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城市，不可不读大连。大前研一倾情推荐，托马斯·弗里德曼最关注的中国城市经济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成就了国人的骄傲；新世纪初年，“中国制造”却引发了国人的隐忧。人们所忧虑的，不只是“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准、盈利能力和环境承载力，更在于产业发展方向——当现代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掀起全球产业转移“第二波”时，在“第一波”中占尽优势的中国该如何选择今后的路径？大连给出的回答是：超越中国制造，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循此思路，大连在短短10年间奇迹般地成长为全球知名的“软件新领军城市”。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以一个城市软件产业快速崛起为背景，来阐述全球化趋势下中国21世纪产业走向的图书。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本书作者对上至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大学教授，下至普通软件企业白领和服务保障人员进行了深入采访，也对这个产业进行了潜心研究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向读者全景式扫描了大连软件和住处服务业发展的历程、经验和方法、原则，介绍了这座城市所创造的软件园管理模式、政府服务模式和软件企业运作模式，剖析了软件产业取得成功所需的条件和要素。全书以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大事件为骨骼，以大连官员和企业家对这个产业的理性思考为灵魂，并不时穿插相关花絮，读来既趣味盎然又发人深思。

本书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大连，而是以大连的成功为范本，对中国目前正在推动的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向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阐发，并给出了中国融入全球化分工的目标与路径，以期能对有志于此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软件精英们能够有所裨益。这也是本书的深层价值之所在。

序 大前研一

引子 为什么是大连？

第一章 风起10年前

　“不合时宜”，福兮？祸兮？

　　硬件制造的热土

　　“胜利大逃亡”

　　失衡的车轮

　谋划“转身”

　　真理是简单的

　　“另类”行政官员上任

　　东瀛，东瀛！

第二章 破冰岁月

　启动软件园

　　孙刘联盟

　　三点定面

　　宣传大使

　打造服务外包的香格里拉

　　从“决策”到“执行”

　　“模式”的颠覆者

　　细节，细节！

　　制度的力量

第三章　有形之手

　“有限”+“有效”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出手”的学问

　“企业本位”VS“官本位”

　　“站着为企业服务的政府”

　　“服务对象决定服务主体”

　政府接力赛

　　美也是生产力

　　官员方队

第四章　软件园·软件城

　一个园子与一座城市

　　“名”与“实”的变奏

　　海外兵团来了

　　“双轨制”的激励效应

　软件白领的伊甸园

　　“钻石王老五”是这样炼成的

　　明里暗里的国际化

　　巴特尔夫妇的比较哲学

　　军功章里有高校的一半

第五章 人才这一役

 “人才先于战略”

　　“逐人才而居”的产业

　　“缘起”东渡风潮”

　　第一锹土建学校

　　多管齐下纳人才

　　市长道歉传递政府决心

　“广谱+窄谱”的教育体系

　　正规军大跃进

　　软件人才制造工厂

　　职业培训：求职最后一公里

　　孕育中的“人才新优势”

第六章　产业是这样炼成的

 炼狱之路

为温饱“误撞”大舞台

遭遇“最挑剔的客户”

　软件就是制造

　　给“管理”穿上红舞鞋

　　文化沟通这道坎

　退一步谋创新

　　“互动”出来的创新

　　“双轮驱动”向上游挺进

第七章　城市一大步

　日益彰显的“正外部性”

　　从五星级酒店总经理拜年说起

　　“大连迎来后工业时代”

　　不一样的软实力

　　期待“滞后效应”

 迈向“新领军城市”

