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墨索里尼有着强硬的外表和残暴的名声，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懦弱的人，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他一方面在探寻自己无法把握的将来，一方面又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现在，一方面希望不要遭遇太大的失败，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再多熬过一天。

通过作者基于这些文献展开的对墨索里尼一生的详实描述，读者可以了解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墨索里尼。作者确信，墨索里尼与残酷的阿道夫·希特勒是不同的，他和其他许多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之处，他极度虚荣和自负、喜欢吹牛、有着令人吃惊的大男子主义，并且懦弱、无能、犹豫不决，这些都反映出墨索里尼是一个有趣和可笑的人，而不像希特勒那样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人和一个可怕的极权主义暴君，也不会像希特勒那样按照一个信条并且是惟一的信条行事。

墨索里尼是近代意大利历史上的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

与以往有关墨索里尼的传记不同，本书没有把传主描写成一个恶魔。也没有预先设定某种基调。如通篇历数法西斯政府的罪行。抨击墨索里尼的蛮横与残暴：而是用“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墨索里尼。将他看做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一个怯懦和失败的人，一个“有名无实的恺撒”。他既要探寻自己无法把握的将来。又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现在；既希望不要遭遇太大的失败，又想着得过且过。多熬几天。

作者为此做了非常细致、广泛的档案研究，几乎穷尽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历史文献，对墨索里尼的一生做了详尽而公正的描述。使读者能够了解一个更为真实可信的墨索里尼。除了内容详实、见解独到之外。本书还颇具可读性，有着引人入胜的文笔和极佳的幽默感。被公认为目前所出版的墨索里尼传记中最优秀的一部。

作者序

引言

第1部　躁动青春

　1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

　2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

　3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

　4　《阶级斗争报》

　5　战争和革命

第2部　夺取政权

　1　法露斯最初的几个月

　2　法西斯夺权

　3　政府

　4　强行独裁统治

　5　上帝所赐的人

第3部　权力高峰

　1　鼎盛时期的墨索里尼

　2　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

　3　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帝国

　4　欧洲的危机

第4部　暮穷途

　1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

　2　纳粹德国的不光彩的帮凶

　3　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

　4　贝尾托·墨索里尼的阴魂

第1部 躁动青春

1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

很多关于法西斯时期的作品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标题，但最好的要属《外公枪毙了爸爸》，这是法布里齐奥·齐亚诺写的一本回忆录，记录了法西斯政权后期的一些琐碎事件。他叙述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1月11日上午9点20分，当时，维罗纳城门外执行了一次处决。维罗纳是意大利的北方城市，位于德国和拉丁世界的十字路口，很多世纪以来控制着通往勃伦纳山口（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段，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边境上）的通道。因为背叛了法西斯意大利的伟大“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5个法西斯头领遭受了枪决。执行处决任务的是一个行刑小分队，他们都是年轻的意大利人，但另外有3个纳粹党卫军在一旁监督。在被处决的5个人当中，最著名的是科尔泰拉佐伯爵加莱亚佐·齐亚诺，墨素里尼的女婿。照相机镜头旋转记录着死刑过程，齐亚诺转过身来面对着枪手，他这个最后的姿态要比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行为更有价值。6个月前，盟军开始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并迅速逼近西西里岛，法西斯防御军队士气非常低落。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7月24日至25日，齐亚诺和其他18名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反对墨索里尼继续担任意大利的作战总指挥。正是由于这种背叛行为，齐亚诺、埃米利奥·德博诺、卢恰诺·戈塔尔迪、乔瓦尼·马里内利和卡洛-帕雷斯基如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说，他们的血将被用作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的圣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于1943年9月，继续在意大利北部实行法西斯统治。墨素里尼此刻坦率地承认，这次处决“具有政治意义”，而并非单纯的司法处决。

齐亚诺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1930年4月24日，齐亚诺与墨索里尼的大女儿埃达结了婚，婚礼豪华而奢侈。科斯坦佐·齐亚诺曾担任法西斯的交通部长、海军将领，是战斗英雄、民族主义者、里窝那的管理者。他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他的投机生意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额财富。结婚以后，加莱亚佐·齐亚诺成为法西斯最阔气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墨索里尼的指定接班人。他曾任驻华外交官，又相继担任了法西斯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1943年2月开始担任驻梵蒂冈大使。齐亚诺是他那个时代的雅皮士，如果他不在办公室，那就很可能在优雅的海滨胜地或是罗马阿夸桑塔高尔夫球场找到他——他正是在阿夸桑塔遇见埃达的。齐亚诺深得罗马这个永恒之城里的年轻女贵族们的青睐，据说他与她们上床的频率甚至比墨索里尼臭名远扬的性征服纪录还要高。

