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在王安忆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的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她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本个字定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

本书收录了王安忆《蚌埠》、《天仙配》、《千人一面》、《小东西》、《杭州》、《轮渡上》、《聚沙成塔》、《遗民》、《大学生》、《小饭店》、《酒徒》等短篇小说作品。

本书收录了王安忆从1997年到2000年这几年里所有的短篇小说，值得细细阅读，也值得久久珍藏。《长恨歌》可谓是王安忆泼洒文字的极致，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而与她的长篇有着显著不同的短篇小说也有另番味道，每个小说每个字都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没有强求，安静从容，是真性情的流露。

自序：论长道短

蚌埠

天仙配

千人一面

小东西

杭州

轮渡上

聚沙成塔

遗民

大学生

小饭店

酒徒

喜宴

屋顶上的童话

从黑夜出发——屋顶上的童话（二）

流星划过天际——屋顶上的童话（三）

纵身一跳——屋顶上的童话（四）

剃度——屋顶上的童话（五）

开会

青年突击队

招工

艺人之死

冬天的聚会

花园的小红

小邵

王汉芳

陆地上的漂流瓶

伴你同行

比邻而居

蚌埠

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我们追究历史的地方，总是那些与我们无关的，比如旅游地，或者某一处偶然的途经之地。现实的生活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历史显得虚无缥渺，它走不进我们的视线，它是供给闲适的身在事外的心情去追问的。过了许多年.我从《清史稿》上看到，我插队所在的安徽五河县，在清代是著名的产酒之乡。这才想起满城的酒糟酸气，县城的水泥路上，铺满了厚厚的酒糟，在阳光下发着酵。我从没想过它的来历，迫在眉睫的生计遮住了我的眼睛。

蚌埠这城市的历史，我也不知道。但知道它对于我插队地方的农民们，是一个重要的大码头，它使得孤陋寡闻的农民，变得见多识广了。无论是多么遥远陌生的地方，由于有了蚌埠，就变得容易了解了。农民们说：哦，是从蚌埠往北。或者，从蚌埠往南。我所来自的上海，农民们在广阔无际的麦田里转了一个圈，便明白了方向：不是从蚌埠上船的吗？那么就是在东边。他们粗黑的捏锄把的手指在耀眼的阳光下，肯定地一点，上海就有了。

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去过蚌埠，可是每日里，他们都听见来自蚌埠和去往蚌埠的轮船汽笛。尤其是在远离村庄的农田，由于天地广阔，悠长的汽笛便自由地飘荡过来，早一次，晚一次。船是从大柳巷到蚌埠。一早从大柳巷出发，傍晚才可到蚌埠，反过来也一样。五河码头是大柳巷之后的第二站，所以，当汽笛传来时，日头已经高了。下午呢，日头也还高着，人们都在田里忙着。当然，这是指天长夜短的春夏季节，冬天就不同了。假如是下雪天，人们不出工，一日只烧两次锅，大部分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偶然的，汽笛也会传进耳里。于是，雪封的村庄不再是离群索居的了。

往来于蚌埠的船上，午饭供应的是面条和面包。面条是一角二分一碗，面包八分一个。面包自然是稀罕物，面条因是机压面，便也稀罕了。这两件吃食散发着蚌埠的光辉，倘若有人从蚌埠来，是必要问的：喝面条了吗？吃面包了吗？其实，面条是寡淡无盐的，面包则是粘牙的，是面焐了，还是面没烤熟。再加上盈耳的马达声，布满痰迹的水泥地，充斥着蒜韭气的底舱，这就是航程的全部内容。然而，等船靠岸，叮叮当当地下了锚，缆绳在船和码头之间抛去.穿着橡胶防水裤的水手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将码头上的铺板踩得咚咚响，跳板架起来了。一切准备就绪，铁链解开，人们一涌而出，跳板在脚下有节奏地震颤着。气氛不觉有些激越，航程中的抑郁扫清了。

