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主要描写男主人公涅赫柳夫引诱姑妈家女仆玛斯洛,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后来,她沦为妓女,被指控谋财害命而受审判。男主人公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的女人,深受良心谴责。他她奔走伸冤,并请求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上诉败后,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亚。他的行为感动了她,使她重新爱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位,她最终没有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为伉俪。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玛丝洛娃十六岁时被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引诱,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七年后,已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被诬告谋财害命,陪审员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受审的正是曾被自己引诱的玛丝洛娃,他去监狱探望她,请求她饶恕,并愿意同她结婚。
为了解救自己曾经伤害过的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一次一次上法院,入农村,走访一个又一个法官、将军、省长、事务大臣、宫廷侍从,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被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和行动感召,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为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
本书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离奇遭遇,生动地展示了一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是一部十九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第一章
尽管好几十万人通过各种手段竭力糟蹋他们所聚居的这一小块土地:将石头铺满地面,铲除每一丝植被的痕迹,砍倒树木,驱走鸟兽,让空气中充满因燃烧石脑油和煤炭而产生的烟,但春天还是春天,即便是在城里。
阳光和煦,空气芬芳,在凡是没有被锄尽的地方,小草又长了出来,四处蔓延,不仅在林阴道上形成一条条窄窄的草带,而且在铺路石之间的缝隙里也探出头来。白桦、白杨和野樱桃树纷纷展开它们粘稠、芬芳的叶子,胀裂的新芽也在菩提树上冒了出来;乌鸦、麻雀和鸽子,满怀着春天来临的喜悦,正在筑巢;就连苍蝇也正沿着被阳光照暖的围墙嗡嗡欢唱。植物,鸟雀,昆虫,儿童,全都欢欢喜喜。唯独人,那些成年的男人和女人,却仍然没有停止欺骗和折磨自己跟别人。他们认为神圣和值得思考的,不是这春日的早晨,不是上帝为赐予世间万物欢乐而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美——这种美使心灵趋向宁静、和谐和爱,而仅仅是他们自己奴役彼此的种种发明。
正因为如此,在政府所在地的监狱办公室里,被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也不是人和众生所享受到的美和欢乐,而是一份通知。该通知是昨天到的,上面有编号和题名,指定在今天即四月的第二十八天上午九时以前,把三个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囚犯,一男两女,送去法院(其中一个女的是要犯,须单独押解送审)。所以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了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紧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个女看守,长着拳曲花白的头发,脸上一副憔悴的表情。她穿着一件袖口饰有金色花边的短上衣,腰上束着一根蓝边带子。
看守长卡嗒一声开了铁挂锁,打开牢房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涌了出来。他吆喝道:“玛丝洛娃,去法院了!”随即又关上牢门。
即使是在监狱院子里,微风也多少从田野上带来了一些新鲜爽人的空气。但在监狱走廊里,空气中却充满了伤寒病菌以及污水、腐物和焦油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觉得难受和沮丧。女看守尽管已经闻惯了这种污浊的空气,却仍免不了有这种感觉。她刚一从外面进入走廊,就立刻觉得浑身乏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急匆匆的收拾声、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快点儿!”看守长喝道。过了一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从牢房里出来,向看守长走去。她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裙子,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长囚衣,脚上穿着亚麻长袜和一双囚鞋,头上围着一块白色方巾,下面露出几绺刻意梳在额头上的黑头发。这个女人的脸上带着一种长期坐牢的人才有的苍白,让人想起存放在地窖里的土豆上发出的芽,一双又小又肥的手和从长囚衣的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有着相同的肤色,但一对乌黑发亮的眼睛,其中一只稍微有点斜视,却和她脸上的苍白无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挺直身子,让丰满的胸部高高隆起。
她站在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直直地盯住看守长的眼睛,一副准备好接受任何命令的样子。
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满脸皱纹、表情严厉的老太婆伸出她那颗满是花白头发的脑袋来,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却还是关上了门,并用门把老太婆的脑袋推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微微一笑,向牢门上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一侧也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道:
“记住,当他们问你的时候,只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咬定了就行;千万别说任何不该说的话。”
“没关系,不会比现在更糟了;我只希望无论如何能有个定论。”
“当然无论如何都会有个定论,”看守长摆出官架子,说了一句自以为很俏皮的俏皮话,“现在,快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走了出去,来到走廊中间。看守长走在她的前面。他们走下石梯,经过比女监更臭的闹哄哄的男监牢房,一双双眼睛从每一个牢门窗洞里盯着她们。她们走进办公室,两个士兵已经在这里等着押送她。一个坐在那里的办事员将一份散发着烟草味的文件交给其中一名士兵,说道:“带她走吧!”
这名士兵是一个来自尼兹尼·诺夫哥罗德的乡下人,长着一张红色的麻子脸。他把文件放进他的外衣翻袖里,瞥了一眼女囚犯,向他那肩膀很宽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接着女囚犯便和这两个士兵一起走向大门,穿过监狱院子,来到用石头铺成的街道中央,往城里走去。
马车夫、做生意的、厨子、工人、政府职员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女囚犯。有人摇摇头,心想:“这就是为非作歹的下场,不像我们这么规矩。”孩子们也站住了,满脸恐惧地盯着这个女强盗,但是想到士兵不会再让她干更多坏事,他们的恐惧便平息了。一个卖完木炭的乡下人,在城里喝完茶,走上前来,在自己面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囚犯刷的一下脸红了,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她察觉到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却并没有转过头,只斜眼瞥了一下所有那些正盯着她看的人:她所受到的关注让她很高:兴。牢房外相对新鲜的空气也让她心情愉快。不过她的脚却已经不习惯走路了,加之又穿着不舒服的凶鞋,走在粗糙的石面上更觉得疼。经过一家谷物店时,店门前有一些鸽子正大摇大摆地踱来踱去,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打扰,女囚犯的脚差点儿就碰到一只灰蓝色的鸽子。这只鸽子拍拍翅膀飞了起来,飞近她耳边时给她扇来一阵风。她微微一笑,接着却又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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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1828年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在校期间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了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决定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漫长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结果这件事被果戈理讽刺写在《死魂灵》中)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参加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1855年11月回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写成了很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作品。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长篇小说《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晚期的代表作。这时期他思想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
《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便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看出受审的正是自己侮辱过的女人,忽然“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她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感召,终又“更深地爱上他”,但为了不拖累他的前程,拒绝和他结婚。小说以单线条的简明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戕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势;他反对官方救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彼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在艺术上,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较以前朴质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比作者以前的作品更多的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遭到明显的破坏。
在俄国文学中,《复活》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峰,在此之后,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始终没有达到这部小说的高度。托尔斯泰实质上成为了俄国文学史上整整一个时代的天才的终结者。
托尔斯泰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敬仰,同时也引起全国统冶集团的极度恐慌。当时曾有人建议亚力山大三世查办他,但沙皇的宪兵将军回答说:“他的声望太大,俄罗斯的监狱容纳不了他。”反动当局不敢用公开的严厉镇压对付托尔斯泰,他们决定从精神上摧毁这位伟大的作家。1901年俄国最高教会机关宣布托尔斯泰为“邪教徒和叛教者”,并开除了他的教籍。但托尔斯泰没有屈服,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虽已年近八旬,仍一再著文,强烈抗议沙皇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
湖北省黄冈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邓伏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