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创作的过程好像女人生孩子。
我不会这样形容我的小说,我还没有试过生孩子,我怎知道呢?
我觉得它像一次恋爱。
我全情投入,狂热地爱,沉溺、沦落、不能自拔,“他”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要分手了。
在某些地方,我流过眼泪,情节纵使是假的,感情却是真的,遗憾也是真的。
我轰轰烈烈地谈了一次恋爱,“他”是一个好男人。
我希望读者也能够跟“他”谈一次恋爱,带着遗憾离场。
当下一个月满星稀的夜晚来临,而你觉得寂寞,我希望你会想起“他”。
然后发现,我想写的,是一个关于距离的爱情故事。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两个心之间的距离。
这一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一套六本的《张小娴小说精选集》,收录了我十六本小说,它们是:《面包树上的女人》(收录《面包树上的女人》Ⅸ面包树出走了》)、《三个ACUP的女人》(收录《三个A CUP的女人》《再见野鼬鼠》)、《荷包里的单人床》(收录《荷包里的单人床》《三月里的幸福饼》《雪地里的蜗牛奄列》)、《蝴蝶过期居留》(收录《那年的梦想》《蝴蝶过期居留》《魔法蛋糕店》)、《我们都是丑小鸭》(收录《我们都是丑小鸭》《刻骨的爱人》《流波上的舞》)、《情人无泪》(收录《卖海豚的女孩》《离别曲》《情人无泪》)。
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比较喜欢的作品,应该可以一慰大家的“相思之苦”。未来的一年,我会有更多时间回到内地工作,找写书的题材和灵感。我希望可以游走中国每一个城市,也让这些城市的风光和故事在我心里游走。
云生:
一月六日的傍晚,我到了法兰克福。全球最盛大的布艺展览,明天就在这里举行。
法兰克福的气温只有零下九度,漫天风雪。冒失的我,在雪地上滑倒了两次,好不容易才爬起来。
因为滑倒的时候弄湿了头发,发梢竟然结了冰,冷得我直打哆嗦。
我住在与展览馆隔了一条河的酒店,这边的酒店比较便宜。我住的酒店就在河畔,在房间里,可以看到雪落在河上。
第一天,在展览馆里,我看到一幅来自印度的布,淡黄色棉布上,用人手绣上了一朵朵白色的雪花,手工很精巧。你知道雪花吗?这种外形有点像百合的雪白色的花,象征逆境中的希望。
它是代表一月的花,而你是在一月出生的。
在窗前挂上这样绣满雪花的布,那不是等于挂满了希望吗?
那一年的十二月下旬,我到发廊把留了十年的长发剪掉。
“太可惜了,头发已经留到背部。”我的发型师阿万说。
阿万依我的意思把我的头发剪短,露出一双耳朵来。
离开发廊时,我觉得整个人轻松得多了,长发,原来一直是我的负累。
没有了长发,街上的寒风吹得我的脖子很冷,这一天的气温突然下降,只有七度,听说再晚上点,温度还会更低一些,我赶紧去买一座电暖炉。
买电暖炉的人很多,货架上剩下最后一座,你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看到这唯一的一座电暖炉。
那天的你,穿着很多衣服,毛衣外面加了一件棉袄、棉袄外面又穿了一件毛衣,毛衣外面还加了一件厚绒外套,个子高大的你,看来弱不经风,不停地咳嗽。那一刻,我竟然对你动了慈悲之心。
“你要吧。”我把电暖炉让给你。
我不忍心跟一个这么虚弱的男人争夺一座电暖炉。
“你要吧。”你竟然毫不领情。
“还是你要吧。”我说。
“你要吧。”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彷佛接受一个女人的好意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那我不客气了。”我说。
“你为什么不买一张电毯?”本着同情心,我向你提议。
“谢谢你,盖上电毯,感觉好像坐在电椅上等候行刑。”你一边擤鼻涕一边认真地说。
当然,世上最保暖的,是情人的体温。
我开车从停车场出来,经过百货公司旁的露天咖啡座,隔着落地玻璃,刚好看到你正用一杯热烫烫的咖啡送药。我听人说,寂寞的人,感冒会拖得特别长,因为他自己也不想好。
感冒本来就是一种很伤感的病。
我把那座电暖炉拿回家里,电暖炉开着之后,室温提高了很多,但是因为干燥而令皮肤绷紧的感觉,并不好受,我在脸上涂了很多雪花膏,也在脖子上涂了一些。
政文打电话回来,问我他的荷包有没有留在家里。
“你等我一下。”
我在床上找到他的荷包。
“找到了。”我告诉他。
他早已经挂线,他是个没耐性的人。
我开车把荷包送去给他,他的职员说他出去了,好像是去吃东西,我把荷包放在他办公室里。
就在那个时候,杜惠绚打电话给我。
“你还不来?”
“我已经在车上了。”我说。
惠绚的日本烧鸟店明天就开幕,她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说她的一切都应该有我的份儿,除了男人和遗产。
惠绚的心愿是开餐厅,那么她可以天天坐在收银机前面数着花绿绿的钞票。一年前,我们结伴去鹿儿岛,在那里,我们爱上了流连烧鸟店。
日本的烧鸟店,就是专卖烧鸡串的地方,一般都开在地窖里,面积很小,客人很拥挤,空气氤氲,在那个地方谈心,别有一番风味。
回到香港以后,惠绚决定开一间烧鸟店。我们在湾仔星街找到一个地铺,那里从前是一间义大利餐厅,歇业后空置了大半年。
我最喜欢餐厅有一个后园,坐在那里,可以看到天空。
惠绚那笔资金,是她男朋友康兆亮替她付的,他是做生意的。
我们的烧鸟店,店名叫“燃烧鸟”,是我改的。爱是用来燃烧,而不是用来储存的。
光尽而灭,这是我所追求的爱情,你会明白吗?我来到烧鸟店,装修工人还在作最后冲刺。
惠绚见到我,吓了一跳,问我:
“你为什么把头发剪短?”
