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所探讨的是拉美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重点是作者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变化太多，反复太大，这对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第二，在选择发展模式上的“务实主义”。所谓“务实”，一是要尽量把握住当今国际大环境的特点，二是要充分了解本国的具体国情。要从这两方面的实际出发去探索可行的发展模式。这种探索无疑是艰辛的，而且是只能由本国的政府和民众去完成的。或者说，靠任何局外人的指点恐怕是不现实的。

近年来的修修补补、走走停停证明，拉美依然沉迷于那种无所不能的经济模式，仍在寻觅一个能够使他们百病全消的秘方。或许回顾近几十年来发生在拉美的巨大变革，能够通览本地区的发展进程。今天，拉美再次站在了十次路口。因为，2006年伊始，许多拉美国家将举行总统大选。这些国家必须在不可能和可能的政治经济政策之间做出抉择。巴西的卢拉和智利的拉格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条新的、可能的政治经济之路。这样，作为正面角色的革命者和自由市场分子就可以鞠躬谢幕了。不过，或许他们将重返历史舞台令依然温热的不可能的政治经济政策灰烬复燃。拉美的历史演进，如同投掷硬币一样难以预期同时又充满了各种可能。据我们所知，拉美最大的新闻是：在那些给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优劣利弊以优先地位的国家中，开放的社会正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崛起。

序

谢词

导言：模式的华尔兹

第一章 拉丁美洲乌托邦式的未来

第二章 现在的衰落：民主乐园中的拉美

第三章 改变时间维度的结构性调整

第四章 智利轨迹：从自由主义到可能主义

第五章 卢拉之光

第六章 墨西哥：伟大的转变

第七章 可能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兴起

第八章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执着的新民众主义

结论：豪猪、狐狸还是变色龙

后记

要分析近几十年来拉美实行的可能的政治经济政策，回溯历史是十分必要的。要了解和把握对拉美有着持久吸引力的乌托邦思想，我们就不能够忘记，美洲的发现恰逢世界的时间观念和对时间的表达发生巨变之时。当时，有关未来的现代意识在西方思想领域初露端倪。

哥伦布抵达西班牙岛时，欧洲正在经历一场世界观的巨变。当时，透视法刚刚被发现。在意大利，从布鲁奈莱齐(Brunelleschi)到皮耶罗·德雅·法兰切斯卡(Pierro Della Francesca)，无数建筑师和画家正在挖掘透视法的妙用。15世纪，文艺复兴中的欧洲正在创立有关空间深度的思想，并因此构想了理想国。对美洲的发现，才刚刚开始。这时，中世纪的神学时间观念摇摇欲坠，教堂的钟楼正让位给标示俗世时间的商业钟塔和皇家钟表。一个更好的存在初现端倪，统治欧洲数个世纪的旧世界观，即霍布斯(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1651年)中所描述的以“俗世的生活是贫困、污秽、粗野和短暂的”为部分条件的世界观开始转变。时代精神的变化使教士们开始将其世俗权力同播报时间的能力结合起来，钟表因此而纷纷爬上了教堂的尖顶钟楼。

意大利的马基亚维利(Machiavelli)发明了政治学透视法，并对日常生活的时间纬度进行了探索。针对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务，有些作者指出，俗世中可能存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哥伦布发现美洲几年后，一些对改变西方人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书籍得以出版。仅仅十年当中，三部如利剑般强劲犀利的巨作相继问世。它们分别是：1509年出版的依拉斯姆斯(ErasBUS)的《愚人颂》(Praise of Foffy)，1513年出版的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 (The Prince)以及1516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Tomos More)的《乌托邦》(Utopia)。不久，这三部巨作就流传到了新大陆。到1515年，依拉斯姆斯的作品就在哥伦布的儿子艾尔南·哥伦布(Hernando Columbus)的图书馆登堂入室了。莫尔的《乌托邦》成了米乔阿肯(Miehoacdn)大主教巴斯克·德·基罗珈(Vasco de Quiroga)最喜欢的作品。