齐亚诺有时穿着法西斯的黑衫并配上法西斯敢死队的吓人的装束（他实际并不是敢死队的队员，加入法西斯党的时间也没那么早），也尽力让自己的演说不比别人的差（尽管受到尖嗓音的限制）。在这些场合中，他宣称自己是“法西斯革命”的仆人和真正的信仰者。1939年11月4日，他在以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维托里奥威尼托区纪念日的爱国活动（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周年纪念庆典）之后，便前往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在那儿，他向其他法西斯头目（朱塞佩·博塔伊、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埃托雷·穆蒂）表示，他衷心希望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德国，并且清楚地解释道，英国值得取得胜利，因为它代表着“高尔夫球的最高水平、威士忌和舒适的生活”。

不管多么瞧不上齐亚诺的轻浮草率，博塔伊还是在1943年7月25日和他一起投了票。1944年1月以前，他一直四处躲藏，等待时机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从而抹去自己的法西斯记录。穆蒂死了，他是在1943年8月企图躲避皇家官员逮捕时被射死的。当时，人们普遍呼吁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设在加尔达湖附近的市镇，但是帕沃利尼却支持把它设在萨罗。据一位很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称，他做出这种选择最根本的动机是对墨索里尼的崇敬。当然，到1944年1月的时候，这位来自于佛罗伦萨、其阶级和文化背景可与齐亚诺相媲美的帕沃利尼已经转变成一个“超级法西斯主义者”，士并高声宣称他的昔日旧友最终应该受到惩罚。

然而，墨索里尼试图反对这样的报复行动。齐亚诺与埃达的婚姻情况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夫妻俩的生活里或许充斥着赌博、酗酒甚至毒品。但是，在1943年到1944年间的危机中，埃达证明了自己对自己的男人、两个儿子的父亲、她始终深爱着的丈夫是忠贞不渝的（她这时仍然亲切地称呼他“公鸡”）。她质问、威胁、斥责自己的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并且残酷和怯懦。面对着自己最喜爱的女儿，这位领袖低下了头，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齐亚诺的命运。另一位来访者看到了一个看起来“疲惫沮丧”的人；这位萨罗共和国的领袖用手努力压着胃部的痛处，他想解开衣领，好像呼吸有点儿困难。但是，埃达的歇斯底里在她的母亲拉凯莱·圭迪那儿却不怎么管用。拉凯莱始终看不起齐亚诺，在她看来，这位拥有至上特权的少爷太腐化了，居然打高尔夫球。尽管拉凯莱做了20年意大利统治者的妻子，但她很珍惜自己的国母形象。她朴素、节俭、见识广博，对丈夫忠贞。1943年，她知道有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她的忠贞后来发展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妒忌和敌意，她相信人终有一死，而那些叛逆者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家族中真正“坚强的人”，她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从来不哭的。那些像帕沃利尼之类的在萨罗共和政府后面摇摆不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不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对拉凯莱表示称赞。博洛尼亚大学校长戈弗雷多-科波拉认为，新政府表明了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他写道，新政权必须用鲜血来巩固，而不应像“犹太教教士、共济会会员和女人”那样喜欢妥协。

毫无疑问，德国盟友和萨罗共和国的庇护者们对这种观点拍手称道。他们处决齐亚诺有着特殊的原因。自从1939年春天起，这位当时的外交部长就已经对纳粹主张的世界秩序持怀疑态度，直到最后关头才极不情愿地同意意大利参战。纳粹分子很坚决地认为，齐亚诺以及其他那些落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手中的同伙应该被处死。他们必须去死，这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应受的惩罚，同时也被当做是对意大利到目前为止在战争中遭遇的令人羞辱的失败的补偿。换句话说，他们必须算清这笔账，因为在法西斯政权中，“一切都是为了政权，没有什么可以反对政权，没有人可以游离于政权之外”，“极权主义”一词就是产生于这个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已被证明是空洞和虚伪的。尽管没有人说得如此直白（目前为止意大利编年史还没有对此事进行过多的评注），但是毫无疑问，齐亚诺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替罪羊，墨索里尼才是一个失败的极权主义者、一个失败的法西斯独裁者、一个失败的民族领袖和一个失败的为纳粹一法西斯新秩序而战的战士。

