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乡巴佬”到“海归派”
第一节客栈枪声
1921年是值得被历史铭记的一年。这一年夏天，一个全新的红色政党在东方诞生了，中国的革命由此开启了焕然一新的面貌。而在昆明，虽然还是初冬，虽然是四季如春的“春城”，也已经是凉意丝丝。一天夜里，寒风阵阵，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偶尔有一两个人经过也是匆匆而去。在一家小客店里，有几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正在品茗闲聊，坐在中间的那个眉头微锁，似乎有一些忧愁，又有一些愤愤不平，只听得他在说：“没想到我今天竟落得如此地步，虽然品珍兄信得过我，让我做这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可是我现在是有力无心啊！刘显世肯定不会放过我，说不定他派来的刺客就潜伏在周围，所以我不可轻易露面；只得先暂避一下，等事态平稳再商议任教一事。”
坐在左边的那位轻轻地抿了一口茶说：“这一点，敬之兄尽可放心，在云南我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我一定尽全力确保您的安全，您尽管来我们讲武堂做教官，其他的事不必操心，我保证您的安全。您与柏龄在日本时是同学，您又在贵州做过讲武学校校长，你们两个合作，相信一定可以把学校办得风风火火！”右边的年轻人也说：“是啊，敬之兄，你就不要推脱了，这讲武堂的教官啊，是非您莫属了。”
中间的男子刚要开口推辞，忽闻一声枪响，接着就听得客店内一片哭声，他被外面的哭喊声惊动了，来不及多想，就拔出手枪开门察看。正当他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听见有人大叫一声他的名字，他闻声一楞，下意识地“嗯”了一声，这一“嗯”不要紧，只听得“砰”的一声枪响，然后他便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随之血流如注，倒地不起……
一转眼就出了两条人命，显然前头被刺杀的那位并不是这刺客的目标人物，可惜了前面这位好端端地做了替死鬼。那么，后面这一位又是谁呢？他到底倍刺死了没有呢？是何人要把他置于死地呢？
后面这位中枪之后血流如注，倒地不起，但是那一枪打过去，并没有命中要害，再加上被及时地送往医院抢救，他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来。这个大难不死的人就是名震一时，并且在民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黄埔名将何应钦，而千方百计要置他于死地的就是他以前的老上司，贵州省长刘世显。第二天，昆明各家大小报纸就登出了“黔军参谋长何应钦遇刺身亡”的消息。第二节泥凼少年
1890年4月2日，何应钦出生在贵州省兴义县泥凼乡风波湾。兴义县城旧名黄草坝，周边有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山间坝子，虽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却以盛产中药黄草而闻名。它虽地处黔、滇、桂接壤的南盘江畔，是所谓“鸡鸣三省”的要冲，又是黔西南最富庶的地区，但开发较迟，直到1798年才设县，隶属兴义府（今安龙县）。民国初年，全县在籍人口不过4万多，其中土著少数民族约占六分之一，俗称“客籍”的外来人约占六分之五。
何应钦先世原居江西临川，其太高祖何景鸾随清军出镇贵州，于清咸丰初年移居兴义定居。何应钦的高祖何振璜，以贩牛致富，遂于兴义城郊的巴骨山田坝置水田，每年可收租谷二百余担，成了本县大户之一。何氏家族虽已由行武转为经商兼农，但仍保留着舞拳弄棍的祖传遗风。其曾祖何云鹏，承父业，与人结伙贩牛上云南，下广西，餐风饮露，其时道路不靖，土匪横行，时有丧命之虞。
当时黄草坝虽已有县城，但远不及明洪武初年即设营汛的捧乍城（今兴义市捧乍镇）繁荣。何家贩牛常往来于捧乍，见那里人烟稠密，商业繁盛，是毗邻广西、云南的大牲畜市场，行商走贩趋之若鹜。于是，何云鹏就将田产变卖，举家迁至捧乍城。捧乍自明初以来就是官府的驻兵重地。兴义置县后，安义镇左营守备就驻扎在此。
何家迁到捧乍后不久，就感觉那里并不如自己当初想象中的那般繁华，因为那里不仅有太平军和广西天地会起义军的威胁，还有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压力，还会受黔西南回民起义军的直接攻击。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百业萧条，牛贩子们的营生更加艰难。何家未雨绸缪，不待捧乍的居民大批逃难，便率先向深山更深处的东南河谷地带寻觅新的谋生之地。于是，就来到了捧乍的泥凼风波湾。
泥凼位于兴义县城南40多公里处。背靠大山，面临深谷，犹如一把做工粗劣、比例失当的椅子。椅背是陡峭的马路坡绝壁；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泥凼街子就拥挤在这窄小不平的椅面上；街子以下的斜坡起伏着，直通云蒸雾锁的达力河谷，宛若椅子的腿。站立在这椅面之上，满目是苍茫的山峰林箐，只有脚下河谷槽子边，错错落落的梯田才显示出当地人顺应自然求生存的壮举。要不是炊烟的招惹、鸡鸣犬吠的吸引，谁也不会想到那浓荫叠嶂之间，会有一条街子。站在泥凼街上，往南纵目，那绵延的群山之后，便是当年汉武帝欲命夜郎王发十万精兵直下番禺的柯江。