从上海回五河，为了搭乘一日一班的轮船，我们必须在凌晨三、四点时抵达蚌埠，再赶往船码头。这时，整座城市还在黎明前最好睡的时分，石板地上响着我们急促的零落的脚步声，使得离家远行更显得凄凉。由于空气中的煤屑和烟尘，路灯是昏暗和浑浊的，建筑物隐在黑暗之中，偶然有一扇窗户亮着，就像一只暗中洞察洞察的眼睛。码头售票处是大亮着灯光，却是更加剧了夜的深沉，窗口蜿蜒的长队叫人沮丧，强打精神，终于买了票，通过检票口，已经有了淡薄的天光。电线杆子在晨曦中最鲜明，是平面的线条，有一种早期工业社会的气息。

我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蚌埠码头的全貌，只有一些细节像钉子一样，坚固地扎在心底。比如跳板的木格底下，滞重的水波。水是黄绿色的，一股一股地滚动，是稠厚的印象。此时，天光初亮，景物均是苍白的，但是轮廓清晰，人心是一种空明，万念皆休的宁静。机械地走过跳板，好像是一个自己在看着另一个自己动作。起锚的叮当总是特别的醒耳，敲击着迟钝的知觉，可也是隔膜的。几乎所有的航程，我都是坚持在船舷的甲板上度过。现在，船下的水波呈现扇形，被螺旋桨一股一股推开。水依然是黄绿的，离清澈差得远呢，但毕竟稀薄了，竟有了些粼粼的波光，因为太阳出来了。

太阳离开了地面，升到了河岸的柳树丛里，船行驶着，一轮火红的太阳跟随着船，穿行在柳行间。这情景是难得的瑰丽，它缓和了心情。使尖锐的悲哀变成了温存的伤感。于是，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眼泪涌上眼眶。这是淮河最富诗情的一刻。可是转眼间，太阳升上柳树梢，又离开去，到了天空。没了柳行作参照，看上去，太阳不再紧随船尾，而是停驻的状态。在强烈光芒的照耀下，一切又都变得苍白了，而且有些脆弱似的。河水是惨白的，轮船在上面投下薄削的影子。这条河。很少给我们浪漫情怀。在黑龙江的知青，喜欢用“北大荒”称呼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内蒙的知青则用“草原”的说法，这些名称都流露出抒情的意思。而我们安徽的知青，从来不用“淮河畔”来叫这个地方，虽然这条河贯穿整个省份。这是一条枯乏的河，两岸的景色很单调。位居中游的蚌埠，则以钢铁，水泥，煤烟，给这条河增添了灰暗沉重的颜色。汽笛在蚌埠铅灰色的屋顶上回荡，与在五河乡间的迂回。效果完全不同。这汽笛使蚌埠的天空更显得压抑，沉郁。河流从它脚下经过，步态缓慢，表情呆滞。

火车是从蚌埠的心脏穿过，车轮撞击铁轨，哐当哐当地响，内燃机车头喷吐着黑烟。还有车头与车厢衔接的那一声，也是斩钉截铁的。夜半时分，你几乎能看见沉沉欲睡的车厢情景：列车员在走廊间穿行，踢碰着熟睡的旅客的脚，灯光明亮，使人们的倦容更加一目了然，口涎从半张的嘴角缓缓流下。车从沉睡的城市开过，震动着人们的睡眠，就像一股强劲、粗砺的狂风掠过。

对于我们，车站是和码头一样重要的场所，我们就是为了这，才涉足蚌埠。否则，为什么呢？我们和它无亲无缘。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城市的过客。这城市是我们的中转地。正与码头给我的印象相反，铁路总是以全貌进入视线，细节是不存在的。我似乎总是站在一个类似旱桥的高处，俯瞰铁路。它们像一束钢丝，有时捏紧一把，又有时撒开来，各向各处，然后再捏紧了，甚至交错纠集，之后还是漫地撒开。我看它看得不很真切，与它之间隔着厚厚的煤烟，煤烟蒙住了钢铁的光亮。烟尘弥漫中，养路工，检修工在铁轨上跨来跨去，用锤子击打钢轨，声音却被风吹散了。好像是无声无息，又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轰鸣笼罩了，声响被压住了。前方是迷蒙的，铁轨就交织着分散着消失在那里。

