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容易找到维克多·沙逊在旧上海留下的众多标志性建筑，诸如现为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和格林文纳公寓、位于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等等，但我们很难找到与他个人有关的可靠材料，无论是书面的，还是网上的。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旧上海兴趣的日趋浓厚，“跷脚沙逊”这个传奇人物自然也成了话题人物。本书的出版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有关维克多·沙逊的尽可能准确的材料，并纠正了一些误说和戏说。

凡是年仅古稀的老人或者对旧上海历史稍感兴趣的中青年，在经过矗立于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时，都知道这座国际著名的饭店在解放前叫华樊饭店，而和平饭店所在的大厦解放前叫沙逊大厦，建造沙逊大厦的是一个名叫“跷脚沙逊“的英国人。

第一章 星夜逃离巴格达

第二章 另起炉灶自创业

第三章 贩卖鸦片恶名扬

第四章 十里洋场赛马热

第五章 痴迷飞行落残疾

第六章 独具慧眼识上海

第七章 一鸣惊人建高楼

第八章 野蛮拆迁惹众怒

第九章 适时转战黄浦滩

第十章 镑券计划遭冷遇

第十一章 美国才女项美丽

第十二章 印度公主苏迈莉

第十三章 犹太难民蜂拥来

第十四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十五章 耄耋之年终成婚

与其他大多数来自波斯或者美索不达米亚的富裕犹太人一样，沙逊家族拥有许多从讲阿拉伯语的部落买来的奴隶。根据犹太法典，他们的权利得到适度的尊重，而越是值得信任的奴隶往往能越早获得自由。1843年，大卫·沙逊当着证人的面签署了一份解放奴隶塞勒姆的证书。其实塞勒姆此前已经获得自由，这份保存下来的历史文件只是履行一个法律手续。

在大卫·沙逊的晚年，他的尚未结婚的双胞胎儿子阿伦和所罗门以及其他家人在日出时起床，与他一起做晨祷。早饭后，一辆马车把他送到位于福布斯街的沙逊洋行。那儿的大多数普通员工都能与他交谈，但他已很少会见商人。他在下午2点乘坐马车回家吃午饭，但在午睡后通常并不返回公司。如果他心情愉快，他会出去散步或者探亲访友。由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以及浓密而雪白的大胡子，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迈。

大卫·沙逊基本上把黄昏时间用于研究犹太法典、接待来访者和写信。向他求援的信件来自海湾地区、圣地耶路撒冷、中同、日本以及更遥远的地方。有的人希望得到他的商业忠告或者精神指导，有的人希望他资助女儿的嫁妆，更多的是捐款的请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个由巴格达难民组成的小团体可能需要祈祷书，而天津的某个犹太宗教团体可能需要资金开设一所新的学校。他仔细衡量各种求援请求，从中挑选出确实贫困的求援者，向他们提供建议和数量不等的卢比。他亲自回复每一封来信。许多登门求援的客人来自远方，除了不可避免的赠款，他们在返回时还会获得食品和衣服。一些人留在了孟买。他说服巴格达、阿勒颇和人马士革的一些贫困犹太家庭举家迁居孟买，并向其中大多数人提供食宿和医疗。由于他的慈善义举，在他的晚年，孟买街头看不到一个犹太乞丐。

大卫·沙逊的慈善捐赠规模很大。据估计，当他去世时，他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总计达到70万卢比，而他对私人的捐助还超过这个数日。有人说：“在公共生活中，他始终热情参与有望促进他的同胞的福利的任何事业。”他虔诚地遵守犹太人古老的习惯做法，将自己收入的至少1/10用于慈善目的。他仅仅捐给孟买、巴士拉、巴格达和耶路撒冷的贫穷犹太人的钱据说每年达到大约3万卢比，但他的慈善捐赠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延伸到他与之有生意往来或者个人联系的每一个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波斯，甚至英同。得到他的慷慨捐助的包括印度的饥荒基金、用于救助1857年印度兵变期间牺牲者的寡妇和孤儿的基金、美国內战期间的兰开夏救济基金以及香港和孟买的海员之家。