站在何应钦故居门前，秋高气清之晨，目力可及广西龙州（今隆林）；宅后石崖，挺拔耸翠，宛如巨象蛰伏。翻过这形势峻伟的石崖，渐入佳境，便可看见总面积达三千多亩的泥凼石林。在土、石相间的台地和缓坡上，干奇百怪的石林参差错落，拔地凌空，有的如猛虎呼啸出山，有的如游龙腾云乘雾，有的如鹰隼振翮欲飞……更有六座奇峰怪石，巧妙地组成“山川”二字，显得雄劲挺拔，气势磅礴，使许多古往今来的大书法家们，在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前面自愧弗如。何应钦的出生地，就在这石林边。他在这壮美多姿、气象万千但却闭塞、落后的森壑崖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岁月。
居住在兴义南盘江一带的布依族人，历来就有种棉、纺纱、织布、缝制衣衫的传统。在“洋纱洋布”尚未在兴义城乡行销的时候，经营土纱、土布和染布业是颇为走俏的。何家到风波湾定居后，因周围都有农民起义军的活动，只好放弃了相传已久的贩牛旧业，以多年积攒下来的银钱，买了一架木织布土机，开起一片小染坊。女人织布，男人染布，卖布。何云鹏重新开辟了这条谋生新路以后，便将家业传与何应钦的祖父何春荣。
当时何家的染坊，是采用当地出产的土靛染色，一般仅能染青、蓝两色，全系手工操作。每逢附近的狗场（今靖南）、布雄、仓更、捧乍赶集，何家人便背上自家织染的布去兜售。因此，有人称何家为“何青布客”。土法染布是十分辛苦的，往往累得腰酸背痛，布染成什么颜色，操作者的手脚也会成什么色。至于卖布赶转转场，更是“磨脚板皮养肠子”的苦事，起早摸黑，一天要赶上百里的路程，还要提防“山大王”们的拦路抢劫。好在泥凼只此一家染坊，没有竞争。不几年功夫，何家就慢慢地有了丰厚的积蓄。何春荣开始在泥凼附近购买田地上百亩，迅速跻身于地主之列，染织也雇起了帮工，成了泥凼的一方首富。P9－12
后记
日月无声转，家国梦依旧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何应钦早年也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尖子生，从一个放牛娃到新式学堂的优等生，再到留日学生，或考取，或被保送，一路顺风顺水，这说明勤奋好学永远不失为一条成才成功的捷径。黄金屋，颜如玉，干钟粟，都可以凭借读书而搏得，何应钦的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不过，何应钦还不是死读书，更注重从实践中去学习，注重从生活中去学习，就是一件小时候学到的辨别木炭好坏这一简单的日常生活常识，日后也让他在日本间谍精心布置的谋杀危险中轻易地就化险为夷，无意之中救了自己一命，让人不得不感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智慧不仅来自于书本，更来自于生活。
何应钦的早期是爱国的，是革命的，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际，作为留日学生，积极回国响应参战，于辛亥革命亦是有功的。1916年回到贵州，加入“新派”，与王文华等人制造“民九事变”，刺杀贵州政坛诸多“旧派”头面人物，虽然手段毒辣，行事过激过左，却也刷新了贵州政坛，推进了贵州政坛的革命运动。从何应钦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也说明何早年涉入政坛行事偏激，远没有他中年以后历经磨练而成的沉稳与老练。“民九事变”树敌颇多，为“新派”首脑人物招致了杀身之祸，贵人王文华遇刺身亡，谷正伦心怀不满，何应钦独木难支，不得不仓皇出走，投奔滇督顾品珍，却在昆明遇刺，大难不死，转投上海，南下广州，拜见孙中山，最终成就了一代黄埔名将。
作为战术总教官，何为黄埔军校网罗一批同僚，培养了几期学生，由此构成了蒋记黄埔系中的何应钦系的班底，却不为蒋介石所见容，只能屈身“八大金刚”之首。东征，北伐，勇夺淡水，激战棉湖，赢得了“福将”之誉，也奠定了与蒋的生死之交，义结金兰，但是，何应钦野心勃勃，有龙蛇之想，1926年秋，默许甚至于怂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好坐享其成，成为黄埔军事集团的老大。然蒋只下野5个多月，即奇迹般地复出，随即治何一个下马威；何应钦由此领教了蒋的手段与厉害，失去了直接指挥部队的权力，自此谨小慎微，不再轻举妄动，如童养媳般地在蒋介石身边充当了“小二”的角色，惟蒋之鼻息是从。没有了挟兵以自重的机会，何应钦系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集团，从而失去了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本钱。
西安事变起，何应钦虽然力主武力讨伐张、杨，却没有表露出取而代之的心迹，主张武力救蒋，也只是借用武力来树中央威权，以儆效尤，当然，何应钦也做好了两手准备，万一蒋回不来，死于非命，何也做好了接替的准备，这也在情理之中，作为国民政府军事上的二把手，于非常时刻，他有责任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只是历史仍然没有给他机会，1936年12月25日，喧嚣一时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利益博弈之下和平解决。
