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纪录了作者在厦门-广州两地的生活、工作和感受。包括两地的大小环境,作者的工作进程、生活状况、社会活动、人事关系和种种体验;对重大社会问题及个人生活道路的探索。包括对北伐进军的形势和发展,党派纷争的背景和实质,社会改革的目标和力量,文化联合战线的组成和指向,鲁迅面临几种生活道路的比较与选择,创作与教学的矛盾和应对策略,厦门与广州的比较和去留等问题的观测和探讨。全书反映了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感情发展的重要历程。书中始终流淌着他们之间相互关爱、体贴、尊重和同调的感情。但也伴有惜别离思的漪涟,深沉探索的衷肠,遭遇种种风波的反响,更加勇于亲近前行的交流等。
鲁迅在厦门时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在这个时期写作的《两地书》(厦门-广州),生动地纪录和反映当年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思想感情经历,具有相当重要价值。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环境限制,有些紧要的事情不能明白写出来。加上年代相隔很远,许多人事风物,都早已淡化或变更,后人研习起来,自有不少难处。本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编辑出版的。该书附丽于鲁迅著作,复又汇集了好几代人辛勤耕耘的成果和奉献的广博智慧。愿它能适应广大读者需要,不断地发挥其效用。
广平兄:
廿七日寄上一信,收到了没有?今天是我在等你的信了,据我想,你于廿一二大约该有一封信发出,昨天或今天要到的,然而竟还没有到,所以我等着。
我所辞的兼职(研究教授),终于辞不掉,昨晚又将聘书送来了,据说林玉堂因此一晚睡不着。使玉堂睡不着,我想,这是对他不起的,所以只得收下,将辞意取消。玉堂对于国学院,不可谓不热心,但由我看来,希望不多,第一是没有人才,第二是校长有些掣肘(我觉得这样)。但我仍然做我该做的事,从昨天起,已开手编中国文学史讲义,今天编好了第一章。眠食都好,饭两浅碗,睡觉是可以有八或九小时。
从前天起,开始吃散拿吐瑾,只是白糖无法办理,这里的蚂蚁可怕极了,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到。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点心也这样。这里的点心很好,而我近来却怕敢买了,买来之后,吃过几个,其余的竟无法安放,我住在四层楼上的时候,常将一包点心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里去。
风也很利害,几乎天天发,较大的时候,令人疑心窗玻璃就要吹破;若在屋外,则走路倘不小心,也可以被吹倒的。现在就呼呼地吹着。我初到时,夜夜听到波声,现在不听见了,因为习惯了,再过几时,风声也会习惯的罢。
现在的天气,同我初来时差不多,须穿夏衣,用凉席,在太阳下行走,即遍身是汗。听说这样的天气,要继续到十月(阳历?)底。
L.S.[1]
九月二十八日夜
今天下午收到廿四发的来信了,我所料的并不错。但粤中学生情形如此,却真出我的“意表之外”,北京似乎还不至此。你自然只能照你来信所说的做,但看那些职务,不是忙得连一点闲空都没有了么?我想,做事自然是应该做的,但不要拼命地做才好。此地对于外面的情形,也不大了然,看今天的报章,登有上海电(但这些电报是什么来路,却不明),总结起来;武昌还未降[2],大约要攻击;南昌猛扑数次[3],未取得;孙传芳已出兵[4];吴佩孚似乎在郑州[5],现正与奉天方面暗争保定大名。
我之愿合同早满者[6],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其实此地对于我的身体,仿佛倒好,能吃能睡,便是证据,也许肥胖一点了罢。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高兴,好像不能安居乐业似的,但我也以转瞬便是半年,一年,聊自排遣,或者开手编讲义,来排遣排遣,所以眠食是好的。我在这里的情形,就是如此,还可以无需帮助,你还是给学校办点事的好。
中秋的情形,前信说过了。谢君的事,原已早向玉堂提过的,没有消息。听说这里喜欢用“外江佬”,理由是因为倘有不合,外江佬卷铺盖就走了,从此完事,本地人却永久在近旁,容易结怨云。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哲学。谢君的令兄[7]我想暂且不去访问他,否则,他须来招呼我,我又须去回谢他,反而多一番应酬也。
伏园今天接孟余[8]一电,招他往粤办报,他去否似尚未定。这电报是廿三发的,走了七天,同信一样慢,真奇。至于他所宣传的[9],大略是说:他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他是爱高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 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真是闻所未闻。我因为多住了几天,渐渐习惯,而且骂来了一些用具,又自买了一些用具,又自雇了一个用人,好得多了,近几天有几个初到的教员,被迎进在一间冷房里,口干则无水,要小便则须旅行,还在“茫茫若丧家之狗”哩。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嘴也不大乱吃,只吃了几回香蕉,自然比北京的好,但价亦不廉,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位胖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给厦门人,也不打紧。
