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的是20世纪大动乱中我国文化界以及政治军事方面知名人士的某一侧面,某一生活片断。书中全部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亲见、身受的事;亲历亲见之外,新闻的事必须闻于可信的人,且从侧面得到证实的;他把人和事放到历史的大背景里去认识;记住自己是向有幸结识的前辈和同辈朋友求知问道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不借此谬论知己,把握分寸,不搞交浅语深那一套;写到的人物,除极少数例外,都是精英,各有建树,必须力求客观公允,不溢美,不借此攀附;知人论世的负责态度,既须表现在不溢美上,也须注意不为贤者讳,虽圣人不能无过,隐过结果是不真实,不真实的回忆录毫无意义。
我常常想,为什么这个苦难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贡献的许多先辈,他们的一生,如果可以一两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在无私的奉献中度过他们的一生的。他们是时代的忠实的儿子,完全地、无保留地听从时代的召唤,忘我地投身于我们时代严酷、艰难,而又极其壮丽的斗争中,他们只知道给予,而不知道索取,他们是最善良的给予者。
我是1942年,香港沦陷后大批大批文化人脱险回国聚集在桂林时见到梁漱溟先生的。1941年3月我在桂林。他从重庆潜赴香港时,曾在桂林讲学两个月,以避免引起蒋的注意,我那时刚好离开桂林,没有机会听到他讲的“中国文化意义”。这批文化人有更多的政治性人物,梁先生或许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的声望,加上他当时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住在东江七星岩旁六合路桂林师范学院,是他的学生曾作忠教授给安排的。桂林是他的家乡,然而那时旧家已没有可居的地方,他的父亲梁巨川先生曾经是桂林人的骄傲,著名的爱国者,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基地都是在山东,而不是广西。
战争使桂林的居民成倍地增加了,著名的名胜花桥,很快地成为一个热闹的集市,那时,我在花桥东边的东灵街租一间民房住着,每天到桥头的一家广东人开的小饭馆吃饭,住在六合路的梁先生也常到那里吃饭,不知怎的,店主知道梁先生是“大人物”,居然买了一张红纸,请梁先生给写了店名“广东”两个大字,而且还落了下款,贴在一木板上,挂到只能摆放三张桌子的夫妻小店的正当中,店主还十分得意地向我夸耀,这可真是只有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才有的景观了。
梁先生是茹素的,只吃一碗蛋炒饭,加上一碗有几片青菜叶子的广东式清汤。
我只是在集会上见过他,他还记得我,我是晚辈的晚辈了,吃完饭,我觉得不能就这么走开,就陪他走过七星岩前的椟霞寺(那时是广西省立医学院),在建干路口处转弯,再向六合路走去,一边走,一边向他请教我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他用那智慧的大眼睛从眼镜片后面认真地、慈祥地望着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非常诚挚地回答我的提问。他的外貌使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个瘦小清瘦的躯体里怎么能贮存并滋生着那么多学问和思想,当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时,我觉得那似乎是他的灵魂在发出质问:你们怎么把我安放到这样的躯体里?!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改名时少掉了“政团”二字),我读过他发表在《文化杂志》上的《香港脱险后寄宽恕两儿》,对他的学术思想却不想提什么问题,那太复杂了,我想问问他一些更迫切的问题,想从事西方的议会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我以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如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没有人民的武装不但不可能胜利,甚至无法打下去。
“军队应该国家化”这也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说,国家,不就指政府吗?现在是蒋家天下,军队国家化,不等于把所有的武装力量都交给蒋吗?
梁先生举出了像广西以及云南、山西、四川地方势力,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妨碍着国家的统一,然而,我分辩道,这些地方势力,多多少少都表现得比蒋好一些。
“军阀,是国家的大祸”。蒋介石难道不是最大的军阀吗?那时候,年轻的我对梁先生的悲天悯人是有很大保留的。
一次,我和他谈到新诗,他知道我是写诗的:“新诗,我看过胡适的新诗,也可以的”。我拿来一首小诗《近郊建筑》请他看,他只是说:“新诗好像还是在尝试时期吧”。
在小饭馆里吃蛋炒饭的日子没有持续好久,他和比他小6岁的桂林中学的一位陈老师结婚了,当然啰,陈老师在生活上给了他周到的照顾,梁先生说,这场婚事,他是“不设防的城市被攻人”了,不只是风趣,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撤退到桂林的旅港民主人士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桂林成为蒋的心腹之患,据说,蒋曾为此而气愤得骂娘,特务开始抓人,著名的活动家萨空了突然失踪了。对于仍然以忠厚长者的风度来推动议会政治斗争的梁先生,这应该是一次凄厉的警报。