“觉得闷嘛。”我说。
“人家会以为你失恋呢,失恋女人才会把头发剪得那么短。”
“不好看吗?”
她仔细地打量我,问我:“脖子不觉得冷吗?”
“以后我可以每天用不同的丝巾。”我笑说。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忙到凌晨五点多钟。
回到家里,政文已经准备睡觉。
“你用不着拿荷包给我,我只是叫你看看荷包是不是留在家里。”他说。
“你没发觉我有什么不同吗?”我问他。
他爬上床,望着我,问我:“你的头发呢?”
“变走了!”我扮个鬼脸说,“是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干吗把头发剪掉?”他钻进被窝里问我。
“喜欢吗?”
“没什么分别。”他随手把灯关掉。
“你没感觉的吗?那是一把你摸了八年的长发。”
我觉得男人真是最不细心的动物。
“告诉你,我今天赢了很多钱。”他得意洋洋地说。
“你一向很少输。”我说。
他在我脸上吻了一下,说:“睡吧。”
“政文,我们在一起几年了?”
“要结婚吗?”他问我。
“会不会有一天,你对我,或者我对你,也不会再有感觉?”
“不会的。”
“你不会,还是我不会?”
“你不会。我一向很少输的。”他说。
“真的不要结婚?”他再问我一次。
“为什么这样问我?”
“女人都希望结婚,好像这样比较幸福。”他让我躺在他的手臂上。
也许,我是幸福的。 我们住的房子有一千九百多呎,在薄扶林道,只有两个人住,我觉得委实太大了。房子是政文三年前买的,钱是他付的,房契写上我和他的名字。政文说,房子是准备将来结婚用的。
政文是一间股票行的高级职员。
我开的欧洲轿车也是政文送给我的。
每个月,他会自动存钱进我的户口,他说,那是生活费。
他是个很慷慨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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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三月,我的博客《小娴部落》(www.amymagazine.com/amyblog/siuhan)正式启动,是我目前唯一的一个博客,开在我在香港办的Amy杂志的网站上。网络的无远弗届,这一回,我是深切体会到了。过去的一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和海外的读者都纷纷涌进我的博客来。
最让我震撼和感动的,是内地的读者。他们有近至深圳、广州和上海,也有远至北京、四川和云南,还有在国外留学和定居的。他们不但每天在我的博客留言,为了支持我,更在Amy网站上开博,甚至把他们在别的网站的博客关掉,搬过来Amy。他们也自发组成了书迷会,去年十二月相约来香港跟我见面。
这些年来,我跟内地读者接触的机会不多。我生于香港,人们都说香港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很疏离和冷漠的城市。是的,这里的人不容易说“我爱你”,不会对陌生人很热情,脚步也总是很匆忙。但是,我在博客里接触到的内地读者都是活泼热情,可爱体贴,聪明机智也感性的。他们会每天跟我说“我爱你”,“我好爱你”这些话,又给我“亲亲和抱抱”。他们总是愿意为我停下脚步,关心我前一晚睡得好不好,关心我的身体,为我抱不平,帮我去骂那些冒我名字抄袭我文章的假博客和买卖盗版书的人。他们毫无条件地支持我。是这样的爱融化了我,使得我在过去的一年可以毫不羞涩地在我的博客里说了我这辈子最多的“我爱你”。
他们对我小小的抱怨,就是我的书在内地出版的速度太慢了,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不常常到内地去。只要我来,他们都愿意陪我四处玩。我粗略做过一下统计,假如我接受每一个邀请,我应该可以在全中国游玩一年,大部分的城市都会有读者陪伴我。
出书的速度我无话可说。我不是机器,没法每个月或者每星期写一本新书,我也不会为了市场需要而写书。我只写我想写的故事。我有很多故事想写,也还有两本书的续集没写出来,一直被出版社和读者追问我什么时候会有,那就是《吸血盟》和《月夜宝石》续集。被追书的感觉一点也不好,欠书债就跟欠情债一样地内疚。我真心希望这一年能够完成续集,不用再被大家追债。
这一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一套六本的《张小娴小说精选集》,收录了我十六本小说,它们是:《面包树上的女人》(收录《面包树上的女人》《面包树出走了》)、《三个A CUP的女人》(收录《三个A CUP的女人》《再见野鼬鼠》)、《荷包里的单人床》(收录《荷包里的单人床》《三月里的幸福饼》《雪地里的蜗牛奄列》)、《蝴蝶过期居留》(收录《那年的梦想》《蝴蝶过期居留》《魔法蛋糕店》)、《我们都是丑小鸭》(收录《我们都是丑小鸭》《刻骨的爱人》《流波上的舞》)、《情人无泪》(收录《卖海豚的女孩》《离别曲》《情人无泪》)。
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比较喜欢的作品,应该可以一慰大家的“相思之苦”。未来的一年,我会有更多时间回到内地工作,找写书的题材和灵感。我希望可以游走中国每一个城市,也让这些城市的风光和故事在我心里游走。
张小娴
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出发到杭州前夕,写于香港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