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改革大历史视野观之，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经济就像万里黄河，千折万曲、千沟万壑，终于走到了民族产业国际接轨与全球发展的入海口。单挑郎咸平，义助龚家龙，对饮唐万新，智勇战达能。本土咨询大师，倾情披露30年企业改革，告诉你——一线真相！

自此，世纪之交的中国开始迅速“国际接轨”，我国企业改革进入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是战略型企业家的天下。一代思索者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尝试国际接轨，并从加入世贸一市场国际接轨、基金投资一资本国际接轨、宏观调控一政策国际接轨、跨国竞争一企业国际接轨四个方面入手，全面转型，形成了中国企业跳跃式发展与中国企业家挑战世界的新趋势，为今后30年的中国经济崛起与民族产业振兴积累经验和预示方向。

写在前面

第一篇 进退轮回的探索性改革

 引言

第一章>>承包制：从起步到没落

 1．政治悲剧：福州二化的承包制改革与苏乃熙冤情

 2．二汽改革：陈清泰现代企业制度的思想精华

 3．坐失良机：北京汽车工业的行政性改造与改革思路纷争

 4．借助钟馗：周冠五为何如此钟情承包制

 小结：承包制的历史功绩与致命局限

第二章>>股份制：艰难的探寻之路

 5．北旅王金权：东风难与周郎便

 6．鸿雁断翅：孙超为何不越雷池半步

 7．上海飞乐：中国股市首次增发股票

 8．嘉陵摩托：条块分割，孙寿彭梦断

 小结：股份制改革的五个关键阶段

第三章>>权宜之计：横向经济联合

 9．丽源之殇：条块分割勒住了重组的咽喉

 10．长城计算机：十字路口的国企重组

 11．北齿和北内：文化冲突的解决之道

 12．中化集团：战略+人才=领袖

 小结：中国特色十足的横向经济联合

第四章>>在治理整顿的寒流下颤抖

 13．华青公司：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14．上海电缆厂：紧缩中的无奈与遗憾

 15．天府可乐：在腹背受敌中陨落

 16．化蛹为蝶：温州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

 本篇结束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第二篇 两起两落的转型性改革

 引言

第五章>>南巡讲话与二次开放

 17．展望计划与火炬计划：中国的风险投资初探

 18．海南机场公司：投机大潮下的产业杰作

 19．灵山大佛奇迹：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0．华能集团：五世同堂的企业谁生谁死

