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无愧为文武兼备的杰出人物。他不仅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诚的活动家、思想家；反对封建主义的英勇战士，也是积极讴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站在时代最前列探索未来、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本书在活动与思想两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展现了朱执信为寻求救国救民革命真理奋斗的一生。

朱执信是近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活动家、理论家。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回国，先后任教广东高等学堂、法政学堂及两广方言学堂。1905－1907年，在理论上阐发三民主义，与改良派论战，同时译介马克思主义。1910年参与新军起义。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广东光复后，历任军政府总参议、核计院院长等职。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后加入中华革命党，积极参与领导讨伐袁世凯、驱逐龙济光的斗争。1917年护法运动爆发，任职大元帅府，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1920年壮烈牺牲。本书在活动与思想两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展现了朱执信为寻求救国救民革命真理奋斗的一生。

引言

第一章 早年教育

 一、出身及家世

 二、接受新式教育

 三、留学日本

第二章 矢志革命

 一、加入同盟会

 二、阐释三民主义

 三、译介马克思主义

 四、组织留日学界维持会

第三章 光复广东

 一、教书与革命

 二、发动会党和新军

 三、暗杀李准

 四、戊申、庚戌广州举义

 五、积极参与“三·二九”起义

 六、广东光复

第四章 捍卫共和

 一、建设政权

 二、讨伐袁世凯

 三、驱逐龙济光

 四、襄助护法

第五章 理论创新

 一、讴歌十月革命

 二、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三、呼吁兵的改造

 四、重释三民主义

 五、称誉马克思主义

第六章 虎门遇难

 一、建设漳州

 二、策划援闽粤军回粤

 三、虎门遇难

 四、永恒纪念

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三)民生主义

此时期，朱执信对民生主义亦有了新的认识。

朱执信认为改造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必须从平均地权着手，这是社会主义实行的第一步。而要实行平均地权，则必须反对独占土地，使人人都能使用土地。“社会的改造，从破除独占做起。自然生产要素里头，土地的独占性是最大，他所以帮助掠夺本领最多。”如果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其余的问题都很容易解决。在他看来，平均地权就是人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来用土地，结果是社会共有。朱执信坚信平均地权一定可以实现，从亨利·乔治以来，已有许多国家试用它，因此，“我们决不要怕他是一个理想，不敢去研究他了”。

发展实业，交通是第一要素，而在交通系统中，铁路又居首位，因此，实业救国必须从铁道做起。为阐述交通计划，朱执信将美国人之《社会化之交通》译成中文。他认为铁路不兴，则农工商业不会发达。因为物产交换要依靠铁路，铁路的贯通能使内地与港口相通，使对外贸易得以流畅。朱执信还把铁路建设与港口建设、矿业开发、农工盐渔各业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和贸易额的增长联系在一起通盘考虑。如他在分析直隶湾筑港之计划时指出：“西北铁路系统与此港关系尤为密切。使其铁路完成，则此港为内外蒙古、新疆、陕甘、直隶、山西各省，举中国北部全部之惟一出口，所以预期其殷盛，可与美之纽约争衡也”。即使直隶港建成，“此种经营，非有铁路计划同时并起，使腹地与此港呼吸相通，直无利益可言”。朱执信还从开发边疆、巩固国防的角度论证了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他通过对伯达铁路的研究，提出了“发展西北方，开辟蒙古、新疆之处女地，以为农园之计划”。西北铁路系统建成，“使中国能获适度之发展，不受一国之羁轭，完成此西北建设之大业”。

在朱执信看来，中国发展实业有独特的资源、人力条件，所缺者，惟资本而已。对于资金，朱执信持开放主义，主张借用外资。在引进外资方法上，他极力反对抵押方式的贷款，赞成在不损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中外双方共同投资，共享利益。他指出，此类借款，“吾意必置之共同借款之基础之上，排去一切损及中国主权之争斗。使其借款纯然为经济的，不生势力范围之问题，若是之外国资本，吾非惟不反对之，且欢迎之”。朱执信认为，只要外债“能够借的妥当，也不一定有害”。他以美国、阿根廷等国借外资为例，说明了借用外资有利于发展本国的实业。“从前北美合众国也是靠外资发达实业的，现在南美阿根廷民国也是靠外国资本的，也不见得有弊。”为充分合理地利用外资，防止流人个人腰包或挪为他用，朱执信还主张实行国民监督制。对于引进之外资“须求中国国民一般之了解，绝对禁止回扣红利”等不正当行为。

朱执信还注意到，在发展实业中应注重分配。依靠资本家办实业，靠少数人做生意攒钱，是不能够使中国摆脱贫困境地的，即使天然资源开发了，实业兴起了，做生意的人个个得意，而一般工人，仍旧是做每月八元的工，这样中国并不算富。随着工业发展的进步，物价必定腾贵，将来工人一定要比现在更苦，广大劳动人民依然过着贫穷的日子。