一旦走进站台，铁路的全景便退得无影无踪，此时只有一件事情在我们心目中，那就是上车。在蚌埠上车，情绪是高涨的，因为是要回家。尤其在临近春节的时分，人多，车多，气氛是紧张的，激动的，带几分有你没我的战争气息。这气氛更加烘托了热烈的情绪。倘若怀几分幽默感来看的话，这多少夹杂着一些人来疯。可是那时我们还是少年，初闯生活，不可能那么洒脱。回家是我们暗淡无光的插队日子里的一线光明，谁不是如同扑灯的蛾子，一涌而上。上车使我们忧心忡忡。临近春节的列车永远晚点，因为增加了太多的临时客车。车站广场人头攒动，忽然问，像炸营一般骚动起来，朝一个方向涌去，是因为一个放站上车的消息蔓延传开。但这往往是个谣传，转眼间被摧毁，广场上的人流又涌了回来。骚动要过好一会才能平静，但错误消息的影响却很难消除了，它使人一刻不敢懈怠，提高着警惕。时隔不久，下一次骚动又来临了，并且，间歇越来越短。这时候，要是有闲心，站一个高处，便可发现广场像一个起着风暴的洋面，波涛起伏，浪头推来推去。然而，身在其问，只觉身不由己，脚不点地，身前身后全是各种行李包裹。这些行李大都十分坚硬硌得人生疼，里面装满了秋收的农作物：花生，芝麻，黄豆，红薯。庄稼上的尘土从旅行袋的布缝里挤出来，人都是灰头灰脸的。

放站的那一刻真是可怕，称得上惊心动魄。有多少回家的知青啊！蚌埠四周的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有着成群结队的知青。很多人都是冲着蚌埠的铁路来这里插队，铁路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维系着我们的家。我们离开那里就没有想过再能回去那里，从此也只能是那里的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前途是渺茫的，在渺茫中，这却是唯一的维系。所以，在这一刻里，四周的知青们，便像战乱中的难民一样，直奔向铁路而来。

假如能够设法提前进站，这大都需要有过硬的铁路上的关系，你就可以静静地守候着月台。月台是多么安静啊，甚至是寂寞的。灯光将人影拉得长长的，薄薄的，售货车停在那里，卖货的人不知躲到哪里取暖去了，所有向这里行驶的列车都被阻在遥远的站头上，临时停车。没有车来。广播也因为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哑口无言。没有进站的车头喷吐黑烟，空气竟变得清澈起来。在明亮的月台四周是加倍的黑暗，轨道埋在黑暗里，看不见了。这一刻的安宁使人对是车有了信心，心想那不过是小事一桩。火车终究会来的。然而，广播突然嗡嗡作响，这是某一列车即将要进站的信号，神经陡地紧张起来，方才的信心崩塌了。

领略过放站前月台的宁静，才知道放站真正的骇人。月台颤动起来，不知从何而来的冲击，好像是地底深处升起一股嗡嗡声，呈渐强的趋势。然后，脚步声响起了，是从地下道传来的，脚底与水泥地碰撞出沉闷的嗵嗵声。转眼间成为巨响。人从地道口涌上了月台，在声淹没了脚步声，无数条喉咙在喊话，有几声特别尖锐的，穿透过来，是骇世惊俗的效果。高音喇叭里的播报声格外的冷静，一字一句地报着车次进站的时间和停靠的月台，在一片喧嚣之上，是居高临下的声音，完全不顾及它所引起的反应。这时候，车还没来呢，可是情绪已紧张到了极点，一触即发，再不能有一点点煽动，每一句毫无根据的流言都将掀起万丈惊澜。人们似乎都意识到了这个，不由谨慎地住了嘴，连广播声也息止了。这一阵安静却是有着空前的压力，比先前的骚动紧张一千倍。

