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草要靠自己根除，庄稼要靠自己种上，琴声要靠自己欣赏，灵魂要靠自己思念。走进古典中国哲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同样，阅读《孟子》，悦读《孟子》，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一个人当然并不是绝对孤立的个体，一个人总要跟他人、群体、社会、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所以，静下心来读读这本书，大概不是没有必要的。

让我们跟随作者一同走进《孟子》浩然正气的世界，体会经典，感受正气！

本书是作者运用其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的文化良知去阅读《孟子》而写成的一本人文哲理随笔书籍。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有一种人生智慧叫权变”一节为大家解读孟子的“不与右师言”，他的“非其招不往”的气概；“其人其书的人文凭吊”部分，论的是孟子其人的人生经历，衡的是《孟子》其书的传播历程，为大家破译出孟子是如何“论士衡史”的深层秘密；第三部分是“文化守成主义的诗意栖居”部分。

前言

第一章 其人其书的人文凭吊

  一、穿越“孟母教子”的故事丛林

  二、一个义仕派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

1.义仕派以孟子为代表

2.与梁惠王交锋

3.跟齐宣王辩难

4.和滕文公论治

5.比帝王将相更永恒的是大地

  三、皈依立言的境域

  四、缅怀孟门弟子

  五、《孟子》的篇名未尝没有意义

  六、《孟子外书》真是孟子的著述吗？

第二章 道德理想主义的心田守望

  一、在人禽异类的临界点上

  二、孟子是稷下先生吗？

  三、到稷下听辩论去

  四、性善论为何如此鞭逼有力？

1.第一个例子：“孺子将入于井”

2.第二个例子：“嫂溺援之以手”

3.第三个例子：“舜封象为诸侯”

  五、以心善言性善

  六、“仁且智”：理想人格的哲学定义

  七、直面强悍的命运

  八、有一种人生智慧叫权变

1.小叔子为什么要救嫂子？

2.舜结婚为什么不禀告父母？

3.“温和权慧”为什么更值得推崇？

  九、父亲杀了人，儿子怎么办？

  十、王道“下乡”：重读孟子的“穷人经济学”

1.赋税在战火中“进村”

2.文明标尺下的“什一税”

3.井田制：歇在乌托邦的翅膀上

4.“制民之产”为何如此艰难？

5.以“三农”为皈依

  十一、知识分子凭什么可以“不耕而食”？

  十二、“学而优则仕”：一本难念的经

1.不是不想做官，而是不能随便做

2.孔子每次做官为何都满不了三年？

3.做帝王的老师，可行吗？

4.伊尹是不是孟子心中的目标？

5.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第三章 文化守成主义的诗意栖居

  一、鲁西南的那两个人能否救得了礼乐？

  二、另一半是“诗书”

  三、孟子读过《论语》吗？

  四、“子日”尾随着“《诗》云”

  五、乱臣贼子惧怕《春秋》吗？

  六、将“距杨墨”进行到底

  七、以意逆志：一种读书方法，一种解释学境界

1.《诗经》应用的三种形式

2.为什么说咸丘蒙解《诗》错了？

3.以读者为中心，还是你我的互动？

4.当读者化身作者以后

  八、在常识的逼视下

后记

跟小叔子“援嫂以手”一样，舜“不告而娶”也是孟子笔下有关经权之辨的经典案例。这个案例涉及的礼仪规定有：从婚姻的本质看，“男女居室，人之大伦”（9·2），婚配是人们在伦理生活中必须履行的天然义务，是人的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从婚姻的程序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6·3），婚事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经由媒人的介绍，绝对不能偷鸡摸狗，当然也不能自由恋爱；从婚姻的目的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26），传宗接代是结婚最神圣的使命，否则就是对于父母、对于家族最大的不孝。《孟子》描述的这些婚礼守则，好比中国古人必须老老实实遵守的婚姻法；其中，婚姻的本质、目的属于“实质正义”范畴，婚姻的程序属于“程序正义”的范畴。  为什么说舜“不告而娶”这个案例，同样也写照了孟子实践伦理学的权变策略呢？让我们先读一读原文（9·2）：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若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日：“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是《诗经·齐风·南山》中的诗句，说的是男人讨老婆一定要事前征得父母的首肯，不然就会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仪规定。可是，当舜娶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做老婆时，他却没有先向自己的父亲瞽瞍和后娘汇报。舜的这一做法在“表面上”显然于礼不合，但在“实质上”又该如何看待呢，这是万章要请教老师孟子的问题。