1944年，那些曾经指责墨索里尼制造了所有灾难的人不再讨论这位独裁者的罪过和缺点，因为萨罗共和国的宣传已经在为新的困难时期塑造一个新生的墨索里尼了。即使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也断言，自1943年9月以后，墨索里尼勇敢地把自己当成意大利人民的盾牌，抵御德国联军的愤怒以及持续战争的恐怖。但是，血肉之躯的墨索里尼却忐忑不安地住在加尔尼亚诺的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他远非一位英雄人物。他生病了，疲惫而沮丧，家人也在他周围争吵。他的大儿子维托里奥软弱但又自命不凡，曾被墨索里尼称做“白痴”，但此时他却迟到地对高等政治显示出极大兴趣，并且得到了他的堂兄维托的协助。聚集在这个地区的还有许多与墨索里尼关系更远一些的亲戚——位历史学家竟列出了200人。正如一位观察家讽刺地评论道，墨索里尼对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只有在他们不侵犯他的工作空间时才是如此。然而，对于所有放弃法西斯主义的人来说，处在死亡阵痛中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小墨素里尼们和圭迪式的人物向人们表明，家庭这个机构并没有成为牺牲品而落入“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中。

在心灵的深处，拉凯莱或许想知道贝尼托是否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忙碌着，给来访者留下的印象是勤奋、专心地操持着家务。她告诉一位官僚，丈夫存在的问题是他相信任何与之交谈的人，可是她却谁都不相信。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因丈夫和克拉雷塔·佩塔奇仍然保持着关系而诅咒他。1943年8月到9月间，墨索里尼把他这位最后的、愚笨的但自己又离不开了的情妇短暂地关押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把她安置在一座名叫奥素里恩的别墅里面，那儿曾经住过一些修女。埃达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43年12月26日，她尖叫着说，战争失败了，他们都完全生活在错觉当中，他们不能让加莱亚佐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牺牲品。然后，她离开意大利去了瑞士，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父亲，也再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好听的话。相反，她还声称自己是“叛徒和盗贼”的妻子，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只有两个最小的孩子，罗马诺和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并因此而智力低下的安娜·玛丽亚没有让墨索里尼太恼火。二儿子布鲁诺在战争期间的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的遗孀吉娜·鲁贝蒂也住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她很受墨索里尼的喜爱，这位领袖可能是更钦佩她有胆量公开嘲笑那些认为轴心国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人。

1944年1月，墨索里尼还试图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最严重的是，当他故意让齐亚诺走向死亡的时候，他是怀着万分的懦弱在逃避现实。在处死齐亚诺等人的前夜，这位领袖胆怯地故意躲避着以自己的地位所能够允许的宽恕他们的机会。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目前纳粹德国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只有看到别人的鲜血才会感到满意，尤其是他女婿的鲜血。他也可能意识到，一旦做出这种牺牲，他们就会原谅或是忽视他明显的无能。这种动机无疑使他在事后更加渴望从友好的来访者那里得知女婿和昔日同事被处死时的详情。然后，在确保对自己的利益毫无损伤的情况下，他可以虔诚地表明，他们不该遭此下场。更为可怜的是，墨素里尼还试图把自己拒绝干预此事的责任怪罪到旁人身上，悲哀地说他在1月10日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元旦那天他就因发烧和胃痛卧病在床）。还说是其他人充满敌意的阻挠使他没有听到他们恳请宽恕的请求。他还亲笔给齐亚诺的母亲写了封信，强调他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当埃达表示他的这些痛苦的说辞不足以让她信服时，墨索里尼怀着十足的自负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宣布，“命中注定我要遭受所有人的背叛，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即使在1945年3月，他仍然在谈论着自从齐亚诺死了以后他所忍受的“残酷和长期的”“痛苦”。处于自我困扰之中，墨索里尼试图躲避一度包围了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的灾难现实，拒绝面对周围积聚的复仇情绪。

