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吃的女人》是阿特伍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笔调轻松，语言幽默，在很多方面不乏喜剧色彩，但是它的主题却是十分严肃的。该书探讨了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1969年，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注意。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恰好席卷西方世界，不少评论家异口同声地指出它是一部女权主义抗议文学作品。尽管作者在1979年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她在创作此书时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兴起，但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内容确实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现实。

玛丽安确实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子，正等着结婚。她喜欢她的工作，她那平庸的同事和冷静的未婚夫彼得。开始一切顺利，可是玛丽安先前没有料到在她内心深处却渴望更多，这种内心的渴望安静地破坏着她周到的结婚计划，稳定的生活进程——还有她的消化系统。婚期逐渐临近，玛丽安发现，她简直无法正常进食了……

我星期五早上起身时知道自己一切都很正常，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觉得自己比平时更为沉着。我走出卧室去厨房里拿早餐，看到恩斯丽正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她告诉我昨天晚上她去参加的那个晚会实在糟糕透了。她一口咬定出席晚会的那帮人全是些学牙医的学生，惹得她满心烦躁。她只好一个劲地喝酒，灌醉了心里才好受些。

“你简直想象不到那有多烦人，”她说，“同二十个人谈话，说来说去都脱不了人口腔里面的事。在我谈起我有回牙龈发炎时，他们大为起劲，连口水都流出来了。老天有眼，大多数男人眼睛望着的总不会光光是你的牙齿，总还有些别的东西吧。”

她酒还没全醒，我心中不由一阵高兴，这使我感到自己身心真是十分健全，我给她倒了一杯番茄汁，又给她调了一份碱性汽水，一边听她唠叨，一边随口附和。

“这劳什子，好像我上班还没受够似的，”她说。恩斯丽在一家电动牙刷公司里当检验师，专门检查电动牙刷的质量，是个临时性的工作。她希望能开一家小画廊，即使赚不了多少钱也无所谓，她只是希望同画家交朋友。她告诉我去年她感兴趣的是演员，她也结识了一些演员朋友。“那些人绝对有种不正常的癖好，我想他们上衣口袋里准是成天揣着弯头镜，每回上厕所总要张嘴检查一下自己的牙齿，就怕患上龋齿，”她若有所思地举手拢了拢自己那一头红色偏褐的长发，“想想看，你能同这些人接吻吗？事前他一定会叫你‘把嘴巴张大点。’心眼死得像个木头橛子。”

“真是让人受不了，”我说，又替她倒了杯水，“你不好换个话题同他们谈谈吗？”

恩斯丽眉头一挑——她那天早上还没有画眉，因此眉毛几乎看不出来。“我才不呢，”她说，“我假装听得挺入迷。我自然决不会让人知道我是干哪一行的，那些专业人员要是知道你也并不外行的话，准会一肚子气。喏，就同彼得一样。”

恩斯丽总喜欢顺便挖苦彼得几句，尤其在她心情不好时更是如此。我不去计较，也就没有吭声。“你上班之前最好吃点东西，”我说，“肚子里有点东西垫底就会舒服些。”

“天啊，”恩斯丽说，“我真受不了，又要整天跟机器啊牙齿啊打交道。上个月还算有桩有趣的事儿，那回那个女的因为牙刷掉毛，把它退了回来，结果我们发现她一直在用阿贾克斯清洗剂洗牙刷。从那之后以来每一天都乏味得很。”

我一面忙着安慰恩斯丽，一面觉得自己在操行上要胜她几分，心中不免暗暗得意，结果要不是她提醒，我都没觉察时间已经不早了。他们电动牙刷公司上班时间不严，你多晚去都无所谓，但我那家公司就不同了。我来不及吃鸡蛋了，只能匆匆喝下一杯牛奶，再加一碗冷麦片算数。我知道这一来等不到吃午饭，我就会饿的。我又三口两口地咽下一片面包，恩斯丽在一旁看着，一声不出，像是要呕吐的样子，接着我抓起提包冲了出去，房门就让恩斯丽替我关了。