舜在《孟子》中是一个极其有血有肉的人物，《孟子》对舜的孝子之心刻画得尤为成功。比如，孟子曾说舜“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还说舜“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9·1）。即使人们都喜欢他，即使妻妾貌美如花，即使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舜觉得也消除不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愁，唯有得到父母的欢心，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愁才能得以消除。然而事实却是，因为没有得到父母的欢心，舜就像鳏寡孤独的人找不着依靠一般。问题在于，舜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8·19）的大圣人，为人处世从来不以仁义为手段而只以其为目的，何以连得着父母的欢心都做不到呢？

事情只能怪罪于舜的父亲瞽瞍以及他的后娘，还有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你看，瞽瞍和后娘打发舜去修谷仓，等舜上了屋顶，却抽走了梯子，瞽瞍还放火去烧谷仓，幸而舜设法逃了下来；于是又打发舜去淘井，也许是忘记拿某件工具，也许是上天有眼，舜下井后不久就上来了，但瞽瞍、后娘、象并不知道，跑出来用土块填塞了井眼（9·2）。尽管这两件事发生在舜结婚之后，但你由此不难想象瞽瞍是怎样的为人，那个后娘以及同父异母之弟象又是怎样的为人。李贽曾说“形容后母之毒，无如此处为详矣”（《四书评·孟子卷之五》），诚哉斯言！瞽瞍、象在《汉书·古今人表》中被列为下中等，大概还是班固给舜留了一定的面子，否则把他们列入最低的下下等也不为过。《史记·五帝本纪》概括得尤其惟妙惟肖，真个是“父顽，母嚣，象傲”！

面对万章刚才的疑问，孟子当然想到了舜所处的家庭不是一个正常、幸福的家庭，而是一个不幸、反常的家庭。其实，我们也可以像孟子那样设想：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角度看，要舜的父亲、后娘同意他跟尧的两个女儿结婚，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角度看，不结婚和不传宗接代更是不行的。

这里，中国古代婚姻法中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孟子则在坚持实质正义高于而且优先于程序正义的基调下，认为舜不告而娶固然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礼的违背，但这种激进权智却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以一种“小错误”的做法达成了“大正确”的效果，也就是足以保证舜去履行“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的抽象性义务，进而有可能避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实际性过失。正因如此，孟子在另一个场合曾说：“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犹以为告也。”（7·26）

不结婚以及不传宗接代是比娶妻时不向父母禀告更大的不孝，这一点万章已经明白了。他还有另一个困惑：难道尧嫁女儿时不能事先给亲家打个招呼吗？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跟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还不妨从焦循《孟子正义》卷18抄下清代学者赵佑说的一段话：“此言瞽义不可以违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瞽，而不可以强舜为违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瞽瞍不敢随随便便地违抗堂堂天子的旨意，但他可以禁止自己的儿子去娶尧的女儿；尧能够轻而易举地制伏瞽瞍这个平头百姓，但他不能强迫舜去做违背父亲意愿的事情。

在此，家、国的区别很明显。在“国”的疆域内，作为天子，尧对于瞽瞍、舜的“权力”之大是无限的；但在“家”的地盘中，即便作为天子，尧对于瞽瞍、舜的“权利”也是有限的。结婚毕竟属于家事，所以，尧明明知道舜不告而娶是违礼的，也没有责备舜，而是听任舜这么去做了，并没有把国家之“权力”凌驾于家庭之“权利”上面，等于认可了舜的激进权智。看一看《史记·五帝本纪》还会明白，尧恰恰是因为赞许舜在如此奇特的家庭中还能竭尽孝道，才决定把女儿嫁给舜，并暗自决心以后把帝位传给舜，而不是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丹朱。P152-155

记不清在哪里读过博尔赫斯说的一段话：“一切阅读都暗示着一项合作，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一次同谋。”此时此刻，凝望着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真得深深地感谢博尔赫斯，因为正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勾起我慢慢回忆自己与《孟子》在阅读中相逢的那段难忘的岁月……