想一想那匍匐在寂静中的铁轨吧，都像是箭在弦上。枕木间的碎石发出幽光，那是由于寒露的浸润，又结成了霜。突然，黑夜变成了白昼，暗中的一切都跳到了眼前，纤毫毕露。彼此看清了面目，相识的变成不相识。人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只听一声锐响，天空被撕裂成了两半，光柱风驰电掣，劈地而来。火车进站了。人们怔了片刻，随即一场真正的暴乱起来了。起先，火车刹车怪异的巨响压住了动静，吐吐的喷气声又遮蔽了一时，接着，暴乱的声响终于突破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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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道短

短篇小说在我并不是十分适合的体裁，所以当数点排列，发现竟有一百多篇的积累，就感到意外了，不禁要认真检讨写作短篇的经过和得失。漫漫回想，写作短篇小说大约可划分如此一些阶段——一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写作的起步阶段。和很多写作者一样，短篇小说，尤其写儿童的短篇小说，往往是用来做练习，因内容浅近，篇幅轻巧而比较容易掌握。我第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少年文艺》，六千字数。在第一次写小说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工程，根本顾不上结构、布局，单是要编圆一个故事，就很费周折了。那种三百字一页的格子稿纸，十张三千字，二十张六千字，厚厚的一叠，颇有些份量，相当的成就感了。在写了几篇六千字以内的儿童小说以后，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所谓成人小说，《雨，沙沙沙》，也是六千字。此时，在六千字内，似乎调停自如：开局，展现，高潮，收蓬，多少有些套路，只是不自知罢了。事实上，这对于我已是个极限，超出这规模，恐怕就不怎么好收拾了。我说《雨，沙沙沙》是成人小说，从文学的角度，小说也许不能分“儿童”与“成人”，但在具体到个人的写作处境中，这个区别还是有意味的。儿童小说中的教育目的不可否认，特别是当我在《儿童时代》杂志社做编辑，去小学校调查、采写、收集意见、组织活动，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尽管小说只是业余的写作，但不可避免地，现实的学校生活提供了针对性的主题，这些主题的范围有限，同时和我的个人经验也有一定的距离，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我，儿童小说还不能完全算作小说创作，它们更接近于习作。所以，我自己常常是将《雨，沙沙沙》作为我的处女作，虽然它并没有彰显的成绩，而获得全国性奖项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则是将其归入前写作阶段。也就是说，我的短篇小说第一阶段，是从《雨，沙沙沙》开始，这也是我整个文学生涯的开端。

对六千字篇幅的突破是不自觉中做出。但要细究，还是有原因的。连续发表小说助长了信心，许多积压着的体验和情感顿时找到了出路，一并涌向小说的叙述。说来也奇怪，在那二十几岁的年龄，远没摸到人生的深浅，可却是经验最丰饶的时期，其实是泥沙俱下，而现在，去芜存精。回过头去看那时的小说，难免汗颜，要留到现在写，决不可能写成那个样子。然而，话说回来，现在也许就不会去写它了。那时候的粗糙，鲁莽，自有一股予活力，饱满极了，漫天漫地，伸手一握，就是一捧土，栽出了青苗，杂芜是杂芜，可是生机盎然。就这样，《雨，沙沙沙》之后不久，一口气写下《苦果》，超出了二万字。这一个短篇，更像是中篇，这时候，直到后来真的开始写中篇的时候，对短篇和中篇的结构，也还没到自觉的认识，多是以字数为区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并不以为体例本身有意味。没有自觉也好，那就是自由，完全不受拘束。心中又激荡着情感，有无限要表达的欲望，一篇没结束，下一篇已经催逼上来。在我写作够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便生出写中篇小说的野心。与其说是中篇的结构吸引我，不如说是篇幅。对于六千字起家的我，标准中篇的五万字是一具庞然大物，而我生性是贪大贪多，就是这种贪欲让我有了耐心。当你面对一个从未对付过的庞大字数时，首先需要的是耐心。在我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这耐心就更长一级。在这表面的吸引之下，是不是还潜伏着一种需求，就是寻找更适合我本性的形式·这形式不止在于体量上的大小，更是在于结构，一个要比短篇小说粗笨结实的结构，因我天生缺乏那种灵巧的专属短篇小说的特质。这有待于漫长的时间和实践，渐渐地去发现。其时，我继续由着性子，写一阵子短篇，写一个中篇，写一阵子短篇，再写一个中篇，却也形成节奏，反映出某种规律，就是在短篇写作中积蓄起能量，在中篇里释放，然后，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在这样貌似自然的交替之中，逐渐产生一种下意识的选择，将比较小的材料交给短篇小说处理，规模大的则留给中篇，以至于长篇。像《战士回家》，《老康回来》，《打一电影名字》等等，多是这些所谓“小”的材料。似乎出于暗中的偏袒，我越来越倾斜中篇，某些小材料，我无意间扩张了作中篇，于是，能够给短篇嚼食的，日趋零碎，并且越来越少，终至没有。《鸠鹊一战》是我挂笔短篇之前的最后一篇，说实在，它还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中篇，是因为其中的人物是续中篇小说《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延伸过来，旁开一个故事，人物都有前史，因而也有限制，不便强求，到好就收了。自此，打住，是一九八六年初。还有零星几篇，《阿芳的灯》，《洗澡》，都是因邀稿殷切，不得已才写出，就像是短篇小说的余韵似的，再过一两年，一篇也没有了。这就是我所划分的第一阶段吧。