 小结：海南大潮会冲向哪里

第六章>>紧缩之后的霜降

 21．蒙妮莎：猝死于紧缩后的肃杀

 22．重钢试点：传统国企到底能改变什么

 23．玻璃产业整合：洛玻与耀华失之交臂

 24．太平洋机电：黄关从为何弃商从政

 小结：慎用“紧缩”这柄利剑

第七章>>国退民进，改革大潮再起

 25．西安国旅：经营者持股的初步尝试

 26．苏州格雷(宝时得)：电动工具行业的三驾马车之

 27．天歌科技：跌宕起伏的重组大戏

 28．收购徐工：群雄逐鹿的精彩博弈

 小结：民营经济任重道远

第八章>>仇富潮起改革延搁

 29．金杯公司：民营体制的二次败落

 30．惜乎唐万新：德隆大手笔的成与败

 31．功败垂成：产业巨子顾雏军为何落难

 32．龚家龙：能说服穆沙拉夫，惹不起地方政府

 33．苏威孚：MB0完美改制归于流产

 34．华源之死：国企转型有一道过不去的坎

 本篇结束语：在大起大落中顿悟

第三篇 全球竞争的接轨性改革

 引言

第九章>>应对入世与市场国际接轨

 35．京棉集团：面对棉纺业产业转移的大趋势

 36．新中基：把西红柿酱卖到全世界

 37．未雨绸缪：中外运成功实现战略转型

 38．横空出世：国美的战略升级与市场竞争力

 小结：入世催熟中国企业

第十章>>基金涌动与资本国际接轨

 39．华宇易主：荷兰人甩出13亿人民币

 40．东方奇迹：新东方的价值分析与老虎基金的惊人定价

 41．旭阳化工：文化提升与国际资本的进入

 42．伽玛星：国际融资与灵顿科技的国内风投

 小结：资本国际接轨的意义

第十一章>>宏观调控与政策国际接轨

 43．浴火重生：浙商的危机与转型

 44．突破紧缩：隆基泰和的三大战略

 45．铁本悲情：河北钢铁业的重组整合

 46．奋起还击：牵手果汁与天府可乐的危机公关

 小结：政府的责任，企业的责任

第十二章>>中国崛起与企业国际接轨

 47．中远修船：“顺势而行”的产业提升与资本运作

 48．北汽福田：“借势而为”的宏大战略构思

 49．娃哈哈：“造势对抗”，搅动国际竞争

 50．联想集团：“强势融合”的跨国发展

结束语 中国的崛起之梦与复兴之路

二汽是全国在支援“三线”建设期间建立的一家大工厂，所有的分厂都是总厂行政控制下的生产单位。但是，由于不同的分厂坐落在不同的山沟里，加之同一个山沟同一个分厂的员工又几乎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如上海、北京、东北等地），每个山沟一个分厂，每个分厂一种地区文化，这就形成了二汽文化多元而又互相隔膜的独特景观。在黄正夏看来，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将原来封闭在每一个山沟里的各分厂厂长，通过放权让利，全面激发他们的活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局部问题，特别是利益不均、好坏企业的起点不同等各种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只能在造就出一代市场化的企业家后再做调整。

在与黄正夏的交谈中，可以清晰看到第一代企业家的罕见思维。在短缺经济时代，大量企业家仅仅关心机会、政策和生产要素的取得方式，并不都那么关心企业的长远战略，而黄正夏作为一个政治型企业家，对此却有独特的超强偏好。同时，在冲破行政束缚才能造就企业家队伍的认识方面，黄正夏也有其独到见解，看到了放权让利对一代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意义。在任内的最后期间，他对上与汽车工业总公司的官僚斗争，对下又把二汽总部视为企业家成长的障碍。因此，黄正夏的改革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

但是，当我国企业的承包制开始层层推进，从单纯解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延伸到企业内部，去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关系的时候，便出现了明显的以包代管的弊端。在二汽，各个专业化协作的分厂唯利是图、各自为政、本位至上，与大公司的战略目标管理难以协调。

我在二汽调研期间，恰逢二汽处在重大的最高领导者人事调整的起步期，即从黄正夏时代转向陈清泰时代的交接期。1986年，陈清泰接替黄正夏走马上任。

陈清泰是一位儒雅的知识分子，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系，从二汽的基层技术员做到总工、最后升任厂长。他在上台后任用了一批清华毕业的人才，并开始反思黄正夏时代放权让利的弊端，提出要调整分散分权的思路，转向大公司集权体制。这些观点，在二汽内部引起极大冲突，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第一次见陈清泰是非常困难的。由于陈清泰日程繁忙，与他的会面需要提前预约安排。在二汽的许多人看来，区区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是很难排上的，预约时也只为我安排了很短的时间。但我们那次见面畅谈了两个多小时，这也是我第一次与一个企业家进行十分深入的理论研讨。陈清泰是一位极富理性且生性温和的企业家。在后来的二汽调研期间，我与陈清泰常常在一起交流与探讨。他很善于倾听，所提出的质疑往往相当智慧与机敏。一旦你能与他达到共鸣，就会听到他的系统理论观点，既富新意，又有逻辑。

黄正夏与陈清泰在二汽的作用与他们后来对中国企业体制的影响，很像美国通用汽车里杜兰特与斯隆两任领袖的关系。通用汽车在创建之初靠杜兰特的大战略思维东杀西战，全面重组了美国的汽车产业，最后把六大品牌从最低端的雪佛兰，到中端的别克，又到高端的卡迪拉克全部聚拢于通用汽车名下。为了提高汽车的品质，通用又大规模收购兼并了一批最好的零部件企业，将通用建成一个超越福特的大型综合汽车帝国。但杜兰特是一个经验型的创业企业家，擅长用历史经验和战略大思路不断重组企业，但究竟怎样控制运作一个大公司，却缺少现代管理的系统思维与精细方法。他在重组之初是放权让利，允许各企业各自为政。出现问题后，他又全面收权、强制控制，导致运营不灵、失去动力。杜兰特是使通用汽车成为美国汽车之王的当之无愧的缔造者，他的继任者斯隆则是一个技术型人才，他用系统技术的科学思维将杜兰特的大战略转化成公司的能力。在销售四原则、科技研发、事业部运作模式、集权与放权的关系体系方面，斯隆被尊为“大公司管理之父”，其管理思想直到80年代仍被日本松下幸之助称为无人超越的大公司管理经典。

