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什么是日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日本现役外交官坦诚揭开日本外交的真谛，大胆探讨日本对华政策新思维。

日本前外务大臣高村正彦，日本丰田汽车前会长奥田硕，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联袂推荐。献给《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三十周年。

二战后，逐渐摆脱战败国身份、回归国际社会的日本，一直没有明确而公开地表述过自己的国家利益。然而在日本国内，无论是媒体还是外交界，对国家利益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一味追求本国的一国利益，还是谋求共同进步的国际利益？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对于日本又意味着什么？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相处，共向实现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作为一名日本现役外交官，作者小原雅博道出了日本外交的真谛，通过剖析日本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清晰的日本国家利益观的演变过程，说明了日本外交从一战、二战一直到冷战结束后的新世纪，发生了怎样的惊人转变。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大胆提出了对中关系的新思维。正如作者所倡导的，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深化的今天，超越宗教、政治制度、民族的差异，追求双赢和共存，才是实现国家和地区繁荣与稳定的根本。

前言

序言　既重要又危险的国家利益

01　国家利益外交

　外交：“强大军事力”还是“良性外交”

　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

　外交新模式——外交官应具备哪些素质

02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战后国家利益论的“崛起”

　　日本国会如何看待“国家利益”

　　日本媒体如何报道“国家利益”

　　日本国家利益论“崛起”的背景

　国家利益“论争”

　　“消极论”——讨论国家利益是“忌讳”吗？

　　“积极论”——日本战后外交是否过于“软弱”？

　　第三条道路——“务实的国际协调”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

　　战前：最终“失控”的国家利益外交

　　战后：国际协调为主、重视“国际利益”

　　冷战后的国家利益

03　走向“开放的国家利益”

　从过去走向未来

　　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调整

　　新的国家利益论的展开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何谓日本的核心利益？

　　如何实现核心的国家利益？

　国家的品格与外交

04　中日关系新思考

　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何谓中国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之一——国家繁荣

　　国家利益之二——国家安全

　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超越历史

　　抑制民族主义

　　经济上的“双赢”

　　中日合作

　　日本走向何方？

后记

译后记

以联合国为中心

随着冷战形势的激化、东西阵营对立格局的“缓和”等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日本外交对联合国的定位产生了微妙变化。其实，日本在加入联合国之前，政府就已经立场鲜明地表示，“希望迅速加入联合国，但在加入之前，对于联合国实行维和措施也会继续全力以赴进行合作”。岸信介首相在1957年加入联合国后的第一次施政方针演说上，主张“以联合国为中心，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以此作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1958年，日本政府发表所谓“外交三原则”，首次把联合国中心主义提升到原则的高度。不过，联合国没有起到想象中的那样有效的作用。日本遇到了由“否决权带来的欠缺”的联合国现实，不得不把1960年签署的《日美新安保条约》视为“在把本国的安全委托给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功能之前”，“严格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执行的”保护两国和平与安全的机制。即便如此，国内的反对声音颇为激烈。在此情况下，藤山外相提倡日本外交的基调是，追求“绝对的和平”并强调《日美安保条约》的必要性。

对此，池田首相在1961年提出，“强化联合国外交的阵容”，承诺“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进一步强有力的和平外交”。池田内阁的小坂善太郎外相也把“推进联合国外交”和“支持联合国”定位为外交的基本政策。另外，大平正芳在1964年也强调了“作为维持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重要性。

不过，在佐藤内阁期间，“国际形势依然很严峻，是不能期望缓和紧张的状况的”，“东西阵营的基本对立以及各种国家间利害关系的冲突依然根深蒂固”。严峻的现实使日本远远达不到期待“把本国的安全委托给联合国”的境界。虽然佐藤首相就任后在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日美在“联合国的作用巨大”这点上已达成共识，但在“东西之间的权力关系维持着世界和平”的情况下，站在“为了本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现实主义立场，努力维持“为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最为现实的政策”依然是日美安保体制。在这点上，椎名外相解释说，有了与美国签订的安保条约，“才能使国民对国家的安全不抱有任何不安，才能取得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在现阶段，还不能把国家的安全完全寄托于联合国”。

