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提出了什么合符现代政治的施政准则？秦始皇之后中国还是封建制吗？诸侯为何不能和平共处？项羽失败的启示是什么？刘邦成功的原因何在？汉武帝为什么选择了儒术？周公的统治智慧有何独到？子产的执政理念有何杰出？文景之治如何开创了汉朝的太平盛世？为什么说吴越春秋包含中国政治的全部玄机？……

本书是对《史记》的解读。从炎黄到汉武，正是这段历史，造就了传统中国的性格和命运。

我们读《史记》其实是读我们自己，是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寻根。然而，并非读《史记》就一定能完整地了解那段历史，因为司马迁是在汉武帝的高压之下写作，有些东西不能直抒其怀，不得已以曲笔表现正见，以隐喻替代正说。作为司马迁的后人，我们可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章太炎《国故论衡》)，揭示庐山真面目。

本书是对《史记》的解读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借用司马迁提供的史料(只取“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表达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正是那一段历史，基本奠定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行为方式。

01 炎黄子孙／012

02 尧、舜、禹／016

03 从启到桀／021

04 商王朝／024

05 伊尹开创了一种政治模式／027

06 汤武革命开创了另一种政治模式／031

07 西周的社会性质／034

08 厉王的短见与幽王的荒唐／038

09 秦聚人才之道／041

10 春秋战国无信义／044

11 秦始皇与“皇帝”／047

12 焚书坑儒／050

13 指鹿为马／054

14 秦灭之速／056

15 读项羽／058

16 项羽的政治理念与缺失／061

17 刘邦的韬略／064

18 女魔吕雉／067

19 中国第一位“好皇帝”／070

20 文景之治／073

21 汉武帝与方术／076

22 吴太伯与季札的让国／078

23 专诸刺王僚／081

24 让国让权，酿成悲剧／083

25 道德悲歌／086

26 道德楷模／089

27 治史与选择史料／092

28 春秋无义战／095

29 政治家伍子胥／098

30 复仇之神伍子胥／101

31 管仲／103

32 周公旦／106

33 庆父的启示／110

34 挨打与打人／112

35 殷之三仁／114

36 君位继承／116

37 董狐之笔／119

38 楚庄王与楚平王／121

39 吴越春秋／124

40 范蠡的避祸韬略／127

41 《史记》的最大遗漏／129

42 巧言胜千军／131

43 赵氏孤儿——历史孤儿／134

44 胡服骑射与移风易俗／137

45 司马迁对法家的态度／140

46 评《史记·魏世家第十四》篇末论赞／143

47 齐威王与齐宣王／145

48 孔子是圣人，也是思想家／148

49 孔子的缺失／152

50 评陈涉进入世家／154

51 女人的政治角色／157

52 《史记》之真实性／160

53 汉高祖封王／162

54 汉高祖与萧何——皇帝与相国关系范式／164

55 “汉初三杰”迥然不同的命运／167

56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69

57 封王与黄老思想之冲突／171

58 伯夷、叔齐一国宝级人物／175

59 能人政治——中国政治之凸征 ／178

60 老子与庄子——从无为到逃世／1 80

61 中国政治顽疾——窝里斗／182

62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84

63 变法者之命运／187

64 合纵与连横／190

65 白起坑杀降卒／193

66 孟子／195

67 战国四公子／197

68 魏才秦用／200

69 自取灭亡／202

70 隐士鲁仲连／204

71 伟大的孤独者／206

72 吕不韦／208

73 聂政与荆轲／210

74 大一统皇权专制潜伏的危机／212

75 协商精神，先天不足／214

76 帝逼臣反，臣不得不反／217

77 非主流人物——田横／220

78 叔孙通／222

79 以扁鹊隐喻政治／224

80 吴楚七国之乱／226

81 外患实乃内忧／229

82 “土崩瓦解”论／232

83 华夏文明圈／234

84 悖论人物——司马相如／237

85 “三刘谋反”的联想／240

86 循吏与酷吏／243

87 人治与法制／246

88 谏／249

89 西汉的儒学勃兴与先天不足／251

90 佞吏——皇权专制之痼疾／255

91 杂家司马迁／258

92 评说百家／260

93 “史命感”／263

94 报任安书——《史记》篇外之篇／265

95 总论／267

后记／274

政治家伍子胥

伍子胥心狠手辣，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然而，他的进谏话语被他死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春秋时代的吴国，乃龙蜷虎卧之地，孙武、伍子胥都是吴国名将，一位工于谋，一位工于略，掠地夺城，如履平地，立下千年伟业，让人时怀渴想。特别是伍子胥，提起他的大名，怎能不“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春秋时代，小国林立，然而人们并没有明确的爱国意识，“良禽择枝而栖”的做法是极为普遍的。身为楚国人的伍子胥就是为报父兄蒙冤被杀之仇，毅然决然地仗剑去国，在吴国施展自己抱负的。

