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胡雪岩”。这句流传民间百年的经典谚语,深刻道出了一个洞悉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术的名臣曾国藩和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智慧权谋的传奇商人胡雪岩在人们心中不可拒不撼摇的崇高地位。他们两个是那中国历史天空中永远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双子星座,是那些在茫然之中寻找做人处世经商成功真谛的后人的道路指南。尽管曾国藩、胡雪岩离我们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但是他们的绝学却还不会过时,它们仍然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走向成功、走向卓越的智慧来源和处世瑰宝。朋友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充分汲取他们的绝学精华,并创造性地用之于实践,一起来创造我们的传奇人生,成就我们的非凡梦想吧!
一代洞悉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术的名臣曾国藩,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智慧权谋的传奇商人胡雪岩。
曾国藩和胡雪岩的成功在于他们都拥有一套为人处世以及经商的绝学,这使得他们能从常人之中脱颖而出,并开一代风气之先,成就其丰功伟业。
这些绝学是他们历经官场、商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们对人生成败得失的一种深刻总结。同时,这些绝学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表达了他们对变幻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了一个人为人处世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一个人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这些绝学,对于今天那些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曾国藩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第一,曾国藩的用人标准特殊之处在于:“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他说: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功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王朝,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识用鲍超,就是重“忠义血性”的例子。鲍超是今重庆奉节县人,因家贫从军,行伍出身。咸丰三年,他人湘军水师,任哨长。攻克武昌后,鲍超升为参将,改领陆军,曾解曾国藩祁门之危,后官至湖南提督,乃曾氏帐下一猛将。
鲍超不识文墨,仅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作战勇敢,带兵有方,其憨直更令曾国藩喜爱。有一次,鲍超孤军被困九江,欲派人向曾氏求救,叫文书写信,多时未完。鲍超心急,顿足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咬文嚼字!”立即喊亲兵拿来一幅白麻,自己握着毛笔,于幅中大书一“鲍”字,四周作无数小圈围绕,急急封函,派人送去。众人不解其意,曾国藩大笑说:“老鲍又被围矣!”于是派出援军。
曾氏知鲍,鲍亦敬曾。有次鲍超学写“门”字,末笔没有写上钩,别人告诉他还缺一钩。鲍超指着厅中大门:“两边不都是直的么,哪里有钩?”正好墙上悬着曾国藩所赠对联,中有“门”字,这人于是说:“曾大帅写门字亦有钩矣。”鲍超一看果然,即跪地三叩首,说:“先生恕吾武人!”
第二,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
“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选取将领,专取“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人营已久的绿营兵、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曾国藩就这一选才标准还专门与沈葆桢商讨过,他在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信中写道:“李迪庵兄弟选营官,专门选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的人。弟不能临阵观人,而略仿李氏之意选取简默朴实的。阁下素来知人善任,此仅供斟酌参考。”
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
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
“耐劳”本是我国农民身上的优良品质。自古以来,各朝各代以农业立国,国家各项财政收支,几乎全都依赖农业提供。于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绝,农民通常是吃苦耐劳,来往奔波于田间。湘军之将领多是招募而来的农家子弟,这种坚忍耐劳本就是他们身上的传统,因而湘军能够四处转战而兵将不言其苦,对敌作战能一鼓作气,勇敢顽强,战斗到底。
曾国藩选才用人的五项标准首先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以维护封建伦理为首要。曾国藩认为只有以儒家道德感化将士,才能上下一致,同心协力。以封建伦理道德为首要选才标准,是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口号,即维护儒教,这样就达到了师出有名、鼓舞士气的目的。
人才是成事的关键因素,因而不可不慎重,没有一套好的选才标准,往往良莠难辨,轻则让自己背负不能识人用人的骂名,重则误了时机,坏了大事。治国一事,涉及天下苍生,一旦出现差错,将是难以弥补的。曾国藩的这套选才标准虽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但终究不失它的客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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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胡雪岩这两个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是什么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就呢?这个问题吸引了一百多年来几代人的好奇和关注。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普通农家,其资质并不出众,但自跻身于仕途之后却一帆风顺,一生官至总督。在太平天国起义使晚清王朝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大臣束手无策的危急关头,他以一介书生带兵,力挽狂澜,与太平天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历经十多年的血雨腥风,最终取胜,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半个多世纪,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的一生可说是充满传奇色彩,在面对清王朝对他充满戒心时谨言慎行,巧妙化解。许多名人对他推崇备至。梁启超说:“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也是佩服不已,他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晚年毛泽东还认为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可以做他的老师(“是为吾人师资”)。
胡雪岩的出身则更为低微,他未熟读诗书,自幼家贫即人钱庄学徒,从最基层——打杂做起,后又因帮人而丢失工作,但他并未因此而沉沦。在“豪赌”成功后,胡雪岩依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官场势力开始了纵横一生的事业,最终成为晚清的第一富商。胡雪岩眼光独到,为人诚信,有政治头脑,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他的所作所为无疑还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书从做人、做事各方面向人们展示了曾国藩、胡雪岩成功的一生,希望世人能够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元素。
编者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