这本《孟子译注》已经被我翻得卷起了书角，但是，我对于《孟子》慧心的阅读并不属于20世纪80年代。我是1985年从湖南长沙一个普通的乡村中学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那时，以激烈反传统为特点的文化热潮如火如荼。要反传统当然得了解传统，于是，1986年9月26日，我在附设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内的一个小书店里，既经意又不经意地购买了杨伯峻先生的这本《孟子译注》：1960年1月第1版，1984年5月第6次印刷时从116，651册印至169，650册，定价1.80元。

杨伯峻先生是著名学者杨树达的侄子。好比《封神演义》第77回的回目“老子一气化三清”那样，我的这位乡贤一生为《孟子》的译注传播出过大、中、小三本书：小者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孟子选译》，中者乃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的《孟子导读》，大者乃遭遇过一些曲折的《孟子译注》。

《孟子译注》遭遇的曲折多多少少是鲜为人知的，所以，我们需要看看杨伯峻先生在《我和<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原载《书品》1987年第1期）一文中的追忆：

第一次出版的《孟子译注》译注者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自然一切有关人士都分得若干元稿费（有人告诉我，他举了一次手，分得七十元），我被认为是“审定”者罢，也喝了一口汤。

1961年摘掉我的右派帽子。中华书局当局调了《孟子译注》的原稿，加以审查，肯定每字每句都是我的，这才和兰大中文系联系，主张改用我的名字重印。兰大中文系竟然不同意，却说重印区区稿酬可以由我一人独得，译注者名义仍应归兰大小组，真是可笑之至。中华书局当局这次实事求是，重印时改用我的名字，算物归原主，终于分清黑白，明确是非，使这部多灾多难的《孟子译注》重新和广大的读者见面。

杨伯峻先生后来出版《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时的政治局面，自然不是出版《孟子译注》时的政治局面可以同日而语的。不过，文化上的拨乱反正很难，要让80年代初期的人们对于传统的东西持守一种公正的心态尤难。在美丽的珞珈山读大学的那几年里，我就不是一个《孟子》爱好者，甚至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譬如，在1987年2月28日的日记里，我曾经写道：“上个学期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持否定态度》。一位老师写了这样的评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但是，结论失之偏颇。”今天我已经记不清楚写这一评语的是哪位老师了，但我知道，能够写出这类评语的老师当时并不多见。

“置身于80年代中期的年轻人，如同他们的‘精神兄长’——亦即完整地经历过‘文革’浩劫和知青生活的一代中青年学人一样，也仿佛回到了‘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的五四时期”，这是我写在《一个少年与80年代的“思想剧场”》（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4期）一文中的一段话。之所以再次抄录它，目的不是为了以“今日之我”去否弃“昨天之吾”，只是为了见证一段历史而已。毕竟，人都是从历史的细节中走过来的，记得住历史的细节才能真正地丰富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大学本科毕业在鄂南某国有企业工作四年后，我负笈南下，成为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9现代化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当从行囊中取出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放上中区2舍901寝室的书架时，我无疑不会想到，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将与《孟子》这部古老的经典朝夕相处。  事情起因于我的导师李宗桂教授当时决定为贵州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现在查阅日记，原来1994年8月3日中午，李宗桂教授希望我花一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写一本《孟子与中国文化》，并收入丛书出版。这项任务我起先接受，但不久自动放弃了。不是我不想写，而是我深感自己其时功力不逮。

得补充的是，《孟子9中国文化》一书后来由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杨泽波教授完成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此前，杨泽波在严北溟、潘富恩先生指导下的博士学位论文《孟子性善论研究》，列入胡绳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他还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孟子评传》。因此，在李宗桂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中，《孟子与中国文化》一书由杨泽波教授担纲，不仅仅是最适合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孟子其人、《孟子》其书的幸运。

尽管我与《孟子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写作没有缘分，但是，孟子其人、《孟子》其书却从此深深地走进了我的阅读和思考。

例一，“今天农历三月初六，系二十七岁生日。只能很平淡地度过。早上起来，在中区书店购曹尧德的《孟子传》，此书久寻而今得，也许是一种缘分吧”，这是我在1995年4月5日的日记里所记载的。

