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揭示媒介融合时代中国大陆报纸发展与走向的著作。它探索中国大陆的报纸如何从单一介质的“血色黄昏”转型寻求融合与创新的未来进路。

这是一部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与媒介转型双向互动，从而改变报纸形态与命运轨迹的著作。它探究在当代中国社会演进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报纸媒介如何从总体性状态走向分化、断裂、博弈，进而达到整合，形成今天的多元种群图景的内在逻辑。

这是一部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著作。无论是政策制定者、市场角逐者，还是学术研究者、宣传工作者，抑或是莘莘学子，都可以从中得到前沿的、实效的战略思维启迪。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和媒介转型方兴未艾。在社会与媒介双重转型的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报纸转型，是当代中国重大的媒介发展事件之一，也是亟待学术界回应并解决的重要复杂性学术课题之一。作者整合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社会学、媒介生态学、媒介经营管理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术资源，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运用社会变迁演化观、报纸生成观、报纸场域观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范式分析等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的报纸制度、报纸种群、报纸角色变化的系统观照与分析，剖析了复杂的社会及其经济、政治、技术、文化因素怎样去协同改变报纸的命运，以及报纸又是如何适应社会场域的变化，半自主地选择行业转型与发展的路径。

本书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率先提出总体性、分化、断裂、博弈、整合五个范式，来揭示特定社会转型时期报纸媒介的生存状态；系统、清晰地揭示了报纸媒介角色、种群演进的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轨迹；详尽、周到地描述了整合阶段多元报纸媒介种群图景和社会塑成型报纸种群特质，并试图对中国大陆报纸的发展趋势进行初步的预测。

本书可供媒体传播实务工作者、学术研究者阅读，也可作为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学辅助教材。

引论 社会与媒介双重转型过程中的报纸

第一章 转型前总体性时代的报纸

 第一节 总体性时代报纸环境与报纸角色

 第二节 报纸种群的整合与角色演变

 第三节 报纸的“总体性”范式的特征

第二章 转型时代分化性阶段的报纸

 第一节 分化性阶段的报纸环境与报纸角色

 第二节 报纸种群的分蘖与角色的分化

 第三节 报纸“分化”范式的特征

第三章 转型时代断裂阶段的报纸

 第一节 断裂阶段的报纸环境与报纸角色

 第二节 报业种群与角色的断裂

 第三节 报纸的“断裂”范式特征

第四章 转型时代博弈阶段的报纸

 第一节 博弈阶段的报纸环境与报纸角色

 第二节 报纸种群演进与角色博弈

 第三节 报纸“博弈”范式的特征

第五章 走向转型时代整合阶段的报纸

 第一节 整合阶段的报纸环境与报纸角色

 第二节 多元报纸种群图景与报纸的“拐点”

 第三节 整合阶段报纸环境因子的转型

首先，在总体性社会中，侧重于纵向沟通系统的发达。在国民的传播生活中，民众处于由上至下的组织传播系统的受众地位，处于被引导、被教育、被领导和被“武装”的弱势地位。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对民众进行动员和组织，这个阶段的报纸与行政文件、工作组以其他广播电视媒介的功能一致，仅仅是社会系统地组织传播的工具和宣传工具。

其次，官费办报及官费订阅的发行体制使得报纸只需对上负责。苏联报纸实行的“邮发合一”发行体制在解放初期开始在全国推广。“邮发合一”的报纸发行体制首先在1949年以前的山东解放区和东北解放区试运行，在1949年12月举行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向全国推广。当年12月26日形成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的决定》提出：“报纸发行工作，应学习苏联及我国东北、山东的经验，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各报社可按具体情况与各地邮局签订发行合同。”此后，“邮发合一”的发行体制正式形成。这一体制，满足了“国家”的需要，但剥夺了报纸自主性及读者的选择权。解放初期主持《人民日报》的邓拓于1954年指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报纸编辑部是党委任命的工作机构，编辑部必须按照党委的指示办，决不允许和党委对立，这是铁的纪律。人民日报的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党中央的经常的直接的领导，就不能想象会有什么正确的言论和批评。”同年六月，邓拓又在访苏归来后的人民日报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的语言必须是党的语言、阶级的语言、人民的语言，我们的作风必须是党的作风。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字一句都要代表党中央。”邓拓的这段著名论述，里面暗含有一个等式：党报一党，其中并不包含读者。