挑选与之交谈的人爱听的话说是他的习惯，墨索里尼在女婿被处死之后这样主张，“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继续前进了，我们一定不要让任何事情挡住我们的去路，而是要继续前进以取得合理的结果”。1944年1月到1945年4月，意大利的历史的确是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经历，意大利半岛北部成了“二战”前线的通道，同时也陷于复杂的内部争斗与残杀之中。相反，“被解放了”的南方在盟军和王室的联合统治下，就其所经历的民族传统阶级暴政、性别及地区差异以及在意大利的贫穷与盎格鲁一撒克逊解放者的强大之间的差距而言，相比北方不是那么严重。

在当今的意大利，至少在一些群体里面，鼓吹有必要原谅和忘记社会共和国的罪过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相信，当时的意大利人，包括“二战”以后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内，很多都认为墨索里尼是值得理解和尊敬的，并且选择为他而战。“内战”时期，道德不受任何一方垄断，意大利人相信，与入侵的代表自由民主的盟国（以及他们的共产主义朋友）相比，忠于萨罗共和政府更能体现出对国家荣誉的承诺。

P13-17

朱塞佩·普雷佐利尼在他的战争日记中写道：“澳大利亚人虽然取得了托布鲁克，但他们在世界历史中却并没有什么地位。”于是，1941年1月，他光荣地退居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意大利学院。朱塞佩·普雷佐利尼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墨索里尼年轻时代的资助人，他在作品里对意大利参加的法西斯战争表示了厌恶。对于任何厚颜无耻地想对意大利的现代历史表示谅解和同情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他的作品可能是个令人扫兴的东西，更不能说是为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在1922年至1945年间的意大利领导人精心打造的作品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也有幸来写意大利历史。并且，从多个方面来讲，我把一生的研究成果都总结在这本新的传记中了。

从我的名字就能看出，我是一个英裔澳大利亚人，天生与意大利就没有多少关系。然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阅读我父母的藏书，并且从中发现了一本由贝尼托·墨索里尼写的《我的自传》。也许我的父亲（他在1933年至1938年之间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是一个研究型的化学家，并且在政治上有些模糊地倾向于左翼）是在1935年买的这本书，可能是有感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给领袖墨索里尼带来的恶名吧。我的父亲后来死于心脏病，当时我还小，还无法与他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母亲后来回忆说，1935年11月，她曾和父亲到威尼斯度假（尽管意大利当时还遭受着经济制裁，而意大利人对制裁也是愤怒不已，因此当时并不适宜到意大利去旅行）。当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那些不可思议的当地人竟然向我父亲身上吐口水（父亲金发碧眼，一副“英国人”的模样），并且骂他是“英国狗”。母亲也从政治上对这些事情进行了分析。1936年和1937年，他们还曾到纳粹德国度假，母亲对在德国的假期倒是有着很愉快的回忆：那里的啤酒和蛋糕都很好，交通情况也很好。

我们家住在悉尼郊区的上层中产阶级居住区。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数以十万计的意大利人就移民来到了澳大利亚，很多年我对他们都不太理解。虽然我从小就对历史有些入迷，但那时并没有什么事情注定要让我以后成为一个研究意大利的历史学家。1961年，我到悉尼大学上学，主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史。对我激励最大的老师是埃内斯特·布拉姆施泰德，他是为数不多的为逃避纳粹而到澳大利亚来避难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之一，著有一本戈培尔的传记。他向我保证将送我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哈里·欣斯利将会担任我的导师，而我的研究方向将是20世纪的国际关系。

20世纪60年代是“旧式外交历史”的十年，像许多做研究的学生一样，我一开始也对“一战”的发生进行了一些研究。由于外交档案一般要保密50年，因此，我们这些博士生们可以看到一些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这些零散的档案也许可以显示出1914年（以及其他时间）的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欣斯利当时带的学生有将近一个连，分给我的任务是评估英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于是我就去了英国公共档案馆，它当时还在伦敦的档案街，并且开始阅读伦敦和罗马之间的外交信函。