例二，1995年5月14日，我在时任《齐鲁学刊》编辑的杨朝明先生引领下，前往孟子故里拜谒。在邹城市，当地的孟子学研究专家胡新立先生陪同我们游览了孟府、孟庙（遗憾的是没有去看孟林，这份遗憾至今犹存，因为我后来没有再去过邹城），给我们赠送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孟庙孟府孟林》一书。我还购买了《孟子家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书。当天中午，是在自学成才的孟子学研究专家刘培桂先生家里吃的饭。刘先生后来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我曾将自己以《孟子》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呈其教诲，他则给我寄赠过他编撰的《孟子与孟子故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孟子大略》（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就是在那次邹城之游中，听说曲阜与邹城之间将修建一条“孔孟新道”。如今，若干年过去了，只是不知道那条“孔孟新道”是否已经修好了？！

我与孟子的缘分，尤其绵绵不绝地流淌在六年研究生生涯之中。放弃写作《孟子与中国文化》之后，我还是决定硕士学位论文以《孟子》为题。为此当然要先练习练习，于是有了在《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2合期发表的《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一文。这是我的第一篇孟子学研究论文。是否处女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牢固地确立了我从道德理想主义视角考量孟子思想精髓的致思方式。1996年6月答辩通过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孟子与<诗><书>文化》，其中最关键性的内容则以《试析孟子解<诗>读（书）方法论》为题发表在《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或许这篇文章才是我真正有心得体会的第一篇孟子学研究论文。原因很简单，它顽强地支撑了我从文化守成主义视角解读孟子文化内涵的思维方式。

正是凭借着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两根拐杖，我在1999年6月答辩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孟子文化精神研究》中，画龙点睛地勾勒了孟子文化精神文以载道的思想实质。通俗地说，孟子在礼乐文明已经崩坏的战国时代中，深切地意识到了诗书文化的人文力量，所以，为了从沉沦的世俗世界里挺立世人的道德主体，他找到了经由文化守成主义达成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道路。

经由文化守成主义达成道德理想主义，或日文以载道，何尝不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急需呢？正因如此，在1998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将20世纪护守中华传统人文的3法论智慧与孟子“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做了一个有意味的联结。其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写作上快接近完工了。在我看来，“友”是一种同情性，此乃守护古典的情感基点；“取”是一种选择性，此乃守护古典的理智途径；“得”是一种主题性，此乃守护古典的意志目标。对于中华传统人文花果飘零的20世纪而言，陈寅恪先生30年代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说的“了解之同情”，要继承的难道不是《孟子·万章下》“是尚友也”之“友”（10·8）吗？冯友兰先生50年代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要揭橥的难道不是《孟子·尽心下》“取二三策而已矣”之“取”（14·3）吗？张岱年先生80年代倡导的“综合创新论”，要弘扬的难道不是《孟子·万章上》“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得”（9·4）吗？

坦率地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孟子文化精神研究》并非一部完全成熟的作品。但是，“该文文风甚好，朴实无奢华，笔端见感情，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的道德追求，只有在中国哲学史浸润多年，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方能达到如此境界”，一位匿名评阅专家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这一评语，依然使我深知自己在阅读中与《孟子》相逢的这段长长的岁月终归收获了许多许多。

立志终身研究《孟子》，一度是盘踞于我心头的一个想法。如果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六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孟子思想研究，那么，博士毕业后在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工作的三年内，我最为情深的是孟学史研讨。为什么要从孟子思想研究转向孟学史研讨呢？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受了台湾知名孟子学研究专家黄俊杰先生的《孟学思想史论》卷1（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卷2（“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的影响，卷2后来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时易名为《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黄俊杰先生的孟子研究；不仅重“论”，而且更重“史”；不仅重视“哲学一观念史”的研究进路，而且更重视“历史一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受此启发，我觉得，我不独需要通过孟子思想研究去凸现“文以载道”的信念依托，还应该经由孟学史研讨去还原“道在史中”的心路历程。

遗憾的是，我在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工作期间，仅仅写出了几篇像样的孟学史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比较长，同行评价也比较好，承蒙师友关照，后来均得以发表。其中，两篇发表在刘小枫、陈少明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第2、4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一篇发表在任剑涛、彭玉平先生主编的《论衡》第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另外，部分章节，如《<孟子节文>的文化省思》、《<孟子>传记博2问题的学术史考察》，在兼任《中国哲学史》副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向世陵先生的关爱下，得以在该刊2002年第2期、2006年第4期先后发表。前者的责任编辑是蒙培元先生，后者的责任编辑是刘丰先生，这也是我需要深深感谢的。本来我想坐几年冷板凳，把孟学史研究好好做下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2002年3月8日校方决定将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并入图书馆，我只好面对现实，调到了学报编辑部。