陈清泰是清华毕业的技术性人才，他在黄正夏时代就一直苦苦思索，怎样解决承包制以包代管的混乱局面，怎样用科学的体制构建大公司的运营模式。所以我第一次见到陈清泰，双方的沟通马上集中于美国通用历史和国外大公司的管控模式，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把总部的决策功能、科研营销等服务功能，与事业部的利润功能、生产分厂的成本功能区分开来等问题。同时，我们也谈起二汽的企业文化与政治生态问题，如各个分厂的“地域行帮”与“清华帮”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等等。在与陈清泰的交流中我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极富学者风格的儒商，有着倾听各种意见的心胸，有着强烈的学习精神与学习能力，同时又有着深入思索问题的逻辑穿透力和极强的创新冲动。他能把分散的思想梳理提升，变成创新的理论。陈清泰离开二汽后，升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并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奠基人，他对我国企业体制的各种制度结构的思考，最终凝练成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指导性纲领。

P12-14

似乎转眼之间，一场涉及世界五分之一人类的改革开放，便倏然走过了漫长而又短瞬的30年。

自1986年起，几乎每时每刻，我都生活在与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合作交往、朝夕相处的岁月之中，呼吸着他们丰富多彩的生命气息，分担着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况味，分享着他们叱咤风云的人生豪情。

2008年4月初，中国企业家协会研究部主任于武找到我，请我参与一项重大评选——对30年来为改革产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颁发“企业改革纪念章”。于武想把这次评选策划成一次对30年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成败总结以及未来展望的重大活动。第一次策划会，我们讨论的焦点集中于三个时代的企业家特征与评价标准，我在会上谈及了自己的一线体会，进而由此萌发了写一本“一线改革真相”的冲动。

80年代的企业改革像一场充满矛盾性与戏剧性冲突的政治变法，在这场“变法”中涌现出了无数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先行者，然而，今天回首望去，我们却发现大多数勇者早已难觅踪影。评价他们，应当从当时的重大改革事件人手——承包制、股份制、横向经济联合、治理整顿调控，等等等等。在这里，我们碰到的难题，不是如何剖析那个时代的成功者，而是如何认识那个时代的牺牲者。

苏乃熙——福州二化厂长，他就是那个时代牺牲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2008年7月，就在我们“企业改革纪念章”评选活动刚刚结束之时，我收到一封文如泣血的申冤信：来的巨大政治阴影中走出。

原“福州二化”厂长苏乃熙

2008．6．20

这就是诡谲的80年代。苏乃熙的经历隐含着80年代中国改革变迁的某些核心信息，反映了这一时代企业改革的进退、成败的快速轮回。

因此，中国改革在起步环境上有极强的“政治破冰”色彩，由此决定了我国企业改革的第一个十年，是政治型企业家的天下。一代先行的探索者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摸着石头过河，并因其中必然的政治化特征，走过了一个从进到退、从热到冷的改革轮回。这一轮回前后分为四个阶段——反行政控制起步的承包制改革、深化制度变革的股份制改革、回避意识形态冲突的横向经济联合、反改革思潮主导的治理整顿。

90年代的改革像一辆大起大落的过山车，正当人们被经济发展的大起——“海南发财潮”撩拨得近乎于疯狂之际，一夜之间却又堕入了经济紧缩的冰窖；国退民进的热浪刚刚席卷各行各业，社会仇富的烈焰又开始弥漫在举国上空……

唐万新——德隆集团总裁，一位贯穿于整个90年代的商界精英。1992年至2004年，他从边贸起家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在经济紧缩之后投身于股市运作，从国企脱困时期的收购兼并，到超前进入国际产业重组的尝试。十几年问的两次大起与两次大落，德隆集团都活跃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唐万新是一位游走于这一时代的悲剧式大侠。说他是大侠，乃是因为他纵横于90年代的所有类型企业之间——衰退与强盛的国企、投机与实业的民企、金融与地产的大亨、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行……。但他最终仍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掣肘了他走出发展的瓶颈。2008年初，我与唐家大哥唐万里相遇，他刚从武汉探望唐万新归来，说武汉关了一批金融罪犯，他们常在一起集体切磋，人人捶胸顿足，哀叹股市大潮晚来了一年半载，抱憾自己没能赶上这次市场的盛宴狂欢。

