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教授是中国著名东方学家、梵文学家,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 季羡林教授从事东方学和印度学的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是极其突出的,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本书是目前为止,季先生唯一一本对人生与治学进行总结的图文书。让人得以通过阅读季先生的文,管窥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力量。该书精选了季先生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照片近百幅,与文字相得益彰。
本书为“季羡林自选集”之一,是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收录我国著名作家季羡林的对亲朋好友的悼念之文,共51篇。
听到孟实(朱光潜)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并没有流泪,但是在写这篇短文时,却几次泪如泉涌。生生死死,自然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古人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孟实先生,安息吧!你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你这—个年迈而不龙钟的学生的心中。
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我自谓身体尚颇硬朗,并不服老。然而,曾几何时,宛如黄粱一梦,自己已接近耄耋之年。许多可敬可爱的师友相继离我而去。此情此景,焉能忘情?
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人世间,后死者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何况我又是一个感情常常超过需要的人,我心里这—份负担就显得更重。
本书收录了季羡林先生对亲朋好友的悼念之文。
怀念衍梁
在将近六十年前,我同衍梁是济南高中同学。我们俩同年生,我却比他高一级或者两级。既然不是同班,为什么又成了要好的朋友呢?这要从我们的共同爱好谈起。
日本侵略者短期占领济南于1929年撤兵之后,停顿了一年的山东省会的教育又开始复苏。当时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正式建立。在中等教育层次中,这是山东的最高学府,全省青年人才荟萃之地。当时的当政者颇为重视。专就延聘教员方面来说,请到了许多学有专长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有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都是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作家。我们的第一位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当时年少气盛,而且具有青年革命家一往无前的精神,现在看起来虽然略有点沉着不够,深思熟虑不够,但是他们视反动派如粪土,如木雕泥塑,先声夺人。在精神方面他们是胜利者。胡先生在课堂上坦诚直率地宣传革命,宣传革命文艺。每次上课几乎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所谓现代文艺,当时也称之为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就是推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他讲起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我们当时都才十七八岁,很容易受到感染,也跟着大谈现代文艺和现代文艺的使命。丁玲同志曾以探亲名义,在高中呆过一阵,我们学生都怀着好奇而又尊敬的心情瞻仰了她的风采。她的一些革命作品,如《在黑暗中》等,当然受到我们的欢迎。
在青年学生中最积极的积极分子之一就是许衍梁。
我们当时都是山东话所说的“愣头青”,就是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东西也不怕。我们虽然都不懂什么叫革命,却对革命充满了热情。胡也频先生号召组织现代文艺研究会,我们就在宿舍旁边的过道上摆上桌子,坦然怡然地登记愿意参加的会员。我们还准备出版刊物,我给刊物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文艺的使命》。当时看了一些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俄国人写的马克思文艺理论。译文极其别扭,读起来像天书一般,我也生吞活剥地写入我的“文章”,其幼稚可想而知。但是自己却颇有一点自命不凡的神气。记得衍梁也写了文章,题目忘记了,其幼稚程度同我恐怕也在伯仲之间。
这些举动当然会惹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我们学校就设有什么训导主任,专门宣传国民党党义和监视学生的活动。他们散布流言,说济南高中成了“土匪训练班”。衍梁当仁不让的是“土匪”之一。对他们眼中的“土匪”们,国民党一向是残酷消灭,手下决不留情的。不久,就传出了“消息”,说是他们要逮捕人。胡也频先生立即逃离济南,到了上海。过了没有多久,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下了毒手,他就在龙华壮烈牺牲了。
我们这些小“土匪”们失去了支柱,只好变得安分守己起来。一转眼到了1930年夏天,我毕业离校,到北平考上国立清华大学,同衍梁就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1947年回到济南,才再次同他见面。当时正处在解放战争高潮中,济南实际上成了一座孤城,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就要崩溃。记得我们也没有能见多少次面,我就又离开济南回北平来了。
又是一段相当长的别离。好像是到了“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又去济南见了衍梁。他当了官,对老友仍然像从前那样热情。七年前我回到济南开会,一中的老同学集会了一次。五六十年没有见面的中学老同学又见了面,实在是空前盛会,大家都兴奋异常。我想大家都会想到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而感慨万端。我见到了余修,黄离等等,衍梁当然也在里面,而且是最活跃的一个。此时他已经不戴乌纱帽,而搞山东科协。看来他的精神很好,身体很健康。谁也没料到,不久余修谢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这一次盛会不但空前,竞也绝后了。
我久已年逾古稀。但是一直到最近,我才逐渐承认自己是老人了。中国古代文人常用一个词儿,叫做“后死者”,我觉得这个词儿实在非常有意思。同许多老朋友比起来,我自己竟也成了一个“后死者”。当一个“后死者”是幸运的——谁不愿意长寿呢?但任务也是艰巨的。许多已死的老朋友的面影闪动在自己的脑海中,迷离历乱,不成章法,但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据说老年人都爱回忆过去。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并不是老年人独有的爱好,而是在沉重的回忆的压力下不得不尔。
我常拿晚秋的树叶来比老年人。在木叶凋零的时刻,树上残留的叶片日益减少。秋风一吹,落下几片。秋风又一吹,又落下几片。树本身也许还能做梦,梦到冬去春来,树叶又可以繁茂起来。老年人是没有这种幸福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片日益稀少,淡淡的或浓浓的悲哀压在心头。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鲁迅的散文诗《过客》都讲到:眼前最终是一个坟墓,“人生至此,天道宁论”,古人已经叹息过了。我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御,无所用其悲哀。但话虽这样说,如果说对生死绝不介意,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我中小学的同伴生存的已经绝无仅有了,衍梁的面影,也夹在许多老朋友的面影中活跃在我的脑海里,等到我自己的面影也活跃在比我更后死的朋友的脑海中时,恐怕再没有谁还会记得起衍梁了。我现在乘着他的面影还在闪动时,写下这一篇短文,希望把他的面影保留得尽可能长一些。我现在能做的也就只这些了,呜呼,真叫做没有法子。
1987年7月23日
P20-22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季羡林
《季羡林自选集》跋
季羡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又远在其学问之上。我尝问先生:“你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他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严谨的治学态度发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学问虽专、虽深,然文风晓畅朴实,散文尤美。就是有关佛学、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这些很专的学术论著也深入浅出,条分缕析。虽学富五车,却水深愈静,绝无一丝卖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园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忧国事。常忆季荷池畔红砖小楼,拜访时,品评人事,说到动人处,竞眼含热泪。我曾问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日:“梁漱溟”。又问再有何人。答日:“彭德怀。”问其因,只为他们有骨气。联系“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宁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忧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之。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关则应为学术界、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于是遂建议于先生全部著作中,选易普及之篇,面对一般读者,编一季文普及读本。适有漆峻泓先生、华艺出版社领导多方促成,于是有此选本问世,庶可体现初衷。
梁衡
2008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