一晃已经在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了好多年。一旦干上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行当，自然也就不可能像在教学科研部门那样一心一意地做着学问了。譬如，2004年2月左右，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的彭永捷教授曾经希望我为“《儒藏》国民读本”做一个《孟子》注释本，但我婉言推卸了。因为我自知无法超越杨伯峻、金良年先生的两个译本——岂止只是无法超越，简直就是无从下笔！于我而言，最敬佩的国学功夫就是做年谱、做疏证，尤其是为先秦人做年谱、为先秦典籍做疏证。我最敬佩的其实正是我最不能的，不过，以人文随笔的方式去刻画孟子的人格形象，这一写作任务却是我所不愿逃避的。

当我2006年12月12日将这本融学理性与普及性于一体的小册子命名为《在阅读中与（孟子>相逢》时，我想到了自己在《现代哲学》2006年第4期发表的《做一个大写的人——我们在阅读中与<孟子>相逢》一文。2005年5月12日、12月1日我曾先后在中山大学东校区、珠海校区举办的“中外优秀文化讲座——中国思想经典导读系列讲座”上讲演过这篇文章，但它竟然也是我调至学报编辑部工作以来写作的唯一一篇孟子学研究论文。直面着这个可怜的“唯一”之际，一个曾经“多年”与《孟子》为伍的人，怎么不会像久早恰遇甘霖一般地感谢这套丛书的发起者——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盛情相邀呢？！

接受这个写作使命，就意味着一颗现代心灵与一部古老经典之间的缘分已被重新链接，意味着《孟子》与我之间的合作式阅读、同谋式阅读将再度被敞开。当然，我十分清楚这次在阅读中与《孟子》相逢的局促和目的。我们的确是在阅读着“古典”，但我们却是在“今典”的场域中展开阅读的。如果我们置身其间的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又何必劳累地穿越历史的丛林去追寻前人留下的“答案”呢？尽管“今典”未必直接意味着“问题”，“古典”未必直接意味着“答案”，然而，当我们在“今典”的场域中探寻着“古典”的智慧时，我们在本根上却是极力试图为面临的问题找到合理的答案的。如此行动，事实上不仅是一种“理性动作”，而且更是一种“德性举措”。

记得1999年5月8日，邹城孟子学研究专家刘培桂先生在看了我的博2学位论文初稿后，给我写信说道：“我涉足孟，学仅有十年，初步体会孟学是海，读《孟子》像看海一样，是享受；而研究《孟子》是下海，是玩命。赵岐注《孟子》是他途穷时唯一的精神寄托；朱熹注《孟子》至老死仍在修改；焦循为《孟子》正义，功未毕而西归，其子继承父业，亦耗尽精力而书未成；其弟与家人相约，各减衣食之半，才将《正义》付梓。当今研究《孟子》者又多矣！多数学者能实事求是，可惜有的人仅在浅海滩转转，或在别人的船上或船后兜兜风，如此怎能领略海的情怀！您是已沿着正确航标进入了孟学之海，但愿您比前人走得更远些，勘探得更深些，多得些瑰宝返回彼岸。”

李承贵教授的《四载感怀》有句“文章道尽千古事，横渠四句从容行”，余心有戚戚焉。正在执笔的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所有情深《孟子》的人能够抵达这个理想吗？要破译出孟子如何论士衡史的深层奥秘，何其难也！要让孟子论士衡史的人文精神深入到我们的现代人生之中，尤其艰难。一切尚未完成，一切业已展开。于我，唯有再次携带着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出发，在漫长的阅读之路上去虔诚地体证博尔赫斯的教诲……

相信大多数人跟我一样，会觉得“阅读”和“说读”两种读书方式的情感程度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过去为了考试，以及现在写论文时为了显示自己也是哲学科班出身，我无数次地阅读过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而且这个版本是繁体竖排的，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阅读时好像极不习惯。但是，对于他的《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我读过一遍后，就爱不释手了。这种感觉正是“悦读”，它不是为了考试而读，不是为了科研而读，它仅仅只是出于内心的需要、精神的渴求而读。