　　超越班加罗尔？！

　　新10年新目标

尾声

　远距离看大连

　“模式”之辨

 世界并不平坦

后记

第一章：风起10年前

“不合时宜”，福兮？祸兮？

大连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轫于10年前。

在历史长河中，10年也许只能算做“瞬间”，可对于日新月异的IT产业，10年时光却足以让人感觉“恍若隔世”。

时至今日，已没有哪一个人会怀疑软件与信息服务的产业地位和市场价值，以至于“推进信息化”、“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样的字眼甚至被提到了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写入了党的总书记所作的中共“十七大”报告。然而10年前的中国却是“大制造”独占鳌头，才露尖尖角的软件产业并没有被多少人真正看得上。正是这个缘由，在2007年6月20日于大连市开幕的全球软件和信息服务高层论坛上，大连市市长夏德仁回首l0年前这个城市开始的软件产业之路时，对着数百名海内外宾客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实事求是地讲，在一个数量型、速度型的增长模式之下，提出优先发展软件产业是不合时宜的。”

硬件制造的热土

“如果有人从国外给你带回的礼物上印有‘MADE IN CHINA’这样标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惊奇，因为如今‘中国制造’已经走向了世界各地。”这是5年前央视二套“财经故事”的一段开场白。插播在这档谈话节目中的一组数据则告诉观众：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占有40％以上的比重，我国的财政收入一半来自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的出口一直维持在80％pAA，创造了接近3，4的外汇收入。

再前推至夏德仁市长提到的“10年前”即1997年，著名作家周梅森完成了他“中国制造”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虽然说，这三部曲分别是以《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和《中国制造》命名的“经典长篇小说”，实质上乃是反映中国改革生活的政治小说，但三部长达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被冠以“中国制造”之名，也足以从一个侧面让人们感觉到，“大制造”在当时的中国产业人士和官员心目中有着何等显赫的位置了。

的确，那时的中国正处在迎接全球硬件制造转移的热潮之中，“大制造”交织着国人的全球化情结和国家梦想，伴随而来的则是全国各地的争项目，争投资，争做“制造高地”，追求数量扩张和速度增长成了那个年代经济发展最强劲的旋律。

相比之下，软件概念尽管也开始叫响，但环球并不“同此凉热”，被发达国家看好的软件产业，在中国却是叫好不叫座。依靠智力劳动进行生产的软件产业，不像硬件大制造那样需要较多的厂房、设备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产，“想让人参观都难”，再加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盗版泛滥等问题，软件产业的市场价值很难被认知与接受，在很多人眼里，软件甚至不像一个产业。细查10年前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九五”计划，曾有24个省市将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但在这些省市的“重要产品”计划中，竟没有一家将软件列入。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胡启立部长在一个会议上批评说：“很多人认为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就是引进技术，上项目，合资搞生产线。”

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GE大连公司（即GE—Capital，后更名为简柏特公司）行政总监王春山对那段“重硬轻软”的岁月依然记忆犹新：“那时我们到中国内地一些城市谈公司选址经常遭遇尴尬，因为我们的业务是BPO，不需要生产线，只需要写字楼与软件、金融和外语专业人才，这让很多政府官员兴味索然。他们问得最多的是‘你们到底投多少钱？一听我们前期只投1000万，立刻就不把你当回事。在他们眼中，我们这种拥有世界500强背景的公司一出手就应该投几个亿才对。这是当时不少政府官员的一个误区。”

在位于大连软件园典雅明亮的简柏特写字楼里，身材魁梧、西装革履的王春山指一指窗外：“哦，你们来的时候一定看到了我们楼前那一大片漂亮的小轿车吧，那里面只有一辆是我们老板的，其余都是普通员工的私车。这还只是一部分，这栋楼后面还有停车场呢。2000年我们大连公司刚创建时只有l3人，现在2400人，全是拥有较高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这几年每年纳税高达五六千万元。你们可以算一算，一个公司大量采用这种人员，对当地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会是一种什么水平而在一个做传统制造的企业里，假如有3000员工，处于管理层的白领顶多也就30多人。不信你们可以到旁边的开发区去看看佳能、东芝这些做制造的企业，看看他们的院里头停了多少轿车。他们在大连已经发展了二十几年了，也差不多有几千名员工了，但是真正属于员工的私车，也就是二三十辆吧。发展地方经济，你得靠有人消费去刺激你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简单靠外商来给你投了多少钱，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需要调整。”