真可谓：若教眼底无遗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90年代的中国有着浓郁的“体制转型”色彩，由此决定了我国企业改革转入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必定是“机会型企业家”的天下——一代奋不顾身的淘金者在各种机会的大起大落之间抢占商机，并因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与企业改革的大起大落，经历了两次冰火九重天的“改革过山车”。其中，第一次是1991年起步的经济过热和1994．年以后的骤冷，第二次则是1997年开始升温的“国退民进”与2005年达到顶点的“仇富浪潮”。由此构成了中国企业发展与中国企业家命运在这一时期百传千折的大历史背景，并必然而意外地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发生着根本性的沧桑巨变。

世纪之交的十年是承前启后的十年，这一时期的企业改革仿若一列在飞驰中忽然转轨的列车，对准了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在高速间接轨。从2000年到2008年，四幕大戏一幕紧跟着一幕：2001年前后的人市压力与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崛起、2004年前后的国外基金涌入与国内外资本的产融结合、2006年前后的宏观调控与中央政策的不断调整、2008年前后的奥运波澜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竞争。

在此期间，能够高屋建瓴，看透历史大势的企业家，可能当推柳传志一人。这是一位历经三朝、在每一时代都能勇立潮头的元老级企业家。1987年，我是他请的第一个咨询顾问。在中国30年改革最后的这个十年里，联想既经受了人世的重重压力，又参与了国际基金的风云际会；既投资了一大批快速成长的明星企业，又完成了接轨国际的收购兼并，联想正在成为令全球瞩目的中国跨国公司。

自此，世纪之交的中国开始迅速“国际接轨”，我国企业改革进入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是战略型企业家的天下。一代思索者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尝试国际接轨，并从加入世贸一市场国际接轨、基金投资一资本国际接轨、宏观调控一政策国际接轨、跨国竞争一企业国际接轨四个方面入手，全面转型，形成了中国企业跳跃式发展与中国企业家挑战世界的新趋势，为今后30年的中国经济崛起与民族产业振兴积累经验和预示方向。

30年中国企业改革的历程，实在是太丰富太波折了。自1986年走上企业咨询之路20多年以来，我先后与数以千计的企业家打过数不胜数的交道，经历了彼此间不胜枚举的深度合作，他们早已成为我心目中关注最多、亦敬佩最深的社会群体。因此，当中国企业联合会的领导们要求我在2008年5月24日的“中国企业家活动日”上主持一场企业家们的现场论坛时，我立刻欣然受命，而且主持得有声有色。

在这场备受中国企业界瞩目的大会上，共有109名企业家获得了“企业改革30年优秀奖（即获得‘改革纪念章’）”。我仔细浏览了了名单并进行详细的观察，发现其中竟然有近半数的企业家是我作为企业顾问曾为之服务过的，另外还有很多企业家常打交道以至彼此熟稔。能为他们的授奖活动出一把力，我打心底有着亲切之感与激动之情。看着这些熟悉的名字，一个30年来“企业家大历史”的宏大概念，以及相关的图景脉络在我的脑海中次第浮现。虽然较之黄仁宇先生首创的“中国大历史”概念在时间尺度上远为袖珍，在历史的时点段落上也更为晚近，似乎难称之其“大”，甚至难论为“史”。但我深知，在提出它、书写它、乃至澄清其间与其后暗流翻涌着的各种历史迷雾的重要性上，是如何估计也不过分的。

我宁可称其为“大”，也宁可视其为“史”。因为我在中国改革一线把握的历史真相，隐含着中国改革的大脉真义，亦可能带给后人更多的思想启示。

据此主线，我特意将过往30年中企业家形成与发展的大体脉络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我觉得，在这30年大变革的时代中，企业家成长的初始社会生态及其巨大的快速变迁，与企业家们对这一快速变迁本身的推动、应对、反馈和互动非常值得注意，据此我把中国改革的一线真相，按其特征分为三大阶段，并给予粗略的概括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