对于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你有不得不“阅读”的部分，也有情不自禁地“悦读”的部分。在此，“阅读”与“悦读”似乎可以各行其是，这类现象在我们的读书生涯中也十分正常、普遍。不过，我这里特别想说的是，对于经典，你首先必须虚怀若谷地去“阅读”它，然后应该手舞足蹈地去“悦读”它。

什么样的作品有足够的资格登上经典的宝座呢？“在此之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这是经典之为经典的内涵性标准。《读书》1997年第2期发毒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引用过谢尔曼的一句话：“所谓伟大的书是从丰富而充实的人生中摘取出来而填入字里行间的……你在不同的时日和不同的心情下阅读，你仍可感受到它成书时的气息和命脉。”这是经典之为经典的传播学标准。那么多作品中，就这一本写得最好，就这一本人们最喜欢读，这本书自然也就成了经典。

古往今来，人们写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历史公认的经典则凤毛麟角。大浪淘沙，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又自然、又有意的筛选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头顶经典的桂冠，否则经典也就不是经典了。经典是红花，但你又何尝可以轻视作为绿叶的其他作品呢？经典总是需要不断地再阅读、再阐释的，如果没有那些一直阅读着经典并且通过著书立说来阐释着经典的人们，经典显然也就难以持续地显示着自己独特的魅力。经典之所以能够再生和复活，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功劳。何况，这些作品里后来也有一部分上升到了经典性作品的位置，比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康有为的《孟子微》。

有读了经典后再写点什么的人，更多的人则是读了经典后什么也不写。比如，我在阅读了《孟子》之后，为了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曾经写过两篇不得不甩史料来堆砌、不得不用西学来武装的学术论文，现在又用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的文化良知，写了这本人文哲理随笔。包括你在内，大多数人读了《孟子》之后，未必会正儿八经去写点什么。写点东西，或者什么也不写，对于激活经典的人文魅力来说，其实并不是至关重要的。经典真正需要我们做的，不是别的，而是慧心地去阅读它，“我读故我在”，真切地去思考它，“我思故我在”。

很多年前，我在《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的最后一页写道：“杂草要靠自己根除，庄稼要靠自己种上，琴声要靠自己欣赏，灵魂要靠自己思念。走进古典中国哲学，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同样，阅读《孟子》，悦读《孟子》，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一个人当然并不是绝对孤立的个体，一个人总要跟他人、群体、社会、时代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所以，静下心来读读下面这段文字，大概不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可能都读过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大才子张说写的《钱本草》，他在《奉和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一诗中还写下过“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的佳句。但是，人们未必知道清代的张潮写过一篇《书本草》，我也是从知名学者吴承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新1版）那里偶然地读到的。在这篇小品文中，张潮把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比喻为不同的药物。是药物就有疗效，那么，儒家的经典以及历代的正史对于我们的人生究竟有何独特的疗效呢？且看张潮开的处方：

四书、有四种，曰《大学》、曰《中庸》、曰《论语》、日《孟子》。俱性平，味甘，无毒。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啐面盎背，心广体胖。

诸史种类不一。其性大抵相同。内唯《史记》、《汉书》二种味甘，余俱带苦，服之增长见识。有时令人怒不可解，或泣下不止，当暂停，复缓缓服之。但此药价昂，无力之家往往不能得，即服亦不易。须先服《四书》、《五经》，再服此药方妙。必穷年累月，方可服尽。非旦夕所能奏功也。官料为上。野者多伪，不堪用。服时得酒为佳。

为什么“四书”的味道都是甜的，而除了《史记》、《汉书》之外，其他的正史都是苦的呢？说句老实话，提出这个问题后，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人确实是个奇怪的动物，权力、金钱、美色尤其使得一部分人更加动物化，但吊诡的是，当你读历史教科书时，历史的主角往往却是这些人，所以“诸史”能不苦吗？至少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正是为了抵抗人的动物化倾向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当一小部分人用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制造着苦难的政治史时，哲学家则企盼沉默的大多数人过上智慧、宁静的心灵生活，而且哲学家们给予平凡百姓的精神武器就是哲学，所以，“四书”自然是甜的了。

