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文革末期到市场经济时代为背景，以陇东高塬青龙村为故事发生地，以庆阳特色的刺绣、剪纸和香包等民间工艺品为切入点，通过方家奶奶、方秀秀等人那悲欢离合的坎坷人生，从以小见大的视觉，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巨变对百姓的人生及其命运的深度关联，并以其凝重的笔触在捍卫女权的同时，折射出社会转型期青龙村及其百姓所经历的历史沧桑，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农村社会的进程和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精神风貌。

  方秀秀从小承传了奶奶的剪纸和刺绣艺术，她和奶奶一样身怀绝技，但生活给予她的却是种种磨难。但这个庆阳女子始终不放弃不抛弃，勇敢直面人生。在她的带领下，轰轰烈烈的民俗产业形成了，那些富有特色的刺绣、剪纸和香包产品打入了国内，走向了国际市场。作品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巨变与农民的人生及其命运的深度关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社会的进程和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精神风貌。

这部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以陇东高原青龙村为故事发生地，以庆阳特色的刺绣，剪纸等民间工艺品为切入点的长篇小说是陇东地区民风、民情和社会各个时期农民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的全面展示，是当代农民的精神史。

本书已被改编为20集电视连续剧。

第一章 看山是石头，看水是血浓

 父亲从堡子上掉下去了

 在黑漆漆的夜里，我看见了很神奇的东西

 心系女红

 我听到了一个新鲜的词——“民间艺术大师”

 山体滑坡了

 有人勒了羊的睾丸

 新娘跑了，爹被娶走了

 姑娘的心里有几十几道弯

 梦断桃花塬

 一条锁锁挂在了我的脖子上

 瞅你瞅得眼仁仁疼

 妹妹身上有朵花

第二章 石山不如男人骨，水流不是女人情

 一个双耳又短又尖的家伙眼睛一乜一乜地看着我

 夜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五尺长的辫子

 我家来个长得像“济公”一样的男人

 公公踩塌了人家的鸡窝

 你知道蚂蚁拉木锨是怎么回事吗

 墙上挂着一件黑大衣

 城市人抢劫了我家的日子

 第一次获奖

 他把我心上的肉割去卖了

 在“枪林弹雨”中，我走出了会场

 羊肚肚手巾山道道红

第三章 山尖尖上搁不住老棺材，混水沟里飘来了五彩线

 他来了，像个登场的模特，惊艳，抒情，光芒四射

 给棺材上绘画时，奶奶哭了

 他把我拧了一个圈儿

 深圳啊，你是弟弟心中的梦

 一股新鲜的风吹进了山利

 赤冠黑鹇，你是什么

 妹妹走啊走，走不到你跟前

 气得奶奶心口口疼

 我穿越了他心灵的隧道

 袅袅的二胡声在村里回荡

 家里变了，村里乱了

 你的猪把我的猪耳朵咬烂了

 我的人把他的人打了

 山沟沟里的风，钱眼眼里的火

第四章 水在山中转，山在水里哭

 奶奶心中的“月月灯”

 我像燎疳似的燎着女儿

 “螃蟹耳枕”与“一无所有”

 山脊上的皮影人

 在“敲碗叫魂”中，我试图挖掘精神的底蕴

 我也要让鸡生蛋，蛋生鸡

 我的眼前伸来了像画张一样的世界

 我的精神导师魂归西天

 冬日的太阳照在了我的门前

 家家户户亮红灯，十二生肖扭秧歌

 在展销会上，一个来自台湾的老人泪流满面

 在绣金匾的旋律中，我越走越远

后记

1.父亲从堡子上掉下去了

十一岁那年，我和奶奶坐在院畔的槐树下，听奶奶讲着古经(地方语，故事)时，一个人在坡口吆喝道：“方家奶奶，秀秀爹从堡子上掉下去了，赶快去救人啊！”

奶奶大吃一惊：“从堡子上掉下了？啥时候？”

这个人喊道：“刚才来，我听见旺子村人在吆喝，赶快来给你报信。”

送话的人叫邹维福，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虽不是我们村上人，可是一个公社的。我们这个公社叫彭阳公社。他是彭阳公社解家沟人，和我们青龙村隔了两条大沟。如果转塬走，大约得走二十几里路。虽然隔着村，但我们经常能见到他。一是他喜欢到我们青龙村来跟集，在集市上摆个小摊，配钥匙，卖火石等日用品，人都称呼他为“邹货郎”；二是他还能演节目，当个老头、说个快板什么的。一次，他在公社参加演出，那晚人山人海，邹维福可能见场面太大了，在说快板时竞忘了台词，摔打着快板在戏台上来回走动，一句也说不上来。转了三个来回后，他突然说道：