笔者从大连软件园得到的一个计算公式也印证了王春山的观点：现代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是传统制造业的20倍，而其单位GDP能耗则不足制造业的20％。

“20倍效应”正是地方政府所渴求的东西，只可惜10年前很少有人能预见到现代服务业的这种拉动力。这种大背景让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内地成为全球大制造转移最大的热土，“大制造”备受追捧，“吸引了多少外资，建起了多少生产线”甚至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考核官员的硬指标。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圈三大IT制造高地快速崛起，很多个“全球第一”的指标在这里被创造出来。

面对这样的大势，想方设法搭上呼啸而来的“大制造”列车，便成了最顺理成章的选择。走其他任何一条路子，都会如同离群之雁，难免给人以孤独和落寂之感，甚至连自己都可能怀疑，选择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不是“不合时宜”了。P7-10

10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名为《无国界的世界》(TheBorderless World)的书，开始关于全球化的探讨。3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Flat)一书中，把当今的世界定义为全球化3．0，其关于全球产业分工与转移的详尽而透彻的描述，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其中，便包括了许多中国读者。在不断往来中国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国政界、商界的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谈论并实践产业转移、服务外包、BPO(业务流程外包)；而且，单纯追求数量扩张和速度增长的“大制造”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所以，我丝毫不奇怪，中国也有不少关于此类探讨的论著。本书的作者能够以大连这座中国最早开展服务外包的城市作为案例，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走向，我是很有认同感的。毫无疑问，超越中国制造的努力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其意义将超出中国本土。

我记不得到过多少次大连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大连也是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当大连产业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与我当初的预期相吻合的时候，关于大连的探讨会令我备感兴趣。应该是在2001年，我曾在大连与多位当地政府的官员和企业代表一起开会。在会上，我说到了我的一个预言：大连可以成为中国新兴的外包中心，将来在大连会有超过20万人从事外包这样的业务。我相信，20万人这个数字给当时在场的大部分与会者带来的疑问肯定会大大多于惊讶和兴奋。然而，最近几年，纷纷有大连的朋友跟我讲，大连的发展情形和我的预言越来越接近了，现在已经有几万人在大连做服务外包了。

我的判断当然有所根据。因为全球化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转移，为像大连这样拥有良好区位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城市带来了机会。我曾经向弗里德曼介绍大连。我告诉他，大连对于日本，就像他到过的班加罗尔对于美国一样。大连之所以会成为面向日本的外包中心，是因为大连有一大批会说日语的人才。而且，大连不仅拥有自己本身的人才优势，他还可以吸引和利用来自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力资源。所以，如果大连能够更好地开发这些人才优势，进而加快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那么未来几年，大连有可能更进一步，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性开发中心。

当然，大连能否实现这些目标，最关键的挑战还是来自于人才。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共性的难题，成为制约全球企业发展的瓶颈，即便那些全球性的最“庞大”的企业也难以避免。我的观点是，未来，个人的重要性会超过企业和国家，未来创造利润的来源也将是个人，而不是公司和国家。对于中国的企业以及城市，规划、营造一个有利于人力资源调配的环境和体系，并形成一种科学的人才战略观，是全球化趋势下发展的关键因素。大连未来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增加人才的数量并提高这些人才的创新能力，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如何建设更好的设施与环境去吸引全球的人才来到大连。我对大连的未来一直持乐观的看法。因为我和本书的作者一样，认识了许多充满雄心并有着突出执行力的大连政府官员和企业家。