我的功课现在有五小时了,只有两小时须编讲义,然而颇费事,因为文学史的范围太大了。我到此之后,从上海又买了一百元书。克士已有信来,说他已迁居,而与一个同事姓孙的同住,我想,这人是不好的,但他也不笨,或不至于上当。
要睡觉了,已是十二时,再谈罢。
迅
九月三十日之夜
P40-42
经过多少年的努力,这个注本终于成书出版,实现了久蓄的那份心愿,甚感欣慰。这里想就编撰中考虑较多的几个事情,提出来说一说。
这个注本的书名,在拟定中,前后有个重要变动。前一段时间,随着有关资料涉猎的增多,我们愈越深切感到,鲁迅在厦门时期,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在这个时期写作的《两地书》(厦门-广州),生动地纪录和反映当年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思想感情经历,具有相当重要价值。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环境限制,有些紧要的事情不能明白写出来。加上年代相隔很远,许多人事风物,都早已淡化或变更,后人研习起来,自有不少难处。为当代读者计,应有个更具感性的注本。因此,“《两地书》(厦门-广州)详注”,即成为我们心目中最初的课题和书名。后来,在一次鲁迅专题研讨会上,我们报告了“详注”的课题与设想,与会专家和同行经讨论,建议把书名的“详注”改为“集注”,很有启发。觉得虽是一字之差,却使这个注本更具学理性和兼容性,便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定为正式出版的书名。
诚然,《两地书》注释,已有多种版本。现在再做起来,就不能没有一点新意和拓展。为此,我们即根据本书的具体情况,在几个地方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当中,最主要的是,在保留原有注释的同时,大量地增加了显示书中所蕴含重要内容的注释。经过前前后后的学习,在我们感受中,《两地书》的“厦门-广州”部分,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相当突出:
(一)纪录了作者在厦门-广州两地的生活、工作和感受。包括两地的大小环境,作者的工作进程、生活状况、社会活动、人事关系和种种体验。
(二)对重大社会问题及个人生活道路的探索。包括对北伐进军的形势和发展,党派纷争的背景和实质,社会改革的目标和力量,文化联合战线的组成和指向,鲁迅面临几种生活道路的比较与选择,创作与教学的矛盾和应对策略,厦门与广州的比较和去留等问题的观测和探讨。
(三)反映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感情发展的重要历程。书中始终流淌着他们之间相互关爱、体贴、尊重和同调的感情。但也伴有惜别离思的漪涟,深沉探索的衷肠,遭遇种种风波的反响,更加勇于亲近前行的交流等。
我们正是围绕上列内容,在已有注释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的条目,使之更具规模性,更富有独立本色。
采用集注式是这本书用心探索和尝试另一个重要地方。在编撰过程中,结合面对的诸多情况和问题,择取了以下几个做法:
(一)尽量汇入各个版本和各种来源的注释材料。根据我们的查阅和梳理,相关注释的主要资料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8年版《鲁迅全集·两地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两地书》,2005年版《鲁迅全集·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鲁迅日记》、《鲁迅全集·鲁迅书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的《鲁迅年谱》。另有一些知情者的回忆性资料和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还有编撰者历年搜集的资料和新查阅到的文史资料。我们即按照集注的统一要求,经过选编,分别汇入注中。
(二)增设了集注式的体例。我们在沿用原有的体例之外,又根据相当部分注条出现了或可以有多种注释的情况,增设了集注式的体例,即在一个注条之下,有多种注释。采用了这样的体例,一般是先列出编撰者的注释;继而列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注释;最后列出带有资料性和成果性的注释。同一注条之下,标示注码,依次列注。
(三)对于已有注释出现的复杂现象,则分别不同情形加以处理。人民文学出版社三个不同年代版本的注释,条目集中且注文规范,是我们引用的主要版本。但在实际接触中,也遇到了复杂情况。这三个版本的注释,在同一条目之下,有的是完全相同的,有的是不同的,有的是大同小有差异。对此,我们分别作了这样的处理:凡属条目与注释相同的,取最早的一个版本;注文有不同的,由近及远一并列出;注释稍有不同的,取写得更为完整的那个版本。经此梳理与建构,以期使注释更具有兼容性,体例更备有适应性。
