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汇编了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经济日报社原社长、中国公关协会会长安岗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张虎生、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安子贞、国内贸易部原副部长、中国粮油协会会长白美清、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原副部长、作家陈昌本、学苑出版社原社长王世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成美、作家沈碧娟、吴芝兰等人民大学老教师、老校友的文章多篇。全书约20多万字,主要内容为中国人民大学早期新闻系师生的集体回忆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安岗记忆”,为新闻系首任主任安岗对50年前创办新闻系的回忆等文章,以及一些师生对当年新闻系办学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回顾与探讨,还有80年改革开放中安岗创办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开拓性实践;第二部分为“成长岁月”,为早期新闻系校友们对当年校园内外学习生活及多年来师生情谊的回忆文章。本书还收集有一些珍贵的师生老照片。
本书记述、回忆了安岗同志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史实。“今年恰逢安岗同志90大寿,编辑、出版此书正可作为对安岗同志90华诞的祝贺。”书中,除安岗同志的文章、讲话外,还有部分师生对安岗同志当年的回忆等。
回忆50年前办新闻系
安岗
1954年秋天,我接到乔木同志的电话,要我考虑在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由我担任系主任。乔木同志跟他过去一贯的作风一样,就是向下级宣布决定之前,都是以征求意见的口吻提出问题的。我当时听了,说我没想过做新闻教育工作,但我可以考虑。乔木同志说,过两天我们一块商量。当时,正处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时机,中央的精神就是要把形势发展得更好、更快一些,这个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所以自己在工作上也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新闻队伍如何跟上形势,如何壮大起来。当时,中央提出抓教育办新闻系,而且提出要适合于中国的形势,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新闻教育阵地——新闻系,我反复考虑这件事值得一办,但是考虑到我自己的条件,我又觉得有点胆怯。因为,第一,我没有上过大学,我来当大学的新闻系主任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第二,我当时很年轻,也不过三十几岁。像燕京、北大、复旦都有新闻系,这些系都是很有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个新人,没有经验,我能够干得了吗?我对自己怀疑起来。第三,我也不希望离开报纸工作,因为在城市办报,还需要有新的发展,如果我在新闻工作实践上没有取得新的认识,我很难在新闻教育上提出一些准确的、符合新闻教学规律的意见。正因为有这几点,我自己犯了踌躇,我想按照我的老办法向乔木同志提出问题,最后由他做决定。于是,我带着这些问题,就去看乔木同志。在这次谈话里,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语重心长的新闻改革家,这一点在乔木同志逝世后发表的生平材料和传记中都没有涉及。
乔木同志抓新闻,他是抓两手:一手他是直接抓新闻的业务,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包括一个题目怎么制定,怎么挑选最合适的作者,怎么跟作者商量,沟通思想,然后写出文章之后,是文章怎样编排。这些方面,乔木同志在领导新闻事业上其中包括写作评论,怎样按中央的精神写评论。这些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符合新闻事业发展的一种做法。另外一手,他就是要抓教育,但这次比较系统。乔木同志说,中国这个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现在应该说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现在的一切需要,各条战线向着繁荣向着革新进步去发展、去做,各种事业都要有一个大发展。他认为,毛主席对此是预见到了的。他认为,在事业的发展中,理论为建设应该走在头里。他说中央很关心新闻队伍,特别是现在不打仗了,我们要进行经济建设以及多方面的建设,这些东西,我们很多是不熟悉的,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人。他说,现在老新闻工作者都在,这是好的方面,他们支持了我们。但是,也要看到老新闻工作者也有不适应今天建设局面的这样一个弱点。因此,需要通过多方面教育、学习来补救。老同志过去在新闻事业上起过好的作用,但今天的事业必须要有成千上万的新的人、新的新闻工作者,参加到这样一个队伍中来。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就会受到缺少人才的干扰。在这个时候,乔木同志语重心长,他想到老的也想到新的,在他的整个谈话里,提高老的、培养新的新闻工作者,这就是我们新闻系的任务。