解家沟这个邹维福，

平时精灵紧时笨，

遇到大家来看戏，

东抓西挖难出声。

咳！忘掉词，演不成，

老婆娃娃蹲屁股，

心里骂着眼睛盯，

老邹我——

脑壳冒烟头发晕……

他这样一说，看节目的人哄堂大笑。当时我在戏台前面和奶奶坐着。奶奶说：“这个小伙不一般。”

从此，这个在奶奶眼里不一般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候，我们在去学校的路上碰见他骑着自行车过来，娃娃们就学他：“咳！忘掉词，演不成，老婆娃娃蹲屁股，心里骂着眼睛盯，老邹我——脑壳冒烟头发晕……”

我们高声学着他，说完就大笑，惹得邹维福频频回头看我们，不是冲我们笑，就是冲我们扮鬼脸。

现在，就是这个人给我们送话了。奶奶大叫一声：“天哟……”

我们青龙村坐落在半山腰，坐北，朝南，左面是旺子村、柳树村，右面是新庄村、南湾村，后面是几座女人胸脯似的大山，前面是层层片片的绕山田，再下面就是一条东西横跨的河道。这条河名叫周家河。它时穿山，时越岭，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去。河水且深且浅，深的地方，可见三四米高的岩石；浅的地方，则一览无余。河面也是宽窄不一。宽的地方，可乘拉拉渡过；窄的地方，人就沿着独木桥走过去。那清澈的水不知流淌了多少年了，总是在太阳下泛着白悠悠的光。河道的对面，又是起伏绵延、高低不平的大山。站在山畔上看，我们这五个村庄简直被群山大洼包围着，似乎我们没有了生存的地方，就一户驮一户，一户架一户，一户携一户地蜗居在半山腰，并且大多数住的是窑洞，只有个别人在山台上、或者窑洞前的院子里盖了几间房厦，显示出来一点不甘钻窑的意识，因此看上去我们这些庄户高低不一，左右不齐，这家高，那家低。这家的路插在了那家的庄子前，那家的庄子上越过这家的路。不经意问，这家人能看见那家人吃饭，那家人能看见这家人铡草。家家关联，户户相通。五个村子的几千人就蜗居在这个半山腰里，被杂七杂八的树木笼罩着。如果遇到跟集，五个村子的人都集中到青龙村的集市上，或释放心情，或购买山货。如果需要上塬进镇子，就得上坡翻山；如果要吃水，就得下河去挑；如果需要到新庄村或南湾村等地方去，就顺着河道上桥，过河，然后钻山……

从我们这里朝上空望，天像个蝎子。早上，太阳从蝎子头上升起了；晚上就从蝎子的尾巴上滑下去了。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这个山沟里蹦足达，有时遇到刮风下雨，前后山上的黄土就朝我们灌了下来，动辄掩盖了我们的视线。

而真正干扰我们视线的就是横在河对面的那个堡子。它像长蛇似的爬在山间，头前头后是高低不一的群山，左右则是深山和河流，远远看去，像一条将穿越山顶的巨龙。堡子头是一个高高的土堆，像哨兵似的立在那里，远远看去像龙头在跃起。土堆下面有一个明显的崾蝓，仿佛人从脖子处给砍了一刀，难怪“巨龙”被卡在那里不动了。临河的这面，“巨龙”的肚部泡在水里，从那七八米高的青黑的岩石上，可以看出日月磨砺的痕迹。“巨龙”的半身处，也就是面向河道的这一侧，还有一溜儿悬在空中的窑洞。只是那窑洞由于塌陷，险乎乎地挂在那里，看上去像个半张的青蛙嘴。

就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堡子，和我们青龙村遥遥相对。平时只要走到院畔，就能看见它。从我能想来事的时候起，我就不止一次地盯着堡子呆想：为啥堡子山的形状和其他山不一样？那窑洞是怎么修在悬崖峭壁的？窑洞里曾经都住过啥人？这些悬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奶奶和村上的老人，他们都有各自的说法。最多的说法是，这个堡子上曾死过不少人。有人还为此编了不少与堡子有关的鬼故事，吓得一般娃娃都不敢上堡子，说堡子山上有鬼。

