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技术撬动为核心的产业创生和产业升级模式，成功引领了东亚产业演化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这种模式，必将继续引领21世纪世界产业演化的进程，抵抗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

本书提出了国家经济学习系统，发展型资源撬动等新颖概念，为我们理解这些经济体的产业创生及升级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企业发展的路径的模版，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

东亚芯片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兴起，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场伟大的工业变革。最初研发出这些产品的公司，如英特尔、摩托罗拉等，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然而当今，东亚已经成为该产业领域中的重要玩家，成为新型市场中的样板。尤其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危机中，东亚最发达的半导体企业经受住了考验，创造了“真实的”东亚奇迹，为21世纪所有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为了探寻东亚芯片产业的起源和发展，作者实地调研了多家公司和机构，认为东亚芯片产业的兴起，有赖于培养并发展了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引进、技术转化吸收的体制载体。作者将这种体制载体称为“技术撬动”。这就为我们理解这些经济体的产业创生及升级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作者特别指出，技术撬动并不是芯片产业的“专利”，它在众多知识密集型产业中都可以发挥作用——不仅能够引领东亚产业演化的进程，而且能够引领21世纪世界产业演化的进程！

导言

第一编 “真实的”东亚奇迹

第1章 技术撬动：东亚半导体产业的崛起

第2章 技术撬动与后发优势

第二编 国家的制度发展路径

第3章 韩国的繁荣与财阀：韩国的经验

第4章 丑小鸭到白天鹅的美丽蜕变——中国台湾的经验

第5章 杰克与魔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验

第三编 技术撬动战略

第6章 东亚半导体产业：国家战略及其持续性发展

第7章 技术撬动战略的限度

第8章 国家经济学习系统：来自东亚的经验

附录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中英文对照表

译后记

第1章 技术撬动：东亚半导体产业的崛起

一种技术产品能主导一个时代，这种情形前所未有。1947年晶体管问世，后来硅芯片诞生；如今，形形色色的产品和工艺都因装有这些东西而具有了智能，在若干年前，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小小的芯片上，蚀刻着金属镀层和聚合物镀层所形成的电路，复杂得不可思议，而它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关键的技术驱动力。人类借助于芯片，创造了全新的产品，如数字手表、个人电脑、高清晰度电视，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产业时代。

集成电路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集成电路起源于晶体管，当时只是单一器件，后来集成电路可以集成数以百万的器件，这些器件能植入在一张薄薄的硅片上，容量达到兆比特(Megabit)级，如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2000年，其容量达到G比特(Gigabyte)水平：即一个芯片可以植入10亿个器件。这种复杂的东西可以产生许许多多新奇的应用，可以将声音、图像、文本和数据混合起来，在多媒体信息生产和交换的网络中广泛传输。一个奇妙的新世界由此诞生，这是一个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的新世界。

产业世界从这些芯片身上创造了滚滚财富，这个产业世界可不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成千上万的企业从事着芯片的设计和封装。在好莱坞，芯片被用来打造梦幻世界。美国硅谷和好莱坞创造出金山银海的财富，那可都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跨越太平洋也出现了这样的实在，人们通过制造芯片以及制造嵌入芯片的电子信息产品，创造了巨额财富。对太平洋东岸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芯片的存在对其产业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最先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也接踵而来。半导体产品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品，甚至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仍然是这样。对于太平洋东岸的其他国家来说，半导体也都在其出口品中名列前茅。

芯片与东亚产业化发展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题。半导体芯片借助于被其武装起来的产品和工艺，推动着世界的变革；半导体芯片也是推动东亚经济转型的重要工具。东亚经济体把半导体作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来发展，这首先是从日本开始的。考虑到半导体能够创造出巨额财富，能够在其他经济部门产生广泛的衍生效应(spin-off effects)，东亚经济体不惜一切代价，努力掌握半导体技术。对日本来说，半导体被认为是“产业之粮”，日本不遗余力地从当时占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企业如仙童(Fairchild)和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获取半导体产品和工艺技术，并“培育”日本企业的技术能力，进而促使它们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所走的发展之路。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在存储芯片上所做的努力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当时占世界半导体市场份额的40％，也引发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白热化的高技术贸易战。到1986年，美国与日本终于签订了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但是，自此之后，美国存储芯片产业却几乎全军溃败，遭遇日本旷日持久的不断攻击，美国的领先企业如英特尔和摩托罗拉也只好做出了战略性的撤退。