欣斯利亲切地给我提出建议说，“文献”有时并不是获取历史知识的起点和终点，虽然我研究的课题是“英国史”而不是“欧洲史”，但是如果能够到罗马待上几个月的话，对我将会大有裨益。于是，1967年9月，凭着年轻时的自信和学得不怎么好的意大利语，我和妻子米卡尔到了罗马。经人引见，我们见到了意大利最有资历的外交历史学家。但是他是重要人物，没有时间来接待像我这样不知名的来访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他的助手朱斯蒂诺‘菲利波内’陶莱罗来照顾我们在那里的生活。我们在罗马度过了4个月美好的时光，我也到包括现代历史图书馆在内的许多图书馆查阅了相关资料。我们爱上了罗马，在我们看来，它确实是一个永恒的城市。当然，我查阅的主要是意大利自由党统治时代的相关资料，但我有时也受到吸引，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知识。现在，我很喜欢有关墨索里尼的一些原汁原味的作品，例如他的勤务兵昆蒂诺。诺瓦拉所写的回忆录（尽管内容有很多的可疑之处，并且还是找人代笔写的）。

我的生活遇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我最终在剑桥所写的论文的题目是《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1902～1915》，但我已经决定要研究意大利的历史了。1969年，我作为一个年轻讲师回到了悉尼，并且下定决心要写意大利的历史。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以便在澳大利亚每年的长假期间都到意大利去访问。这个借口就是，当欧洲处在冬季的时候，意大利却是很宜人的季节。另外，在那里可以接触意大利人，那里的档案也是公开的，游客的人数也有限。

从1998年签订合同算起，我写这本传记只用了三年时间。但是，它反映的却是我近30年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我欠了许多历史学家、许多档案资料和许多图书馆30年的债。所有这些我已经无法一一提及了，但是有一个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是1970年的12月22日，我第一次到意大利国家中央档案馆。这个档案馆是一座法西斯式的建筑，位于“罗马万国博览会法西斯示范郊区内”（我此前曾去外交部档案馆，位于罗马市的另一边，但同样是一座法西斯式的建筑物。附近还有具有纪念意义的法西斯帝国广场，后来改名为意大利广场）。在意大利国家中央档案馆里，我阅读了许多积满灰尘的有关意大利自由党政府的论文。意大利的档案馆与别国的不同，那里总有人在不停地低声交谈，抽烟的人把室内的空气弄得污浊不堪。突然，里面的学术研究活动停止了，每个人——包括学生、教授、档案保管员和取文件的人——都聚拢到了一张放着好多杯意大利苏打白葡萄酒以及节日糕点的桌子旁。一位男士发表了一个演讲，向所有的人表示祝贺，强调学术工作要发挥集体的优势，并且祝我们圣诞节快乐。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男士就是档案馆的馆长科斯坦佐·卡苏奇。在这次小型的庆祝活动中，我很清楚地发现了人性中的博爱精神，我也永远不会放弃对它的希望和期待。

我只在中央档案馆里查了一天的档案，我最喜欢的图书馆是位于拉文纳的奥里亚尼图书馆，那里有很多有关法西斯的相关资料，还有但丁·博洛涅西和所有很友好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我阅读了大量在写这本传记时用到的背景资料。相比之下，位于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却很糟糕。它刚刚经历了开销不菲的技术改造，并且有严格的保密要求，所以多年来在它的入口处就看不到什么书。

在开始写这本书“还债”的时候，我很难——提及历史学科领域内的那么多同事。人太多了，有的是我在学术上的同事，或者是学生，有的只是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需要保持对学术的一种热情，他们在这方面对我帮助很大。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写了一些书，这些书也是我原来想写的，因此我非常爱看。他们的思维方法也是我努力学习并渴望自己能够企及的。他们热情友好，在物质、知识和精神上都给了我许多帮助，有些人还热情地就我的写作风格和观点进行了推敲。由于不能列出所有这些人的名字，所以任何一个名单都可能有失偏颇。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下列朋友：罗杰·阿布萨隆、洛雷塔·巴尔达萨尔、托尼·巴克、露丝·本吉亚特、朱迪·伯曼、马丁·布林克霍恩、朱迪·博尔顿、埃德蒙·博思沃思、玛丽·博思沃思、弗兰克·布勒茨（已故）、托尼。卡希尔、保罗·科纳、特里莎·克劳福德、詹弗兰科·克雷夏尼、帕特里齐亚·多利亚尼、尼克·杜马尼斯、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弗朗西斯·弗拉纳根、奥斯卡·加斯帕里、迪克·吉尔里、安东尼·杰尔比诺、格雷厄姆·哈里森、哈维一家、玛丽安娜。希克斯、雷托·霍夫曼、厄尼·琼斯、朱迪思·基恩、大卫·洛温塔尔、菲利帕，马登、穆里尔·马奥尼、法比奥·马卢萨、本·梅瑟、米内利一家、乔纳森·莫里斯、彼得·蒙蒂思、迈克尔·翁达吉、路易莎·帕塞里尼、罗斯‘佩斯曼、洛伦佐·波利佐托、大卫·里特、吉诺·里佐、基思·罗宾斯、焦万纳·罗塞利、德里克·施罗伊德、恩里科·塞拉、格伦达·斯卢加、埃德·史密斯、乔纳森·施泰伯格、罗布·斯图尔特、卢西亚诺·托西、瓦西姆、格雷厄姆·怀特、沙恩·怀特。