一直以来，我相信中国哲学的本质在于“文以载道”，中国哲学的力量在于“道在史中”，哲学家在文字中表达了对于道义的执著追求，哲学的力量依赖于每一个在自己的人生中自觉践履。哲学家哪里只是要我们学习“论士衡史”的知识呢？其实我们更需要把“论士衡史”的书本知识转化为人生智慧。当你把张说的《钱本草》与张潮的《书本草》对照起来阅读时，你难道不深深地感到钱与书之间的战争对于我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吗？我们绝对不是这场战争的旁观者，而是无时无刻不置身其间。有德行的颜渊常常穷困潦倒，擅货殖的端木赐常常财源广进，孔子对此发出过深长的喟叹（《论语·先进》第19章）。时值“钱”的声响如雷贯耳、“书”的醇香弱不禁风之际，我们今天读《孟子》，还能“阅读”下来，还能“悦读”下来吗？

同样是说实话，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乐观就更不敢了。此时此刻，我想起了2007年3月2日首发于天涯网站的一个帖子——《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版）至今还很火暴，但这个帖子的批评十分严厉。不妨将其开头一段和最后一段抄下：

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帜的无知者。他们荒悖无知，对传统文化殊无敬畏，他们的一切行为，往往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对中国人进行文化基因改造——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的基因。媒体对于这类人的狂吹热捧，等于是把厕所当客厅。

为了中国文化的命运，我们不应再对媒体人表示沉默。正所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们谨此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媒体人，应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我们更希望，《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够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才能够在新世纪里重铸辉煌，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和谐。

这种批评，我是并不苟同的。于丹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讲得好不好，听众已有定评。儒家思想今天越来越“花果飘零”，儒学经典今天亟待“灵根自植”，因此，我更愿意认同于丹的是，她能把当代人觉得枯燥的《论语》讲得这样扣人心弦，那她就有功于《论语》的现代传播。“以欧风洗俗尘，以美雨作精神”由来已久了，但是，作为一个《孟子》的再阅读者、再诠释者，我更希冀也有一个像于丹这样的学者，能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上把《孟子》讲得如此风生水起！

于丹为《论语》做的普及工作值得肯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为振兴儒学做的理论工作也值得注意。我这里主要想说的，是他在《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儒家文化特区”构想：

它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使用无污染的技术，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将基本上使用传统技术，只吸收现代技术中“干净”的那一部分，即基本上无化学燃料和材料，无大规模电力，以人力、畜力、天然动力为主要动力来源，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同时吸收西医及其他医学中的无或少副作用、不破坏人的自然生活形态及其身心尊严的技术和诊疗思路。历法改用农历，纪元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这也就意味着要学习外语，以及浓缩化、中西对比化了的西方科学与人文学科，不这样不足以维持儒家特区的长期存在。

这个构想，来源于两个乌托邦传统：一个是魏晋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个是当代美国的阿米什人试验区。“桃花源”从未变成过现实，但在阿米什人试验区中，阿米什人不跟现代化生活接轨，过着原生态的古老生活，坚守自身文化的个性，居然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能够特立独行下来一两百年。张祥龙先生展望的“儒家文化特区”能否在现实世界上建立起来，我不想讨论，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对于儒学经典既能“阅读”、更能“悦读”，那就可以把这个“儒家文化特区”建立在我们的内心之中，岂不更好？

闲谈了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张祥龙的“儒家文化特区”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100岁生日之前，会流出145公斤的唾液；为了成长，我们要花三年半的时间来吃东西，会排出4万公斤的尿液；为了养活自己及家人，我们平均要花费8到10年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工作；我们会认识差不多2，000个人，选择大概150个人做朋友；除了躺在床上的20多年，需要花费两年半时间打电话，12年时间看电视，12年时间讲话，还要留2周时间品尝甜蜜的吻。”这是英国BBC公司一档节目给出的一组人生数据，我是从2007年3月26日的《羊城晚报》上剪辑下来的。

