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本书系该套丛书之第三卷，讲述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

本书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所以，阅读本书，能使你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书中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能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

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总说

第一章 政治形势

　第一节 五霸迭兴

　第二节 七国争雄

第二章 经济发展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手工业

　第三节 商业

　第四节 城市与交通

第三章 制度变革

　第一节 从世族世官到军功爵禄

　第二节 从封邑到郡县

　第三节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的变化

第四章 民族大融合

　第一节 中国、华夏和蛮夷戎狄

　第二节 华夏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

　第三节 华夷民族的大融合

　第四节 大一统观念对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舆论先导作用

第五章 学术思想

　第一节 士阶层的产生和诸子百家的分类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儒墨显学

　第三节 战国诸子和百家争鸣

第六章 文化艺术

　第一节 文字

　第二节 文学

　第三节 艺术

　第四节 史学

第七章 科技探索

　第一节 天文观测和历法

　第二节 地理学

　第三节 数学、力学、光学

　第四节 采矿和冶炼技术

　第五节 医学和养生

参考书目

后记

(二)财政窘迫不堪

周王室版图越来越狭小，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赋税收入锐减，财政也因此捉襟见肘，日渐穷困。

按照周礼，诸侯应该定期向周天子纳贡，畿内“王田”的收入也完全归王室所有。东周以后，诸侯的贡纳基本上停止了，直接控制土地版图的缩小使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因此王室财政入不敷出，非常窘迫。无奈之下，周王只好不断派臣子向诸侯国去“求赙”、“求金”——收取丧葬赞助费和日常经费。如：周平王死，周桓王无力置办丧事，派使者到鲁国去求赙。鲁隐公六年(前717)，京师饥荒，周王无力解决，派使者到鲁国告饥，由鲁国调剂宋、卫、齐、郑的粮食来救急。甚至周襄王没有车乘，也派使者到鲁国求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王室财政的拮据。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求赙、求金事例都出于鲁国史书《春秋》，“周礼尽在鲁”，鲁国史书记载这么多周王腆着脸向诸侯求赙、求金的事，当时周王在经济上的尴尬境地可以想见。

(三)天子威权跌落

版图缩小，财政拮据，加上政治上的威权跌落，使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徒具虚名。

周礼规定：周天子要定期“巡狩”天下，考核诸侯的政绩。而诸侯对天子应该“比年(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定期向周王汇报诸侯国内的情况。人东周以后，天子“巡狩”没有可能真正进行了。《春秋》等文献虽记有不少“天王狩于河阳”之类的话，但这并不是周天子去巡狩某地，而是史官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真实情况是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举行会盟，召见周王，周王不得不去。诸侯“朝觐”天子更是成了虚语。据文献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与周关系最好的鲁国朝王仅三次，派使者问候周王仅四次。相反，为了与霸主周旋，鲁朝见齐国达十一次，朝见晋国达二十次；派使者聘问齐国十六次，聘问晋国二十四次。与周关系最好的鲁尚且如此，其他诸侯国与周的关系可以想见。

诸侯不仅不朝王、不聘问，原来最受周王信任的诸侯还经常因为争夺控制王室的权力与周王发生矛盾，甚至以武力压制和侵凌“天子”，使“天子”的宗主地位一落千丈。

最早与周发生矛盾的是郑国。郑的始祖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封地在郑(今陕西华县)，幽王时为司寇。郑桓公在犬戎攻杀幽王时被杀，其子郑武公即位。郑武公辅佐平王东迁有功，受平王倚重，被改封到东方的新郑(今河南新郑)，本人则在王室做卿士。后来，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袭继父职做卿士，势力非常强大。周平王担心郑庄公篡权，就采取一些分权的办法来削弱郑庄公的力量，引起郑庄公不满，对周王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之后，事态发展到双方各派自己的儿子到对方做人质来重申信任的地步。这样，周和郑原来的君臣主从关系就完全降到了国与国的平列关系，这在历史上称为“周郑交质”。前720年，平王死，继位的周桓王打算让虢公执政，以防止郑庄公专权。郑庄公恼恨之极，就派人抢周人即将收割的麦子，秋季又派人偷割周成熟的庄稼，双方为此结下仇恨，史称“周郑交恶”。前707年(鲁桓公五年)，周桓王罢免了郑庄公卿士的职位，郑庄公出于报复，不去朝见周王，桓王便率蔡、卫、陈三国之师伐郑问罪，与郑军战于镭葛(今河南长葛东北)，结果被郑军打得大败。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使“天子”威风扫地。后来，虽然有不少霸主打着“尊王”的旗号称霸，但目的都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想恢复周王的威权。

周天子威权跌落的另一个表现是宗法秩序的破坏。

宗法是周代贵族的血缘组织法，它规定嫡长子绝对的优先继承权和政治上的大宗地位，并以血缘等级规定政治等级，使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层层臣属，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不僭越。这也就是所谓的“礼”。

随着王室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诸侯、卿大夫僭礼、违反宗法秩序的事情越来越多，而其中最大的僭礼，莫过于诸侯和卿大夫觊觎王权、僭越天子之礼。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楚庄王“问鼎中原”。前606年，楚庄王北上伐陆浑之戎，把军队开到周的边界耀武扬威，并向周王派来慰问他的使者大夫王孙满询问周鼎的大小和轻重。周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之轻重，赤裸裸地表露出他欲取周室而代之的意图。春秋时王室内部以庶夺嫡的内乱经常发生，像周惠王时的王子颓之乱、周襄王时的王子带之乱，都是以庶夺嫡，企图谋取王位的内乱，王室靠诸侯的力量才制止了这些内乱，而各诸侯国内兄弟相残、争夺君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据统计，春秋时代，周王室曾有三个“天子”被迫流亡，有几十个诸侯国君被杀或被迫逃往他国。“《舂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古人说东周以后宗法制度的衰败有如“王纲解纽”，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出土文物证实了春秋诸侯僭越礼制的普遍性。按照周礼，天子殉葬用九鼎，诸侯用七鼎，但目前发现的春秋中期以后的诸侯墓葬不少都用九鼎，卿大夫用七鼎。其典型者，像河南辉县琉璃阁春秋卫国公室墓地，60号墓墓主是诸侯一级的贵族，殉葬用九鼎，还有编钨、编钟、编磬等金石之乐；80号和55号墓主为公子，地位与卿同级，却用七鼎随葬，还有编钟和专门的车马坑。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晋墓，墓主赵卿属于上大夫一级，随葬也用七鼎，还有编铸、编磬。这都是违反宗法的僭礼行为。田野发掘证明：西周考古，发现的多为王室、王臣的器用。而春秋考古发现的大型青铜器和精美玉器等，则大多是各国诸侯器用，王室的器用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春秋以后王室衰微，每况愈下，和西周的盛世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P8-12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各，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吏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短。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将专业知识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翰

二00三年十一月五日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瑷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00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