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警世格言》分六个分册。《明道》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尚德》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智慧》显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道、德、智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要素。后三个分册中，《立志》为成事之首，《劝学》是成才之基，《践行》是成功之本，志、学、行正是人生不可缺一的三大构成环节。在讲解中既介绍每条格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又联系现实的国情、世情、人情，阐述它的警世意义及对人生的启迪作用。对每一条警句格言中的疑难文字，都作出明确的注释，并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在阐述讲解时，尽可能引用相应的历史典故与现代案例，同时配以精美的插图，以适应“读图时代”广大读者的需要。各个分册，按照所编格言的不同内涵特色，或突出哲理，或重在叙事，或夹叙夹议。其中相当一部分千字文，可以作为语文中考、高考的参考范文。

本书为丛书之《明道》，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丛书是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美读本。警世格言既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具有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便于传诵的特点。由此切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容易，且可深窥诸子百家思想之精华。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丛书共六个分册，前三个分册中，《明道》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尚德》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智慧》显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道、德、智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要素。后三个分册中，《立志》为成事之首，《劝学》是成才之基，《践行》是成功之本，志、学、行正是人生不可缺一的三大构成环节。一书在手，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尽收眼底。

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一）天演之道

 天道远，人道迩

 道象帝之先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者，万物之主

 道无所不在

 天行有常

 道法自然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功成不名有

（二）辨证之道

 一阴一阳之谓道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无者，道之本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道无常操

 天地之道，物盛则衰

 成功之道，赢缩为宝

（三）德性之道

 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立人之道在仁义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盗亦有道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富贵要以道得之

 君子学道则务本

 邦无道，富且贵矣，耻也

 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四）理性之道

 道，理之者也

 “三表”参验之道

 正其道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道隐于小成

 道体常而尽变

 有道之士，必礼必知

（五）诗性之道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大乐与天地同和

 古之得道者，所乐非穷达也

 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六）治国之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仁义乃治国之本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兵道为

 道生法

 安国之道，先戒为宝

 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七）治心之道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

 上善若水几于道

 平常心是道

 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

 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心不清则无以见道

（八）治身之道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

 阴阳者，生杀之本始

 养性之道在适度

 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

附赠中外名人名言

天行有常

天行有常①，不为尧②存，不为桀⑦亡。

——《荀子·天论》

 【注】①常：规律。 ②尧：古代的部落联盟领袖。

③桀：夏代的亡国之君。

释义

大自然的运行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这一客观规律并不为尧帝的英明而存在，也不为夏桀的残暴而消亡。

讲

这是先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苟子说过的一段警世名言，他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天道运行的客观性，警告人类不管是谁，无论善恶，违背了客观的自然规律，都要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

曾经兴盛一时的南方原始农业中心河姆渡在延续2000年后突然消失了。专家们的研究表明河姆渡文化兴于水利，毁于水患。对照河姆渡地貌特征，四明山与慈南山对峙，羊角尖山和乌石山从中连起两块山地，宛然一个大大的“工”字，而宁绍平原上，这样的“工”字形地貌独此一处。“全新世海退”时（距今3000万～2000万年），这里淤泥堆积，逐渐成为一片良田沃土，在大约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们便在这“工”字形高地上休养生息，创下璀璨的河姆渡文化。“全新世海退”结束后形成的杭州湾喇叭口地形，使海平面逐渐提高，姚江平原水环境由此发生巨变。地形北高南低，古姚江、曹娥江北流受阻，便汇入一起东流，每逢雨季，河姆渡便水涝成灾。在洪水及芝林溪和大隐溪天长日久地冲刷下，东边“工”字形高地不断缩小，终被冲出大缺口，姚江由此滚滚东流经现在的宁波再入杭州湾。新河道缩短了河姆渡与海的距离，东海水在风暴潮作用下便频频沿河回溯，河姆渡终年水患不断，先民们不得已只好背井离乡，河姆渡文化也就从此烟消云散。由此可见，人类文化的发展只能顺天道而动，自然的灾变一旦带来局域性生态环境的改变，原始人因无回天之力，只能放弃原来的家园。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抗自然灾变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时的人类是不是可以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了呢？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此路不通。

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告诉人们，中国的黄河流域原来有一大片原始森林。秦安仰韶晚期和静宁齐家文化残留的木炭表明，当时人们烧的是较粗的木头。在宁夏南部山区出土了一批粗大古木，也有七八千年历史。然而经过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农耕开发，黄河上中下游流域的森林都遭到严重破坏，由此带来了土壤侵蚀、黄河淤积、水患不断。违背天道运行规律的人们终于尝到了黄河农耕文明逐渐衰退的恶果。

正是有鉴于这些教训，中国早在夏朝便制定了连圣人或国君都必须遵守的古训：“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以后进一步将这一“圣王古训”变为“王者之法”、“圣王之制”，至秦朝形成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田律》。为履行“圣王古训”与“王者之法”，我国很早就设立了专门管理山林川泽的政府机构——虞部。据说，最早的虞官叫伯益，就任于四千多年前的帝舜时期。史书记载，一次帝舜召集大臣们议事，他问：“谁能替我掌管山林川泽中的草木鸟兽？”众臣推荐伯益。舜说：“好，伯益，你来担任我的虞官吧。”于是伯益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一位环境部长，他把山林川泽管理得欣欣向荣，人们尊称他为“百虫将军”。虞衡制度以后在我国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清王朝，历时四千年，为中华古文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总体平衡的生态环境保障。

