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边是被摧毁的传统机遇，另一边是令人激动的新前景……

他们一面颂扬开拓的成就和史无前例的物质丰裕，一面却悲叹自己丧失了独立、自主甚至自由……

他们目睹变革的威力横扫熟谙的生活方式，目睹它重整社会等级，重新定义自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规则似乎都变了……

身处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面临全然不同的人生抉择。为了控制自己的生活，他们——个体的美国人会作出怎样的选择，采取怎样的行动？

技术进步与信息革命急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如此急剧的变化并非只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同样是一个深刻变革和急速发展的时期。此间，新工业、新发明和巨型公司的涌现与普及，不仅改变着美国的经济景观和社会图景，也冲击和改造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蒂文·J.迪纳利用社会史的丰富学识，向我们讲述了来自不同背景和职业的美国人，为争取自己的经济独立、自主权及社会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变革展开的抗争。本书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美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新诠释，也为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带来了启示。

引言

开场白  1890年代的危机

第一章  业主、经理和公司资本主义

第二章  产业工人争取控制权

第三章  工业美国中的移民

第四章  美国农民和工业资本主义

第五章  美国黑人对自由的追求

第六章  公司化美国的白领工作者

第七章  专门职业的控制权之争

第八章  美国政治中的进步论述

第九章  世界大战和争取控制权的竞争

文献说明

译名对照表

宗教机构

在美国的移民社群里，移民依靠公共机构网络来确立文化自主权，民族企业是这个网络上的一股绳索。宗教机构是其他许多机制中最突出的一种。祈祷和宗教仪式使那些不断为生活而奋斗的人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宗教机构在移民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首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新大陆，它都是举行出生、结婚、葬礼以及生活史中其他事件之仪式的场所。然而，因为美国政府并不主办或为宗教提供资金，移民们不得不修建和管理自己的礼拜堂。结果，他们对宗教生活施加的控制比在家乡可能还要大得多。

在进步时代迁往美国的移民中，罗马天主教徒占多数，他们发现美国的天主教会根基稳固。每个定居移民人数可观的城市里都有一个由主教领导的主教教区，还有众多的天主教堂。不过，新移民们希望神职人员能跟他们说一样的语言，还希望有膜拜本民族或地方守护圣徒且施行独特仪式的教堂。新近抵埠的爱尔兰人、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法裔加拿大人、斯拉夫人、马札尔人、斯洛伐克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和墨西哥人尊奉罗马教会，因而划分了他们自己的本民族教区，修建了令人惊叹的教堂建筑。譬如，最初抵达芝加哥的波兰人于1869年设立了圣斯坦尼斯拉夫·科斯特卡教区，还请来了一个说波兰语的神父，在当地主教的批准之下，最后在芝加哥城里城外设立了61个教区。截至1916年，德国移民在全美国的1890个德国天主教教区内进行礼拜活动。

别的移民也欣然创办了本民族的教堂和泛滥的宗教组织。自成一体的路德教集会代表了德国人、瑞典人、挪威人、斯洛伐克人和其他群体。无需多少来自美国东正教统治集团或希腊教会神职官员的帮助，遵循东正教仪礼的希腊移民就在超过半打的城市里创建了教堂。1890年代早期，以叙利亚基督教徒为主的移民在纽约修建了东仪天主教(Melkite)、马龙天主教(Maronite)和东正教的教堂，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在全国范围里又修建了另外大约70座教堂。截至1916年，亚美尼亚人仅在伍斯特(Worcester)一地就维持着lO处教区。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在这儿建立了稳定的犹太教会堂，不过，他们喜欢与执行旧大陆地区常见仪式的那些会众一起祈祷，而不喜欢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发展起来的自由化革新。于是他们创建了自己的犹太教会堂，截至1907年，仅纽约下东区就有326所这样的会堂。

移民在他们的教堂和会堂里要求的自主权的程度在家乡是不可想像的，在家乡，宗教机构享有政府的支持。来自海外的照管这些会众的教士们，美国教会统治集团的神职官员们，这两种人为了保护神职权威和他们的会众相互斗争着。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会里，这并不奇怪。波兰人、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法裔加拿大人和其他天主教移民要求让世俗理事会监管教堂的财政和财产，可是以爱尔兰人为主的教会统治集团坚持由教区主教来维持管理。