之后的十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十年里，我只写中篇和长篇。应当说，中长篇的体例是比较适合我的，我自忖长处是耐力，能够在较长时间里控制节奏，匀速前进。想到前面是漫长的篇幅需要去填满，会生出一种富足的心情，很兴奋。相反，短小的，如短篇小说那样的体量，从开头就可看见结束，倒急躁起来，按捺不住性子。短篇小说需要的是一蹴而就的弹跳力，我却没有，我是有些类似工匠，而且不是巧匠，属砌长城那种粗工。一块一块砌砖，越庞大的体量越让我进入竞技状态。这十年的末尾三年，我可说是连续写作两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其间写了中篇《伤心太平洋》，其后则是《我爱比尔》《姊妹们》。事情已经到了不节制的程度，可谓耗资糜费，真有掏空抽干的感觉，于是，刹那间止住。接下来的一整年没写作小说，只作些整理讲稿的文字工作，就像歇地一样，等待能量再次聚集。将息一年，一九九七年，复又开始小说写作，第一篇是短篇小说《蚌埠》。

其时，心情格外安静和从容，没有一丝强求，每一个字都是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看起来，短篇小说总是作写作之始，抱小心谨慎的态度，但这一次和上一次又有所不同。上一次的谨慎多少是举足无措，这一次则有意为之，自觉地节制。从题目看，“蚌埠”应是篇大文章，可事实上，我只写了一万字的篇幅，我将这城市当人，为之画一幅像。第二篇短篇小说是《天仙配》，说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要是放手铺陈开来，可作中篇，但我并没有旁生枝节，而是单纯地叙述完毕，不过，是个长短篇，一万五千字。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此又拉开帷幕，带着一点探寻的表情。我对短篇小说有了敬意，也有了兴味，但不等于说我就对它有办法了，我还是自觉得不及。尤其是看刘庆邦，苏童，迟子建的短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神来之笔啊！更知道自己的不相宜，也就因此，更甚于对它好奇，当然我只能后天努力。我发现短篇小说的题材并不止是“短小”，虽然我在“短小”处摸索了很久，比如《聚沙成塔》，《小东西》，《千人一面》，那都是些边角之类的材料，多少是余兴之作，并非我的本意。直到《喜宴》，《开会》，《招工》一批，我方才隐约摸索到路数，我想，短篇小说的材质应是轻盈，这一回，我是真受到它的吸引，但“轻盈”恰是我匮缺的，先天匮缺的，补也补不上来。我的笨重不时要漏出馅来，比如《酒徒》，直奔二万字，而我坚持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我不是说它“轻盈”，而是这故事的材质有一种“枯瘦”，我不能注水。“枯瘦”能不能算短篇小说的特质之一呢？不知道，只知道“枯瘦”也不是我的特质，我是撞上什么算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自此，我没有中断短篇小说写作。在这连贯的写作中，事情并不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还是想再辟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我以为是从《发廊情话》和《姊妹行》开始的。