大前研一

2008年5月22日

为本书文稿画上最后一个标点后的感觉，是瞬间的轻松和接踵而来的忐忑。二十多年的IT记者生涯，已记不清策划过多少个选题，采访过多少家企业，评述过多少个事件，但此前却从未奢望以“著作”的形式叙述一座城市，探究一个产业，思考一段历史。自己有时甚至怀疑，这样的追求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一名记者的能力和视野，不自量力地涉猎了一项本应由学者承接的“科研项目”？但挑战本身有太多的诱惑，笔下这座城市有太多的诱惑，软件产业的价值也有太多的诱惑，这些都让笔者欲罢不能。于是便有了这本书。于是也有了完稿瞬间的轻松和接踵而来的忐忑——关于后者，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我已经尽力了。

还应郑重说明的是：相对于一座城市软件产业10年发展的海量信息，笔者所采访到的人，所了解到的事，所接触到的资料文件，无疑是有限的。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期间联系采访某些机构和当事人的努力也未能尽如所愿。有鉴于此，本书肯定疏漏了许多人物和事件，甚至可能是在大连软件产业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在此只能深表遗憾和歉意。

除此之外，笔者最想说的是两个字：感谢。

首先应当感谢采访对象的支持。本书是笔者在记者生涯中采访量最大的一项工程，包括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企业领袖、职业经理人乃至出租车司机在内，受访者超过70人，整理出来的采访文字超过80万字。他们中不少人的工作用“百忙”形容毫不过分，能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于笔者而言甚至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和惊喜。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得到的不只是完成本书所必需的宝贵资料和观点，甚至还有写作的视角和立场，这就是“真实”和“中立”，亦即他们所告诫的“说实话真话，不要只说好话”。我还要特别感谢这样一些受访者：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叙述逻辑的取合，这些受访者在书中甚至连名字都没能出现，但他们介绍的每一个人和事，阐述的每一个见解和观点，对我和我的写作都是宝贵的支撑和启发。

特别要感谢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先生为本书作序。大前研一是位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有着“日本战略之父”美誉，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曾准确预测了前苏联解体、日本经济泡沫化等重大事件，著书100多部，其中关于中国的三本著作都在海外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与大前先生从未谋面，他肯慨然允诺为本书作序，这不能不让我格外喜悦和感动。我知道，大前先生此举更多的是对大连软件产业和大连这座城市发展的肯定，以及他作为世界级管理学大师对中国经济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未来趋势的关注。

感谢中国电子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刘九如，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总裁陈梅在本书写作启动时给予的支持。感谢计算机世界传媒集团副总裁金羽中为本书的策划和联系采访对象等事宜付出的努力。感谢计算机世界报社东北分公司为本书的采访付出的劳动。感谢大连市信息产业局软件处尹振习工程师为本书的采访联络付出的劳动。感谢东软集团宣传部长侯宁为本书写作给予的帮助。

《首席市场官》杂志原总编汪向勇作为本书的总策划，多次往返于北京、大连、南京，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并直接参与了本书大纲的编写，“人才这一役”、“产业是这样炼成的”、“海外兵团来了”等章节标题，就出自他的手笔。《首席市场官》杂志三位编辑／记者参与了本书的采访与写作，其中王福坤参与了第五章“人才这一役”的采访与写作；郑伟涛参与了第六章“产业是这样炼成的”的采访与写作；王欣参与了第四章“软件园·软件城”的采访与写作，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一年中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包括这期间出生的漂亮健康、活泼可爱的小外孙，以及专程从西安赶来照料的亲家母王桂珍老师。孩子一个甜甜的笑容，一个调皮的动作，一声懵懂的发音，每每让我开怀释然，倦意全消。

高丽华

2008年5月初干南京

对于中国的企业以及城市，规划、营造一个有利于人力资源调配的环境和体系，并形成一种科学的人才战略观，是全球化趋势下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对大连的未来一直持乐观的态度。

——大前研一

大前研一向我推荐了中国的大连。他说作为软件外包中心，大连之于日本的价值，犹如班加罗尔之于美国和其他讲英语的国家。我带过许多美国人来大连，他们对中国经济在这个高科技区发展得如此之快感到惊奇。

——《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