在重建波兰民族国家的斗争中，波兰民族主义者把美国的波兰教堂视为前哨，他们和教会统治阶层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让民族主义者到沮丧的是，从波兰向美国教区输送教士的复活派修道会承认美国教区主教的权力。在芝加哥，波兰民主主义者建立了一个新教区，试图寻找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教士。他们与那些复活派及那位主教斗争了20年，后者长期关闭那座教堂，还把它的几个世俗领袖驱逐出教。1894年，派系争执打断了一座波兰教堂里的弥撒庆典，翌年，—伙教区居民突袭了教区长住宅；警方不得不驱散抗议者。一些受挫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创立了独立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区，1911年，他们联合起来创立了波兰民族教会，人数在美国波兰天主教徒中占大约5％。担心进一步叛教行为的梵蒂冈于1908年任命了一位波兰裔美国主教。

其他群体和宗教统治集团有着类似的冲突。1911年，在一次无功而返的驱逐教区教士的努力中，匹兹堡市圣马太教区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徒就一场财政争端向教区提起了诉讼。1915年，150个圣伊丽莎白教区的成员要求主教替换一个教士，因为他曾经侮辱过教堂成员，并且对世俗领袖置之不理。斯洛伐克团体也习以为常地对禁止在教堂仪式上酗酒的教区命令不加理睬。在新英格兰，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和爱尔兰宗教集团斗争激烈，其事端包括法语教士的任命权、魁北克人的宗教仪式和对教堂财产的世俗控制权，1884年，当某主教向一个法裔加拿大人占绝对多数的教区派遣了一位爱尔兰教士之后，福尔里弗一个教堂的教区居民全体退出。在缅因州的波特兰，魁北克裔教区居民就某主教对教区财产的支配权提出异议，这个主教向他们下达了禁止参加圣事活动的命令。

在意大利南部和墨西哥之类的地区，许多农民把教会看成富有地主的代理人，来自那些地区的天主教移民们起初在美国上教堂的次数并不比在家乡更有规律；不过，他们一直贯彻着集中体现在家庭和本地社群仪式中的民间天主教信条。意大利人把他们的市镇守护圣徒的节日庆典看得非常重要，照例，一个本地非神职委员会负责组织这种庆典。1906年，普罗维登斯一个移民互助社团的成员们向主教控告说，圣灵教区的本堂神父答应在守护圣徒节日那天给这个社团的成员预留席位，结果却食了言，而且当他们拿着圣徒画像走进教堂时，他还亵渎她的名字。主教对这个神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禁止互助社团在教堂里为意大利和美国新旗帜命名，从而加剧了这场冲突。(社团们干脆把旗帜命名典礼搬到一座意大利互助会大厅里举行。)当另一个普罗维登斯教区的神父不允许为某个宗教节日的庆典筹款时，一个周日上午，数千名意大利人聚集在教堂对面的公园里，威胁说要关闭那个教堂，赶走那个令人讨厌的神父。

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是著名的进步时代改革家和新闻记者，1899年，他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街头度过了一个意大利守护圣徒的节日。他报道说：“在两个生日之间……圣徒被存放在那家酒吧的阁楼上，免得神父拿到他就不还回来了……他是他们的家庭守护神，他们不打算放弃他。”视守护圣徒为他们天主教教义的核心，依靠互助社团组织圣徒节日庆典，意大利天主教徒们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在美国确立宗教自主权，通过质疑主教和神父的霸权，波兰、斯洛伐克和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们做了同样的事情。

在美国，不存在控制犹太教会堂的总团体；也没有哪个机构拥有国家认可的卡希拉(kehillah，即东欧的有组织的犹太社群)所具有的权力。犹太移民欣然接受新到手的宗教自主权，在美国很容易就形成了新的犹太会众，通常是聚集在廉价公寓和街面教堂里。拉比无法强迫推行传统的宗教行为准则。许多犹太人如今在安息日上班，不再参加每天的minyanim(祈祷仪式)，在遵循kashrut(饮食教规)上变得更马虎。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广告宣传自己卖的肉是“按照教规处理过的”。犹太教会堂变成了自愿性的协会，在这种协会里，由一个理事会雇用拉比并给他发工资。

美国的拉比权威逐渐弱化，一些会众群体感到不安，雅各布·约瑟夫拉比(Rabbi Jacob Joseph)是来自威尔纳(Vilna)的一位杰出学者，他们在1880年代任命他为纽约的“总拉比”，负责裁决宗教事务，对按教规处理的肉类的审查工作给予监督。他很快和屠户、仪式上的屠宰手，甚至别的拒绝承认他权力的正统派拉比发生了冲突。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犹太人于1892年委任了他们自己的“总拉比”。翌年，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拉比自称拥有“美国总拉比”的头衔。想要确立一种中枢拉比职务的努力很快就泡汤了。

