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我们家院子里徘徊时，无意间看到母亲高高地坐在花梨木高背大椅上，神情快乐中带有几分傲慢。她旁边的檀香木高腿几上，放着那个意大利人前两天带来的地球仪。那个玩意儿五颜六色，看样子遍布神灵，气象神秘，就像一个几万年也猜不透的甜蜜谜语。母亲一边漫不经心地和人说着话，一边时不时抬起她那细白柔嫩宛如少女般的左手，缓缓转动一下那个神秘的圆球。于是，地球上所有的山川河流旋转起来，一切神灵也飞舞起来了。
母亲出身于京城中医世家，因此，她老人家下过一番工夫，精研了十九种养颜之术，加上她今天穿着生日华服，花团锦簇，山清水秀，让人怎么也看不出她已经是个五十五岁的老妇人了。岁月无情，那时候，一个五十五岁的人就已经很老了。母亲的专用使女棠果也穿上了鲜艳的衣服，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在母亲的指点下还施了淡妆，使她原本娇嫩的脸蛋儿更多了几分矜贵的神色。在以前和以后的所有日子里，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女孩子像能今天这样粉嫩诱人，就像花开到最灿烂的时刻。棠果站立在我母亲身后右侧，很喜兴地端着一副三分恭敬七分骄傲的姿态，衬托得我母亲越发地雍容华贵。
陪母亲说话的几位老妇人，环坐在母亲的两侧，一个个新服欢颜，仿佛在戏台上那样端坐着，举止间尽力维护着自己的身份，但言语间仍然透着对我母亲这位京城大小姐的尊重，甚至还有那么一丝没掩饰住的媚态儿。她们的使女是没有资格站在这屋里的，把她们伺候进来以后，便到院里去了。
坐在母亲右手的是县长熊梦之的正房夫人，这个在我们谯城妇女界被昵称为“大香瓜”的夫人，看起来细皮嫩肉，可是一笑，她那满脸脂粉下的嘴角、额头便叠起一道道皱纹，亚赛失去很多水分的大香瓜。她在母亲生日这天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那以后，一直到后来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谯城后她神秘消失，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此刻，她一手擎着带有黄釉小花的青瓷茶杯，一手捏着杯盖拂动着杯中浮茗，伸着多年前经我父亲的回春之手治疗而变得无比秀丽的脖子，慢慢品尝着我母亲发明的翡翠玲珑茶。她那略显老态的眼神欢快地瞄瞄我母亲，也瞄瞄跪在我母亲面前的三少爷——我的哑巴三哥。
姑妈坐在母亲的左手，她那永远强作微笑的脸上也永远掩藏着一层淡愁薄绪。在我的记忆里，我姑妈的整个命运就好像蜂蜜拌沙子，虽然是甜蜜的，也是硌牙的。恼人的命运赐给了姑妈一双善于刺绣的小手，细长而白皙，简直比她女儿——我表姐陈鱼容的小手还要逗人。此刻陪母亲说话时，姑妈的这双小手一直合扣着，放在左膝上，她的目光带有几分惆怅似的落在那个跪着的哑巴侄子身上，连异国地毯上那些精美的刺绣都没能吸引她。
当时在母亲屋里还有几位有头有脸的夫人，可是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岁月把一些不重要的记忆过滤掉了，让我这个装满陈年旧事的脑海里空闲了片刻。
被许多人当面称为三少爷，背后称为小哑巴的三哥，跪在绛红色的地毯上，虔诚而孝顺地低着头，目不斜视，眼光儿一直瞅着地毯上那些意大利玫瑰花，仿佛一边闻着玫瑰花的芳香，一边听着母亲和几位老妇人的说笑。在这样隆重而又欢乐的气氛里，哑巴三哥再次体验到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众人迥然不同的感受：他暗暗觉得她们浅浅的说笑声就像毛毛虫一样爬在身上，让他浑身说不出的别扭。这会儿母亲没发话，他就不敢起来，就得跪在那儿，欣赏着意大利玫瑰花，忍受着地毯散发出的难闻的羊膻味，在心里临摹那些艳丽非凡的玫瑰花——信手涂鸦、描龙画凤是哑巴三哥的唯一爱好，在我母亲眼里，他的这一特长是一个哑巴孤独性格的表现；而在我父亲眼里，他的这一特长则是上天赐给一个哑巴能及时和这个世界对话的一种简洁方式。