记得中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上说何应钦是“亲日派”，“卖国贼”，而今在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这个结论有点武断，有点主观。1933年3月，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成为南京政府北平军分区代理委员长，自此至卢沟桥事变发生之时，何一直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蒋介石钦命的自己在华北地区的代理人，其间，1933年何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被迫形成了事实上的《何梅协定》，丧权辱国，一时“卖国贼”、“汉奸”之指责充斥于国人之中，实则，此时的何应钦不过是蒋介石操纵的一个工具而已，主角是蒋介石，何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帮凶，替人受过。如果何是“亲日派”，那么1935年初，日本人又何以几次设计刺杀何应钦，欲从肉体上消灭他呢？因此，说他是“亲日派”显然证据不足，但是，何又为何一向迁就日本人，在日本人面前软弱无力呢？
即不是“亲日派”，又在日本人面前软弱无力，屈辱求和，这的确是一个矛盾，其实，矛盾的根源还在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上，在对待抗日与反共的态度上，蒋、何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观点与做法高度地一致。他们错误地认为，日本人即使灭亡了中国，国民政府还可以从头再来，而一旦共产党坐大成势，取得了天下，国民政府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因此，把反共放在抗日之前，为了反共，甚至于不惜对日本人的侵华战争采取不抵抗政策，以至于东北沦陷，华北沦陷，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蒙受了日寇铁蹄的蹂躏与屠杀。即使在国共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的八年期间，蒋、何二人仍然把防共放在抗日之上，念念不忘“剿灭”共产党，甚至在日本投降后，不惜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最明显的例子是，无条件释放冈村宁次，只因为冈村对共产党有深刻的研究，国民党在国共内战期间还可以借重于他的“智慧”，所以，就百般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侵华的头等战犯开脱罪责，最终于1948年让他秘密回到日本。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蒋、何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了空，南京国民政府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只用三年时间就土崩瓦解了，蒋介石不得不败退台湾岛。而今分析，蒋、何把国内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把自己的政权一起埋葬了，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兄弟相争毕竟是家庭内部的事务，一旦有外人要来欺凌，兄弟应该齐心协力对付以御外侮，而不是听任外人把自家灭了，倘使家都没有了，兄弟之间还有什么好争的呢？因此，蒋、何在抗日与反共之间的错误拿捏，最终让国民党满盘皆输，输得倾家荡产。倘使蒋、何于反共与抗日之间把握正确，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全力以赴，保家卫国，则日本人连东三省都不可能吞并，则历史或许又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何不是“亲日派”，与汪精卫等“卖国贼”之流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毋庸置疑，站在内地的立场来看，何应钦的一生都是反共的，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左右手、急先锋，三次指挥对苏区的“围剿”，指挥顾祝同制造皖南事变，忠实地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持出台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制造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虽是奉蒋介石之指令行事，但他身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作为直接主事者，委曲求全，亦难辞其咎，以至于被国人指为“卖国贼”。虽说弱国无外交，但面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每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头可断，血可流，大好河山不可拱手与人，即使是宁为玉碎，也不可苟全性命。纵观何应钦主持国民政府军政部15年之间，于此一点，是有愧于民族气节的。
即使到了台湾地区，何仍然热衷于反共，仍然想借重于日本人的力量，即使在蒋介石把“反共复国”作为自己巩固在台湾地区统治权的手段之际，何仍然固执地充当“反共”的旗手，至死不改，最终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分子。