他听到我讲的几个事情,就笑着说,不是大学生就不能当新闻系主任,这条道理我没听说过,我知道党选派干部的标准,就是他适合做这方面的事情,就让他做这方面的事情,大学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经历的问题,你上大学的时间是被参加革命的工作给挤掉了,这就是说你上了另外一个大学,这个大学造就你当了十几年的总编辑,这很好嘛,没有任何可以自卑的。至于说我们国家有很多老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他们的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要适应今天的这个发展局面,他们也要有一个学习的问题。所以,都要学习,都要互相取长补短。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员要义不容辞地站在主动承担历史责任这一方面。老的,向人家学习;新的,我们有意识地让他们成长。这个任务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工作,这是党交给的一项工作。
乔木同志在讲话里过去很少提得这么高,这次提到是党交给的一项任务。我听了以后,没话可说了,我的任务,就是要去办新闻系。所以,我向乔木同志表示,我接受去办新闻系这个任务;我要按照中央的精神进行学习。学习得好一些,相信会把事情办得好一些,我下了决心去适应教学的环境。
乔木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希望你在这个新闻系的岗位上和校党委好好研究,做好工作。其他的具体问题,你就去跟教育部商量吧。接受了任务以后,我就找教育部的同志,问这项工作怎么做;也找了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吴玉章同志。吴老是革命的老前辈,是我党爱戴的四老之一,吴老支持我办新闻系,经常跟我谈新闻系,每次都详细地询问老师和学生的情况。他说,我们的学生有很多是小老革命,有的是30年代的,有的是40年代的,吴老特别关心这件事,他认为现有人才的提高,可以多快好省,对新闻事业的建设,这一条抓得对。他还让我带一些学生到他那里去,跟他谈话。吴老身体不好,经常有病,吃很少的东西。吴老支持新闻系,他支持新闻系办报,就办起《新闻出版报》。他支持我们办印刷厂、剪报社。他还亲自视察,看都是我们自己创办的,也没要学校的钱,也没请工人就出了报,做了很多工作,他高兴地笑了起来。吴老还支持我们派学生到县里去做调查,并把结果登在报上,还出了书,他认为要给学生一个显身手的机会,要在学习中全面提高自己的才能。吴老同意新闻系推广汉语拼音,他是中国汉语拼音、文字改革的领导人。在他的支持下,我们办了一张《汉语拼音报》,这在全国可能是首创。
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校长都关心新闻系的教学等工作,聂真副校长等领导同志对新闻系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
在办系过程中,我们致力于创造性的工作,也听到了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招生过多、过猛,聂副校长却让我们放手干。新闻系在四年内培养了1000名大学生,现在看来他们大多都成为新闻事业的骨干,有的虽已离退休,有的则仍在负责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干。
从今天的成果看昨天的工作,所谓“过多过猛”,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招生重视了质量,重视了在老干部中发掘人才,因为在战场上、在解放区经过锻炼的人,有着学习的渴望,多招一些这样的学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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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安岗老师九十寿辰、从事新闻工作七十周年,他得知同学们要为他举办祝寿活动,6月7日在医院检查身体的病房中给同学们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同学们:
关于九十祝寿活动,我意不要办,因为不值得办。
深切感谢同志们的好心。但老了是自然规律,人皆有一老,老了不值得庆贺。大家想的办法,我特别感动。回忆当年还是青年人的这批同学,我感到亲切、厚望和钦佩。回忆当时你们还是青年人的面孔,个个英姿,个个朝气,个个励志,从你们的面孔中我看到中国的未来。应该受宣扬的是你们。九十岁庆祝相比之下不值得提,要庆祝的是你们大家。
特别要说的是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引发下被打成右派的同志,他们在新闻系同学的活动中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但对苏联有点意见就被以“反苏”的罪名打成右派。青年人的意见被说成“右派”言论。这样的青年今天值得庆贺。
我感谢同志们的好心。蒋曙晨主编的关于新闻系同志的书即将出版。
新闻系一九五六级八班同学写的一本《风雨同窗》已经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学还有几本书出版。我只能说,当年党中央创办的新闻系是值得庆贺的。它当时第一个起来不同意前苏联新闻理论的五性统一的学说,又从学院派的泥坑申跳出来,把新闻系办成了接近现实生活的场所,又从理论上实行多方面符合实际操作的大学生受教育的场所。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新闻系师生倾注的思想、活力、学习和创造的结果。
谢谢!问大家好!
安岗
2008年6月7日
本书记述、回忆了安岗同志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史实。今年适逢安岗同志的90大寿,编辑、出版此书正可作为对安岗同志90华诞的祝贺。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安岗同志的文章、讲话等,以及师生对安岗同志当年的回忆;第二部分收录了同学们的回忆文章,回忆了在人大新闻系的学习生活和学习前后的往事,特别是以人大新闻系所学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奉献。第二部分是以作者的姓氏笔画为序编排的。
本书希望尽可能多收集一些文章,可是有的同学因年事已高不能写了,有的因身体有病难以执笔,有的同学的地址不详已联系不上了,所以只刊用了现在组织到的这些文章,有些同学的大作未能刊出,深感憾歉。
编者
2008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