记得剪辑这则资料的时候，我正在写这本小册子中的“有一种人生智慧叫权变”一节。我们的生活哪里只是生理的呢？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的人就得遵循一定的规矩。我不敢说中国古代所有的礼仪规范都是好的，但绝大部分显然有助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促进当时的社会和谐。但是，假如有一个人，他位高权重，对于社会规范明知故犯，而其他人看了后居然还曲意逢迎，那你会怎么办呢？进一步说，在这种情形下，假如你坚持按照社会规范来待人接物，你就会得罪有权威的人以及像苍蝇一样围绕着他们转的好好先生，甚至有可能被杀头，你敢于承担这样的代价吗？我相信，读了《孟子》以后，你一定会钦佩“不与右师言”的孟子，更会对那个“非其招不往”的猎场管理员心怀敬畏。当读书抵达于这样一种境域时，你已经不仅仅是在“阅读”了，而是在“悦读”了，因为《孟子》正是经由这种方式契入我们芸芸众生的心灵世界的。

在这本小册子中，“其人其书的人文凭吊”部分，论的是孟子其人的人生经历，衡的是《孟子》其书的传播历程，正所谓“论士衡史”也；“道德理想主义的心田守望”部分论的是孟子对于道德人的追询，“文化守成主义的诗意栖居”部分衡的是孟子对于文化史的探寻，亦所谓“论士衡史”也。本书不仅旨在破译出孟子如何“论士衡史”的深层秘密；而且旨在让孟子“论士衡史”的人文精髓扎根于我们的现代人生之中，更所谓“论士衡史”也。“论士衡史”，从根本上说，要展示并倾泻的不正是那一股“浩然正气”吗？

回首我在孟子研究上走过的道路，最初我只是想用哲学的观念写一本有关孟子的书，它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孟子文化精神研究》；后来又想用史学的方式写一本有关孟子的书，至今完成了十万字左右，依旧任重道远；最后则想用文学的笔调写一本有关孟子的书，它便是现在这本《浩然正气——孟子》。与“抽象”的哲学、“立象”的史学相比，“形象”的文学跟绝大多数读者的距离是最近的，所以，这本小书也就两三处笔带个人遐思，三四处添加历史掌故，四五处融入民间话语。我们平凡人其实也需要“知人论世”、“论士衡史”，我相信，这本用文学笔调写出的书，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在孟子的指点下去逼近这个目标。

《浩然正气——孟子》不是按照传统教科书或者纯．学术著作的体例来写的。尽管我时不时难免要掉一点书袋子，但这不是一本学究式的书，而是一本与《孟子》欣喜地相逢的人文哲理随笔。它在理念上跟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孟子文化精神研究》相通，但更多地折射了我长期阅读《孟子》积淀下来的生命体验。在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后，我的朋友平飞博士给予了第一份真诚而又似乎有点夸张的赞美：“文章读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趣味故事、哲理智慧、个性语言三者结合得‘天衣无缝’，让人一口气随着精美的文字品出‘荡气回肠’的哲学韵味来。”不管怎么说，生命之于经典阅读十分重要，之于悦读经典尤为关键，所以，我期许它能够帮助更多的现代人，在“论士衡史”的道路中，真切地完成从阅读《孟子》走向悦读《孟子》的转折。

诗人们曾说“鸳鸯绣好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哲人们说过“与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给你欣赏已经绣好了的鸳鸯，却将鸳鸯之所以被绣好的金针藏匿起来，那么，你永远只是一个购买者，而不是一个生产者。对于如何激活并敞开古老的《孟子》在现代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来说，我们当然不能只是做一个被动的消费者，更应该的是去做一个积极的创造者。与其送给你无数的鱼，还不如教会你怎样去大河、大江、大海里捕捞——比产品更重要的是工具，比工具更重要的是方法。“经典一生一起走”，如果缺少工具和方法，我们又如何能够使得古老的《孟子》在我们的心头真正地复活呢？

在态度上保持时常去学习它的温度，在理论上具备不断去升华它的高度，从“阅读”迈向“悦读”才将变得可能。开卷有益，“阅”此不疲，我们才能“读”享其成；爱不释手，“读”此不疲，我们才能“悦”享其成。“有种惦记，疏淡，却很甘甜；有种问候，平常，却很温暖；有种信任，无言，却很真切；有种友谊，清澈，却很长远。”谨让我在写完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个字时，把这则手机短信发送给长眠于山东邹城的那个伟大的哲人，借以感谢他赤诚地为我们无数的心灵惠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论士衡史”的精神智慧。

这一天是金猪年的10月25日，至少广州的阳光十分灿烂，兆头似乎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