,号为中兴。然传子幽王,又以宠爱褒姒故,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和犬戎伐周,弑王于骊山下。诸侯共立宜臼,是为平王,东迁于洛。案周室之兴,本因和戎狄竞争而致。自穆王以后,似乎目以陵夷。再加以西南的中国与之合力,两路夹攻,就不免于灭亡了。平王藉前此所营的东都而仅存,然而号令不复能行于列国;而列国中强盛的亦渐多,遂成为“政由方伯”的局面。P17-20
编者小引
20世纪初叶,国内学术界陡然兴起一股新史学,在不算很长的五十年间接连出现了几位博古通今、淹通中西的大史学家,实在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未可小觑。何以见得?
说来国人一向以史实的记载与纂辑著称于世,自西周末季的共和元年肇始,以迄于今,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便有三千年之久,历朝历代皆有史官秉笔于柱下,新正自何日始,何年何月上天曾垂示异象,以儆戒下土的那些无道昏君、乱臣贼子,都记载得明明白白,从未间断,这在人类所有的文明中绝无仅有。然而,倘或论到何以在如许卷帙浩繁、林林总总的载籍中搜求些形而上的东西,以使国人透过纷纷芸芸的王朝更替、一治一乱稍稍窥见到文明演进的脚步,政治、律法、铨选、赋税、盐课等各项典章、仪轨如何递嬗,乃至一个以儒、佛、道三家学说为基干、融合农耕与游牧多元文化并最终磅礴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如何形成,就不是旧史学家所能承当的使命了。
其实,任何一种文明在其演进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太多的变数,本质与表象,偶然与必然,这二者纠缠得实在过于紧密,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那句关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的话,适足以说明即使是天资卓异的伟人,在面对缭乱、纷纭的人类活动的陈迹时,也不免会生出一丝困惑。西方人是到了维科方见出近代史学的熹微,至此,人们才慢慢认清上古时代的希腊诸神原来是人类以“诗性的思维”认识自然的美妙的杰作,而传说中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也渐渐显示出文明演进的轨迹。中国人未始不在思索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奥秘,司马迁倾毕生之心血编著《史记》,他写作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而,大约儒、道两家的传统在中国的土地上过于强大,而这两家皆认作本原、本体的道又过于僵硬,于是,若要探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表象背后的东西,理清中华文明的脉络,那就非有新工具不可。
追本溯源,这个新工具就是以进化论为底里的新史学带给我们的。大致说来,为了富国强民,严复率先迻译赫胥黎氏的《天演论》,将泰西进化、发展的观念传输进来,国人方有了一个治学的利器。维新派主将梁启超立刻拿起这个利器,一力推倒“乱堆错落”、“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旧史学,倡导“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新史学。迨及20年代,清华大研究院延请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执史坛牛耳,胡适在北大“截断众流”,标举科学的实证方法,学人方渐渐廓清终始循环的迷雾,走出乾嘉学派的饾饤、丛脞,并进而形成融会贯通的大历史观。于是,绵延了数千载的中华文明不再仅仅是芜杂、纷乱的史料堆砌而已,史学研究中开始出现上古、中古、近世的分期,政治、经济、文化、建筑、婚姻等各类专史亦渐有可观。
不过,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便是西风日日东渐,物极而反,一般的学人受了这股风潮的影响,大约只顾到在无谓的信条、论难中翻跟头,简直无暇去钻研故纸堆了,于是,史学愈益走向空疏、肤廓的一路,各样通史、读本叠床架屋,大都面貌相似,淡乎寡味,这就难怪没法引起读者的兴趣了。而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在我们的课堂里,学生们很难感受到读史的乐趣,培根所谓“读史使人明智”云云,对当今的学生而言真同痴人说梦;至于施教者以为既然学校里设有历史这门课,学生们便可由此而进阶,徐徐养成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这样的教学目的是否能够达成,委实不容乐观。
近年来,随着传统国学的日益昌明,坊间陆续印行了一些20世纪前叶史学大家的著述,意在救治目今教科书的偏枯与风痹,确实不失为一种应急的良方。缘此,我社亦将黾勉从事,着意选取那些学养丰赡、确能使读者感受到华夏文明的血脉肌理的大家之作,有识者鉴焉。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12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自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顾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