1535年托马斯·莫尔被亨利8世下令斩首，巴斯克·德·基罗珈随即在米乔阿肯的圣塔菲组成宗教团体。很久以后，乌托邦感召了墨西哥以南的乌拉圭的耶稣会教士们，法国探险家奥雷利耶一安托万·德·图龙(Orelie—Antoine de Tounens)于1861年在阿劳坎尼亚(Araucania)称王。阿劳坎尼亚是智利的一个省，曾受到诗人阿隆索·德·埃尔西亚(Alonso de Ereilla)的盛赞。莫尔的思想在拉美大受欢迎并取得成功并非意外。在《乌托邦》中，莫尔虚构的乌托邦岛被葡萄牙航海家伊特罗登(Hitloden)发现，伊特罗登是亚美利哥·维斯布西奥(Amerieo Vespucio)的伙伴。这个乌托邦恰恰指向新近发现的新大陆。

但是，时间观念并没有因为人类征服空间的快慰而立即发生转变。人们思想中的拉美乌托邦更多地存在于时间纬度而非空间纬度，它不是存在于拉美的地理空间，而是存在于拉美的未来。如果说拉美的诞生同世界观的转变不谋而合，那么拉美的兴起恰逢人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间构筑一种新的平衡。当时，时间的表现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神学时代正让位给目的论时代。用波考克(J.G.A.Pocok)的话来说，拉美出生在“马基维利亚”时代，即1492-1530年之间。人类历史乃人类创造的理念正在形成——未来不是上天的意旨，而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努力加运气的结果。

中世纪结束的时候，马基维利亚正在构筑政治透视法和一种深刻的未来感。与此同时，与他同时代的人正在发展绘画透视法和空间思想，德国哲学家雷因哈特·柯赛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开创的历史的时间脉络正浮出水面。未来一度被预示为世界的终结，这一概念正趋于死亡，一个向人类的未来洞开的时代晨曦正在降临。在这个时代中，今天是明天的准备，自我管理的重点变成了预期并建设未来，改变和安排时间和空间。让·博丹(Jean Bodin)等人开始把宗教同人类历史分开，将时间的终结归纳成为一个数据问题——一个需要由数学和天文学用演算回答的问题。伽利略有关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争辩，动摇了教会所宣传的天国权威的中心地位，强烈震撼了传统制度。在欧洲宫廷，委拉斯克斯(Velazquez)和其他艺术家们，不再去描绘基督及圣徒，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世俗君主。他们采用逐渐退却的点和镜像将透视法应用到作品当中。博丹在他1576年出版的《国家六论》(Six Books ofthe Commonwealth)中指出，新大陆不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有待征服的时间经纬：“在美洲广袤的地域空间里没有发现乌托邦。黄金岁月和金色年代同样寻而未见。新大陆所给予我们的是一个未来。”

在近代演说中，从玻利瓦尔到查韦斯，拉丁美洲都是一个含有强烈目的论色彩的概念。人们不是将黄金岁月定位于过去，而是未来。20世纪以来，在美洲乃希望之地的观念驱动下，欧洲人源源抵达新大陆。这一观念认为，美洲预示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加美好的未来。19世纪初，一个名叫格里格雷-麦克格里格雷(Gregor McGregor)的苏格兰无赖甚至谎称，在拉美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富饶的地方，名叫做博雅斯(Poyais)。这一投机性的胡编滥造竟然令伦敦金融脉搏跳动的频率加速，使伦敦城的投机者们对博雅斯充满憧憬，并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第一场金融危机。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无不是变相地寻觅一个光彩熠熠的黄金时代般的未来，这些革命都得以延绵持续。与此相同但悲剧色彩略逊的美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计划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更加美好未来的追求。增长持续、公平正义的希望之地就像不断后退的地平线那样，一直闪烁不定、难以触及。许多革命性的演说，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抑或货币主义的，都深深扎根于未来的沃土，并萌发出永远的希望之芽。这些伟大演讲的雄辩原则，披着用敏感的伦理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华丽词藻缝制的外衣，令其在实践的失败中黯然失色。