东欧犹太人还对美国化的改革派拉比的企图加以抵制，后者想强迫他们接受陌生的自由化犹太教。改革运动在1880年前移居出国的中欧犹太人之间很有势力，它主要用英语举行宗教仪式，取消了包括饮食教规在内的指导日常生活的大部分训诫，把中产阶级的新教礼仪用在了传统上一向无秩序的犹太祈祷仪式中。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拒绝接受这些迥异的习俗。在美国，犹太人不容许拉比对他们新获得的宗教自主权加以限定，无论是通过旧大陆的限制性规则，还是通过自由主义的改革。  P79-83

当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和阿瑟·(ArShur Wang)邀请我撰写这本书时，我最初的念头(没跟他们提起过)是：“我们真的需要另一部关于进步时代的书籍吗？”也许，每个时代都需要撰写自己的历史，可是，最近已出版了几部一流的叙述，且还不说这方面的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了。然而，我仔细掂量了一下这件事，突然意识到，还没有人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它讲述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纷繁的美国人的故事，虽然在过去大约25年里，历史学家们已经撰述了浩繁的专业著作，它们是这段历史可以依据的基础。五年后，我对他们激励我来写这本书心怀感谢。埃里克·福纳曾为这项计划的每一阶段都提供了无价的建议。阿瑟·王一向源源不断地给予鼓励，以他那种独特的方式亲切地敦促我加快速度完成书稿，他还是一位驾轻就熟的编辑，为倒数第二稿出了力。我对他们两位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希尔暨王(Hill and Wang)出版公司的劳伦·奥斯本(Lauven Osborne)，他熟练并满怀热情地担负了书稿的最后编辑和出版工作。

对于那些阅读手稿并提出详细意见的同事们，我所欠甚多，他们包括：罗伊·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林恩·戈登(Lywn Gordon)、吉姆·吉尔伯特(Jim Gilbert)和斯蒂芬·怀特菲尔德(Stephen Whitfield)。罗伊·罗森茨威格还对我计划之初写下的初步大纲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我希望我对他们那些无价的建议已经妥为采用了。1995年夏天，在乔治·梅森大学，我把这份手稿的一个雏形分发给了“进步时代”课程上的研究生。我感谢他们每个人，因为他们给教师的著作提供了率直的评价，而这位教师是行将决定他们终考成绩的。而且，我特别要感谢那些花费时间为我写下书面建议的学生，他们包括：贝齐·伯斯坦(Betsy Burstein)、玛丽。德林杰(Mary Dellinger)、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马克·莱韦斯克(Marc Levesque)、尤娜·马哈(UnaMahar)和休·莫特克斯(Sue Mouteux)。

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办公室的全体职员打出了各样草稿的修订本，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我向以下诸位致谢：雷切尔·吉西(Pachel Qiesey)、乔·里特(Jo Ritter)、埃娜·莫里亚蒂(Erina Moriarty)，尤其是贝齐·罗(BeBy Rowe)，她设法让职员们不必为我的手稿操劳，仿佛它是她最优先考虑的工作。乔治·梅森大学图书馆的主管查伦·赫特(Charlene Hurt)给予我特别待遇，允许我借出多得多的书籍，借期也要长得多。威廉·卡彭特(William Carpenter)从头到尾愉快地核对了引文和书目资料。

1994到1 995学年的学术休假期间，我完成了大半的研究和写作，乔治·梅森大学的教员学术休假计划和乔治·梅森大学“克拉斯诺前沿研究学会”的支持使之成为可能。我要向克拉斯诺学会委员会的主席马克。弗里德兰德(№rk Friedlander)致以特殊的谢意，感谢他给予的大力支持。我自己系里的教授玛丽昂·德谢姆克(~rion Des~kh)和杰克·森瑟(Jack Censer)提供了秘书性质的支援，还有复印资金和热情的个人鼓励。

早在近30年前，我就开始对进步时代的社会史产生兴趣，当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已故的阿瑟·曼(Arthur Mann)。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该归功于他那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他教导学生该怎样思考和撰写历史的精湛能力，还有他的贤明指导。

我作为学者所成就的一切，最大程度上始终该归功于哈茜娅·迪纳(Hasia Diner)。她独自一人自始至终阅读了诸多的草稿，跟我讨论了这个计划的每一阶段，挨过了太多有关进步时代的晚餐对话。对于她那些有批判力的见识和意见、她无情的校订、她不断的鼓励，还有她的爱，我表示真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