同样，我还欠着许多大学的债——圣约翰大学、卡莱尔大厅学院，剑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牛津大学、位于罗马的英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意大利学院（在那里的时候，我曾努力地不对普雷佐利尼的灵魂太过无礼）——这些大学都很欢迎我去访问。在澳大利亚，人性的博爱正在遭受一些信奉经济唯理主义的人的破坏。国家研究委员会给我安排了一个舒适的住处，并且准许我两个学期不用授课，于是我利用这段时间来构思和写作这本书。这本书主要是在2000年至2001年的夏季在澳大利亚写的，那是一段特别令人高兴的时光。珀斯的天气总是很晴朗，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径直走向计算机，用古老的研究方法为人们提供信息，带着文学创作的神秘写出篇章，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可能只有等到写另外一本新书的时候才会忘记这种感觉吧。

有些读者可能会为我这种温和的态度感到吃惊，因为我曾在一些场合参加过有关如何解读意大利历史的激烈的学术论战（在地处偏远的澳大利亚，获取史料方面的知识总是要比获取档案史方面的知识更容易出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左倾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右倾，意大利共和国经历了多次痛苦的转变，而这一过程在2001年5月的时候达到了顶点，右翼领袖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成为了意大利的新总理。所以，在研究意大利历史时不带任何政治立场是不太可能的。直到前几年，有一点才变得非常明显，那就是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墨索里尼、他的法西斯政权及其事业、历程和结局的理解，对于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还处在天真和单纯的年纪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专论，对意大利1914年以前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批评。之后我发现，意大利最权威的保守派历史学家罗萨里奥·罗密欧在一份报纸上把我痛斥为一个“仇恨意大利的人”。他最好还是去评估一下自己来自“博坦尼海湾”的遗产，而不要参与讨论意大利的自由主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结束历史”的时代（不管各种非理性的原教旨主义还有什么样的潜在力量）。源自启蒙运动（它相信人可以通过获取理性知识以及社会行为而实现完全性）的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的后续表现似乎已经彻底失败了，市场规律也是如此。意大利的左派以及一些所谓的“雏菊派”或者“向日葵派”等新的政治集团也在一个“橄榄树联盟”的领导下试图找到“第三条道路”，所以，我也努力地避免让自己过于不合群。这种环境下，在我签订合同和开始写作初稿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我也被诊断出了心脏病，而正是同样的疾病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但是现在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所以我与其他五十多岁的人一样，感觉运气还不错，而不像我父亲那么不幸。我还固守着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理念和理想（并且还可以追溯到1789年），因此我对科技的进步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同时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混杂着蔑视和担心，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带有一种对立的感觉。

我将让读者自己来决定是否认同这本书中所讲述的事件和态度，或者说让他们确定是否值得认同。我应当承认的一点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试图用“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墨索里尼的。我相信读者们将会发现，我是把墨索里尼当成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一个怯懦的人和一个失败的人来写的，并且，虽然写出了这本传记，但我并没有转变成一个领袖或者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墨索里尼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看法，但墨索里尼则不同，我也确信，他与其他许多人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之处。在他那一代人中，除了人性的仁慈之外，他的极度的虚荣和自负、他的令人吃惊的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他犯下的众多疏忽和罪过、他的悲观的达尔文主义是许多人都有的。并且，不管有没有这种仁慈，现在我们很多人也有他的这些思想。

最后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克里斯托弗·惠勒，最机敏和最给人以勇气的编辑；另外一个是迈克，她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给我无限的欢乐，我也要把这本书奉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