母亲矜持地微笑着，一边应承着客人的话，一边款款翻转着地球仪，看样子是忘了已给她磕过头请过安还跪在她面前的哑巴儿子，只是偶尔停下手来，目光凑近地球仪，脸上一层明显的向往之色，仿佛漫不经心地念叨一声：“意大利，这就是意大利啊！”说着，伸出水葱似的手指，给几个老妇人示范一样点了点地球仪上的某个地方。接着，我的这位高傲的母亲又转动了一下地球仪，看着那个流光溢彩的玩意儿旋转着，她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仿佛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都在顺着她的心意开始变幻起来。
地上铺的那块绛红色地毯，是前两天那个名叫巴利奥的意大利年轻人送来的，正好赶上母亲五十五岁的寿辰，于是，这块还散发着意大利羊膻气味的地毯，连同那个让母亲爱不释手的地球仪，就成了我母亲过五十五岁生日时收到的最别致的寿礼。
据那个操着一口鸟语的小巴利奥讲，他的祖辈是法国著名医学家何内?雷内克的学生，祖辈曾经帮助过雷内克发明了听诊器，但无情的医学史却没有留下他祖辈的名字。盛怒之下，他爷爷改行学起了音乐，如今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教一群孩子拉小提琴。好像为了证明他所言真诚，风尘仆仆穿着破烂的小巴利奥还当场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琴盒，拿出那把形状吓人的小提琴拉了几下，并且得意洋洋地说他从三岁就跟着爷爷拉小提琴了。他爷爷临死时之所以将这把小提琴传给了他，是因为他父亲老巴利奥天生就不喜欢音乐，自作主张地继承了祖宗们引以为荣的医学职业。小巴利奥在喋喋不休中还诅咒了医学史，不过能听懂他鸟语的我父亲却没有翻译他的咒骂。小巴利奥的父亲是我父亲留学德国时的同学，经常兴高采烈地为一个小小的医学问题和我父亲彻夜辩论。他们的另一个同学是个日本人，名叫辻原太郎，戴着一副圆圆的小眼镜，每当老巴利奥和我父亲争吵时，这个个头不高、衣衫整洁的日本人，就会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争吵，一言不发，小眼睛细眯着，活脱脱一副渔人之利的样子。尽管他们之间很友好，但我父亲天生反感这位日本同学，无论是当年相互辩论，还是后来书信往来，我父亲总是带着几分嘲弄的口吻把他称为“地丁同学”。地丁是一种中药，从嫩芽钻出地面到成株后枯死，都是贴着地皮生长，在我们谯城，刻薄的人们都喜欢把身材矮小的人称为地丁。尽管近年来与那位地丁同学间的书信几乎断绝了，但是，我父亲为了保持完整的同学友谊，还是把他们毕业留念的三人合影悬挂在书房里显眼的位置。我父亲比较喜欢老巴利奥，提起他那位下巴上有一撮褐色胡须、辩论问题时老是红头酱脸的意大利同学，常常是哑然失笑。几个月之前，那位爱吵架的意大利佬突然为一个小小的医学术语所迷惑，便特地派他的儿子不远万里来找我父亲，试图使他的疑问得到解释。那张手织地毯是那位意大利医生送给我父亲的礼物，但为了让他的年轻儿子能顺利地找到中国，找到他的中国同学，他聪明地让儿子小巴利奥带着一个地球仪。他指着地球仪上的中国，微笑着对儿子说：“那个神奇的苏医生就在这儿。”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