但是有一次，我萌生了上堡子山的念头。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替父亲去放羊，联合我的好友王根梅和村上的娃娃将羊赶下了山，越过河，拐到了堡子山的那一侧，将羊打进深沟里，我们又沿着那陡峭的山路，一鼓作气地上了堡子山。我喜欢放羊，喜欢听山崖那清亮的回声。一有空，我就主动替父亲去放羊。我和根梅赶着羊，拿着绳子和镰刀，打算在放羊之际，给猪割割草。

堡子头上的那个崾峻处，远看去不太深，但走近一看，是很深的，距离也宽。相反，衬托得堡子头像个堡垒似的耸立在那里，硬生生地将身子隔开了，显得挺拔，危险。难怪村里很少有娃娃下到堡子山上玩，这里确实是个人不易下去的地方。即使那些胆大的娃娃来这里玩，也只能在堡子头上玩。只有善于爬高走陡的山羊，才有胆量下到堡子下面吃草。因此，一般放山羊的人才敢将羊赶到堡子上去放。

见到这情景，我吓住了，坐在堡子头上观看。根梅说：“咱们下去玩吧！”

我说：“不敢，太深了，吓人哩。”

根梅说：“怕啥？表叔(地方称呼，这里指的是秀秀爹)不是经常在堡子上放羊吗？有时候还听见他在堡子上拉二胡呢。”

父亲是喜欢拉二胡，特别喜欢坐在堡子头拉。有时候，他带着二胡，将山羊赶到堡子山上，让羊在山下面吃草，他则坐到山头上拉二胡。那悠扬的二胡声，通过空气，通过山崖，悠悠扬扬地传进了人们的耳朵，连村里的老鼠都习惯了父亲的二胡声。

“我爹是在这里拉二胡，可没见他下去过啊。”

“大人没下去过，就不能说咱们不能下去。咱们不会试试？”根梅说。

我的另一个伙伴说：“不敢下去，有鬼哩。”

根梅说：“我才不信有鬼。”

根梅的说法正合我意。我即说：“也行，先把我吊下去吧。你们先把我吊下去。”

我仔细察看了地形，尽管墙崖上有人攀登过的脚窝之类的痕迹，但没有绳子，确实很危险。必须用绳子将人吊下去才行。

“要下咱俩一块下。”根梅即说。

其他娃娃见状，纷纷叫嚷着要下去。我说：“得要吊几个人啊。先把我和根梅吊下去，我们上来了，再吊你们下去。咱们换着下去看看。”

我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于是，我们将两条绳子挽在一起，一头绑在腰里，一头由几个娃娃拉着。我们四个先将根梅吊了下去。接着，剩下三个娃娃将我往下吊。我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按着山崖，配合他们往下沉。尽管我上堡子心切，觉着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当我真正被吊在空中时，不由得心跳了。我紧紧地抓着绳，闭着眼，顺着凹凸不平的崖往下溜，我的身子被蹭得生疼，土直往嘴里钻。我怕绳子断或者他们拉不牢，溜了绳，把我摔死。但再一想，电影《红牡丹》中的红牡丹从那么高的绣楼上跳到楼下的马背上，不仅没摔下去，还能策马而去。就是把我摔下去，只要我把腿蹬直，是不会摔死的。

她们三人毕竟是小女孩，把我吊得忽快忽慢。为了增强凝聚力，她们不时在上面吆喝着，一个叮咛一个要捉牢绳子。我被一截一截地往下沉着。眼看就要落地了，一束白鸡婆草挂住了我的衣服。我存挣脱之际，绳子断了，我一个仰身倒了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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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最富于原创的人。我也念过大学中文系，也写过诗，填过词。可是我成不了作家。农民被认为是偏于守成的，农民妇女，尤其是北方的，在大众媒介中是一种围绕炕上和锅台活动的刻板形象。一个农民，如果还是女流，还没有念完初中，与作家的社会差距是太远了。她要像孙悟空一样翻多少个筋斗才能跨越这个距离？

今天，中国已经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从一个阶层跨入另外一个较高的阶层是要经过很高的门槛的。处在结构最高位置的是精英阶层。文化精英的顶级代表应该算是作家。如果要找一个相反的底层代表阶层的话，那是非农民莫属了。在把大量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的革命时代之后，“农民”和“作家”是越来越连不起来了。

