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本书系该套丛书之史前卷，讲述的是史前的历史。

本书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阅读文物中国史，走进历史博物馆，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所以，阅读本书，能使你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书中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能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

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第一章 人类起源之谜

　第一节　腊玛古猿

　第二节 南方古猿

　第三节 能人

　第四节 直立人

　第五节 早期智人

　第六节 晚期智人

　第七节　人类起源与进化研究的一些新动态

第二章 中国境内的直立人

　第一节 最早的直立人

　第二节 陈家窝与公王岭

　第三节 北京人

　第四节 进步类型的直立人

　第五节 郧县人

　第六节 北京人的另一个支系

　第七节 居住在东北的庙后山人

　第八节 汤山人

第三章 北京人的生活

　第一节 生态环境

　第二节 采集和狩猎

　第三节 洞穴为家

　第四节 用火和火种的保存

　第五节 石器加工和使用

　第六节 有关北京人的一些争论

第四章 不同风格的旧石器文化

　第一节 旧石器的制作与功能

　第二节 手斧

　第三节 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要序列

　第四节 华南的旧石器工业制品

　第五节 西南旧石器的特点

第五章 智人的分布

　第一节 中国的早期智人

　第二节 现代人的出现

第六章 原始技术与精神活动

　第一节 细石器工艺

　第二节 狩猎工具和方法

　第三节 骨、角器的加工

　第四节 意识、宗教和艺术的初现

第七章 新石器时代之初

　第一节 一万年前的陶器

　第二节 站在洞口望平原

第八章 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第三节 边远地区的文化

第九章 早期农业的两大系统

 第一节 南方稻作农业 

 第二节 北方粟作农业  

第十章 生产与生活 

 第一节 居住和饮食 

 第二节 开发型的经济——家畜饲养

 第三节 依赖型的经济——捕鱼、狩猎

 第四节 精美的陶器 

 第五节 编织、纺线和织布 

 第六节 神奇的玉器  

 第七节 古朴的木器  

第十一章 野性之美 

 第一节 国画鼻祖 

 第二节 稚拙的雕塑  

 第三节 天籁之音与神秘之舞 

第十二章 天地人神的沟通

 第一节 把世界分成三界 

 第二节 人神之间的使者 

 第三节 通天地手段的独占  

第十三章 文明的曙光 

 第一节 关于文明社会的标准 

 第二节  在中国不同地区出现的文明因素

 第三节 文明在中原地区的突破

参考书目  

后记

人类究竟起源于何处？这是当前人类学的热点问题，但迄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主要的两种观点为多地区进化假说和单一地理区起源假说。

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现代人的起源地包括了整个旧大陆，凡有直立人化石或遗迹出土的地方都有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例如非洲、亚洲和欧洲。尼安德特人曾被认为是三大洲范围内进化的一个缩影，他们在解剖结构上是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的人类，是今天生活在欧洲、中东和西亚的人群的直接祖先。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对这种多地区进化假说很不利，那就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以色列的一些洞穴中陆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在另外的一些洞里发现了晚期智人的化石。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和法国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些晚期智人化石的年代居然早于尼安德特人的年代。如果这种结果是正确的话，尼安德特人就不能作为现代人的祖先。由此进一步类推，在非洲发现的能人和在亚洲、欧洲发现的直立人，包括北京人都不是现代人的祖先，而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绝灭的旁支。事实上，尼人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化石特征显示了其复杂的镶嵌进化证据，即直立人化石中包含着某些智人的特点，智人化石中则有着一些直立人的特点。典型尼人在西欧生存到很晚，有的可晚到3万年前，而在南非有的洞穴中却发现了最早的晚期智人，其年代距今约10万年。在中东地区发现的尼人和晚期智人共生的证据似可说明，在中东尼人和晚期智人有长达5万年的共存期。但是对东亚地区的现代人起源研究表明，无论在化石记录上还是文化特征上，地区连续演化似乎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在东亚包括中国，现代人是从本地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进化到晚期智人的。中国有着丰富的古人类化石材料和相关遗物，表明中国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单一地理区起源假说，具体说来就是指人类起源于非洲，因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发现了最早的智人化石，另外在以色列发现的智人化石也接近10万年前，所以现代人可能最先起源于北非或中东，然后迁徙到其他地方。美国生物化学家艾伦·威尔逊（A．wilson）根据人类线粒体DNA的证据认为，所有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远祖，大约生活在距今30万年至15万年间。如果分子生物学计算无误的话，这位人类先祖母应生活在南非。她的后裔逐渐扩散，然后分布到全世界。这个假说被媒体称为“夏娃假说”，流行一时。但他的计算并非完全可靠。一位日本研究人员采用相同的方法比较人类与黑猿的线粒体突变速率，结果却计算出人与黑猿的分化应在80万年前，如果他的计算是正确的话，就意味着黑猿的祖先是直立人。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也有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应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认为立足于线粒体DNA的人类进化理论是不准确的。所以这些新的方法并没能解决现代人类起源的问题。但现在不少人类学家全面衡量各种依据，仍倾向于认为现代人起源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总之，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常常随着化石材料的新发现而有所修订，对人类起源地的估计总是锁定在旧大陆，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的范围之内。那么中国作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早期人类是按照怎样的模式发展的昵？从20世纪20年代起，北京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后来又发现了比北京人早的蓝田人和元谋人。1997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找寻200万年前和更早人类的“攀登项目”。1998年和1999年，在安徽繁昌发现了一些更新世初期的石器和骨器，为中国有人类生存的最早时间有可能达到200万年前提供了间接证据。中国已发现不少上新世和中新世的古猿。它们所生存的环境也适合于远古的人类，因此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找到制造200万年前的石器的那些人的遗骨。随着丰富的直立人化石、智人化石不断地在中国被发现，人类学家通过对这些化石的研究，认为古人类在中国是连续进化的。近年来，中国学者通过对中国境内所有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进行比较研究，又有新的发现。例如，蓝田人头骨的上颌骨颧突的形态与中国其他化石不同，但与欧洲早期头骨十分相似，这种情况可能反映出它与欧洲早期头骨有着共同的来源。又如，早期智人的大荔人头骨上梨状孔的外侧处骨面隆起；马坝人头骨眼眶呈圆形，眼眶外下缘较锐，这些特点都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其他同期的人类头骨化石有所不同，却与欧洲尼安德特人相同。因此人类学家吴新智认为，在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主流过程中，还附带着杂交的模式。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后一阶段中，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和人群的迁徙，人类的繁衍有一定的基因交流，除了中国境内南北问的基因交流外，还有东西方的基因交流。这一理论还可从一些文化现象中得到证实。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从石器工业的角度着手，对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点出土的旧石器进行比较对比，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东西方石器工艺技术的交流是存在的（考古学术语称这种石器加工的工艺技术为工业）。内蒙古清水河工业类型广泛分布于河套地区，清水河工业类型的特点是具有相当成熟的细石器工业制品，故张森水推测：曾有一群拥有莫斯特和奥瑞纳技术的人群在那里生活过。

从上述所讲到的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直立行走和制作工具在从猿向人的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直立行走使人腾出双手，用双手制作工具，促进了大脑和人体其他部位的进化，使人类真正成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高级动物。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各，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吏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短。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将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翰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五日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瑷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零零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