在他以及其他孟买富豪拥有夏季别墅的浦那(位于孟买东南方100公里处)，他捐款建造了犹太教堂以及教授希伯来语的学校。此外，他为他的犹太同胞建立了几乎是微型的“福利国家”。然而，大卫·沙逊足够聪明，知道过于倾向犹太人也是危险的。他花费30多万卢比，在浦那建造了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沙逊总医院，接待宗教信仰不同的所有印度病人以及犹太病人。这幢两层楼医院共有200张病床，配备最新式的西方医疗设备，外加医生和护士的宿舍。大卫·沙逊还建造了单独的建筑分别接治孕妇和麻风病人。他也慷慨地捐助浦那一个救济贫穷残疾人的收容所，护理和治疗那些离开了医院但仍然丧失活动能力、不能工作的人。

与其他许多慈善家一样，如有可能，他也喜欢看到自己的慷慨解囊能有切实可见的结果。因此，他为孟买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捐资1.5万英镑建造一座宏伟的钟塔，市民为了纪念他，在钟塔内部竖立了一尊大卫·沙逊的半身塑像。大卫·沙逊捐款建造钟塔的潜在用意是强调“守吋”——这是他从英国人那儿学到的第一个非东方的习惯。

希望大卫·沙逊担任各种公职的提议很多，但他只接受了治安法官的职位，负责裁决犹太人之间的各种争执。犹太人大体上是遵纪守法的，他们遵循严格的道德法则生活，但他们的许多邻居从小就喜欢偷鸡摸狗。他走在时代前面，看到了少年犯罪的危险迹象并采取行动。1850年，《孟买时报》的前主编乔治·比伊斯特博士建立了孟买工业学校。他保释了几个少年犯，试图教他们学习有益的技能，但长期短缺资金，而且受到冷漠官员的阻挠。大卫·沙逊把这所学校从摇摇欲坠的旧房迁入一幢新楼，并且保证按时捐赠学校运转所需的资金。这所学校让犯罪少年作为学徒学习木工、车床工和锻工，尽可能让他们告别罪恶的过左，走上正道。沙逊工业感化院是东方第一所少年感化院，成为其他许多少年感化院的原型。

1853年，大卫·沙逊正式宣誓效忠于大不列颠女王陛下，成为英国公民。但他对英语仍然一窍不通，只得用希伯来文签署他的归化证书。虽然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英国的忠诚。大卫·沙逊捐资建造的学校中所竖立的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旗杆，是他忠于英国的明显标记，而且，沙逊学校中的所有学生都学会了用英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高唱《上帝拯救女王》。当他62岁时，他的妻子生下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女婴，所以有人打趣说，现在他们已是英国人，应该给这个女婴取名维多利亚。

然而，与弟弟亚伯拉罕一样，对自己的阿拉伯式名字同样很不满意的是大卫·沙逊的长子阿卜杜拉，他总是让社交场合的朋友和商会的同事称呼他“阿尔伯特”。在他父亲活着时，他不敢使这种改名变得正式，但毫无顾忌地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爱德华·阿尔伯特。

P18-20

凡是年仅古稀的老人或者对旧上海历史稍感兴趣的中青年，在经过矗立于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时，都知道这座国际著名的饭店在解放前叫华懋饭店，而和平饭店所在的大厦解放前叫沙逊大厦，建造沙逊大厦的是一个名叫“跷脚沙逊”的英国人。一些人或许还知道，这个“跷脚沙逊”的真名实姓是埃利斯·维克多·沙逊。至于有关此人的进一步情况，许多人恐怕就答不上来了。无怪乎有位作者叹息地写道：“30年代的沙逊在上海似乎除了造房子，还是造房子。他在上海的生活究竟怎样的，人们一无所知。”

我们很容易找到维克多·沙逊在旧上海留下的众多标志性建筑，诸如现为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和格林文纳公寓、位于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等等，但我们很难找到与他个人有关的可靠材料，无论是书面的，还是网上的。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旧上海兴趣的日趋浓厚，一些作者自然不会放过“跷脚沙逊”这个传奇人物。可是，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他们只能人云亦云，甚或胡编乱造，许多说法彼此矛盾，离事实相去甚远。