相关资料的入注和引进,也是我们用力探索和尝试的一个很重要地方。在注本中,汇集了各个版本的注释,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最为核心资料的荟萃。同时,我们在新增加的条目中,又注入了较为详细的相关资料。如引用了有关北伐节节进展的消息,包括全国性及浙江、广东、福建的报道;鲁迅在厦大的人事关系、任课和授课、创作与学术研究、指导文艺青年;在校内国学馆、集美楼、映雪楼、群贤楼、同安楼、囊萤楼及到厦门市区、鼓浪屿、集美学校活动等情况的资料。引用了许广平在广州的人事关系和亲属关系,在校的职务和职责,校务与社会活动;笔下所涉及的广东的工人群众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中山大学、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的校事;与鲁迅相互关心与倾谈等情况的资料。还有,在全书注释之后,增加了附录部分,收入16篇有参考性的文稿。其中有:许广平《厦门和广州》,陈漱渝《在大革命风暴中》,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陈梦韶《鲁迅在周会上演说有关“少读中国书”部分追记》、戴锡樟《鲁迅在集美学校讲演内容概要》,罗明《厦门大学地下党与鲁迅的关系》等。把上述各类相关资料汇集一起,分别加以处理,以期有助于还原当年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情景,便于从多个侧面去了解作品的内涵,并可藉此留住一些难得资料,增加注本的资料性和功能性。上述种种,既是我们着重探索和尝试的地方,也是我们追求的重要方面,或许可以说是这个注本的重要特色。
在注释过程中,我们也曾遇到各种问题,需要去认真思考,妥当处理。譬如说,关于本注的自主性与继承性问题,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两方面都有必要,关键是要立足科学,服务读者,扬其所长,构成一体。为了还当年的历史情景,当中也还原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或纷歧性的人与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取材与落笔都严格限于彼时彼事,此后的发展变化,交由历史申明。注本所引用和附录的资料,其中一部分,因受诸多历史条件中的制约,在观点、提法、文字、编排、印刷等方面,都留有当年痕迹。为了尊重历史,也在引用或收录中保留原样,交由读者辨正。为了在注释中提供更多更详的一些资料,力求在允许的条件下对注文进行变通处理。
这样的几种情况,甚感有相互交流之必要,谨此提出,略作说明,有祈广大读者和同行赐教。
编撰者
2008年4月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
这个集注本即将面世,话就要拉得长一些,往事也会说得多些。
我们早年上大学时,就在学校设有鲁迅纪念室的集美楼上课,聆听徐霞村先生讲授鲁迅生平与创作,阅读陈梦韶先生的著作《鲁迅在厦门》,激起了学习鲁迅的情趣。从事教学工作后,犹能时而研习之。1973年前后,遭遇到那个百业俱废的年代,在剩有的极其狭小的教学空间里,设法开出了《鲁迅作品选》、《鲁迅在厦门专题研究》课程。1970年代中后期,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鲁迅全集·两地书》注释工作,承担了撰写征求意见稿任务。为此,在1977年前后,足足用了三年时间,由近及远,到厦门大学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集美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广州鲁迅纪念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查阅和抄录有关报刊图书资料。向尚健在的老一辈学者、作家和知情人,当面请教和信访,计有二百多人次。同时,在厦门和广州两地,到当年鲁迅和许广平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实地调查所在的地址、方位、周边风物和历史变迁。其间,还特地到广州市高第街中约许府去访问,与许广平家的后代座谈,了解到《两地书》中所提及许家亲属远近情况。的确,在那段时间,我们已尽所能,收集了相当一批前所未及的资料。而按照统一要求,在完成规定的注释任务中,能用上仅是有限的一些材料,随处都有难以割舍的感触。
还有的是,一九七三届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多位学生,因学习需要,参加了鲁迅在厦门及许广平在广州情况的调查工作,又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撰成了资料性的文稿。其中多篇刊于《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1977年11月),更让我们感到所拥有的那批资料的价值。这些往事,看来并不特别起眼,但却是我们执着编撰本书的最重要原因和起点。
在《两地书》注释的前前后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编辑,为此提供了许多有益资料,令我们经久而未敢忘怀。即如本注本的文本,也是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全集本。谨此说明。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给厦门大学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厦门大学中文系亦有多年的鲁迅研究传统,使我们受到诸多教益。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支持;时任中文系主任周宁教授对本书面世,也有诸多关注,均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要说的是,这个注本,虽是出于我们之手,注入了我们历时付出的心血,而更主要的是,它附丽于鲁迅著作,复又汇集了好几代人辛勤耕耘的成果和奉献的广博智慧。但愿它能适应广大读者需要,不断地发挥其效用,渐行渐远。限于学识与水平,书中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同行朋友批评指正。
编撰者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