1949年,日寇要打通大陆走廊,为了保存实力,蒋的大本营早就决定放弃,自河南至贵州这条漫长战线上的抗拒,桂林沦陷了。梁先生和一部分文化人逃难到桂东的八步,抗战胜利后到了重庆。
旧政协后,梁先生在重庆办勉红学院(从这一时期起他似乎已经脱离政治活动),国共两方面都不喜欢他的主张。
1949年政协前夕,他被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不久我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其中之一是:他去见毛泽东主席时,提了两点疑问,其一是,这次他从四川来,一路上看到很多人还穿着破衣服,其二是,他看到很多新印的钞票。
即使从最好的解释来说,如果相信梁先生确实如此单纯、天真,甚至不免迂腐——他的这种疑问,不就等于是说:既然是共产主义怎么能让有些人穿得好,有些人却穿破衣服?既然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还有钞票?这就是说,他根本不懂政治,如果加上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反对内战,不同意民盟,不参加蒋的“国大”以至于退出他曾是主要发起人的民盟,都可以更干脆地判定他是个不懂政治的人物。
然而他的社会理想和学术观点却是不可动摇的,他的“村治派”事实上最后也并未形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政治人物,他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他的乡村建政运动缺乏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的浪漫主义气息,他成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而他却还要讲些不讨人喜欢的话,从被指斥的“伪君子”还加码为“伪君子真小人”。
万幸,他虽然经过1955年那场后来看来已不那么激动人心的批判运动,逃过“文革”这场劫难,我们因此还有这样一位“最后的一个儒家”。早年的社会,政治实践,直到成为民盟早期的重要人物,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短短的插曲,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作为一个献身救世事业的圣徒的信念。是历史选择了人呢,还是人自己选择了历史?从他身上,我们能够得到多少解答呢!P006-009
因为写的是20世纪大动乱中我国文化界以及政治军事方面知名人士的某一侧面,某一生活片断。和他们相比,我只是个要向他们求知问道的后辈,因此,我给自己定下的要求是:1.写亲身经历,亲见、身受的事。2.亲历亲见之外,新闻的事必须闻于可信的人,且从侧面得到证实的。3.把人和事放到历史的大背景里去认识。4.记住自己是向有幸结识的前辈和同辈朋友求知问道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不借此谬论知己,把握分寸,不搞交浅语深那一套。5.写到的人物,除极少数例外,都是精英,各有建树,必须力求客观公允,不溢美,不借此攀附。6.知人论世的负责态度,既须表现在不溢美上,也须注意不为贤者讳,虽圣人不能无过,隐过结果是不真实,不真实的回忆录毫无意义。7.相信历史,历史最公正,不急于对未有定论的人和事作结论。8.文风力求朴实,炫“才”媚俗的文字。也是一种“水分”,写真实,就不会因求华而失实。
“天气转凉,很多事得一步一步办,年岁日增,来日无多,首先想到的是写作,正在写的三首诗要写——其次是回忆文集,今年是完不成了,胡、聂未写完——”这是彭2007年9月7日日记中片段。这年9月2日,几个青年朋友按旧习俗提前为他庆祝88寿诞,引起他的感慨,不幸的是,半年后他竟无奈地、不忍心地匆匆离去,那眼神时刻在我眼前闪现,令我难以自控而伤心痛哭……在清理他的文稿时读到“梅志与胡风三十年”,纪念绀弩的“无私的奉献”时,想到是否可以用来弥补他“胡、聂未写完”的愿望于万一?1979年重上讲坛时写的《回忆严杰人》一文,记得当时曾敏之先生曾提过以他俩的情谊,应写得更充分些……原稿中多处作了标记,估计是准备修改而未拿出来发表的。我把这三篇文章重抄一遍,同时把有关的十多篇纪念文章,以及他生前编好的《回忆录》目录一道,由女儿丹丹送花城出版社林贤治先生审阅,请他考虑是否适合增编进《回忆录》。书中收录的是他一生旅程中崇敬的师友的《忘不了的记忆》,他是抱着“后辈”的态度谨慎地写下来的。现在,在林贤治先生和曹玛丽女士的努力下,以《那一代》为名和读者见面了,我和女儿衷心感谢。
回望几十年漫漫的人生道路,两人风雨同舟,共同肩负着那不能承受的重中之重的灾难,痛苦的磨砺,流离的辛酸,关键时却离多合少,耗费了多少美好的青春。而今人天相隔,一年多来,在这个我们共同守护过的家,忍受着痛苦回忆的煎熬,只为尽自己的余力,为他做一点能做好的未竞的事,珍惜他遗留下来的文稿,从那片纸只字中体验到他的呼吸,他的脉搏,余温和点点火星……
前年,他兴致勃勃地从市场捧回一株木槿花苗,说是纪念牺牲了的朋友辛劳的。在他怀着梦想毅然离家,狂热地投奔革命熔炉新四军的那段日子,曾与辛劳同住医院治疗肺病,他们日夜地读书、谈诗,或在山野散步,辛劳成了他终生不忘的良师益友,至今保存着弥足珍贵的一张照片;辛劳手边有一支缠花的手杖,还有“缠着木槿花手杖……”的诗句。今年晚春,在冷静的门庭小院,那紫色的木槿郁郁葱葱,竟然开出了带红色的花朵。我不禁想起那首喜欢的小诗:
金华送辛劳去上海
用梦喂养的日子,
就这样匆匆离去
难道伴随我们的
永远是吹来的阴云冷风?
梦花落了……
梦再开花时
不会是这个模样
不会是这个颜色。
据说是灵魂升天了,就自由了,就幸福了,就无所不能了!啊,亲人,爱美的朋友,你们看到了吗,看到那紫色木槿开出红色花朵了吗?
兰馨2009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