朱执信随即指出，判断和衡量国家富强的标准是分配问题，“国家富不富，不应该只看总额若干，还要看每人所能受的分配额若干”。根据这个标准，要使中国富强，必须改良旧的分配制度。否则，“那完全是致中国弱的实业，不是救中国弱的”。朱执信强调，应打破旧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分配制度，“要把我们所主张的生产分配方法来换了旧的生产分配方法，才可以算是我们的革命成功”。

针对资本主义日益发达，工人生活每况愈下的现实，朱执信指出，必须要改变工人的境遇，要给他们造成一个有生存权和劳动权的机会。如果能够令有工做的人比失业的人更多，而且工厂的管理权都要让工人参与，那么，工人就会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为资本家创造财富。如果资本家用最长的工作时间，最低的工资剥削和压榨工人，最终一定会发生社会上的危险。如果中国资本家榨取工人的手段，“要比欧美的大资本家凶十倍”，中国劳动人民所受的痛苦和压迫，比别的国家也要多几倍，工人反抗压迫的斗争也会多几倍。因此，朱执信强调“要从国民着想，从人类的进步着想”，必须帮助广大的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重视他们的失业问题和权利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只有这样社会才有稳定，才会有序。

为了阐述钱币革命的意义，朱执信撰写了《中国古代之纸币》一文。中国的纸币，起于宋初，迄于明弘治、正德之际，约五百年。而钱币给人们的启示，朱执信归纳为四点：(1)兑换不必为利，不换不必为害。(2)纸币起源，不专代表货币。(3)政府发行纸币，有货物以回收之，则能保其价值。(4)社会受容纸币之量，视其国民经济之状况而定。基于以上认识，朱执信联系现实，指出“故救今日纸币之穷，惟有置纸币之基础在于所代表之货物，而于其兑现一层，可以置之不问。国家有若干之货物，以回收若干之纸币。则当其纸币流通量过于当时所需之际，纸币自然来归于国库，而物价决无腾贵之虞”。

朱执信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农业发展。他认为，改良农业首先要了解农业的现状。民以食为天，中国以农立国，可是在农业方面从来没有专门调查粮食的机关。为了使人们重视农业，他研究了中国历史的农业政策和农产统计材料，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撰成《中国米的生产及消费》一文，“作大家研究调查的根据资料”。其次，朱执信积极倡议设立改良农业的专门机构，举办农作物试验场，调查农业现状，研究改良方法。他以米为例，指出：“米不好并不是应该如此，乃是没有人研究改良的方法，没有专门农事实验场，如果产米各省，能够设一个大大的农事实验场，把各处的米种，切实比较研究，试验种植，取顶好的种，去求米种的改良，并不是很难的。”再次，朱执信指出要加强对农业的管理。对谷物“荀有适宜之经理，不患其腐败销磨；而不足之地，亦不患因输出之故，致生危险”。“若有一系统之管理，加于谷物之上，则有余之地始输出，不足之地有补填，统中国所产谷物，求学不可敷其食料而有余。”

由上可见，朱执信对于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多着重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根据事实提出解决中国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实际问题。朱执信的解释和提出的办法带有普遍的意义，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能力和处事的原则，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很少能有出其右者。

P136-140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岭南并非“南蛮”，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进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本书的个性。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记得是去年春夏之间，《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副主编黄明同研究员同我说，希望我与张金超同志合写一部朱执信传记。因我已届古稀之年，精力不如以前，加上又有孙中山的研究任务，怕不能完成任务，影响丛书的出版，我没有当即表示答应。后来张金超同志又同我谈起此事，我说：“你现在在职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又有本职工作，能否抽时间写作《朱执信传》一书？”张金超说，近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和从事朱执信研究资料的搜集工作，他表示《朱执信传》的撰写可与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同时进行。就这样我答应接受《文武兼备的革命家——朱执信》一书的撰写任务。张金超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时间抓得很紧，仅提纲就数次与我商议，有时因改动两个字都要我作决定。当然，我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一不干二不休，我就他草拟的提纲做了认真的思考和改定，绝不拖延时间。

本书的写作，张金超同志贡献最大，全书的初稿由他提供，他每写一章，我修改一章，有的修改数次。在学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方面，我比较认真地把握。对于书稿，我只是作些内容的增补和删削，加些评论性文字，以及文字的润色，但全书最后由我审定，我应负全责。

本书能以目前的面貌与读者见面，应该感谢有关同志的督促和检查，更要感谢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蒋斌副部长对提纲的审定。尤其要特别指出的是暨南大学张晓辉教授对初稿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同志的认真和负责精神，也令我们感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各种文献和研究成果，尤其是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的(侏执信集》、张瑛的《朱执信评传》、张顺昌的《朱执信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吕芳上的(侏执信与中国革命》、余炎光的《朱执信》中获益良多，但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出，这是必须说明的。同时，在此向各位作(编)者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诚然，我们对于写作这样一部高品位的广东历史文化名人的著作，也不敢怠慢，数易其稿，做了应有的努力，但能否达到《丛书》编委会的要求和读者的期望，则没有把握，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林家有

2007年10月1日国庆节

于广州中山大学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