在整个20世纪，产生于追求理想进程中的、风向不定的“伟大的思想风暴”时而推动拉美大陆前行，时而又对它进行沉重的抽打。在整个拉美大陆，“革命”成了具有操作意义的字眼，一个具体的、能够用来同时表示在时间纬度上的超越、决裂和回归的概念。无论是古巴人或智利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分子，“革命”所蕴含的思想是用眼前的牺牲来加快美好未来的实现，一个充满着高调预期的视界因此而产生，以眼前政治和经济上的牺牲为代价的希望最终会得以实现。从秘鲁的光辉道路到查韦斯主义兴奋的华丽词藻，从藤森主义到梅内姆主义，拉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不过是延长了这一不知疲倦，有时甚至充满悲壮的寻觅之旅。

P17-20

2001年开始第一个任期时，乔治·布什曾经表示，他最好的朋友在拉美，同墨西哥的关系是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种说法虽然听上去言过其实，所反映的却可能是真情实感。拉美正转向民主：除古巴外，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是由民选政府执政，多数国家正忙于实施美国长久以来崇尚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对此，美国原本可以深感欣慰。

然而，“9·11”事件后，美国很快就把最好的好朋友抛到脑后。随后，美国长期忽视拉美，而且这种忽视并非一直都是良性的。华盛顿资历最深的拉美观察家之一，彼得·哈金(Peter Hakim)曾于2005年12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写道：“今天，美国和拉美的关系正处于二战后的历史最低点。”

美国媒体上关于拉美的报道，原本就寥寥无几。这样一来，就更为稀少了。当美国记者切切实实地越过南部国界深入拉美时，在他们眼里，拉丁政治仍然不过是一场贫苦百姓和保守精英、好的革命者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间的斗争。在这本洞察有力、见解深刻的作品中，哈维尔·桑蒂索(Javier Santiso)指出，这些陈词滥调已经全部过时。事实上，在美国和多数国家还未能来得及真正认识拉美的时候，拉美各国的变革已飞速演进。

本书中心思想简单明了，即新一代政治领袖已在拉美兴起。这一新兴政治领导力量，既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左翼意识流，也有别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右翼意识流，他们是务实主义者，致力于赫希曼那句可爱的话，即“可能的政治经济政策”。

过去15年中，智利数届领导人就是这一新兴政治领导力量的代言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联盟，智利政府连年保持着预算盈余，同美国、欧盟、加拿大、中国、韩国及其他数十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从1990年开始的三任智利政府一直在增加在教育、卫生、住房方面的支出，并致力于增加税收、强化反垄断立法，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

智利的新一代领导人都训练有素。所有的财政部长都拥有像耶鲁、哈佛那样著名学术机构颁发的博士学位。新任总统李卡多·拉格斯(Ricardo Lagos)，是一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通过培训成才的律师，他还拥有杜克(Duke)大学颁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智利新一代领导人，与其说是一门心思地按照一个方子抓药，不如说是在各种替代方案中挑挑拣拣，最终选择了坚定不移地执行那些能够产生实效的方案。

在务实主义的道路上，智利并不孤独。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mando Henrique Cardoso)连续两个四年担任巴西总统。他原本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使巴西克服了长达数十年的通货膨胀。卡多佐的周围是一群接受过美国教育的技术官僚。他将正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同大胆的社会倡议，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社会倡议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他与他的智利朋友拉格斯异曲同工。接任卡多佐的是路易斯·卢拉·达·席尔瓦(Luiz Lula da Silva)，他曾经是一名冶金工人，一度是铁杆的左派，但2002年以来他一直以中间温和派的立场执政。