在国际形势逐步开始走向缓和的1970年，佐藤首相再次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重视国际信义，依靠自主的和平努力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发挥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由于随后的国际形势日益多元化，日本国内经济也取得增长，日本不仅通过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回归并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而且扩大了自己的外交领域，“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努力推进多边外交。

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

通过《旧金山和约》恢复了主权的日本，是否能够真正回归国际社会，取决于如何解决与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亚洲各国之间的赔偿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与亚洲国家的赔偿谈判和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亚洲仍然是日本以经济合作为支柱展开自主外交的重要地域。由于认识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直接促进日本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推动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日本以“亚洲的一员”或“亚洲的一国”以及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发展为象征的“亚洲太平洋的一员”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国”为立场，展开积极的外交，力所能及地为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作为作出贡献的具体形态，历届内阁都非常重视支援以东南亚为主的亚洲国家开发与发展的ODA，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外交途径。

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领导人的亚洲外交观。吉田茂首相试图通过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和经济援助，“为东南亚的繁荣作出贡献”。岸信介首相追求“以技术和资金两个方面支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开发”。池田首相为“诚实实施赔偿，充实经济合作”作出努力。佐藤首相提出，“尽可能为东南亚的复兴与建设提供支持和援助”，并强调“援助的大部分都投向亚洲国家”。日本对亚洲的重视突出地体现在越南战争后的对越外交上。日本外务省所公开的1978年的文件指出，“不把越南视为苏联阵营的国家，甚至把越南将走向独立自主路线当做前提，为了维持东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为了使越南走向自主独立的路线更为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经济支援。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为东盟各国国家重建做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日本向东南亚各国提供巨额援助，最终“获得了关键时刻的真正朋友之好评”。日本提供的ODA、贸易、直接投资等帮助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实现了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确实使得日本实现了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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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日本，我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听到或看到“国家利益”一词。听到类似“派遣自卫队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背国家利益”等说法后，大家是否会表示理解？“国家利益”是一个“魔杖”，其内涵很模糊，也很不明确，甚至似乎“有风险”。在“国家利益”因流行而变得“时髦”的背后，日本人似乎始终没有认真分析其内在的含义。

《论语》有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意思是，只要努力去把握根本，就自然而然地走进核心之道，找到本质方法。不言而喻，任何事情都要以“根本”为核心。

日本外务省近年公开发表的秘密文件——《日本外交的过失》指摘了“根本”的重要性。这份文件记录的是1951年日本外务省收到的当年首相吉田茂的指令，检讨从“九一八事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关键环节上，日本外交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导致的政策失误。文件结论部分的概括如下：“一切都要以根为本”；“绝不应该只考虑条约等文件的字句，而忘记深层的政治意义、影响等根本问题”；“若在根本问题上存在错误，末节的苦心只不过是自慰而已”。当时，日本把满洲视为日本的“特殊利益”、“生命线”，依靠军事力量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日本以自以为是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武断地发动没有把握和胜算的战争，结果导致失败。事实表明，日本的确是错误地理解了国家利益。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极为重大。作为反面教材，战后，日本人对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始终保持“低调”状态。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日本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冷战格局已经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剧变，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国内状况遭遇挫折。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的话题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媒体言论界也密切关注，大家广泛讨论。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扪心自问：“时至今日，日本人究竟有没有认真思考过，深刻讨论过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界定的失误，必定导致国家衰退。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外交的根本。自战后以来，没有一个时代比今天更迫切需要认真思考“根本”的了。冷战结束后，国际新秩序还未形成，国际社会依然处于“变革与混乱”中。全球化与信息化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铺天盖地。民族、宗教等矛盾频发引起的各种纷争更为深刻。贫富悬殊、传染病、环境污染以及改变人们安全观的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等则是全球化给人类蒙上的阴影。这些都是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9·11事件”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震撼，使得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不得不面对新的敌人，动员大量的国家资源，发动反恐战争。另一方面，已经“走出冷战”的欧洲逐渐以超越国家、国家利益的形式，耐心地整合并扩大“欧洲共同体”，这的确是历史性的实践。相比之下，东亚地区还依然面临着朝鲜问题等“冷战后遗症”。日本的安全保障一直处于既不透明又不稳定的环境之下。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正在改变着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蓝图。伴随着经济上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东亚地区开始摸索“东亚共同体”的区域合作模式。以上事实正在考验着日本外交的真正价值取向，也考验着日本外交的“根本”，即国家利益如何界定。