然而，伍子胥最关键的三次进谏都没有被吴王夫差接纳。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94年，吴王出动倾国之兵伐越，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句践带五千兵甲躲进会稽山，派文种向吴国太宰伯豁提出媾和，表示越国愿为吴国奴仆之国。吴王准备接受。伍子胥进谏：

从前有过氏灭了斟灌去攻打斟寻，灭了夏后帝相。帝相的妃子后缗正在怀孕，逃到有仍国生下少康。少康当上了有仍国的牧正。有过氏又要杀少康，少康逃至有虞国。有虞氏感念夏朝的恩德，便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把纶邑封给他，使他拥有地方十里、人口五百。后来他招集夏人的旧部，重整夏人的体制。派人引诱对方上当，从而消灭了有过氏，恢复了大禹的功业，让夏人的祖先重新在祭祀中配享上帝，恢复了原有的统治。今天吴国不如有过氏强大，而勾践却远远超过少康。现在不消灭他，还要饶恕，‘日后就很难制服他了。况且勾践的为人很能忍耐，现在不消灭他，以后一定会懊悔的。 (据《吴太伯世家第一》)

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苦心规劝，反听伯餐之言，与越国媾和。

第二次进谏发生在公元前489年。夫差欲北伐齐国，伍子胥进谏：

越王句践粗茶淡饭，不穿绸缎，探望生病的人，这是想驱使他的百姓实现其目标。此人不死，必为吴国大患。现在越国才是吴国的心腹之患。君王若不及早除之，忙于攻打齐国，不是很荒唐吗？ (据《吴太伯世家第一》)

吴王刚愎自用，置心腹之患越国于不顾，坚持北上伐齐。

第三次进谏发生在吴王伐齐之后，越王句践向夫差进贡厚礼。伍子胥嗅出了味道，对吴王说：

越国处于吴国的生死之地，今天在齐国取得很大的胜利，犹如得到石田，没有任何用处。况且《盘庚之诰》说，乱妄之人只有消灭干净，商王朝才能兴盛。(据《吴太伯世家第—》)

吴王以剑赐伍子胥死，伍子胥深感彩云易散，知音难觅，引颈就戮之前，发出铿锵之声：

在我的墓上种上梓树，让它长成可以做棺木的大树。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国国都的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灭亡吴国。(据《吴太伯世家第一》)

伍子胥心狠手辣，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然而，他的进谏话语被他死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这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同小可。

第一个严重后果：道德受到重创。道德的有效性受到质疑。道德伦理从政治中剥离出来。道德不再涵盖一切领域，不能再适用于一切场合与一切人。一般领域的道德理念被用于政治领域，往往适得其反。道德的矮子，也许恰恰是政治的巨人。这种混乱，对健康人格的形成十分不利。

第二个严重后果：尧、舜、禹的德政彻底地沦为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高高地笼罩在中国人的头顶上，再也不能给国人带来些许的实惠。真正能够实行的是“法术势”那套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权文化”成为中国人独立的创造与敝帚自珍的遗产。

第三个后果：加剧了争权夺利的残酷性。不残酷不足以成功，这个教训所昭示的似乎是“真理”。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呢？！

复仇之神伍子胥

他的复仇事迹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仅此而已。

复仇之神伍子胥，作为正面人物，被广泛地写在了各种戏剧之中，久传不衰。他的疯狂复仇被视为英雄之举，楷模后世，激励后人。

然而，伍子胥式的复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这个比盲目歌颂更重要的问题。历史的、道德的、人伦的、美学的、社会的，抑或是其它什么意义，都没有。他的复仇事迹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仅此而已。

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屠与哥哥伍尚，伍子胥借助于吴国的力量为自己复仇，无所不用其极。

伍子胥逃离楚国五年后，楚平王已经谢世，伍子胥掘坟鞭尸，以泄其愤。这一点《史记》写得很精彩：“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胥列传第六》)

伍子胥的朋友兼政敌申包胥不同意伍子胥的复仇之举，提出好意的规劝，然而伍子胥丝毫听不进去：

申包胥这时也逃出郢都，躲在山中，派人对伍子胥说：“你这样报仇，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我听说，虽然人多势众，一时或许能胜过天理，但天理最终是要获胜的。你从前是平王的臣子，曾经面朝北亲自侍奉过他，现在竟然鞭打死人，这岂不是不讲天理到极点了吗！”伍子胥对来人说：“替我向申包胥致歉吧，就说我因为年事已高，而报仇心切，就像眼看要日落西山，却仍路途遥遥，所以才做出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来。”(据《伍子胥列传第六》)

虽知自己所作所为背天逆理，但伍子胥还是要倒行逆施。复仇，已经成为他心中最高的理念，其余的，已经无所顾忌。这种为复仇而复仇的作法，成为武侠精神之滥觞，后来被广为演绎发扬，变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支脉。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之谓也。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文化支脉，那就是“怨怨相报何时了”。二者常常搅拌到一起，构成戏剧冲突。

