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革命生涯》在习仲勋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共片集了85篇文稿，约59万字，现已选编成书，计有67篇文章，46万字，43帧图片。

本书以习仲勋同志的自述《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一文为开篇，而后将文章按习仲勋革命经历的历史时期和有关专题分别编入。这些文章大致记述了习仲勋70多年革命生涯，但还远远没有反映他的全部光辉业绩。

本书以习仲勋同志的自述《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一文为开篇，而后将文章按习仲勋革命经历的历史时期和有关专题分别编入。这些文章大致记述了习仲勋70多年革命生涯，但还远远没有反映他的全部光辉业绩。作者们怀着满腔热情，从不同角度，情真意切地回忆和记叙了在不同时期与习仲勋同志并肩战斗、合作共事、共同生活的生动事迹。

习仲勋自述：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与习仲勋

习仲勋从群众中来

习仲勋在陕甘边根据地

实事求是 忠诚革命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岁月

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

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

习仲勋在缓德

习仲勋在陕北的革命活动

习仲勋在关中

记习仲勋在西北局工作

多年交往见真情

我的老战友习仲勋

坚持实事求是的习书记

冷静清醒的领导者

“你不该假坦白”

记者眼里的习书记

人民心中的习仲勋

记习仲勋的革命业绩

我的挚友习仲勋

习仲勋与彭总并肩点头在西北战场

来自烯火战场的关怀

赞习仲勋

“以至诚之交友”

创造性地运用统一占线政策法宝

统一战线工作的楷模

几件往事的深刻印象

藏胞心目中的亲人

习老与张治中的深情厚谊

习老与父亲邓宝珊的亲密交往

习仲勋与尔德尼归藏记

习仲勋与喜饶嘉措大师

“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真正的人民公仆

人民的忠实勤在习老身边工作20年

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

生动的一课

习仲勋的感人事迹

文艺工作者的知心朋友

习书记与绥德文工团

文艺兵心中的领导人

亲切的关怀

习书记关怀我的成长

关心陕西秦腔戏曲的振兴

呕心沥血植艺苑——记西安邵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16年的苦难历程

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日子里

习仲勋两次下放洛阳

拥抱与热泪

参与制定广东特殊政策前后

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

习仲勋在广东二三事

众手拓出新天地

习老两次到韶关

高瞻远瞩关心青年

习老关心瑶族地区建设

习老给湛江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多好的老区人民啊”——记习仲勋同志视察江西老区

习仲勋关心党史研究

习仲勋与青年工作

终生难忘的教诲

习老参加国庆50周年盛典记

我与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

给爸爸88周岁生日的贺信

后记

毛泽东与习仲勋

《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

毛泽东与习仲勋是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相识的。从那时起，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二十多年来，无论在陕甘宁边区的艰苦岁月中，还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对习仲勋十分关心爱护、培养帮助、提拔重用，特别是对他的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极左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尤为嘉许；而习仲勋对毛泽东更是十分崇敬热爱，坚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下述的几个片断中，可以得到生动的证明。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目，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为受奖的习仲勋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当时习仲勋曾先后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后为分委书记)兼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西北党校校长。在陕甘宁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从内战时起，他就一直领导关中地区的党政军民，顽强地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1943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报道了习仲勋等受奖和毛泽东题词的重要新闻和社论。

1943年春，党中央调习仲勋到绥德任地委书记，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有五十多万人口，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调动工作前，毛泽东找习仲勋谈话，鼓励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这使习仲勋大大地增强了信心。

“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

1944年10月，在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出发前，毛泽东曾对习仲勋说：我们不能老是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但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找习仲勋谈：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

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当时，王震率领的支队，正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曾经询问习仲勋，王震支队回来的路该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习仲勋派人前往接应。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给习仲勋写了7封信，指示十分具体，要求习仲勋派人收集沿途敌军驻防和分布的情况，又指示如何开创新的游击区，甚至包括王震支队回到边区后要召开群众大会欢迎的事都想得十分周到。其中1946年8月29日毛泽东给习仲勋的亲笔信是这样写的：

仲勋同志：

王震部主力已到边区，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年方32岁。调动前，习仲勋对毛泽东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毛泽东热情地鼓励他说：正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泽东一席话，给了习仲勋无穷的力量和鞭策。

毛泽东对年轻的习仲勋的印象，始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时。他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在瓦窑堡，他从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认识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此时，习仲勋年方22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后来，习仲勋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激动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受命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