该协议墨迹未干，韩国企业又上来了。韩国三星、现代以及乐喜金星等企业仿佛从天而降，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为美国计算机企业提供优质芯片。那时，这些美国企业正乐于从日本以外的国家寻找芯片供应源。1987年三星就开始在芯片制造中实现了盈利，而其他韩国企业则需要耐心和坚韧，苦练内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方能站稳脚跟。到20世纪90年代它们做到了。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异军突起，形成后来者居上的态势，并具有更大的技术发展潜力和灵活性。领头的是世界上第一个高级晶片代工商——台积电公司，以及高级芯片供应商如联华和华邦(Winbond)。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台湾企业也进军到存储芯片领域，向日本和韩国企业进行挑战。

与此同时，新加坡，这里早先是跨国公司进行芯片封装和集装业务的避风港，也快速融入了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若干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建立了晶圆工厂，而新加坡本土也创立了自己的晶圆代工厂，该厂由新加坡技术集团(Singapore Technologies Group)运行。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中国大陆也开始对半导体产业进行大量投资，这些投资既包括低附加值的IC封装业务，也包括较高附加值的IC晶圆制造。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东亚国家或地区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创生的。半导体产业在东亚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并非是市场力量盲目运行的结果。相反，东亚国家或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是政府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政策选择的结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东亚国家或地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成功地培育出了半导体产业，以及采取了什么样的战略成功地实现了半导体产业扩散。

本章的研究目的是想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强大的半导体产业已经在东亚出现了。我们关注的问题，不是研究该产业出现了哪些新进展，而是想确立这样一个事实，即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后来的马来西亚，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中已经崭露头角，这一点可以从它们对IC技术以及IC产品(如电脑)的生产、消费、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得到反映。换言之，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当时已经占领了全球半导体的主流，而不是在其边缘游荡；而且它们已经能够在技术的最顶端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人们对东亚的产业发展成就普遍高唱赞歌，但是金融危机使它们蒙上了阴影。金融危机对半导体产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金融危机又怎样影响了本书的观点和论证？毋庸置疑，金融危机给所有的产业以重创，半导体产业也难以幸免，世界半导体产业均有所下滑，特别是存储芯片(在这个领域，一些国家如韩国倾注了大量的投资)的下滑，使东亚半导体产业雪上加霜。这就不免给刚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韩国三星和金星等企业以沉重的打击。尽管遇到了这些困难，但在我们所考察的那些国家或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后发半导体企业，却没有一家破产。当然，损失是有的，但并非一蹶不振。

P27-29

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后发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成功地闯进了全球半导体这一高技术产业市场之中，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猛虎经济体”。这是世界产业史上的一大奇迹。我们对这个“东亚奇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发现东亚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技术撬动战略”。“技术撬动战略”这个概念为我们所首创，并且成为我们这部作品的中译本书名。那么，到底什么是技术撬动战略呢？

技术撬动战略包括技术、撬动和战略三个要素。技术撬动战略，首先关注的是技术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的提升包括技术获取、技术配置和技术改进等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产业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采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战略或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不把如何获取先进技术和如何利用先进技术作为重中之重，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当今世界，先进的技术是通往成功的阶梯，技术获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技术撬动战略的第二层涵义是撬动。新技术一旦被开发出来，就对所有其他国家和企业敞开了大门。任何新技术都不会永远被锁在实验室里。新技术蕴含着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为后发国家(如中国)通过多种方式所获取，这些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进口设备、聘用外籍专家，甚至并购外国高技术企业。与“金融杠杆”概念进行类比，我们把通过各种合同形式而获得新技术的过程称为“撬动”，即技术撬动。所谓撬动，就是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技术撬动的方式多种多样，但这些方式有优劣之分。