天底下就有这样一个农村女子——汪忖芝。她，13岁因为家贫辍学，19岁就结婚当了母亲，似乎已经被纳入了北方贫困地区农村女子的宿命。然而，她不认命，不信邪，不守本分而“玩纸片”。经过一二十年的磨炼，她已写成了第二本小说《黄土女女》。距离汪忖芝的家乡不远的赵树理，当初也是农民，也没有念过多少书，后来也成了大作家。可是，成就他的有革命这只魔术师一样的手。她现在成了不断出书的人，可不是靠时代的魔术师。她的成功靠的是自己那双既能够使锄把也能够拿笔杆子的手，靠的是厚重的陇东地域文化带给她的灵气和心气，靠的是自己的苦心、韧劲和真情。当然还有她的代表性，作为陇东农民、作为西北农民、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性。

在数亿中国农民中，能够把自身对于磨难的反思表达出来的人，太少了。是人都会咀嚼磨难。在咀嚼之后，一些人咽了下去，一些人当作牢骚发泄出去了。在咽下去的那些人中，有的酿造成了自卑、宿命。有的发酵出仇恨和暴力。很少的人咀嚼出感悟与艺术。其中少得可怜的若干人能够抒发为作品。其中更是少得可怜又可怜的几个人能够找到机会把作品发表出来。在我们的世界里，从书架到垃圾堆，摆的扔的，到处都是小说。可是，你要找一本由今天的农民写的小说，难！其实不是你找的难，是农民写的难，是农民写了之后发表难。

我从王知三先生处知道汪忖芝写了这么一部小说。收到汪忖芝邮寄来的打印稿和软盘，我先交给我的两个博士生去看。一个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还顺手修改了若干地方。另一个告诉我没有时间从头到尾读完。我想，这很正常。如果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都对这个农民的小说有强烈的兴趣，那太是奇怪了。汪忖芝的小说首先是写给她的父老乡亲的，其次才是写给一部分有心的知识分子的，写给我们整个社会的良知的。我们要感悟其中的价值，就必须是有心人。

我看这部《黄土女女》，做了好几页的笔记。我在键盘上写起来，却怕长篇大论吓跑了她的读者。

这部小说在陇东民俗风情的画卷上展示了一个生活在山区地带特殊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能剪会绣的奶奶、崇拜奶奶的孙女、致富心切的黄东东、能唱会演的邹维福、酷爱二胡的父亲、性格叛逆的根梅、深爱女女的郭延平，随着曲折的情节和精彩的叙述，使读者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情节和人物所营造的氛围之中。本书由40来个自由而连贯的小章节组成，无论从哪个章节进去，都能看到一个曲折的故事和活生生的画面。不经意间，剪纸飘来，民歌乍起。读着这本书，你会被一种自然主义和人文悲情所笼罩。生命图腾的意识很强。女主人公在她奶奶的教导下，以艺术点缀平凡，以希望冲破重重困难，以真情、善良和宽恕对待利用、欺骗和伤害。其间那个苦啊！

“黄沙沙的地哟蓝格莹莹的天，泪蛋蛋淹死人没深浅，弯弯的河水缓缓地流，长长的日子够不到头。红艳艳的山丹花满洼子长，啥时候活出个人样样……”  在悲苦之中，又有一种不甘命运的呐喊！有反省、反思能力：“我的愿望像一桶水，我想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能满满当当地灌满桶，然后挑回家。可是，现实只能使我挑半桶水，我也只能靠这半桶水来维持这个小小的生意了。桶里的水满了往往不溢，半桶水倒还晃摇，甚至溢出。我只有一点一点地去蓄水了。犹如过日子，说起来容易，可进行起来难。有的人过日子一蹴而就，有的人过日子则朝朝暮暮的，我只有在朝朝暮暮中推行着日子。”当女女心境有点悲观时，奶奶不是给她剪《生命树》，就是说些开启她心智的话：

“人啊，谁都有个难念的经，就看人咋念哩。念得好，别人听上去喜欢；念得不好，就损人损阴德。年轻人不论经历了啥事情，都不一定是坏事。人不进沟，就不知道沟有多深；不上塬，就不知道塬有多大。”

最后女女终于走上了高大宽阔的黄土平塬，她的香包剪纸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这就是《黄土女女》这本书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处处高唱生命的颂歌。尽管连邹维福在内的五六个生命在各自命运的河流中夭折，但潜伏在这个群体中的那种奋勇向上的心气和做人的骨气没有被破坏。