作为政治家，伍子胥不乏闪光之处，但作为复仇者，伍子胥实在是乏善可陈。申包胥的见地倒是入木三分，可惜伍子胥未予采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伍屠是为小人谗言所害，伍子胥替父报仇，到头来自己重蹈覆辙，亦死于小人口舌：

吴太宰瓠早就与伍子胥有嫌隙，因而诽谤伍子胥说：“伍子胥为人凶暴，没有感情，好猜疑，他对大王的怨恨恐怕早晚会成为大祸害的。前次大王准备伐齐的时候，伍子胥认为不能伐，但大王伐齐大获成功。伍子胥对自己的计谋未被采用而感到羞辱，因此怨恨大王。现在大王准备再次伐齐，伍子胥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强词夺理地进行拦阻，不惜诋毁和诽谤，他只不过是在幸灾乐祸地希望以吴国的失败来证实自己的计谋的高明。如今大王亲自率领大军，出动国内全部军队去伐齐，而伍子胥由于谏议未被采用便不再上朝，他假装生病而不跟大王一道北上，大王不可不防备呀！” (据《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

吴王听信太宰豁谗言，赐伍子胥死。

伍子胥的后代没有伍子胥那样刚烈执着，终未续演父辈的复仇悲剧。

P98-102

少年时，《史记》是个童话，语文课本中的段落，是饶有兴味的故事。关于司马迁生平，只知道他的身世不幸，对其微言大义不甚了了。

青年时，《史记》是个文学宝库，既有小说式的铺述，又有散文式的抒怀；既有一气呵成的大篇，又有老健简明的短章；既有诡谲旖旎的隐喻，又有慷慨激昂的直陈。笔致婉丽，准天之极。我无数次地背诵屈原行吟泽畔与渔父那段幽怨藏玄的对话，读之当友，吟之当琴。

壮年时，《史记》是中国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上自炎黄，下至汉武，反映了中国文化由发轫期到成熟期的转变。司马迁讲述得井然沛然，中国历史原来如此，信然信然！

老年了，再读《史记》，它再不是童话，不是文学，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司马迁勾勒的是一幅画图，我们的先人就如图中刻画的那样在政治舞台和社会舞台上表演，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

而我们就是由他们蝉脱蝶化出来的。

我们读《史记》其实是读我们自己，是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寻根。

然而，并非读《史记》就一定能完整地了解那段历史，因为司马迁是在汉武帝的高压之下写作，有些东西不能直抒其怀，不得已以曲笔表现正见，以隐喻替代正说。

作为司马迁的后人，我们可以“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章太炎《国故论衡》)，揭示庐山真面目。

本书是对《史记》的解读以及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借用司马迁提供的史料(只取“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表达对那段历史的理解。正是那一段历史，基本奠定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行为方式。

二○○七年于北京

无论将《史记》当历史读，还是当文学读，都是横亘在今人面前孤拔的高峰，须要以登山者的虔诚来面对它。登上巅峰，并不代表征服，只代表你所选择的路径可以抵达顶峰。即使抵达顶峰，你对山的了解仍不过万分之一，原因很简单：你只能选择一个路径登山，而不可能脚踏山的整体。

造物主造出了时间，造出了时间的顺序法则，但造物主自己并不受这个法则的限制，它制造出这样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有时时问是倒流的。

执是之故，向有读古人书之说。诚如卡夫卡所言：“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会熄灭，古典的东西都是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有些东西，古代的好。这是一种规律。叫它“复古”也好，叫它“怀旧”也罢，它是客观存在。《史记》神闲气定，笔墨如生，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几乎涵盖司马迁之前的天地万物，丑恶善美，成为中国人“复古”与“怀旧”的宝贵资源。

逆时间的人或事，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只不过人物类型与时间性质有所不同罢了。西方有苏格拉底、耶稣、但丁，中国有孔子、司马迁、李白。今天，如果有一位诗人，宣称他的诗超过了李白，那么十有八九他是疯子。同理，如果有一位史家说他写的史在文学性上超过司马迁，我只能回敬他两个字：梦呓！

凡此种种，说明人文世界(自然世界另当别论)不存在绝对的事物。人文的发展可以不受时间轴制约，天才可以过早出现。

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家、文学家兼思想家，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司马迁是造物主逆时间的杰作，是造物主送给中国人的珍贵遗产。中国是因为有了司马迁，才使混漫的历史有了清晰的轮廓，使后人看清了先人走过的轨迹。

须声明，我读《史记》，首先不是为治学，而是为治病。警世发聩，治我麻痹；春秋笔法，治我愚鲁；神气毕贯，治我无采；遣兴写怀，治我消沉；疾声厉色，治我软弱；笔荡千里，治我平庸；锐意创格，治我守旧；放达形骸，治我拘谨；谑浪笑敖，治我呆板；补残钩沉，治我狭隘；爱心逾火，治我无情；见诬不申，治我鸡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