随着阅历的增长，随着年岁的增长，何应钦也渐渐地老练、圆滑起来，刚年过花甲便被蒋介石拨出了国民党核心权力圈，靠边站了，但是，何应钦似乎对此看得十分淡定，安心做蒋的“顺民”，充当花瓶式的“顾问”，并学会了吹捧蒋介石，从而在台湾岛上38年，虽然失权失势，但于蒋氏父子面前却从不失宠，保持了一个党国大佬的荣光。不过，晚年的何应钦何以会有一份于名利权位超然淡定的心态呢？几经思考，我们认为，答案在于何应钦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何应钦与夫人王文湘一道皈依了基督，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一个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会心有所属，于身外之物亦会看得淡一些。正因为有了信仰，何应钦才能洁身自好，不贪财，不贪色，不贪杯，处事不愠不火，养就一种比较淡定的心态。的确，有信仰比没信仰要好得多，人有了信仰就会有所畏惧，信基督的会畏惧死后进不了天堂，所以行事就会有所顾忌，不违背自己的信仰；而没有信仰的人，往往会无所畏惧，以至于无法无天，干出许多非法的勾当来。今日有些被媒体曝光出来的高官为何动辄贪腐上亿，情人上百，拜倒在享乐主义的脚下，就是没有信仰所致。就何应钦和他夫人王文湘而言，有了信仰，看淡了权位，看开了生死，王文湘患了癌症，仍然乐观地活了二十几年，而何应钦更是长寿到年近百岁。这应该是何应钦作为历经20世纪上半叶民国诸多灾难岁月而仍能高寿而给后人留下的一点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纪念年，海峡两岸都视辛亥革命100年为一重大纪念活动，这说明海峡两岸皆没有忘记民初之际那段开创新时代的历史。不忘记历史，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单纯地为了纪念历史事件而纪念，纪念的目的是为了继往开来，为了历史的前进。具体到辛亥革命，应该把纪念活动作为推进海峡两岸统一的一件大事来展开，说自了，纪念辛亥革命就是为了在海峡两岸共同认可的历史渊源上来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如此，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活动就被赋予了崭新的历史使命。否则，为了纪念而纪念，为了纪念而翻故纸堆，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甚或是人财物力的一种变相浪费。而这一套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推出的“黄埔风云榜”，亦是站在时代使命的角度来重新定位民国风云人物，还原历史真相，为海峡两岸的早目统一而做出的一种文化上的呼吁。从这一角度来看，“黄埔风云榜”系列丛书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人物传记作品了，而是对辛亥革命以来，国共两党内部有黄埔军校渊源的重要人物的一次超越时空的握手言欢式的聚会，同为炎黄子孙，相逢一笑，恩仇尽泯，同根同宗，早日合为一家。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列出了参考文献，特此致谢，鉴于作者水平有限，文稿或有错讹之处，敬请读者、学者指正。
德玄馨
2010年9月11日
孙嫘编著的《黄埔名将何应钦》内容介绍：日月无声转，岁月无痕过。乱世出英雄，草莽起强豪。风云际会，何应钦就是乱世中崛起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是北伐主将之一，是两次东征的功臣，又是蒋介石嫡系的、用以对付共产党人的中央军黄埔系的首领；他是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字人；又是抗日名将，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在中国陆上作战最高将领冈村宁次投降，签订受降书的人。他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外”政策的施行者，又是“西安事变”时激烈主张武力解决的人；他愚忠蒋介石，为“党国”殚精竭虑，又被蒋介石抛弃，远离权力核心圈。
《黄埔名将何应钦》是一本人物传记。
孙嫘编著的《黄埔名将何应钦》内容简介：何应钦，字敬之，中国贵州兴义人，曾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黄埔军校总教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等政府要职。生平何应钦署名，在金门太武山为金门防卫司令部前司令刘玉章上将题写的碑牌。1901年入读贵州陆军小学，后入武昌陆军中学。1908年到日本，初入东京振武学校，后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并加入革命团体同盟会。1916年回国，于1924年任黄埔军校的总教官。1926年，北伐开始，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任潮梅警备司令，由广东潮州梅州攻福建，后任东路总指挥入浙。1927年宁汉分裂时，在龙潭大败孙传芳，之后调任全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1929年，任海陆空军总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