小说全面描写了西部乡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发展和人的思想观念变化的艺术记录。情节跌宕，故事固然感人，但是，在我看来，小说带给人的反思，并在反思中建立信念的方式，对于生活艰难而又心情败坏的人是极有启示的。主人公在开头表达自己，“我们农民的生活本来就是单一的，机械的。要把这单调的生活变得生动，甚至经典起来，那就需要爱情。”“有爱情，就有过日子的信心。有爱情，就有尊老爱幼的善心。有爱情，就会有奶奶的剪纸和香包。”“可意的对象，和睦的家庭，丰饶美丽的家园，鲜红的剪纸，这是我生活的境界，也是我的追求。”读这些段落，可看出生活在黄土层中的农民的心灵。我是欣赏主人公的心灵的。

甘肃是和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联系着的地方，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也是周先祖开疆拓土的起根发苗之处，在这块神灵俊秀的土地上至今仍然积淀着厚重的中华文化。汪忖芝以亲历人的身份承传了中国女红赋予给人的灵秀才气和美学精神，以小说的方式阐述了一条持守灵性、艺术为生的生活态度和做人方式。这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来说，无论是作者的经历还是小说的自身价值，都是一本值得研究和可看的书。

小说在阐述人物命运的同时，也极其详细地展示了陇东的风俗。我们把这些描述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可以视为一种自述式的民俗志。从求子、孩子的出生、婚姻，到老人的寿诞、丧葬，其间的礼节和仪式都有极其专业的记载。关于刺绣和剪纸的图案、工艺及其传习，更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

我没有机会问汪忖芝为什么要写作。从她的小说读来，好像是不吐不快的冲动大于成名成家的意念。无论实情如何，我相信汪忖芝现在有一百个动机继续书写。

2008年11月21日

(本序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小时候，我常见奶奶坐在窗前，一边做针线一边哼哼着歌谣。那歌谣大多数是她自己编的，听起来词儿有些模糊，但很好听。无数次，我听着奶奶的哼哼，望着对面的山峦出神。我家的地理环境就像书中描写的那样，有山，有堡子，沟底有河。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落后与贫穷的。但是，总有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意义。譬如奶奶的歌谣和故事，逢年过节时红红绿绿的东西，给我们单调呆板的生活带来了色彩。那时候，我觉得奶奶很有文化，故事多，经验多，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她总能说出道道样样来。奶奶坐在窗前做针线哼哼歌谣的情形伴我度过了贫困的童年。

后来，坐在窗前的则是母亲了。窗台上放着煤油灯，在如豆的煤油灯下，母亲总是埋头挥动着捉针的手，给我们缝缝补补的。我们姊妹一溜儿睡在炕上，眼睛经常盯着母亲看。母亲什么时候睡，我不知道。但是，每当我睁开眼睛时，母亲又坐在窗前了。一次，我问母亲：“你咋不瞌睡，晚上睡得迟，早上起得早？”母亲说：“咋不瞌睡呢？！硬往起爬。趁这个时候不给你们做点针线活，白天出工紧的，捉不上针。”

我们兄妹五个，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力。为了别让我们破的鞋漏着洞，母亲的针线活儿基本上都是利用晚上和清晨坐在窗前完成的。她在窗前的身影，成了我眼里的剪影。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没瞌睡，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儿。

有一天晚上，我被“刺刺啦啦”的声音吵醒，睁开眼睛一看，母亲竞爬在窗台上写东西。母亲的字尽管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她洋洋洒洒地写了大半张。她竟然给在县上工作的舅舅写信！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和奶奶一样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咋还会写信呢？原来，母亲曾经念过两年书。怪不得村里人总说母亲聪明、贤惠、勤劳，做事有模有样，是因为母亲还念过两年书，她识字，在村里多少算是个文化人。

母亲希望我和舅舅一样念成书，将来成为一个大学生。可是，由于家庭的巨大变故，我被迫辍学了。在无奈与痛苦中，我也坐在了窗前。

我坐在这里不是哼哼歌谣，也不是做针线，而是看书，在如豆的煤油灯下看书。那年月，没有写字台，窗台就成了写字台；没有电，就沿用奶奶和母亲惯用的煤油灯。

有时候，我看得困了，想睡，但想到奶奶和母亲坐在窗前的身影，我一下来了精神。仿佛在这里，我接受了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告诉我如何克服自我懒惰，如何适应艰苦的生活，如何在艰苦的生活中保持乐观的心情，想到这里，我就有一种神性的力量。是啊，奶奶在缺吃少穿的情景下能哼哼歌谣，做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母亲在繁忙的体力劳动中夜夜坐在窗前，为我们兄妹五个的穿戴辛勤地忙碌着，我为啥不能呢？