我们的房间在一所大宅子的顶层，位于一个社会层次较高的旧居民区，我们住的房间从前大概是供仆人住的。这就是说，进了大门之后要到我们房间得走两道楼梯，上面的那道楼梯又窄又滑，下面那道很宽，铺了地毯，而且还压着毯棍，只是已经松动了。我上班得穿高跟鞋，走不快，只得扶着楼梯扶手侧着身子下楼。那天早上我平平安安地经过了上一道楼梯边沿墙挂的那排拓荒时代人们使用的黄铜暖床器，尽量不让放在二楼楼梯平台上的那个手摇纺车的轴条勾住衣服，接着又飞快地跑下第一道楼梯，沿墙挂着一面镶在玻璃镜框里的破旧的团旗，还有一排椭圆形的像框，里面是祖先的遗像。楼下大厅里没见到人，我松了一口气。楼下一边摆着橡胶树，一边是一张放有淡褐色茶垫和黄铜圆盘的桌子，我小心地从中穿过，向大门走去。从右边绒窗帘后面传出房东的女儿弹钢琴的声音，她每天早上都要苦练一番。我以为自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但没等我走到门口，外面就有人悄悄把门推开了，我明白自己中了埋伏。那是楼下房东太太，她戴着副一尘不染的园艺手套，握着一把小铲子，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花园里忙着埋什么死人呢。

“早上好，麦卡宾小姐，”她说。

P3-5

《可以吃的女人》一书是我在1965年春夏天写成的，当时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给一年级新生教英语已有八个月，我便用一些空白的试卷做稿纸把全书完成了。至于这一书名，则要追溯到一年之前。有一天我注视着糖果橱窗里一排排的杏仁蛋白糊做的小猪时想到了它，也许那是在伍尔沃斯那放满了米老鼠蛋糕的橱窗前面，无论如何，当时我心中一直在苦苦思索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吃人的形象。那时我对装饰有糖做的新郎新娘形象的结婚蛋糕特别感兴趣。作者在酝酿《可以吃的女人》一书时才二十三岁，写成时也才二十四岁，因此本书中那些自我放纵、稀奇古怪的内容也许无不与作者的年轻有关，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些情节主要来自其所处的社会环境。

(《可以吃的女人》并不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在多伦多供出租的一个用来存放扫帚的小房间里写成的，当时加拿大仅有的三家出版商都认为该书的结尾太灰暗而拒绝采用。那本书结尾时女主角犹豫着是否该把男主人公从屋顶上推下去。这样的结尾在1963年太超前，但放到今天也许就太优柔寡断了。)

我在1965年11月完成了《可以吃的女人》，把手稿送到一个对我以前的作品表示兴趣的出版商那里。一开始他回了封信，语气颇为肯定，但之后便没了下文。我当时正忙于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没有时间顾得上去追问。但一年半之后我进行了查询，结果发现出版商把手稿给弄丢了。那时我的诗歌已获奖，多少也算有了点小名气，因此出版商便约我出去吃饭。“你这本书我们要出，”他说，但却避开了我的眼睛。“你看过了吗？”我问。“还没有，不过我正准备要看呢，”他说。或许这并不是他第一本纯粹出于尴尬的原因而出版的书。

1969年，在成书四年之后，《可以吃的女人》终获出版，它恰好碰上了北美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立刻有人声称这本书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我自己却以为，与其说它是女权主义，还不如说它是原女权主义的作品。因为当我在1965年着手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我并没有什么远见卓识，不过我也同当时许多人一样，锁起房门，读了贝蒂·弗里顿和西蒙·德·波伏瓦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女主角所面临的选择在全书结尾与开始时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不是重新选择一个前途渺茫的职业，就是结婚嫁人，以此作为摆脱它的途径。但这些就是六十年代初期加拿大妇女的选择，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子也是如此。要是认为一切已经有所改变，那是不对的。事实上，本书的基调似乎更适合于现在，而不是过去，例如1971年，那时人们相信社会变革的速度将会很快，但我们如今所见却并非如此。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并没有实现，那些宣称后女权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人不是犯了个可悲的错误，就是厌倦于对这一问题作全面的思考。

自《可以吃的女人》问世以来，它在北美已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出版。维拉戈出版社此次在英国出版此书，作者对此表示感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1979年于爱丁堡

才华横溢，充满狂暴的活力。

——OBSERVER

一名机智诙谐、雅致丰富并充满耐心的作者。

——PUNCH

反映了婚姻、内疚感和两性之间的关系——阿特伍德的经典著作。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