战后快速取得“复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今天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转折时期。“修宪”问题、经济结构改革、年轻人的素质和道德下降等教育问题、少子高龄化社会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等，众多课题摆在日本人面前，形势刻不容缓。内政与外交都迎来“多难”的时期，日本究竟该走向何方？

回到“根本”，重新探索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我写作本书的动力之所在。“国家利益与外交”这一话题不仅是对“如何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的思考，还牵涉到“日本如何塑造国家形象”或“日本人如何生存下去”的探究。本书探讨这些“大课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开了“根本”，还是个未知数，只能说“还在路上”。但愿读者能够对本书没有忌讳地进行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行更加广泛而活跃的讨论。同时，我由衷地希望，本书微不足道的研究能够成为大家从各种视角。深刻讨论国家利益和外交的第一步。

最后声明，本书所有观点只代表我本人的见解和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和组织。

2007年10月出版的日文版《国家利益与外交》(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是我以作为客座教授在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书时完成的博士论文为蓝本，经过大篇幅的修改完成的。

这次，本书经修改后更名为《日本走向何方》，并即将在对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极为重要的国家——中国出版，我感到很喜悦。在中文版里，“学术性考察”的部分被删除，而补充写作了第四章《中日关系新思考>，对一些时事性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对整体文章也修改了不少。无论如何，本书能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中国出版，有助于回顾中日两国30年来走过的道路以及中日关系发展的轨迹。从中日思想交流和相互理解的角度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对于平时经常与中国交往，甚至把它看做终身事业的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在中日两国人士努力追求共同利益，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今天，我由衷地希望更多的中国朋友能够读一读这本书。我的老朋友周帆先生为将本书引进到中国付出了大量努力，与出版社进行了不少沟通工作。“非凡留学生”加藤嘉一先生担任了翻译工作。他是一个富有潜力的优秀的年轻人。没有他们两位的支持，本书在中国出版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想向这两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想对身体健康欠佳但仍用心照顾两个孩子，安静地支持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妻子，发自内心地说声“谢谢”。

国际金融危机正给世界蒙上着阴影。作为经济大国，日本和中国能够合作为恢复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确实不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为恢复东亚经济，日本应该做什么？当时，我跟“小原君”一起，提倡“开放日本”。这一理念随后逐步、切实地被实现。在本书里，小原君提出的“开放的国家利益”的确符合日本应有的姿态，也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中日两国应该奉行的基本理念。至今，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之间广泛的互补性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地明显，已经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两国正在迎来共同获得利益，共同实现繁荣的时代。我希望，更多的中国朋友能够支持本书所描述的内容，并且，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能够越来越大。

——奥田硕 日本丰田汽车前会长

中国和日本是永远的邻国，如今，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广泛、多层面的交流，两国已经成为无法搬走、不可分割的关系。中日两国就像胡锦涛国家主席跟我表述的“和则两利、斗则两害”这一说法，应该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姿态，促进“双赢”的关系。为此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才是两国政治家的使命，我本人作为外务大臣，也曾为构建“战略互惠关系”，付出过心血。而两国有关人士的努力最后得出的“结晶”，就是胡锦涛国家主席访问日本之际，两国发表的共同声明。它明确表明，中日两国有决心共同努力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中日两国通过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共同追求利益的关系，也是符合小原先生提倡的“开放的国家利益”。我由衷希望，中国的读者朋友们能够读到这本书，并支持追求“共同利益”的、志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与我们一起推进两国关系。为此，我也将继续努力。

——高村正彦 日本前外务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