就拿“跷脚沙逊”的脚究竟是怎么“跷”的来说，就有多种说法。有的说他“赌博跑马，从马背上跌落，左脚受伤，留下残疾”；有的说他“在战争中因伤致残，坏了一只脚，走路一瘸一跛”。其实，他是在飞行训练中因战机失事而致残的。

维克多·沙逊被人们尊称为维克多爵士，但他这个爵位是怎么来的，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的祖辈曾得到英国的爵士封号，所以恭维他的人又叫他沙逊爵士”，似乎他的这个“爵士”只是人们为了拍他的马屁而随口叫叫而已。有的说他“世袭准男爵”，这么说有点含糊其辞。沙逊家族中共有两人被英国王室授予从男爵爵位，一个是维克多·沙逊的伯祖父阿尔伯特·沙逊，另一个是维克多。沙逊的伯父雅各布·沙逊。他所继承的究竟是哪一个人的爵位？事实是，雅各布·沙逊因为没有继承人，把爵位传给弟弟、维克多·沙逊的父亲爱德华·伊莱亚斯·沙逊，再传给维克多·沙逊。这个爵位一共传了两代就终结了，说“世袭”未免有点唬人。

许多作者在写到维克多·沙逊时，都说他“终身未婚”，其实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他是否结了婚还是查得到的。只是因为他大半辈子没有结婚，就沿袭很多年前的过时说法，这么做未免太偷懒了一点。

有位作者对旧上海的“风花雪月”颇有心得，可惜他对“跷脚沙逊”的描述有点随心所欲，罔顾简单的历史事实。在他的文章中，维克多·沙逊成了一个“金发红肤的小‘赤佬’”，在“本世纪(指20世纪)刚刚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乘坐“英营东印度公司的轮船”的“蹩脚的三等舱”，前往孟买“尽快结束在印度的新沙逊洋行的业务，然后去中国上海发展”。这位作者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维克多·沙逊是犹太人，而不是正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长的是黑头发，不可能是金发；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他的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变“跷”的；他结束新沙逊洋行在印度的业务的时间是1931年；他出生在富豪之家，虽然“老沙逊从不让后代成为靠在祖业上的纨绔子弟”，但他总不至于乘坐“蹩脚的三等舱”去孟买结束公司业务，况且时间已到了20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还存在吗？

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有关维克多·沙逊的尽可能准确的材料，纠正一些误说和戏说。本书有关沙逊家族的一些说法，采用的是国外学者的观点，与国内的权威说法并不一致。比如上海沙逊洋行的创立时间，国内的权威说法是1845年，但国外学者认为是1850年。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正式划定英租界最初的范围是在1845年11月，虽然当年有若干外国商行进入租界，但显然并不包括沙逊洋行。按照现代沙逊家族的奠基人大卫·沙逊的“后发制人”的处世原则，确定1850年是上海沙逊洋行的创立时间似乎更为妥当一点。  再比如，伊莱亚斯·沙逊另起炉灶创办新沙逊洋行的时间，国外学者认为是1867年，而国内的权威说法是1872年。大卫·沙逊于1864年去世，他的次子伊莱亚斯既然不甘居于大哥阿尔伯特之下，在父亲去世3年后、而不是8年后决定自立门户似乎更合情理。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把新、老沙逊洋行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称其为“沙逊集团”，认为既然都是沙逊家的企业，必然关系密切，同进共退。事实上，整个沙逊家族对伊莱亚斯·沙逊创办新沙逊洋行的“叛逆”之举，表面上没有说什么，心底里却是极其反感的。在伊莱亚斯·沙逊自立门户之后，不但新、老沙逊洋行彼此之间没有业务往来，而且伊莱亚斯·沙逊与其他兄弟之间也很少有私人交往。甚至他们的后代所上的学校也是不同的。伊莱亚斯·沙逊的后代，比如他的孙子、本书主人公维克多·沙逊，在英国上的是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而伊莱亚斯·沙逊的兄弟们的后代上的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

由于客观条件和本人水平的限制，本书必定有诸多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没有郑西海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大力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作者在此特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