报业与过去党报的关系上，党报模式的发展，强化了延安时代形成的党报的宣传与动员功能。1949年以后，过去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种群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报纸种群。此后，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强化了延安时期形成的党报模式。1950年3月29日，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新中国报纸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他在开篇论述了报纸的工作环境改变之后，马上指出：当下改进报纸工作的着眼点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这正是我们报纸工作必须保持和提倡的优良传统。“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也是党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党报发挥“指导、宣传和鼓动”功能的根本。由此出发，明确了在新的形势下，报纸的运行理念，依旧是以“党性”为根本，以“宣传”为本位，以对工作的“指导”为中心。由延安时期确定的“党报模式”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延续深化，放大为全国的报纸模式。而在报纸的实践中，仅仅在解放初期，党报的宣传、动员功能就已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建国初期，为配合“恢复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的中心任务，《人民日报》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陈云的《为什么要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薄一波的《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作用》、李立三的《学会企业管理》、长江的《财政工作的新时期》等一系列富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评论和通讯。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反”、“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报纸与广播等媒介，围绕这些中心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威力，动员民众，积极投身到运动之中去。1950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并配发了短评《严惩反革命分子》动员人民开展“镇反”运动，同时还说明，开展运动的方法、任务和策略。据1951年3月的统计，当年2月份，除东北地区外，全国5大行政区19家省级以上报纸刊发的有关镇压反革命的社论、新闻、评论稿件共计450多篇。从1952年1月到6月，“三反”(在党政机关队伍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成为压倒一切的宣传任务，每天发表的评论、新闻、文章、来信及检讨，往往占到《人民日报》4个版中2版以上的篇幅，远远超过对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三大运动的宣传。通过报纸，对“三反”、“五反”的宣传进行了十分周密的策划部署。运动初期，主要报道大型案例，打开局面，引发热情，鼓动动员；运动之中，及时报道各地大张旗鼓发动群众的经验和方式，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不断纠偏，将运动引向深入；运动尾声，发表《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由此开拓了“报纸动员，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一般政治运动模式。

而在报纸与领袖的关系上，凸现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参与、引领报纸的宣传。这种引领把报纸视为直接体现领袖意志和思想的工具。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常常通过他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直接过问《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的消息报道和文章刊登。例如，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的吴耀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后，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便函要求广播和转刊：“乔木同志：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刊。”特别是在“三反”、“五反”的宣传中，毛泽东亲自掌握整个宣传的进程，除了关注《人民日报》的文章、报道之外，还直接查看各军区、地区和部委的简报；把简报中观察到的问题，经过提炼，再发出指示拿给报纸宣传发表。再如，1952年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全国工商联坚决拥护的报道，以及题为《努力实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社论中“公司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遭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评，报纸报道和内容编排被他认定成新税制“得到了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以后，毛泽东部署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在全国开展大规模宣传“总路线”的热潮，直接为中宣部起草《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在其中完整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内容，明确认为它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党的领袖直接介入报纸宣传，使报纸作为党的巩固政权的“笔杆子”，直接表达领袖意志与思想而存在。P52-54

传播学一传入中国大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就热闹起来，特别是新闻传播教育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传播学成为热门专业，传播学研究著作、教材、论文让人目不暇接，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全国共出版传播学类教材400多部，传播类研究专著1000多部，译著100多部，发表传播学类论文3000多篇，召开传播学类国际国内学术会议100多次；二是传播学名词成为最时髦的用语，有50多所学校新闻院系改名为“传播系”或“新闻传播系”或“新闻与传播系”；三是一批学者转行，有的原来是教新闻学的，现在纷纷教传播学，有的更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外语、艺术甚至从计算机等工科专业跳到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队伍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人才济济”，“三教九流”都有；四是新闻教育从“廉价”的教育一下子变成“奢侈”的教育，许多学校以数十万、百万、千万的财力投入建设新闻传播学科。

新闻传播教育如此繁荣是我们始料不及的。现在，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吃香的专业，甚至是急剧膨胀的专业。以我之见，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已经蔚为可观，但新闻传播研究水平并未上去。何以见得?一是新闻传播思想研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学术研究禁区还较多，几十年来遗留的旧的、左的新闻传播思想还弥漫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二是对西方传播思想研究不全面，缺乏科学的分析，“拿”来不少，消化不多；三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缺乏对中国传播话语的建构；四是现有研究成果数量很多，质量不高，浮躁有余，学术风气不好，缺乏认真的学术讨论，特别是缺乏学术批评。

我们几个人，虽不算新闻传播学界的新兵，但至今也只能算是新闻传播学的爱好者和跋涉者。这几本书也只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读书笔记，供传播学大方之家茶余饭后批批点点。

2007年5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