1947年2月，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延安。2月10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战争扩大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又决定：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中威信很高；而习仲勋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与边区党组织、政府、边区人民关系十分密切，由他协同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与10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经过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大大挫伤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抓紧学习"

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期间，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后，毛泽东勉励习仲勋要认真学习理论，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理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的一本书，两年不就两本了吗！三年不就三本了吗！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毛泽东还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抓紧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毛泽东的多次教诲，使习仲勋感到无比温暖。

P28-33

两当兵变

1926年5月我加入共青团，1928年4月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我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我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

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是反对冯玉祥的旧部，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对我们有所同情。我党利用王的关系派进去一些人进行活动。我到该部时省委已经派了李秉荣、李特生等党员在那里。我们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推定在三团任团副的李秉荣作组长。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决定下到连里去，团副李秉荣作三连连副，营书记李特生当二连文书，我做二连见习官，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全营兵运工作。

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生活十分困苦，杂牌部队中装备、服装和生活更差。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提出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红军之友社。半年后在二营各连建立了支部，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并建立了营委，选我为书记。

1931年春，骑兵旅进行反陇东军阀陈珪璋的战争。同年夏末，该旅旅长苏雨生叛变杨虎城，杨虎城派兵围攻彬县。我当即决定脱离苏雨生继续留在杨虎城部，被编入补充二团一营。为了利用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我们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

1931年秋，陕西省委派焦维炽来巡视工作，商量举行兵变。我们估计到自己力量太小，兵变后打不出去而作罢。这年冬天，部队开驻凤翔，这时我任二连特务长，党内继任营委书记。在部队攻打进占陇南几个县的川军后，即驻防凤县和两当。这时省委派李杰夫巡视工作，又力主兵变，因条件尚未具备，我们没有执行。此后进行了很多的兵运斗争，情绪非常高涨，要求杀死官长等。兵变条件成熟，即在省委来的刘林圃领导下，于1932年3月在两当举行了兵变。

兵变后，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支队长许天杰，我任队委书记。部队准备到麟游打游击，向北且战且走，历尽艰辛。到麟游后仍不能休息，部分同志发生动摇，企图依存刘文伯休息整顿。最后决定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与陕甘游击队汇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到三原武字区去与农民配合行动。5月，刘志丹奉省委指示，带陕甘游击队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我们。当我们向他们靠拢准备攻打永寿县城时，遭到当地土匪头子王结子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兵变失败。

两当兵变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变失败的教训是：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在紧要关头其破坏作用很大；四是旗帜不鲜明，兵变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蒿店兵变等，创建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

第二，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共产党人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建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份的，后来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份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份，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的多方面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都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的崇高评价，也是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勇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

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共陕西省委决定，1992年12月成立了习仲勋文集、传、革命生涯编辑委员会，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同志任编委会主任。1995年12月，《习仲勋文选》正式出版。

《习仲勋革命生涯》在习仲勋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共征集了85篇文稿，约59万字，现已选编成书，计有67篇文章，46万字，43帧图片。

本书以习仲勋同志的自述《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一文为开篇，而后将文章按习仲勋革命经历的历史时期和有关专题分别编入。这些文章大致记述了习仲勋70多年革命生涯，但还远远没有反映他的全部光辉业绩。

本书的作者们怀着满腔热情，从不同角度，情真意切地回忆和记叙了在不同时期与习仲勋同志并肩战斗、合作共事、共同生活的生动事迹。对所有撰稿的作者，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有几位作者不幸逝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我们对他们表示深切怀念。

本书限于篇幅，少数文稿未能编入；有些文稿较长，我们作了必要的删节，在此谨表歉意。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共陕西省委、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等单位的关怀和指导，以及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得到李琦、王刚、田鹤年、蒲长城、刘小萍、张蒙纳、曹维新、王东峰、薛汉军、张会彬、张晓靖、魏建辉、杨巧言、杜聚敏、席大利、王野平、刘洪、黄南飞、王伟功等同志的热心关注和积极帮助；郭永文、吴崇信、肖淮苏、张宁、贾巨川、张培林、邰持文等同志参加了审稿工作；著名装帧设计专家张守义先生为本书精心设计了封面；中共党史出版社和中国文史出版社承担了本书的出版任务，谨此一并致谢！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田方、范民新、张志功、曹振中、刘万朗、徐联升同志。

《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

200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