技术撬动战略的第三层涵义是战略。后发国家如何实施技术撬动，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些国家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跨国公司来投资，寄希望于通过跨国公司实现先进技术的本土化。有些国家则强调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并通过公共研发机构为它们提供技术撬动。另外，还有些国家强调扶持大型企业(如国有企业)，它们利用信贷和法律资源，与跨国公司达成技术许可或技术获取的协议。技术撬动战略涵盖着这些不同的方式。然而，成功的技术撬动战略需要平衡地利用这些方式。

我们发现，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她同时平衡地运用了技术撬动战略的多种方式。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引进跨国企业的先进技术而实现了技术撬动(如中芯国际引进了IBM的45 nm CMOS逻辑技术平台)；中小企业(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通过产业联盟而实现了技术撬动；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华投资(如英特尔公司来华投资半导体产业)，它们被要求把先进技术转移到当地企业，这也是实现技术撬动的一种重要方式。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迅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是多管齐下地实施技术撬动战略；东亚国家或地区探索出来的技术撬动战略的多种方式，在中国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借鉴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撬动战略，并随着自身产业的建立和升级，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技术撬动战略的内涵。其结果是，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约翰·马修斯 于悉尼

赵东成 于首尔

2009年4月

我是2006年春天在汉堡召开的“亚洲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国际会议上结识本书的作者约翰·马修斯教授的。在那次会议上，他主要演讲东亚的catch-up，“成功的技术追赶”，并提到中国的技术追赶。我对此很感兴趣，跟他讨论和交谈。他告诉我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他关于东亚信息产业成功追赶的著作Tiger Technology。这就是我们现在翻译出来的《技术撬动战略》。200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技术撬动战略》，这是对该书的一个最好肯定。

马修斯教授在英国的帝国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麦考瑞管理学研究生院战略管理系主任。他著述甚丰，除了《技术撬动战略》以外，还有：《跨国巨龙：全球增长的新模式》(Dragon Multinational：A New Model of Global Growth)，200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战略化、非平衡性与利润》(Strategizing，Disequilibrium and Profit)，2006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马修斯教授把研究重心从东亚转移到了中国。他曾多次应邀到中国来作报告和讲学。比如，2006年他在高层次的“北京论坛”发表演讲，2007年担任清华大学创新与管理国际暑期学校的教授。2008年他与合作者在国际顶尖杂志《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中国创新能力”的论文，引起国内学界和管理界的高度关注。

《技术撬动战略》的另一个作者赵东成在哈佛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国立首尔大学商学院教授，并担任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的兼职教授。

十年前，即1997—1998年，东亚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信息产业和企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对技术撬动战略和国家学习体系的理论提出了严峻的考验。然而，实践证明，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信息产业和企业经得起考验，技术撬动战略和国家学习体系的理论也经得起考验。

当前，我们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以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应对之策。我们认为，我国应该实施技术撬动战略，建设国家学习体系，进而走向自主创新。

本书的翻译是集体合作的产物。前言：刘立；导言：杨玉英等；第一章：常静、刘立；第二章，杨玉英等；第三章：肖珑；第四章：肖珑、常静；第五章：肖珑；第六章：王耀德；第七章：黄笑丹、肖珑；第八章：谷玥昕、刘立。陆小成、常静做了大量的翻译校对工作。李兴川也参与了部分校对工作。刘立负责最后的校对和统稿。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主任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的进展，本书的责任编辑李淑方非常专业和敬业，为本书的校对、编辑和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我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虽然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时间、精力和水平有限，翻译中肯定存在着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刘立

2009年3月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东亚经济体技术消化、技术扩散做出了最丰富阐述的论著。它将成为所有研究东亚经济体和关注技术发展动力机制的专家们必备的参考书。

——查默斯·约翰逊，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本书简直让我爱不释手……并受益匪浅。在关于产业政策、东亚经济体、竞争力及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中，我经常翻阅。

——桑加亚·拉尔，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

本书对国际竞争力和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它集理论创新与翔实的经验描述于一身，必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杰弗利·哈特，印第安那大学(伯明顿)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