新近上任的拉美总统中，如墨西哥的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和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秘鲁的巴伦廷·帕尼亚瓜(Valentina Paniagua)和阿莱杭德罗·托莱多(Alejandro Toledo)、哥伦比亚的安德列斯·帕斯特拉纳(Andr6sPastrana)和阿尔瓦罗·乌里韦(Alvaro Urube)、乌拉圭的豪尔赫·巴特列(Jorge Batlle)和塔瓦雷·巴斯克斯(Tabare Vesquez)，有些人自称是保守分子，另外一些自诩为左派；一些人十分成功且有人缘，另外一些要逊色很多。尽管如此，他们有两点共同之处，即他们都是按照宪法程序当选的，在经济事务方面他们都是务实主义者。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温和的领导人应当是美国的天然伙伴。但事实上，除了乌里韦外，他们中的多数并不受美国青睐。

拉美新一代领导人成绩卓著，但也不乏自身错误造成的失败。最大的失败与经济增长有关。大剂量的务实主义对降低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稳定飘摇的银行体系以及(在有些时候)避免货币危机方面确有成效。但务实主义并没有使拉美变得更为繁荣。在过去20年中，智利是唯一一个缩短了同美国贫富差距的拉美国家。其他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于美国变得更加贫穷。

与多数亚洲国家不同，拉美地区没有步入持续发展的轨道。即使是20年来的最好年景，2004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也只有5.5%。反过来，15年来印度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25年来，中国持续保持了年均，10%的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乏力、工作缺乏绩效是丑陋的民众主义在拉美抬头的一大原因。拉美不光有拉格斯或者卢拉，还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司令。查韦斯两度在大选中败北，获选后又得连任。在他的照看下，委内瑞拉的国民收入在2002—2003年期间缩水了17%，投资率下降了15%。查韦斯现在又提出要像其他拉美国家输出他的玻利瓦尔革命，并得到了卡斯特罗的支持。他还可能得到新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斯的合作。在大选中，莫拉雷斯发誓要将跨国公司掌控的石油、天然气产业收归国有。此外，还有阿根廷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I(irchner)，他曾经威胁要抵制超市，用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哈维尔·桑蒂索称查韦斯、基什内尔和莫拉雷斯为“新民众主义者”。他们沉迷于反市场、反全球化的漂亮词藻，承诺要快速消除贫困现象和社会不公。在拉美地区，这种做法乃司空见惯，不值得大惊小怪。桑蒂索指出，令人新奇的是，查韦斯和基什内尔居然也向人们昭示自己也属于一种务实主义，目的在于避免像民众主义的先驱那样，被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失控的通货膨胀搞得名誉扫地。

深怀着“对希望的偏爱”(这也是赫希曼的原话)，桑蒂索高度赞扬“发生在拉美的、源自经济务实主义的深刻而微妙的变革”。但是，正如他在最后一章中所承认的那样，“可能主义的兴起依旧残缺而脆弱；可能主义的拉美之旅尚未完成”。

这一旅程是否能达到终点，取决于拉美各国人民。在此期间，美国并非只能袖手旁观。不过，如果美国的决策者们只会向查韦斯、莫拉雷斯寻衅打架，或者像孤立卡斯特罗那样孤立他们的话，只会让新民众主义在拉美更有市场。只有实行务实的拉美政策，才会让历史出现真正的转机。

安德烈斯·维拉斯克

(Andres Velasco)

2005年12月

2008年3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博士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哈维尔·桑蒂索在北京达成协议，由拉丁美洲研究所组织中文翻译、出版发展中心的《2008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和《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以及发展中心主任哈维尔·桑蒂索的《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等三本著作。双方还商定，自2009年起至2011年，拉丁美洲研究所将连续三年负责翻译出版发展中心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年度报告，并于每年的2月末3月初双方共同在北京举行专题研讨会。为此，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由拉美所所长助理、经济研究室主任吴国平研究员负责，并相应成立了三个翻译小组。

《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一书的翻译小组由高静、谢文泽、王鹏和郭存海组成，高静为该翻译小组的协调员。全文分工如下：高静翻译序、谢词、导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结论，谢文泽翻译第三章、第四章，王鹏翻译第五章、第六章，郭存海翻译第七章、第八章。高静对全文进行了校订和编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