此阶段，我正视了我在短篇小说上的缺陷，但不是以回避的方式，而是和解，尝试着与短篇小说建立一种两相得宜的关系。这两篇小说我都没有放弃讲述完整的故事，《发廊情话》，我做的是藏匿。将故事限制在固定空间和固定的视角里进行讲述，某部分情节便不得不隐身于未知中，留下揣测的余地。也因此，它更具备诠释的条件，于是，吸引了用功的人们的热情。我私心里却更喜欢《姊妹行》一些，我虽然决定它是短篇小说，但却没有约束自己天性上的拙劲，就是从头道来，所以显现出枝节蔓生的自由自在，篇幅也突破了两万字。迟子建也喜欢《姊妹行》，她说，最后，分田找到水，两人说走就走，看到这一节，她吓一跳，激动起来。这话正说到我心坎上，这个听来的故事搁了有十来年，终于让我决定写成小说，就是因为想像她们俩将婴儿一扔，拔脚就跑的情景，这一情景将两人的面貌描摹出来了。这是不是灵感？不知道，但它大约就属于那种“轻盈”，也大约就是这一笔，让我将故事规定于短篇小说。写作的人，就是这么心有灵犀。《姊妹行》也常常引人发问，为什么不写成中篇小说，我想，它可以写成中篇，但我恰巧将它写成了短篇，一个篇幅较长的短篇。此时，我对篇幅已不那么在意，区别短篇和中篇的，我以为更关键的，是材质。当然，有时候事情确实不那么好分辨，《临淮关》也是骑线，我当它短篇小说写，可是许多选刊将它作中篇选读。我也犹疑着它算不算一个标准的短篇小说，要知道，无论关于写作说出多少道理，临到下笔，多是不自觉，由具体形势所趋。但一些较为明显的错处是清楚的，比如《红光》，其实是一个中篇的结构，因为刻意要写成短篇，难免写得太节约，看起来就枯索了。在此亦可看出一个转向，以往是将小撑大，如今是将大收小，就像手生的匠人做活，会糟蹋材料。上乘的手艺人，从料就看得出是个什么活。爱斯基摩人说的，做活，不过是将多余的部分去掉，难的是不晓得哪是多余，哪是必需的存在。

在这一阶段里，除去自觉认识短篇小说的形式，还有一种行文上收敛的趋势。《长恨歌》可说是我泼洒文字的极致，第一句派生出第‘二句，第二句派生出第三句，句子的繁殖力特别强，无意中是怀有一股子鲁勇，看什么时候撞南墙。这种行文与我贪婪的天性也是有关系的，其实是滥觞了。任性到头自会返回来，归至平静，加法做完了开始做减法。我写作向来两稿，一遍草稿，一遍誊抄，过去，誊抄时一定会膨胀出来，此时却相反，誊抄时总是在删节。于是，能写短篇的不写成中篇，能在中篇里完成的决不扩张成长篇。这还称不上“锻炼”，而是出于，人生和写作都到了这样一种时期，能辨别什么是赘言了，“锻炼”当是指将要言也压紧密度。可小说说到底就是赘言，太过精确就不成其为小说，成经言了，但这又是必须走过的路程。从这意义上说，我们所写下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习作，都是实验，试着能走多远，走多远就要折回头，折回头又再走多远。回顾每一阶段，都有如此周期，先是不及，后是过之，只有中间一段是恰当的——在第一阶段中，是《人人之间》，《阿跷传略》，《老康回来》；第二阶段中的《喜宴》，《开会》，《招工》；第三阶段还没结束，我以为恰到好处是《黑弄堂》，可隐约觉得将到失足的边缘，已有“锻炼”的危险，稍一偏差，便伤之纤巧了。

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我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这就又离开了文本的话题，是流过我三十年写作的一条河。

2008年9月21日 上海