历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一条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应用这条规律而创造的虞衡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作出的一大贡献。牢记并实践这条警世格言，对于化解当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促成生态、世态与心态的三态平衡，推进破坏性的传统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生态文明转化，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与未来价值。

P14-16

弘扬重教崇学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重学劝学的传统。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一些人品与学品俱佳的大师。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人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学子，造就了中华文化所特有的“重教崇学”。可以说，泱泱数千年文明，所以能绵延至今，“重教崇学”功不可没。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儒家学派中的诸大师无一不对完美理想的个体人格塑造怀有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看来，一个完善的、达到至仁境界的个体人格是士人君子从事一切工作的发端和开始，大到治国安邦，小到事父事兄，均须以此为出发点。围绕此一问题，儒学的大师们几乎完全一致地都把目光投向了学习。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学习、通过汲取自己原来不知道、未掌握的知识，完美人格的塑造才有望实现和达到。

关于学习的作用、学习的方法、学习的目的以及学习的境界，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论语》一开篇就首先讨论“学”，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有66次谈到“学”，由此即可见孔子对“学”之看重。比如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对于他本人，孔子也认为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孔子看来，一辈子的进步特别是人的修养进德没有终点。从学习的方法上讲，孔子一方面看重多闻多见，反对不懂装懂、装腔作势，他认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另一方面，孔子主张闻见之外还须兼重思索，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需要“九思”，学习要举一反三。更富新意的是，孔子竟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的“好学”当成“君子”的一个重要标准。实际上，孔子这种近乎学习本位的思想，对日后中国人“重教崇学”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孔子之后的孟子，虽然有着比孔子明显得多的士人贵族倾向，甚至还说过一些诸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等，让今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话，但是孟子的重“学”倾向同样是明显的，他所坚持的基本上仍是孔子开创的传统，而又与孔子有所不同。首先，孟子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重视学校教育的，尽管因时代不同学校的名字有所不同。而学校教育就是教人学习，以帮助学习者明人伦。所以说孟子的学习思想带有鲜明的伦理色彩，但其因重视学校教育而强调学习重要的积极意义却不可低估。其次，孟子认为学习者对待学习要全力以赴，要做到全心全意、百分之百，这叫所谓“志于彀”；同时，他认为学习“亦必以规矩”，规矩的重要就像匠人治木_样，治学没有规矩也是难成方圆的。再次，孟子对学习的学派、家法也提出了前无古人的看法。比如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曾矢口否认仲尼之徒对非儒家的“齐桓晋文之事”的了解，更反对儒家的陈良弃儒而学农家等，这一看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堪称巨大。当然，与孔子相比，孟子对学习的看法似乎政治色彩更浓厚一些，这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孔孟之后，荀子关于学习问题有比孔孟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苟子撰有专文《劝学》，通过《劝学》全面表达他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劝学》中，荀子首先阐述了学习对于人增长知识和才干、增进品德修养及全身远祸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学无止境，学习是一个人一生的事情。关于学习的态度，荀子认为应该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而不应该心浮气躁而终身无所寄托。至于学习的内容，荀子认可的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学习的方法除了要阅读典籍外，还要善于向贤人请教，同时也要善于用学来的知识教人。关于学习的目的，荀子的明确定位是做人。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生都要善始善终地坚持学习，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丰富完善，使自己达到既全面又纯粹的人格境界。

孔孟荀之外，儒家有关重“学”的讨论还有被后世称为经典的《礼记》中的《学记》篇。《学记》中对学习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教学方式方法等问题的探讨，也是儒家重学劝学的一项重要成果。

所以说，在先秦儒家那里，对于学习就有了一个相当高的定位，这个高定位为日后中国文化中的“重教崇学”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汉代武帝时期的文化转向，儒学被定于一尊，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孔子被尊为圣人，早期儒家大师们所提倡的一切都差不多被以典范的方式肯定下来。后来“重教崇学”的思想逐渐又影响到广大农村，致使许多人都把耕读当做传家的法宝，把读书学习和人生中种地吃饭看得同样重要，甚至认为学习更先一步、更高一等。这样的文化认同后来渐渐被强化，并逐渐沉淀为一种集体意识，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重教崇学”的民族文化传统。

时光荏苒，大师们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强调的在自觉的学习与修养中把自己铸成大器，然后传道、授业、解惑，造就人才、传承文化，以期有益于社会的重教重学思想仍然启迪着我们，仍然在持续影响着我们。

吴建有

2008年3月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丛书是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美读本。警世格言既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具有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便于传诵的特点。由此切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容易，且可深窥诸子百家思想之精华。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丛书共六个分册，前三个分册中，《明道》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尚德》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的主导价值，《智慧》显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道、德、智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要素。后三个分册中，《立志》为成事之首，《劝学》是成才之基，《践行》是成功之本，志、学、行正是人生不可缺一的三大构成环节。一书在手，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尽收眼底。

《中华文化警世格言》丛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各个分册，按照所编格言的不同内涵特色，或突出哲理，或重在叙事，或夹叙夹议。其中相当一部分千字文，确实可以作为语文中考、高考的参考范文。

——姚淦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老子》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