我在感受奶奶精神、母亲精神的同时，雷锋精神张海迪身残志更坚的精神也激励着我。我在多种精神的互动和鞭策下，坚持着对文化的追求。我觉得人要在艰辛繁复的生活中保持生命的昂扬和充实，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尽管我们的文化有可能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高度．但起码能使我们辨明是非，做好人，写好人，能在贫乏的生活中寻找出生命的意义，能找到前进的方向，能感受到时代的命脉，能看见高远的世界趋势；能像母亲一样，通过手中的笔与他人进行心情和精神上的交流。所以，当我成不了学校的文化学习者时，我就自学起了文化，我要通过自学来托起文化知识的梦！

从此，我坚持着靠在窗前看书。窗台上的煤油灯后来变成了小小的台灯，我追求文化的兴趣没有改变。有一年，由于爬在窗台上写东西，一个冬天下来，我的胳膊关节处磨出了两个破洞，白花花的棉花露了出来。但我觉得，我并不比在校的学生差，我和他们处在同等的地步，只不过是环境有别而已。

窗前，成了我挥洒青春的平台。我的目光从窗口射出，我的心灵随之伸长，我的感受在这里沉淀，我的信念和理想逐渐在这里形成。

转眼间，二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岁月已使我青春不冉，但我对文化坚持不懈的追求终于使我或多或少地拥有了它，我不仪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农民，还成了一个文学作者。我有效地延续了奶奶和母亲给予我的精神和灵气，还与脚下的这块土地上的地域文化有了神性的认识和对接，从而产生了这部沉甸甸的《黄土女女》。

尽管我目前的条件较之当年的窗台有了质的提升，但和整个大的环境来说，我还处在弱势阶层。但作为一个只念了几年书的农民，没有对精神和文化深刻的膜拜意识，是不会达到出版书籍这个程度的。文化使我支撑起了精神的天空，使我有了强悍的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欲望。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黄土女女》，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写出了我们黄土高原的特质，无论是生态的还是精神的。她能否走向博大，走向读者的心灵深处，只有读者去体会了。

最后，在作品付梓之际，我特别感谢中央六部委提供的这个“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的伟大工程，让我们农民的文化面貌、精神面貌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得到集中展示，让我们带着泥土的芳香和独特的地域资源走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也感谢甘肃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庆阳市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等各级组织的关注和支持，使《黄土女女》以独特的风格走上了银屏。感谢著名编剧张锐老师，他宝贵的剧本提纲使我对《黄土女女》的修正很大的提升。感谢中国社会出版社能在众多的作者中发现我，为打造这部书做出了辛勤的努力。

感谢为这本书的修正和完善提出宝贵意见的上海著名编辑张斤夫老师、上海作协秘书长臧建民先生、太白文艺社编审孙见喜老师、本书的责任编辑牟洁老师和未曾谋面的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等。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由于本人的局限性，本书可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社会各界的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汪忖芝

2008年11月19日上午

独特的生活，奇特的视角，鲜活的人物。

作者用心血、泪水和智慧耕耘出这片神奇的、仅属于自己的“文学特区”，每个读者走进来都会惊叹不已。

——上海著名文学编辑、评论家 张斤夫

作品透过两代“女女”的魂魄和对美的追求，体现出了他们冲们原始生命力的激情和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持有的希望，带出了西北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刻画出了她们特有的善良、宽容、质朴、勤劳和坚韧的品质。戏剧冲突自然而密集，叙事充满张力。尤在语言方面，语言的个性化、生动化是少见的，展示了黄土地的地域风情、地域文化的特色，很有味道。

——中央电视台著名文艺评论家 李准

《黄土女女》叙述节奏激徐疾得当，通过一家人心灵的微妙变化，折射出中国农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的变迁，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农民30年的精神史！作者写得沉重、厚重、深重，文笔扎实有力，细节描绘绵密而质底辉煌，人物性格逻辑坐得很实，遵循坚实的生活依据，这一切得之于作者厚实的生活底子……

——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副编审 孙见喜

这部集中反映庆阳民俗、民间文化，特别是富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黄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文学作品“黄土女女”已被注册成商标，期待以此来挖掘具有甘肃印记的“中国女红”教育资源。

——记者郭兰英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